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籍))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籍)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200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書籍)一般指本詞條

《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是2009年12月1日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本書著重總量分析,是現代總量經濟學的開山之作。

基本介紹

  • 書名: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
  • 作者:約翰·梅納德·凱恩斯
  • 譯者:陸夢龍
  • ISBN:9787500482918
  • 定價:38.00 元
  • 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09-12-1
  • 開本: 16開
歷史背景,基本觀點,書中主要思想,影響及貢獻,

歷史背景

以前在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以馬歇爾等為代表的傳統古典經濟學理論,經濟能夠藉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凱恩斯早年曾受馬歇爾和庇古等經濟學家的薰陶,贊同古典經濟學派的觀點,並一直致力於貨幣理論的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英國遭遇了長期的經濟失調和嚴重的失業,凱恩斯指出這是經濟緊縮導致的。因而他極力攻擊恢復戰前的金本位制,認為此舉會導致通貨緊縮及國內外相對價格的失衡,從而使英國的出口品價格太高,不利於競爭,而這正是英國經濟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張政府採取通貨管理政策,通過價格控制(通貨膨脹而非通貨緊縮)來調整經濟。這時,凱恩斯已開始有點脫離傳統經濟學的路線。失業使他覺得自由經濟並非完全能夠自我調節,自由競爭市場也不足以帶來經濟的復興,但他的這種脫離仍非常有限,其對經濟的分析仍是以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不過,面臨長期的失業現象,他主張增加公共工程開支,以此來增加就業機會,減少失業,這可以說是第一次冒出“凱恩斯革命”的火花。
1929—1933 年爆發了世界歷史上最嚴重、最持久、最廣泛的經濟危機,經濟蕭條,失業嚴重,傳統的經濟理論已無法解釋大蕭條中出現的各種經濟現象,更不能為擺脫危機提供“有效的”對策。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凱恩斯為了醫治經濟病症、尋求擺脫危機的措施,潛心於經濟理論的研究,並於1936 年發表了《通論》,此書問世根本動搖了傳統經濟理論,引起了經濟理論上的一場革命。《通論》的出版,標誌著凱恩斯完成了從傳統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向自己創立的新經濟體系的過渡,標誌著凱恩斯學說已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理論體系。

基本觀點

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了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他指出,以往傳統經濟學中所謂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給本身創造需求這一錯誤理論基礎上的充分就業均衡。這隻適合於特殊情況,而通常情況下則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因而他的就業理論才是一般理論,即通論,既可解釋充分就業的情況,也可解釋小於充分就業的情況。
凱恩斯指出,導致這種情況的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國的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或有效需求。
凱恩斯指出,之所以出現有效需求不足,是因為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偏好這三個基本因素的作用。他指出,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總和,總需求或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消費傾向使得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因而引起消費需求不足。靈活偏好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使預期的利潤率有偏低的趨勢,從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這就導致了投資需求的不足。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在三個基本因素中尤為重要,危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資本的邊際效率突然崩潰。
經濟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均衡的機制
(因而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政策、特別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消費傾向在短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因而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從增加投資需求著手。凱恩斯指出,投資的變動會使收入和產出的變動產生一種乘數效應,因而他更主張政府投資,以促使國民收入成倍地增長。

