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科斯·普蘭查斯

尼科斯·普蘭查斯（Nicos Poulantzas），出生於希臘。從青年時期起就對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懷有強烈的興趣，並參加了希臘共產黨，積極參與國內的政治活動。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尼科斯·普蘭查斯
• 外文名：Nicos Poulantzas
• 國籍：希臘
• 出生地：希臘

歷程

1966年完成了關於法哲學的博士論文，試圖以盧卡奇和哥德曼的理論為指導，形成富有自己特色的法哲學理論。1968年希臘共產黨分裂後，他來到巴黎，立即為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學派所深深吸引。不久以後，他自己也成為了這一學派的核心成員。他結合當時的歷史條件，運用“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的方法，深入研究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理論，尤其是階級、國家、專政、意識形態等問題。1979年，普蘭查斯由於對社會主義事業的悲觀失望而自殺身亡。

普蘭查斯的主要代表著作有《政治權利和社會階級》（1973）、《法西斯主義與專政》（1974）、《當代資本主義中的階級》（1974）、《專政的危機》（1975）、《國家、權利和社會主義》（1978）等。

理論評價

尼科斯·普蘭查斯: 一個非典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

按照佩里·安德森的界定, “西方馬克思主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資本主義先進地區無產階級革命失敗的產物, 它是在社會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實踐之間愈益分離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①這種理論和實踐的分離表現為:“西方馬克思主義故意閉口不談那些歷史唯物主義經典傳統最核心的問題: 如詳盡研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經濟運動規律, 認真分析資產階級國家的政治機器以及推翻這種國家機器所必需的階級鬥爭戰略。”②然而, 在西方馬克思主義者中, 尼科斯·普蘭查斯卻是一個異類,其一生理論探索的主題恰好就是圍繞那些“最核心的問題”展開的。正是在此意義上, 普蘭查斯可以說是 “一個非典型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那些“最核心的問題”一直困擾著馬克思主義者。在馬克思之後, 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在兩個極點上跳躍: 經濟主義 (以第二國際為代表) 或者歷史主義、人本主義 (以盧卡奇、薩特為代表)。這兩者都不能對歷史的發展有一種合理的解釋和干預, 特別是無法合理解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如何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問題。普蘭查斯正是要破解這個難題, 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一種指導無產階級革命實踐 (改變世界) 的科學理論。他認為由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葛蘭西直接從事政治實踐活動, 因而沒有從理論系統化的角度專門探討政治方面的問題, 現在我們需要精心制定出一套政治理論的基本概念, 重建馬克思主義政治理論。

一

在方法上, 普蘭查斯受到阿爾都塞“多元決定論”的決定性影響, 並從中引申出一種“連結的方法”(themethodof articulation)。這個方法源自阿爾都塞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展示的唯物辯證法的一種發揮。阿爾都塞認為, 思想和實在之間鏡子式的關係屬於同一性幻想。思想把握實在需要以一定的理論方法為中介。實在具體只是認識的前提,思想能夠把握的只有 “思維具體”。普蘭查斯認為這個理論方法就是辯證唯物主義。實在表現為一個複雜整體, 存在一個主導結構 (主要矛盾), 各個環節之間有相對獨立性。各個環節圍繞主要矛盾連結在一起構成矛盾母體(matrix)。複雜整體是給定的, 無法將一個環節還原為另一個環節。只有在複雜整體中,才能理解每一個環節的意義。其中的主要矛盾不斷發生轉移和壓縮, 表現為一定的歷史時期的 “當前階段”。實際上, 普蘭查斯的構想是, 把歷史唯物主義的一般理論轉化為能夠對某個特定歷史時期的具體形勢進行分析的理論, 從而尋找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現實道路。

