布爾察姓

布爾察布爾察，讀音作bù ěr chá，滿語為Bulca Hala，源於滿族，出自明朝時期虎爾哈女真布爾察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世居阿里庫（今俄羅斯濱海地區）、虎爾哈（今黑龍江黑河、俄羅斯）、阿扈河（今黑龍江寧安）、博爾屯（今吉林汪清）、布爾哈村（今黑龍江牡丹江流域）、綽拉剔屯（今黑龍江下游右岸俄羅斯阿紐依河口）、德鄰（今黑龍江鏡泊湖）、鄂通（今黑龍江鶴崗東梧桐河流域）、額提奇屯（今黑龍江、松花江匯流處）、噶山（今俄羅斯加斯西湖口）等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布爾察姓
• 讀音：bù ěr chá
• 滿語：Bulca Hala
• 源於：滿族

基本介紹

布爾察[布爾察，讀音作bù ěr chá(ㄅㄨˋ ㄦˇ ㄔㄚˊ)，滿語為“Bulca”]

姓氏淵源

單一淵源：源於滿族，出自明朝時期虎爾哈女真布爾察部，屬於以部落名稱漢化為氏。布爾察氏，為正紅旗，始祖曾是努爾哈赤的貼身警衛，隨努爾哈赤南征北戰，為統一女真各部立下汗馬功勞。始祖移駐寧古塔，據今400年，已是第14代。始祖訥怒諾生4子，長子產柱（移駐寧古塔，現哈達卜氏先祖），二子產戴移駐吉林，三子英戴曾任佐領，四子倪棠阿曾任副都統，五子產恩移駐寧古塔。從家譜上看，布爾察氏家族世代均為武官，譜中任佐領、協領、領催、侍衛、前鋒、驍騎校、防禦等官職的，比比皆是，家譜中還記錄了祖墳的位置以及要“善鄰相親”的祖訓，以及後輩“世、承、其、德……”等16字傳緒字。

據史籍《清朝通典·氏族略·滿洲八旗姓》記載：滿族布爾察氏，源於虎爾哈女真族，滿語為Bulca Hala，漢義“規避”，以地為氏，世居阿里庫(今俄羅斯濱海地區)、虎爾哈(今黑龍江黑河、俄羅斯)、阿扈河(今黑龍江寧安)、博爾屯(今吉林汪清)、布爾哈村(今黑龍江牡丹江流域)、綽拉剔屯(今黑龍江下游右岸俄羅斯阿紐依河口)、德鄰(今黑龍江鏡泊湖)、鄂通(今黑龍江鶴崗東梧桐河流域)、額提奇屯(今黑龍江、松花江匯流處)、噶山(今俄羅斯加斯西湖口)等地。