書中主要思想

有效需求和就業理論
凱恩斯的就業理論是以實現充分就業為目標的,他的邏輯起點是有效需求原理。他首先批駁了以往的經典學派根據薩伊定律對於充分就業均衡所作的錯誤假設,指出現實經濟生活中不僅存在著自願失業摩擦失業,而且還存在著非自願失業。這種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是通常存在的,造成這一情況的原因在於有效需求不足。
有效需求,按凱恩斯的解釋,就是商品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達到均衡狀態時的總需求,即總需求函式總供給函式相交點之值。總就業量決定於總需求,失 業是由總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表現為收入的消費,當就業增加時,收入也隨之增加,而且社會實際收入增加時,消費也會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得快,因此經常引起需求不足。這是造成小於充分就業均衡的原因,為此,就需要增加社會投資以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並藉此擴大就業量。
有效需求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即對消費物的需求和對投資物的需求,那么只要找到影響這兩個方面需求的變動因素,就可以探尋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所在,於是凱恩斯轉向三大規律的分析。
三大規律
對於消費物的需求,取決於邊際消費傾向,而對投資物的需求,取決於資本的邊際效率和貨幣利息率,因此凱恩斯提出了三大基本規律:(1)邊際消費傾向規律,(2)資本邊際效率規律,(3)靈活偏好規律。這是凱恩斯這個就業理論的支柱。
第一,邊際消費傾向規律。凱恩斯把消費傾向看作是收入和消費之間的比例關係,那么邊際消費傾向則是指增加的收入量和增加的消費量之間的比例關係。
邊際消費傾向規律就是,隨著就業和收入的增加,在每一收入的增量中,個人用來增加消費的部分越來越少,用來儲蓄的部分的比例卻越來越大。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在於人性的一些基本動機,如“謹慎、遠慮、計算、改善、獨立、企業、自豪與貪婪”。這一結果勢必帶來儲蓄絕對額的增加,聚集需求量與實際消費量之間出 現了裂痕,假如儲蓄不及時轉化為投資,就會出現“有效需求不足”,從而減少國民收入水平。造成失業。但是儲蓄能否有效地、全部地轉化為投資,這又受另外一個規律的影響。
第二,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凱恩斯這樣來定義資本的邊際效率:我之所謂資本之邊際效率,乃等於一貼現率,用此貼現率將該資本資產之未來收益折為現值,則該現值恰等於該資本資產之供給價格。實際上,這就是資本家預期的利潤率,即預期收益和供給價格的比率。
資本的邊際效率規律是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條件下,隨著資本生產物的增加,資本邊際效率呈現遞減趨勢,這必然導致投資的下降,因為資本邊際效率是刺激資本家增加投資的動力,加之不肯定性、風險、期望、投資者的態度和信心等因素的影響,更擴大了聚集需求量和現實消費量之間的裂痕。
在此,按經典學派的主張,唯一的辦法便是降低利息率,可是這又遇到了靈活偏好規律的阻礙。
第三,靈活偏好規律。利息率取決於個人和企業持有貨幣的願望和數量。也就是說,貨幣供應數量影響利息率。那么靈活偏好則是不同利息率水平上人們對持有貨幣的不同需求,原因在於人們有貨幣在手比較靈活。
人之所以偏好貨幣,由三個動機組成:(1)出於交易的目的;滿足日常生活需要;(2)出於預防的目的,以備應付意外的開支;(3)出於投機的目的,“即相信自己對未來的看法,較市場上一般人高明,想由此從中獲利”。正因為這樣,利息率就不可能太低,如果太低,人們就不會放棄這種靈活偏好,而寧願把貨幣放在手頭隨時支用。靈活偏好規律的影響,又使投資不足更為嚴重了。