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葛蘭西由於從事政治實踐的緣故, 許多概念和原則處於分散和含蓄的狀態, 必須通過科學的方法把這些分散和含蓄的概念、原則生產出來。普蘭查斯採納連結的方法重新解釋了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等歷史唯物主義基本概念, 試圖從中建構出適用於具體歷史條件的科學理論。在普蘭查斯看來, 生產方式由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三個相對自主的部門構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只是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純粹形式, 實際上, 資本主義社會形態中不只存在一種生產方式。而列寧在《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分析了這種情況。接下來, 普蘭查斯區分了兩個概念: 國家的法律 -政治上層建築, 被稱為政治的 (thepolitical); 政治階級實踐 (政治階級鬥爭), 通常被稱為政治活動 (politics)。他實際上區分了國家機器和國家權力兩個概念。政治實踐 (politicalpractice) 特指在一個國家裡針對國家權力的階級鬥爭領導權的實踐。馬克思認為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動力, 普蘭查斯把“政治”界定為瞄準國家政權的階級鬥爭, 藉此消除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結構和歷史的對立關係, 其中的關鍵在於資本主義國家。政治權力這個概念指的是一個階級實現其特殊客觀利益的能力。權力所顯示的關係不為結構所直接決定, 它取決於在階級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各種社會力量之間的確切關係。一個階級的權力為其他階級的權力劃定限界。這個限界非常重要, 因此在政治方面和戰略問題上, 應當表現出對手戰略 (the strategyof the opponent), 這其實是一種博弈論分析, 更加貼近社會現實。對政治的概念和權力的概念的界定, 為重新規劃發達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政治戰略奠定了基石。

二

於是, 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成為普蘭查斯政治理論的核心問題。普蘭查斯認為,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經濟與政治相對自主, 經濟作為最終決定因素, 政治置入一種社會形態的結構中, 這一特點使我們提出資本主義國家的部門理論成為可能。社會形態具有多元決定、關係錯亂和不平衡發展的複雜特點。所以國家既成為各個環節矛盾集中起來的場所, 又作為一種社會形態的統一調和因素的功能而存在。作為“歷史動力”的政治鬥爭的目的在於國家,而集中各個環節之間矛盾的場所正是國家③。國家機器是階級關係的物質化和濃縮, 是階級關係的先決條件。葛蘭西和阿爾都塞說明了國家的鎮壓機器和意識形態機器的作用, 普蘭查斯則認為他們忽視了國家的經濟機器的作用。國家權力與社會階級鬥爭實踐密切相關。普蘭查斯指出, 不應把國家理解為物, 好像是由某個階級操縱的工具, 也不能把國家理解為主體④。資本主義國家像 “資本”一樣, 它更是一種力量對比關係。早期他把資本主義國家視為一個生產方式的一個部門, 後來他把資本主義國家看作是一種關係, 這是普蘭查斯觀點的顯要變化。最初, 國家作為調和因素起到維持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生產的一般條件的作用。後來通過對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再生產的分析, 特別是勞動力的再生產, 國家與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關係由外在性的關係轉變為內在性與外在性辯證統一的關係。普蘭查斯認為資本主義國家是為資產階級統治服務的, 但是並不是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由於尖銳的階級矛盾, 出於維持政治統治秩序的需要, 資本主義國家表現出相對自主性。普蘭查斯打破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機械論認識, 國家成為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之間內在構成性關係的戰略場域。