清朝晚期以後，滿族布爾察氏多冠漢姓為卜氏、布氏、步氏等。

遷徙分布

布爾察氏複姓是典型而又古老的女真-滿族姓氏，今仍在稱呼使用，亦多漢化為卜氏、布氏、步氏等，分別融入各氏大家庭，多以牡丹江、遼東為郡望。

郡望堂號

郡望

牡丹江：唐朝時期稱忽汗河，明朝時期稱胡里改江。該地區原稱“虎爾哈”，由於所依“胡里改江”在清朝末期改稱“牡丹江”，虎爾哈地區是後來因江得名。牡丹江地區歷史悠久，早在遠古時代的石器時期，肅慎民族的先民們就在牡丹江流域生息繁衍，創造了富有特色的古肅慎文化。從商、周到隋朝的兩千三百多年間，牡丹江地區是滿族的先祖肅慎、挹婁、勿吉、靺鞨等部族的世居地，與歷代中原王朝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進行著不斷的朝貢往來。唐朝時期，粟末靺鞨民族在牡丹江流域崛起，建立了渤海國，為唐朝附屬的地方民族政權，長期以上京龍泉府(今黑龍江寧安渤海鎮)為首府，進行了卓有成效的開發與建設，開展了同唐、日本、契丹、新羅在政治、經濟、貿易、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活動。渤海國的貴族特別注重搞好與唐朝中央政權的關係，不斷派出王室子弟到唐廷長安“宿衛”，到唐廷朝賀、進貢、抄寫典籍和留學。渤海靺鞨部族的第一、第二代君主被唐朝冊封為渤海郡王。從渤海的第三代王大欽茂起，以下各代皆被唐冊封為渤海國王。渤海國努力學習中原的先進科技文化，處處仿效唐京長安，積極從事渤海國的經濟和社會發展，被譽為“海東盛國”，轄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零三縣，國傳十五位王，歷時長達二百二十九年，為牡丹江地區後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發展，留有深遠的影響。在遼、金、元、明各個朝代，牡丹江一直為女真族居住經營。後唐同光四年(丙戌，公元926年)，渤海國被契丹(遼)攻滅後，契丹在渤海國故地建立了一個東丹國(意為契丹以東的國)，以原渤海國首都上京城為東丹國的京城，改稱天福城，後因契丹國發生內亂，東丹國的京城於後唐天成三年(戊子，公元928年)冬焚毀，自此給渤海上京城留下個“東京城”的稱呼。金國晚期，大將軍蒲鮮·萬奴叛金，於南宋嘉定八年(戊寅，公元1215年)在牡丹江地方自立一個大真國，自稱天王，改元天泰，擁兵十萬餘眾，史稱“東真國”或“東夏國”。立國十九年後於南宋紹定六年(申，公元1233年)被蒙古大軍攻滅。在元朝時期，牡丹江地區屬胡里改軍民萬戶府統轄。元大德十一年(丁未，公元1307年)劃歸合蘭府(海蘭府)古州(谷州)管轄。明朝時期，牡丹江地區由奴兒乾都指揮使司統轄，在牡丹江地區設有建州衛、麥蘭河(穆稜河)衛、阿速江衛、五林河衛、速平江衛、沙虎衛等寧古塔路的四十八衛所。清朝時期，管轄祖國東北盛京將軍衙署以北廣大地區的衙署――寧古塔將軍府就設在今牡丹江市轄區以內。先是在今海林市舊街設有寧古塔昂邦章京衙署，後改為鎮守寧古塔等處將軍府，衙署於清康熙五年(丙午，公元1666年)被康熙大帝下令從海林舊街遷往今寧安。清康熙十五年(丙辰，公元1676年)，寧古塔將軍衙署遷往吉林以後，在寧古塔地方仍設有副都統鎮守。清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1901年)農曆2月，沙俄侵略者修築中東鐵路，建牡丹江車站。清光緒三十三年(丁未，公元1907年)，清政府將東三省將軍制改為行省制，撤銷寧古塔副都統及其衙署，改設綏芬廳管轄。清宣統二年(庚戌，公元1910年)，改綏芬廳為寧安府，歸屬於吉林省。辛亥革命後，民國元年(壬子，公元1912年)寧安府改為寧安縣，今牡丹江市郊乜河當時屬寧安縣第五行政區團聚鄉所在地，為當時境內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爆發後，牡丹江車站兩側歸哈爾濱中東鐵路公司督辦公署轄屬。民國九年～十九年(公元1920～1930年)，中東鐵路哈爾濱地畝管理局在牡丹江站周圍地段發放過三次街基號，街路不斷擴大，人口繼續增加，店鋪作坊日益興起，逐步形成集鎮，寧安縣第五區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很快從乜河轉移到火車站周圍。民國二十一年(壬申，公元1932年)5月，日寇占領牡丹江車站及乜河、鐵嶺河、卡路、海浪、南嶺(今勝利村)等地。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公元1933年)7月，日寇將東省特別區改為北滿特別區(公元1936年1月撤銷)，將中東鐵路改為北滿鐵路。民國二十三年(甲戌，公元1934年)10月，日寇將寧安等縣劃為新成立的濱江省管轄，今牡丹江大部分境域仍屬寧安縣的第五區。民國二十四年(乙亥，公元1935年)，日偽當局成立濱江省牡丹江辦事處。民國二十五年(丙子，公元1936年)12月圖們至佳木斯鐵路全線通車後，牡丹江新火車站(寧北站)成為吉林、黑龍江兩省東北部交通樞紐。民國二十六年(丁丑，公元1937年)7月1日，日偽當局設立牡丹江省公署，轄寧安、穆稜、東寧、密山、虎林五縣。在偽省公署內設立牡丹江市政籌備處，12月1日正式成立偽牡丹江市公署，共轄五縣一市，省會設在牡丹江市。民國三十二年(癸未，公元1943年)10月1日，日偽當局設立東滿總省，轄牡丹江省、東安省和間島省(今吉林延邊)，共三市十六縣，東滿總省省會就設在牡丹江市。民國三十四年(乙酉，公元1945年)5月28日，日偽當局撤銷東滿總省，劃出間島省，將牡丹江省和東安省合併，設立東滿省，轄兩市十一縣，省會仍設在牡丹江市。8月14日，日寇敗退，偽東滿省公署和牡丹江市公署同時解體。8月18日成立牡丹江市地方治安維持會，8月25日成立中共牡丹江市委員會，隸屬中共牡丹江地區委員會領導。10月14日，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牡丹江軍區李荊璞司令員率部接收牡丹江市地方治安維持會，建立了中共領導下的牡丹江市民主政府。民國三十五年(丙戌，公元1946年)4月8～10日在牡丹江市召開綏寧省臨時參議會，成立綏寧省政府，省府設在牡丹江市，轄一市八縣。4月18日成立中共綏寧省委。10月7日綏寧省撤銷，成立東北政聯直屬牡丹江行政督察專員公署後，牡丹江市隸屬牡丹江專員公署領導。民國三十六年(丁亥，公元1947年)8月20日牡丹江專區與東安專區合併，成立牡丹江省，牡丹江市隸屬牡丹江省領導。民國三十七年(戊子，公元1948年)7月9日撤銷牡丹江省建制，併入松江省，牡丹江市為松江省直轄市。民國三十八年(己丑，公元1949年)5月27日牡丹江市政府改稱市人民政府。1954年6月19日松江省併入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劃為黑龍江省直轄市。1955年3月24日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改稱牡丹江市人民委員會。1958年6月18日牡丹江市劃歸牡丹江專員公署領導，變為地轄市。1966年2月8日牡丹江市由地轄市又改為黑龍江省直轄市。1967年4月8日撤銷牡丹江市人民委員會，成立牡丹江市革命委員會，隸屬於牡丹江地區革命委員會領導。1968年2月撤銷牡丹江市建制，市革委併入地革委。1973年9月1日牡丹江地、市分設，恢復牡丹江市建制，仍歸牡丹江地區革命委員會領導。1979年2月8日牡丹江地區革命委員會改稱牡丹江行政公署，牡丹江市革命委員會仍隸屬牡丹江行政公署領導。1980年12月1日牡丹江市革命委員會改稱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歸牡丹江行政公署領導。1983年9月29日牡丹江地、市合併，撤銷牡丹江行政公署建制，牡丹江市為省轄市，實行市管縣的領導體制，原牡丹江行署管轄的海林、寧安、林口、穆稜、東寧、密山、虎林七縣和綏芬河市皆歸屬牡丹江市，原所屬雞東縣劃歸雞西市。1991年密山縣劃歸雞西市。1992年虎林縣劃歸雞西市。市屬的海林、寧安、穆稜三縣分別於1992、1993、1995年改為縣級市。

