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官的銀兩

《州縣官的銀兩》全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一部名著，英文原版於1984年問世。由美國作家曾小萍著，董建中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於2005年1月出版。

基本介紹

• 書名：州縣官的銀兩
• 又名：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
• 作者：曾小萍
• 出版時間：1984年

簡介

不久前，美國所有的中國近代史課程都以鴉片戰爭第一聲槍炮為開端。對於中國學者來說，1840年亦已成為評價國家過去歷史古代與近代的分界線。由於僅僅關注中國對於西方帝國主義挑戰之回應的失敗，中國自身內在的演化進程反而模糊不清。最近關於人口增長、商業化、手工業發展以及農業專門化的研究將帝制晚期靜態經濟的說法徹底打破。然而在政治領域，腐敗的清帝國的幽靈銘刻在19世紀歷史的編纂者心中，至今揮之不去。儘管我們不再說“不變的中國”（unchanging China），然而理解早期中國近代化經驗的範式依然薄弱。腐敗的帝國，由於陳舊的思想傳統而與革新相暌違。結果，我們常常忽視這一歷程的複雜性，並沒有去探求中國在19世紀和20世紀衰落的真正根源。

這本書寫的是“西方到來”之前的中國。它也探討腐敗，但更為重要的是關於變革問題。滿族統治的頭一個世紀不僅是野蠻人接受中國統治模式之歷史一頁，它更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對於潛在發展成為一個強大、近代的中國有重要意義的改革時期。

清初改革的主要領域是財政政策。建立在中國早已存在的官僚政治基礎之上，新的滿族王朝傾力進行財政改革，以強化君主專制並加強中央集權政府的各項制度建設。他們將皇帝內府與國庫分開，反映了內廷與外朝有著明晰的劃分。為了加強臣民與統治者的直接聯繫，清統治者削弱了士紳和地方豪強的勢力，這些人在前朝起調和作用但弱化了國家統治的權威。為了增加稅收，清朝簡化了賦稅編審，田賦和人丁稅合二為一。與此同時，清政府清楚地劃分了屬於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賦稅。他們建立了一整套奏銷制度，監控收入的徵收、使用，並保證中央政府對國家所有收入進行監督。

總而言之，這些措施構成了中國行政機構演化過程中十分重要的內容。然而，它們無法與內在薄弱的帝制晚期財政相抗爭。腐敗與逃稅一直威脅著清初國家財政的穩定。17世紀、18世紀中國的統治者與同時代的歐洲君主面臨著同樣的問題：薄弱的農業財政基礎；個人與國家收入界線模糊不清；在官僚體制內和體制外，激烈爭奪有限的剩餘產品。中國存在著一個成熟的官僚體制，加之滿族王朝創立者的革新，他們要求地方財政管理者恪盡職守卻沒有向他們提供足夠的經費，這使解決上述問題的困難加劇。18世紀國中國改革家的偉大成就，在於創造了一套財政制度，它不僅能夠滿足傳統政治經濟的需要，同時也有可能發展成為適用於一個強大中央集權國家要求的財政制度。

清初財政改革事業的頂點是“耗羨歸公”，這是在第三任皇帝即雍正皇帝統治時期實施的。各省官員被授權對所有向中央政府解送的地丁錢糧徵收一定比例的額外費用（即火耗），火耗存留在當地省份作為官員的“養廉”和“公費”。養廉銀使得官員薪俸有了根本性的增加，同時可以使用公費承擔一定的管理責任以及實施有益於當地的工程項目。

儘管火耗歸公的概念簡單，但它對中國財政管理結構的衝擊是巨大的。在官僚體制內部，它為地方官員提供了足夠的費用，消除了已經制度化的政府腐敗。有一個可靠的公共支出經費來源，官員能夠對地方開支進行預算並致力於地方建設工程的長期規劃。此外，有了收入的保障，地方政府能夠把許多服務及公共事務作為自己的職責，而這些在帝國統治前數十年或被忽視或被委任於私人。