普蘭查斯認為, 社會階級並不是一種“經驗主義的物”。階級的概念包含著作為結構影響而產生的社會關係, 正如資本、僱傭勞動和剩餘價值概念是生產關係概念一樣。他的社會階級理論與西方主流社會學的社會分層理論存在如下本質差異。11判定階級性質的結構標準不同。他強調了政治和意識形態標準, 而且階級性質是在互相反對的階級鬥爭過程中被確定的。階級判定不能還原到階級立場, 因為社會階級的派別或階層採取的階級立場與自己的利益不符。階級立場與階級鬥爭的具體形勢相關。21社會階級不是個體的疊加, 他們之間的關係不是個人之間的關係。各個代理人的階級資格依靠它們占據的階級地位而定, 而不是代理人的階級出身或社會出身。31不能通過工資形式從經濟上確定工人階級。工資是社會產品分配的形式, 對應於主宰勞動力買賣的市場關係和契約關係。雖然每個工人是掙工資者, 每個掙工資者卻不必然是工人, 因為每一個掙工資者不都是進行生產性勞動。勞動的社會分工支配勞動的技術分工。勞動過程中的政治和意識形態關係對於工程師和生產技術人員的階級判定十分重要。41社會形態中的階級的存在一方面受階級鬥爭的影響, 出現其他階級和派別圍繞基本階級發生分化的現象, 比如資本主義社會中圍繞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矛盾出現階級分化。另一方面, 由於不同生產方式的共存,社會形態包括了複雜的階級狀況。51馬克思主義社會階級理論主要根據政治和意識形態關係中的地位區分了派別、階層和社會範疇。根據與國家機器的關係來確定國家官僚的階級性質; 通過意識形態確定知識分子的階級性質。61階級的結構判定和階級立場在社會形態內的連結體現在戰略概念上。它包括了階級分化和階級聯盟現象。一邊是統治階級、權力集團的概念, 指明統治階級和派別的特殊聯盟; 一邊是人民的概念, 指明這些階級和派別的特殊聯盟。派別、階層和範疇對應於具體形勢, 成為相對自主的社會力量。一個階級、派別或階層成為權力集團的一部分或人民的一部分, 依賴社會形態的不同階段、時期和具體形勢。階級、派別和階層成為這些聯盟的一部分, 並不意味著改變其階級性質。比如當民族資產階級成為人民的一部分時, 它依然是資產階級。普蘭查斯認為用人民大眾或工薪階層概括階級聯盟是一種唯心主義⑤。總體上來說,普蘭查斯的社會階級分析是為社會主義政治戰略規劃服務的。這一點集中表現在對 “中間階層”的階級性質判定上。

三

普蘭查斯對資本主義國家的分析、對社會階級的分析實際上都是為規劃發達資本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過渡的政治戰略服務的。他最初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思想, 但後來逐漸開始批評列寧的社會主義革命戰略。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社會主義革命, 必須砸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 用工農聯盟的蘇維埃政權取代資產階級政權。普蘭查斯認為, “雙重權力”戰略適合俄國的國情, 但並不適用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他繼承了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的觀點, 仔細區分了國家機器和國家權力。資產階級的領導權不僅依靠國家的暴力機器, 而且是通過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和經濟機器實現的。因此簡單地砸碎國家機器並不能實現政治權力的根本變革。作為一種力量對比關係的凝縮,國家並不是可以砸碎或轉讓的工具性物品。只有通過階級鬥爭的政治實踐才能實現領導權的轉變。他首先批評了社會民主主義及其福利國家的構想。社會民主主義強調的 “機會平等”、“社會正義”等民主原則是一種小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資產階級正是利用 “社會民主主義”瓦解了大眾的鬥爭。從歷史上看, 社會民主黨及其意識形態對於法西斯主義的興起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現實看, 通過干預勞動力再生產、集體消費領域和經濟生活, 表面上看來,資本主義國家搖身一變為 “福利國家”,似乎吹響了社會主義勝利的號角, 其實福利國家促進了資本積累, 緩解了資本主義的危機。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不僅沒有改變, 反而變本加厲。

不過, 普蘭查斯認為資本主義民主作為歷史的成果不應被簡單地拋棄, 社會主義民主與資本主義民主之間不應該隔著萬里長城。社會主義民主應當批判性地繼承資產階級民主的成果。為此, 普蘭查斯對資產階級民主進行了批判。通過個人自由、機會平等和社會正義等資產階級民主要求, 以及普選權、多黨制等政治手段, 資產階級國家以代表人民大眾共同利益的面目出現, 資產階級統治取得了合法性。但是資產階級民主的形式和實質的背離, 造成了資產階級和人民大眾之間的根本矛盾, 資產階級自由民主制度已經發生了合法性危機, 從而為民主社會主義的到來提供了契機。然而, 在20世紀 70年代希臘、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軍事獨裁統治垮台後, 工人階級卻錯失了成功的機遇, 資產階級卻獲得了政治統治。普蘭查斯認為必須重視政治意識形態問題和階級聯盟問題。與此同時, 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階段, 社會結構和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出現了以生產技術人員、管理階層、公務員為主體的中間階層。普蘭查斯以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為標準把“中間階層”判定為新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戰略的緊要任務就是與新小資產階級結成反對壟斷資本統治的聯盟。普蘭查斯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當前階段仍然符合列寧的帝國主義論的斷言, 社會形態的主要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 主要階級矛盾仍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新小資產階級圍繞著這個主要矛盾將分化到無產階級的陣營中來。由於資本主義國家干預經濟和介入到勞動力的再生產, 已經構成性地存在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之中。作為力量對比關係的凝縮的國家, 已經成為矛盾集中的場域。國家危機成為當前的主要矛盾所在。普蘭查斯注意到了以生態運動、女權主義、移民問題、反種族主義以及學生運動為表現形式的新社會運動的興起。他認為應當把國家內部的矛盾與新社會運動連結起來。工人階級應當通過政治組織和意識形態鬥爭取得人民大眾聯盟的領導權, 從而實現發達資本主義向民主社會主義的過渡。然而普蘭查斯對民主社會主義的規劃仍然是否定性的, 甚至寄希望於資產階級民主形式的進化。他說: “歷史沒有給予我們通向社會主義民主道路的成功經驗: 提供的是一些需要避免的負面的案例和需要反思的錯誤。以現實主義的名義, 自然會說如果民主社會主義從未存在過,那是因為它是不可能的。”