遼東郡：在中國歷史上，“遼東”這個稱謂有四重意思：①郡、國名，戰國時期燕國置郡，洽所在襄平(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大凌河以東一帶地區；西晉時期曾改稱遼東國；十六國時期的後燕國末期，其地歸入東海郡；北燕時期又復置遼東郡於今遼寧省西部一帶地區；北齊時期廢黜；到東漢安帝時分遼東、遼西兩郡地置遼東屬國都尉，治所在昌黎(今義縣)，其時轄地在今遼寧省西部大凌河中下游一帶；三國時期的曹魏改為昌黎郡。②都司名，明朝洪武四年(辛亥，公元1371年)置定遼都衛，明朝洪武八年(乙卯，公元1375年)改為遼東都司，治所在定遼中衛(今遼寧遼陽)，其時轄地為今遼寧省大部地區；自明正統後期因兀良哈諸族南移，漸失遼河套(今遼河中游兩岸地)；從明朝天啟元年～崇禎十五年(公元1621～1642年)期間，全境為後金(清)所並。③軍鎮名，明朝“九邊”之一，相當於遼東都司的轄境，主要是鎮守總兵官駐廣寧(今遼寧北鎮)，明朝隆慶元年(丁卯，公元1567年)後冬季則移駐遼陽(今遼寧遼陽)；明朝末期廢黜。④地區名，泛指遼河以東地區。