新財政制度所要解決的許多是前朝的遺存問題。明朝也曾多方努力消除腐敗，但是除了“一條鞭法”的改革外，對重建國家財政機制沒有什麼建樹。稅收的貨幣化，這是“一條鞭法”的重要目標，是引發清初改革的危機的一個重要因素。然而，兩個王朝在政府運行方面的差異大體可以解釋清王朝為什麼有能力在財政機構方面進行如此激烈的變革。

儘管明清兩朝的官僚體制結構相同。但在明朝，意識形態的訴求(ideological appeals)在官員考核以及決策方面，起的作用要遠為重要。而更為重要的因素是兩個王朝皇帝的地位。明朝因其廢除丞相而聞名，此舉普遍被認為是帝制晚期對自治抬頭的致命一擊。儘管如此，大多數晚明統治者與操縱著中央官僚機構的那些文人們手中的傀儡相差無幾。而另一方面，作為外族人，清初的統治者極少受傳統君臣之禮的束縛，而且給中國帶來了新的帝王權威觀念。與傳統的儒學觀念所強調的君主集權相比，在實際生活中，他們將皇帝置於權力更為集中的位置之上。在政策形成過程中，清初的皇帝們所起的直接作用是引進統治的新觀念及新手段。到18世紀初，皇帝這一作用通過新制度的創立，比如奏摺制度而得到強化，奏摺制度即使皇帝得到信息，也增強了他對行政事務的控制。最後一點，與明朝相比，清王朝官僚機器本身更為集權，這有利於在全國範圍的改革及保證皇帝對其實施的指導。

這些條件使18世紀二三十年代為了解決中國財政危機所採取的合理方法成為可能，但它們不能確保如此大膽的措施能夠得以貫徹執行。處於被稱為清朝盛世（High Ching）的每一位皇帝都是有才能及勤政的統治者。然而，他們個性的差異以及各自統治期間政治氣候的不同，對他們處理財政事務的方法有著深刻的影響。乾隆皇帝，盛世的最後一位君主，在統治過於寬仁的乃祖康熙皇帝和過於嚴猛的乃父雍正皇帝間極力尋求一種平衡。寬仁和嚴猛不單是這兩位偉大帝王的不同風格。康熙皇帝統治時期滿族人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統治。眾所周知他拒絕打擊腐敗，但這可能是出於安撫占優勢地位但還未順從清朝統治的漢人官僚的需要。他的兒子雍正皇帝則不再擔心來自官僚或士人的責難。待他登極之時，中國統一，四海清平。對於精英階層而言，滿族幾近八十年的統治已經使他們在現實中除了清廷外別無忠誠對象，這些人的地位不但在於擁有地方上的財富和影響，也有賴於帝國賦予的官位與功名。雍正皇帝嚴刻、務實。但假如他統治的時期更早一些，那么他將不大可能採取實際上所採納的合理化管理以及和腐敗及士紳特權鬥爭的措施。

清朝盛世的和平與繁榮，部分要歸功於火耗歸公改革。不幸的是，儘管火耗歸公對近代中國早期近代化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但最終它還是失敗了。19世紀的中國的確是一個充斥腐敗、被離心力量所破壞的國家，政府已日益衰落、無力抵禦內憂外患。儘管如此，當真正了解在西方上升的世紀似乎冥頑不變的“傳統”中國君主政體的時候，我們所探求的中國近代歷史的本質會發生劇烈的改變：中國不總是如此。我們必須學會將帝制晚期的中國視為有生機的國家，為設計合理與高效的官僚體制自我的特有形式而奮鬥。即便說火耗歸公是一次失敗的改革，那么我們也必須問個為什麼。