四

普蘭查斯通過引入 “連結” (articulation)這一概念, 重新界定生產方式和社會形態。在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界定上, 他強調了經濟、政治和意識形態各個環節的連結; 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界定上, 強調了不同生產方式的連結。在對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階級分析中, 他反對傳統理論將階級性質的判定標準固定在經濟結構上, 強調了政治意識形態環節的作用, 特別突出了階級鬥爭在階級性質判定上的決定性作用。從阿爾都塞開闢的道路出發,普蘭查斯批判了盧卡奇的歷史主義意識形態觀。盧卡奇認為意識形態是 “階級主體背上貼的標籤”⑦。在歷史主義意識形態觀的視野中,意識形態被過度政治化, 失去了相對自主性。由於它強調意識形態是階級主體的世界觀, 因此無法想像一個階級的意識形態會受到其他階級的意識形態成分的入侵。比如被統治階級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控制, 習慣用統治階級的語言和邏輯表述自己的不滿, 這樣必然不利於社會主義政治戰略規劃。與此同時, 普蘭查斯賦予階級分析顯要的地位, 讓階級鬥爭扮演著核心作用。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過渡問題上, 他堅持階級聯盟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 而沒有工人階級的決定性作用,社會主義不可能建立。

普蘭查斯的規劃, 雖然批判了包括階級分析理論在內的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理論, 但他將政治意識形態因素置於決定性的地位, 並且將階級鬥爭置於根本性的決定性的位置, 這在今天明顯受到了挑戰。墨菲認為, 任何終極基礎和根本的合法性都是不可能的, 而這種社會民主形式的來臨以及現代性本身都是由這種不可能性構成的。恩斯特·拉克勞和查特爾·墨菲認為“當代社會的複雜性和多樣化特徵不可改變地消解了政治虛構的最後基礎”。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社會主義、主體性、無產階級為本體論中心以及資本主義發展歷史過程的概念, 其有效性受到質疑⑧。因此, “後馬克思主義”指責經典理論是本質主義和階級還原論。他們雖然強調意識形態與階級鬥爭的關係, 但是切斷了社會主義與工人階級之間的必然聯繫, 並用話語分析範式取代了阿爾都塞的意識形態批評範式。話語成為一切社會和政治生活的本體論原則, 從而拋棄了所有建立在經濟結構和階級分析基礎之上的社會決定論。這一立場最終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種本質主義、唯經濟論和還原論來攻擊, 並匯入後結構主義大潮⑨。後馬克思主義聲稱激進的和多元的民主的規劃“避免了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這兩個共生的隱患, 並向左派提供了一個嶄新的構想, 一個既肯定偉大的解放鬥爭傳統、又考慮到心理分析和哲學的最新理論成果的新構想”⑩。從阿爾都塞向後馬克思主義的轉變中, 我們恰好發現了存在諸多內在的邏輯衝突。後馬克思主義以話語分析方式暫時化解了這場理論危機, 處於矛盾衝突中心的普蘭查斯卻未能從中發現一條清晰的道路並解脫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