堂號

牡丹江堂：以望立堂，亦稱虎爾哈堂、寧北堂。

遼東堂：以望立堂。

歷史名人

布爾察·圖爾伯紳

(生卒年待考)，滿族。著名清朝杭州將軍。

布爾察·岱德

(生卒年待考)，滿族。著名清朝將領。清朝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布爾察·岱德在富察·福康安的指揮下，鎮壓了發生在台灣省的莊達田、林爽文所發動的天地會起義。

莊達田：公元？～1788年待考，廣東省平和縣五寨鄉優美村人，在清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渡海赴台，居於鳳山(今台灣高雄)，種田為業，後成為鳳山縣天地會首領。公元1787年，北路林爽文舉旗起義，南路的莊大田率眾回響，一舉攻克了鳳山縣城。莊大田稱“南路輔國大元帥”。在公元 1787年3月26日以後，莊達田、林爽文率領南、北兩路起義軍數次圍攻台灣府治(今台灣台南)，清軍死傷慘重，起義軍逐漸控制了除府城和鹿耳門外的台灣島西部的廣大地區。滿清政府為撲滅台灣島的天地會起義之火，乾隆大帝命兩廣總督福康安、參務大臣海蘭察、成都將軍鄂輝聯合出兵台灣，進行殘酷鎮壓，林爽文、莊大田的義軍終不敵大批清軍，遂退守琅喬(今台灣恆存)。清乾隆五十三年農曆2月5日，莊大田在與福康安麾下副將布爾察·岱德作戰中受重傷被俘，在台灣府城英勇就義。在鎮壓了台灣天地會起義後，布爾察·岱德因功回調浙江，晉升黃岩鎮總兵、賜騎都尉。

附_福康安奏報　《奏報進剿南路賊匪打仗得勝曉諭生番堵截情形折》

臣福康安、海蘭察、鄂輝跪奏：為大兵直抵琅礄，生擒賊目莊大田，全郡平定恭摺奏聞事。竊臣等在枋寮打仗殺賊情形，前經奏，蒙聖鑒在案，茲探知敗逃賊匪尚有數千人在極南之琅礄潛匿，莊大田亦由山內竄往該處。路徑崎嶇，樹林深密，若不籌截去路，大兵一到必致驚竄遠揚，緝捕又稽時日。且台灣節令極早雨水，最多一交三月即值地氣蒸溽山水，漲發之時入山追剿更難得手。臣自進兵南路以來，晝夜實在可嘉。焦思多方，籌辦必須四面圍拏，將賊目一鼓生擒方可。迅速藏事查琅礄地方山內，十八社皆系生番，直通傀儡大山。其山外之柴城疊巒等處逼近海岸，亦有閩粵民人居住，隨密諭該處民人務將逃來賊匪假意容留，毋令聞風驚散。一面傳出琅礄各社生番，面加曉諭在沿山隘口處處嚴密堵截。又有山豬毛義民首曾中立招集傀儡山生番一千名聽候調遣，各處布置已定，派令烏什哈達帶領福建水師及廣東兵丁乘舟由海道前往，海蘭察、鄂輝等帶領大兵由山路進發，臣福康安督催各兵前進，於二月初四日行抵風港。據柴城民人報稱，莊大田帶同匪眾俱在柴城，初二日欲往蚊率社，經番眾極力抵禦，復行退回。現在居民等遵奉檄諭，密相約會官兵到彼，賊匪斷難逃逸等語。