19世紀，中國知識分子視官僚腐敗的根源在於中國官僚階層的道德墮落。現代批評家們也往往追隨這一結論，面對政府嚴懲財政瀆職官員的種種則例，學者們斷言，清政府過於孱弱、懈怠而無法將之付諸實踐，或是習慣勢力過於強大，不論誰坐在皇帝的寶座之上都無法取勝。最終我們得出的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解釋：因為中國是腐敗的，所以中國是腐敗的（China was corrupt because China was corrupt）。這樣的解釋，不成其為解釋，它沒有向我們提供判斷中國帝制晚期實際情況的基本方法。更為重要的是，這既不能給我們提供材料，也不能提供比較中國眾王朝與其他前近代化社會，以及與20世紀中國政府所面對問題的分析框架。

誠然，個性確實在火耗歸公的失敗上起著作用，如同在它的實施中所起的作用一樣。乾隆皇帝和他的先人相比，接受了更多的儒家教育薰陶，醉心於儒家的皇權神話。哈拉爾德·卡恩對儒家的皇權思想如何塑造乾隆皇帝行為做了極為精彩的分析。有兩個給人印象深刻的例子，一是他過分渲染對其母親的孝道，二是他近乎偏執地要做藝術和文學的支持者。被人視作仁義之君的願望令他在處理雍正改革問題時猶豫不定。一方面，他擔心支持火耗歸公會被人視作有悖於古代聖人的行為。另一方面，他也不敢徹底否定他父親煞費苦心實行的政策。最終，乾隆皇帝兩全其美的努力確實破壞了火耗歸公，但是它們不能對晚清再度出現的制度化的腐敗負全部責任。更為重要的原因在於強加在合理化財政管理之上的帝制晚期的社會經濟制度的桎梏，如果我們要正確理解中華帝國的衰敗，那么我們必須考察這一制度對於帝國消除腐敗的影響。火耗歸公的一步步衰亡提供了一個帝制晚期改革局限性的極好例證，對此的分析將提醒我們，注意政府用以評估保持足夠收入任務的方法以及它常常運用的手段。如果政府確實試圖消除腐敗但以失敗告終，那么對改革的研究能使我們更加充分地理解帝制晚期政治的緊張狀態是如何導致19世紀乃至20世紀中國的衰敗的。

作者簡介

MADELEINE ZELIN (中文名：曾小萍)，1970年畢業於美國康奈爾大學，獲學士學位，1979年畢業於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博士學位。現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東亞語言和文化系教授，美國教育部東亞國家資源中心主任，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主任。研究領域為清代和民國時期的社會經濟史、中國法律史、中外法律比較研究。著作有：《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1984年)、《近代中國早期的契約和產權》(Contract and Property Rights in Early Mod-ern China)(2004年，與人共同主編)，曾將茅盾的小說《虹》譯為英文(1992年)，即將出版《自貢商人：近代中國早期的企業家》(The Merchants of Zigong：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Early Modern China)。

評價

《州縣官的銀兩：18世紀中國的合理化財政改革》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一部名著，英文原版於1984年問世。本書奠定了曾小萍教授的學術地位，這也是作者迄今為止惟一的學術研究專著。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美國的中國學研究正走出“挑戰一回應”等研究範式，“中國中心觀”的研究模式蔚然成風，本書與艾爾曼的《從理學到樸學》、黃宗智的《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等同為“中國中心觀”的代表作。

《州縣官的銀兩》關注的是“西方到來”之前的18世紀的中國，認為：“滿族統治的頭一個世紀不僅是野蠻人接受中國統治模式之歷史一頁，它更是一個生機勃勃的，對於潛在發展成為一個強大、近代的中國有重要意義的改革時期。”本書正是從中國內部來探討這種改革，主要是財政改革，特別是火耗歸公的過程及其失敗的原因與意義。

二十年後再讀這部作品，方法論的意義已不再突顯，但建立在檔案基礎上的實證研究依然令這部作品熠熠生輝、光彩四射。作者對於耗羨歸公研究之專深，對於檔案解讀之精準，文字表達之細膩，令人讚嘆不已。就其學術成就總體而言，直至今天仍無出其右者。該書出版後，美國著名的孔飛力教授曾盛讚：這是美國中國學研究領域，建立在檔案之上對於制度的最好的研究，它將為一代研究者樹立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