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背遺址

山背發現的43處遺址，基本上可以分為二類，第一類是下層紅砂陶文化，上層為印紋硬陶遺址。已發掘的跑馬嶺，上層印紋硬陶的堆積幾乎都已沖刷殆盡。第二類是單純的印紋硬陶遺址，普遍保存不好。兩類遺址中的第一類比較多。這類所謂印紋硬陶遺址(存)從採集的器皿的幾何印紋來看，實際就是商代吳城文化。山背地區這種下層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上層有商代吳城文化的堆積情況，與江西其它地區發掘的情況大體一致。

2019年10月16日，山背遺址入選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山背遺址
• 地理位置：九江修水縣上奉鄉山背村
• 發掘時間：六十年代初期
• 包含：楊家坪等43處遺址

山背遺址：

山背遺址位於九江修水縣上奉鄉山背村，包括跑馬嶺、楊家坪等43處遺址，上層為商代遺址，下層為新晚遺址。經六十年代初期發掘，

獲得了大批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並發現了原始人類的居住遺址。山背遺址的文物堆積保存較好，包含物豐富，出土的石器有錛、斧、鏃、鏟、鑿、網墜、鐮、球、蛋、勵石等。出土的陶器有鼎、規鬲、豆、壺、罐、簋等。

山背文化遺址的發現

山背文化遺址的發現，有一段傳奇故事。上世紀50年代初期，居住在山背村跑馬嶺周邊的村民經常有人患上無名腫痛，有村民就到山上采草藥，敷在癰疽處。有一次，村民在山上發現泥巴地里有許多三角形的大小石塊，形似箭頭，便拾了幾塊帶回村里，稱其為“陰箭”。

1961年夏，一名稍有文物知識的村民專門到跑馬嶺山上拾來一塊三角形石塊，送給一名文物部門的工作人員辨認。這名工作人員看過之後也辨認不出，就送到當時的江西省文化管理委員會考古鑑定組鑑定。結果，專家們一致認定村民所說的“陰箭”，實為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物！

1961年，江西省考古人員在這裡對地下石器發掘證實，山背文化遺址系公元前2800多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遺址，是長江中下游和鄱陽湖地區一種以段石錛和紅砂陶為主要特徵的文化遺存。山背文化、石峽文化、曇石山文化並列為中國東南地區三種代表性的新石器晚期文化。以山背遺址為代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遺存，與江漢平原的屈家嶺、浙江良渚、嶺南石峽等處新石器文化有較多近似點，可見與這些地區的原始居民有密切的交往。

山背由來：

原始社會考古表明，九江的先民們早在中石器時代就在這裡勞動、發掘出土大量新石器時期的文物

生息、繁衍。進入新石器時代，他們已經較熟練地掌握了制陶技術。新石器時代早期，陶製品就與江西萬年仙人洞出土的陶品有相似之處。隨後既有自身文化的發展規律，又受鄰近各省文化的相互影響。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山背遺址下層那種以有段石錛和夾砂紅陶為主要特徵文化遺存，廣泛地分布在鄱陽湖濱和贛江中下游地區，有人稱這種文化為“山背文化”。

山背族屬：

山背文化就其族屬來講，它應是三苗部落的文化遺存。三苗族也叫苗蠻族，這個氏族，大約在堯舜時，從中原被趕回南方到達長江中下游的。“堯戰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昔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亡，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鑫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著名考古學家俞偉超教授認為：“在洞庭、鄱陽之間，北抵伏牛山麓、南達江西修水一帶的屈家嶺文化為中心的三大階段的原始文化為三苗遺存。”九江當屬其列。那么九江三苗是一個什麼樣的經濟形態呢?通過以上幾個遺址的考古資料表明，他們是以種植水稻為主，以採集和漁獵業為輔的經濟活動，同時可以紡紗織布製作衣服，建房造屋，改善居住條件，他們採用的木骨泥結構的住房，用木棍、泥土和稻草桿作成“三合一”的牆，頂上蓋草或樹皮，這種房子冬暖夏涼，比潮濕的山洞溫暖得多。這個時期，制陶技術亦大大提高，不僅種類多，而且質量好，基本上滿足了人們對生活用器的需要。

山背文化：

山背文化是東南地區新石器時代晚期階段的典型遺存之一，距今約4300年左右，因首次發現於江西修水山背而命名。陶器成形基本手制，少量經慢輪修整。陶器可以分為夾砂紅陶、加沙灰陶、泥質灰陶、泥質黑陶和黑皮陶，其中以夾砂紅陶的數量最多。三足器和圈足器比較普遍，器形以鼎、鬹、豆、簋、壺、罐、缽等為多見，其中大袋足帶把鬹、杯形豆為典型器；鼎以侈口束頸鼓腹側扁足的罐形鼎的數量最多，鼎足變化較多，有扁平、圓錐和羊角等式。鬹的特點是細長頸、瘦長袋足。豆有子母口的淺盤豆、蓋豆和高杯形豆。陶器多為素麵和磨光，部分飾<BR>弦紋或齒形弦紋，個別器物出現了拍印幾何紋飾，對我國東南地區印紋硬陶起源的研究有重要價值。

編輯本段新石器時期山背人的生活從事艱苦的原始農耕

從山背文化遺址中出土的大量農業生產工具和形式多樣的陶器文物專家在對出土的陶器進行修補

組合群以及草拌泥中夾雜有稻穀殼、稻稈痕跡等來看，說明山背文化時期的原始居民早已定居下來，和同時期南方其他地區的原始居民一樣，從事著艱苦的原始農耕。水稻是當時的主要農作物，儘管這種栽培稻的種別未曾作鑑定，但它肯定不是野生稻。它的發現，有力地說明了贛江流域有種植栽培水稻的悠久歷史。此外，出土的紗輪表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人類就會紡紗了。

家畜飼養業不發達

</strong>在遺址中發現有相當數量的石骸和陶網墜，反映了當時的原始居民還進行著一定的輔助性勞動——漁獵和採集活動。雖然文化遺存中用於狩獵的石鏃（即石頭磨製的箭頭）數量不少，但豬、狗、牛、羊之類的獸骨卻很少出現，這反映了當時家畜飼養業不是很發達。

已出現套間式建築

</strong>山背遺址還發現一座南北長6．5米、東西4．5米的圓角長方形建築，殘存一些土牆，牆基中置有13塊較完整的麻石作柱基，房內西南角套一小室。房子南壁有寬約80厘米的通道，當為大門，室內西部近牆基處有一袋狀燒灶和長方形置灶灰用的小坑，西牆處還有溝槽排水。據了解，在我國新石器文化發現的房居遺址中，大型房屋雖有發現，但這種套間式的建築形式尚少見。

發現藝術性石球、石蛋

</strong>值得一提的是，這間房屋還遺存了大批的生產工具和日用器皿，總計183件。其中生產工具有石錛、石斧、石鏃等，生活器皿有陶壺、陶缽等。除了這些常用生活工具外，還有藝術性石球、石蛋，這是一般發現的新石器居住遺址中所罕見的。

室內的遺物有規律地堆放，這就給人以啟示，這座房屋的主人很可能是在某種突如其來的情況下倉促離去，致使原貌得以保存下來。這種原始居址和室內各種陳設的如實再現，無疑為我們今天探索房屋主人身份、人口和生產等情況提供了可貴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