初五日黎明，由風港發兵，越箐穿林道路極為逼窄，凡遇險要地方俱酌量留兵扼守，以備接應。約行二十餘里，賊匪多人從樹林內突出，前隊之侍衛博斌、副將岱德、參將張朝龍、都司張占魁等帶兵迎擊，海蘭察、鄂輝率領巴圖魯侍衛奮勇齊攻，殺賊三百餘名，生擒一百四十三名。追至柴城，賊匪人數眾多，惟恐我兵攻撲過急，賊目莊大田或臨陣被殺，匪伙等或乘間竄逸，轉不能悉數成擒。因派令穆克登阿帶領屯練降番為一隊，許世亨、岱德帶領貴州官兵各一隊，梁朝桂、張朝龍帶領廣東官兵各一隊，恆瑞、王宣帶領廣西官兵為一隊，山豬毛義民、副理事劉繩祖帶領粵莊義民為一隊，都司莊錫舍、北路義民首黃奠邦、鄭天球、張元懃、藍應舉各帶所管義民共為一隊，自山樑挨次排下直抵海岸。好烏什哈達所帶水師兵丁適值順風，連檣齊至，將船隻沿海密布，四面合圍，水陸並進。海蘭察、鄂輝帶同六十七，袁國璜及巴圖魯侍衛奮勇，各兵往來剿殺。臣福康安照料督催，令各隊層層圍逼。自辰刻直至午刻，殺賊二千餘名，賊匪情急相率投海，被水師兵丁放鎗擊斃及泅水擒殺者屍浮海面，不計其數。賊目等拚死衝突不能逸出重圍，俱在樹林山溝內伏匿，隨督令官兵義民等分投搜捕，將莊大田及有名頭目獲。賊者究何人，莊大田、許光來、簡天德、許尚等四十餘名全數擒獲，並搜獲莊大田之母莊黃氏一口，此外又生擒賊匪八百二十餘名，柴城民人及各社生番縛獻賊匪三百餘名，俱即于軍前正法。得獲大小炮三十五位，鳥鎗四百九十六桿，刀矛一千一百二十六件，藤牌旗幟無算。查逆匪林爽文、莊大田肆為不法，滋擾一載有餘，罪大惡極，實為覆載所不容。茲仰賴聖主天威，巴圖魯侍衛官兵等奮勇出力，屢戰克捷，全郡俱已平定。首逆凶渠悉行俘獲，即日解京審辦，盡法處治，以申國法而快人心。其餘零星逸匪並莊大田家屬臣等，仍分派官兵各處搜查，務期淨絕根株，不留遺孽。仰副我皇上永靖海疆之至意，除將賊目莊大田訊取供詞，即派委大員帶領巴圖魯侍衛兵丁等起解外，理合先行恭折馳奏

伏乞皇上睿鑒

謹奏嘉悅覽之，即有旨諭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初六日

姓氏相關-滿族

滿族姓氏轉變為漢姓的過程

滿族的姓氏在滿語裡面是HALA(哈拉)，意思就是姓氏，而且表示是有血緣的集團；另外一個是MOKUN(莫昆)，意思是家族，表示的是姓氏的分支。民族姓氏的來源與沿革，是民族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然而現在幾乎沒有滿族人使用滿族姓氏了，因為絕大多數的人已經不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家族的姓氏了，這對民族學的研究會起到阻礙作用，對滿族人自己來說也是極大的遺憾。 同一個哈拉的人都是父輩直系下來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同一個莫昆的人是有親緣關係但不是父輩直系下來的人。今天，或許我們不再需要用哈拉和莫昆來進行區別了；但實際上我們一直沒有改變過區分親緣關係的判斷依據。最為可惜的是，我們不再使用能夠代表我們自己民族、自己身份以及自己家庭關係的姓氏名稱來稱呼自己了。我們需要判斷自己的歷史的時候，總要翻閱厚厚的家譜。 滿族姓氏為什麼變成漢姓了呢？清雍正年間，國家勵精圖治，滿族人民和漢族人民已經能夠更加和睦的相處了。這時候，漢族名字風行的程度超呼想像，朝廷內員的滿族大臣也有風靡漢姓的潮流。因為漢姓的簡短和單一性更利於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於是滿族人從八旗貴胄開始最先流行改漢姓。雍正皇帝在位期間曾多次意欲阻撓滿洲大臣以及貴族改滿姓為漢姓，但是屢禁不止，後來就暫停了對滿洲人改漢姓的限制，成了默許的行為。 當時改漢姓只是一個苗頭，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雍正年間雖然還是奉行國語(滿語)騎射，但是問鼎中原之後，清朝統治階級以及八旗貴胄對漢文化的大量吸收，以及用儒家文化來弱化思想的統治轉變，證明了清朝初期加速封建化的作為對滿族遺失民族特點的確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滿族在清朝時期養尊處優的政治地位以及文化從龍思想都更加推波助瀾地銳化了這一矛盾。么滿族姓氏是如何按照習慣變成漢姓的呢？這個學問很深，有的是按照字面的讀音而直接變換，也就是俗稱的音譯，有的是按照哈拉和莫昆的政治地位來決定的，有的是依據滿族以地為氏(姓氏)的習慣來變更，有的則完全就是根據八旗滿洲的氏族通譜或者家族被賜姓來擇定的。 滿族姓氏變成漢姓的確是滿族的一大遺憾，不過遺憾也可以彌補。在我們的下一代或者下下一代，一定又會出現保留著民族特色，使用滿族姓氏的後裔。這一批人如果能夠使用民族姓氏，那么民族意識會比我們更高更強。滿族的民族姓氏又會被重新挖掘和研究。

滿族的信仰

古代滿族信仰薩滿教，神職人員分為管祭祀的家薩滿和跳神的薩滿。以後，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影響，崇拜對象變得多元化。一般滿族家中供有觀世音、關公、楚霸王神位，還喜歡供一個“鎖頭媽媽”，用麻線栓一支箭在門頭，一年祭三、四次，祭時一般在晚上把箭頭拿下來，摸黑磕頭，祈求“鎖頭媽媽”保祜一家平安。 早期滿族人信奉薩滿教。薩滿是“巫”的意思，是多神論。薩滿教信奉世界為三層，上層為“天堂”，諸神所居：中層為人類所居；下層為“地獄”，鬼神所居。人類的禍福是諸神賜給的。 獵人離家外出捕獵，要禱告諸神。禱告獵神，求得能多捕獲一些獵物；禱告路神，求得在密山中不迷路；禱告福神，求得在山裡少受痛苦。 早期滿族人敬的神多達一百多種，大多是女神，只有幾個是男神。經常出現的男神是獵神。各種神都有偶像，有的是泥塑的，有的是木製的，也有用布縫的。獵神身材魁梧，佩帶弓箭，嘴邊還有兩縷小胡，形象逼真。 獵人祭神的時候，要選擇一個合適的地方，先豎起一個桿子，再用土堆起一個高兩米的土台子，獵人排到台前，推選一位有威望的長者，在土台上釘牲祭祀，禱告諸神，然後奔向山區。

薩滿教是一種原始多神教。我國北方各民族原來都信仰過薩滿教。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承受著社會與經濟的變遷，這種教在許多民族中已被佛教(喇嘛教)和伊斯蘭教所取代。惟有滿族、鄂倫春族、達斡爾族等，直到解放時還信仰它。薩滿教有自然崇拜、圖騰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內容和祭祀活動儀式。 滿族先人對自然的崇拜是同狩獵生活和採集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在這種條件下，衣食都取之於野獸，人們把狩獵所獲取的野獸，視為主宰野獸的“神靈”的恩賜，因而加以崇拜。 滿族的先人當時還不理解人類的起源，認為某種動物與他們的氏族有著血緣聯繫，於是視作自己的祖先，因而對它加以崇拜，這叫作圖騰崇拜。 滿族的先人，隨著靈魂觀念的發展，逐漸形成對死者及周年的悼念活動。於是有了自己的祖先的“神”。人們既然創造了這些被崇拜的神，必然把自己的安危與福禍寄托在這些神的身上。於是逐漸形成祈求“神靈”的各種祭祀活動。這便產生了交往於人和神之間的使者——薩滿。 薩滿教信仰的“神”有幾十種，其中屬於自然崇拜的“神”有天神、地神、風神、雨神、雷神、火神。還有來源於眾多動物名目的神。所有這些“神”，都有自己的偶體和偶像。比如“熊神”是以一張熊皮為其偶體。有的削木為偶，有的以石為偶，有的把被崇拜的“神”繪製在紙上或布上。 這些偶像還不是真正的“神”，只能做為象徵而存在，要通過這些偶像與真正的“神”打交道，需要能通“神”的薩滿。可見薩滿是古代社會中作為現實世界和超自然的世界之間的交往者。

薩滿非世襲，上一代薩滿死後相隔數年後，產生出下一代薩滿。新薩滿被認為是上一代薩滿的“神靈”選擇的。因而嬰兒出生時未脫胞者、神經錯亂者、久病不愈者，被認為是當薩滿的徵兆。學習當薩滿者，要學會祭神的禱詞，熟悉薩滿宗教活動的內容。最後考試時，跳得神智不清，才被認定這是薩滿“神靈”已附體，這才取得進行宗教活動的資格。 薩滿必須有“神帽”、“神衣”、“神鼓”等一套用具。“神帽”以銅條或鐵條為帽架，帽頂前側有一隻銅製的鷹，後側是兩根銅製鹿角，角叉的多少表明薩滿的品級。“神衣”是緊身對襟長袍，一般用鹿皮製作，周身上下綴有銅鏡、小鏡、腰鈴等。下身後側是飄帶。“神鼓”以板條做鼓邊，用山羊皮、小牛皮或狍皮做鼓面。此外還有神刀、神杖等用具。薩滿跳起”神來，有節奏地敲“神鼓”，大小銅鏡和腰鈴相擊作響，飄帶四飛，儼然如沙場上的勇士，用以顯示“神靈”的威嚴。 薩滿的宗教活動職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聲稱“消除災禍，保佑人的安全”，為祭家消除災禍。第二，聲稱“為病人祭神驅鬼”，這是薩滿經常性的宗教活動。根據患者的症狀，如果認為是“外來的鬼”致病時，在大門外或村邊上生起篝火，薩滿在篝火邊“跳神”，並做象徵性的射擊，表示“驅鬼”。如果認為是觸犯某一種神致病時，便殺豬、殺牛或殺羊進行祭禮，由薩滿主持獻祭，“請求神的寬恕”。遇到病危的患者，認為其“靈魂”已經離開肉體，到了“陰間世界”，便在夜間祭祀，薩滿的“神”到“陰間”把病人的“魂”帶回來附還於肉體。據說不管你患了何種病，病情多么嚴重，薩滿都可以用不同的辦法給你治好。第三，聲稱能“祈求生產豐收”。不同地區的生產活動方式不同，祈求生產豐收的宗教活動的形式也不同。狩獵的人長期捕獲不著野獸時便供祭薩滿的“神”。祭祀時先用柳條做成鹿、豬等模型，薩滿披掛上陣，做拉弓射箭的模樣，於是鹿、豬模型紛紛射倒，這時獵人便可以上山，據說馬上便能獲得大批獵物。如果遇到旱災、蟲災或水災。薩滿當然也有辦法，他們又披掛起來，去祭祀“河神”、“蟲神”，於是便風調雨順，害蟲絕跡，牲畜興旺，五穀豐登。

薩滿向每一種“神”祈禱，都有不同的禱詞。禱詞中有各種“神”出身歷史、豐功偉績以及這位神仙的性情愛好等，從而使每一種神都有了各自不同的“高大形象”。祭祀不同的“神”都有不同的祭祀方式。有的“神”在白天供祭，有的“神”必須在夜間供祭，有的“神”需在室內供祭，有的“神”必須在野外供祭，有的“神”喜歡豬、羊、牛等家畜，有的“神”則喜歡飛禽或魚類。供品一定要適合“神”的不同口味，供錯了不但不靈，還會引起“神”的憤怒，帶來災難。薩滿的宗教活動不僅使薩滿教的內容更加複雜化。而且使各種“神”的形象也定型化了。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

《八旗滿洲氏族通譜》八十卷，清代弘晝、鄂爾泰、福敏、徐元夢等奉清高宗弘曆之赦編纂，始於雍正十三年（1735），竣於乾隆九年（1744），書中輯錄了除清代皇室愛新覺羅氏以外的滿洲姓氏，記其歸順愛新覺羅氏的時間、原籍何地、官階及勳績情況，全書共錄姓氏1114個，每姓氏中勳業最著者立傳；事跡不顯者亦簡記之，稱為“附載”。立傳著2240人，附載者4938人，共7178人。無論是立傳者還是附載者，其子孫有業績者亦附記於後，加上這些子孫，全書記錄清乾隆以前的八旗人物超過二萬人。因此，該書不僅是一部了解滿洲姓氏及八旗的書，也是一部了解清初任務的書，是研究明末清初東北民族分布、民族關係、滿族族源，以及研究清史，查找清代任務的重要資料。是各圖書館及教學科研人員所必備的工具書。此書自修成以來，只乾隆時宮內武英殿刻印過一次。具有珍貴的史料價格，現在由遼海出版社（原遼寧古籍出版社）出版，定價3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