總之,凱恩斯認為,在經濟社會,商品的需求,受三大心理規律和貨幣數量調節,對消費物的需求隨消費物生產的增加相對減少;對投資物的需求隨投資物生產的增加相對降低;投資取決於資本邊際效率和利息率,由於資本邊際效率的遞減和利息率的提高引起的投資障礙,生產就不能擴大到充分就業的程度;失業必然出現。
所以凱恩斯的結論是:增加消費,引起投資,提高資本的邊際效率,降低利息率,以克服經濟衰退,實現充分就業。
工資與物價理論
庇古的傳統就業理論指出,工資率的變動可以自動調節就業量,使之實現充分就業。凱恩斯則認為,工資的削減雖然會對企業發生有利的影響,但貨幣工資率的全面削減又會影響總需求,使之按比例下降。企業家由於預期成本降低,於是擴大開工率,可是由於需求縮減,生產的產品怎么會賣掉呢?所以從長期看,較大的生產量和就業量只有在總需求增加時才能維持,因此,用削減工資的辦法換取好處並非良策。
凱恩斯的物價理論主要分析了總需求的改變與物價水平的改變之間的複雜關係,也就是貨幣數量的增加不能直接影響物價。貨幣數量的增加首先是降低利息率。由於利息率降低,利潤率便提高,因此企業投資擴大,投資物的需求增加,隨之國民收入增加,又由於國民收入的增加,透過乘數作用,對消費品的需求也會增加。需求的增加刺激了生產,供給也將增加。需求增加雖使價格提高,但供給擴大又使價格降低。在需求與供給達到均衡狀態時物價不必與貨幣同比例增加。凱恩斯的物價理論還包括這樣的內容:一旦到了勞動供給缺乏的時候,就不應再增加貨幣數量,否則將引起真正的通貨膨脹。當非自願性失業廣泛存在的時候,如果不增加貨幣數量,降低利息率,刺激有效需求,就會形成失業壓力,對生產增加形成障礙。因為資本主義社會經常存在著一個失業大軍,所以,增加貨幣數量,刺激有效需求,從而提高物價,這就成了凱恩斯實現“充分就業”的重要方法之一。
危機理論
對於資本主義的商業循環,即危機的原因,凱恩斯指出,“重要是從資本之邊際效益的變動上產生的”,而資本的邊際效率又取決於兩個因素:新投資的資本物所獲得的一系列未來收益;資本物的成本。凱恩斯認為,利息率上漲的因素“固然有時可使事態嚴重化,偶爾也發生恐慌”,但他認為那不是典型的形式,“典型的恐慌, 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漲,而是資本邊際效率突然崩潰”。
未來收益的預期,一部分決定於資本物的豐裕程度,另一部分決定於企業家的悲觀或樂觀情緒。危機發生在繁榮後期,按凱恩斯的解釋,是由於人們對資本物的未來作了過分樂觀的估計,甚至資本物逐漸增加,生產成本逐步提高,利息率上升,也不能阻止投資的增加。當失望來臨時,人們對未來收益驟然失去信心,靈活偏好大增,利息率上漲。資本邊際效率崩潰加上利息率上漲,會使投資量減退得異常厲害。投資下降的結果,必然會導致總收入和總就業的大幅度降低。
對於危機的周期性,凱恩斯依然用投資、消費和乘數的關係做根據。他認為危機爆發後,生產收縮,由蕭條到復甦的恢復一般需要三至五年。這一來是因為資本邊際效率的提高,要以資本物恢復稀少為前提;二來是由於存貨的原因。只有經過一段時間以後,資本物稀缺性恢復了,存貨收完了,資本的邊際效率隨之增加,因此投資擴大。投資的增長引起投機旺盛,經濟周期又轉入高漲,直到資本邊際效率再度崩潰,危機又開始重演。
為此,凱恩斯反對用高利息率的辦法遏制投資。他認為,正確的醫治商業循環的辦法不在於取消繁榮,永遠處於蕭條狀態,而在於消滅蕭條,永遠處於準繁榮狀態。

影響及貢獻

通論》出版初期曾受到經濟學家的批判和質疑,也曾引起廣泛的爭論,但《通論》的基本觀點不久便被經濟學界所普遍接受。凱恩斯的追隨者對《通論》進行了大量的詮釋、修補和發展,形成在理論和政策上具有廣泛影響的凱恩斯學派,或稱凱恩斯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在 50~60年代,凱恩斯主義在經濟學界和大學講壇上占有統治地位。
由於《通論》的總量分析是在假定現有勞動力的技藝和數量,現有資本設備的數量和技術、競爭程度、社會結構等都不變的前提下進行的,因此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又被稱為短期的比較靜態分析。凱恩斯的追隨者為了使《通論》在理論上進一步完善,力圖使它長期化、動態化,提出了各種經濟波動理論和經濟成長理論,尋求使經濟得以穩定增長的途徑。在這過程中,凱恩斯主義者內部由於對待傳統經濟學的態度有差異以及分析中運用的概念、前提等不同,又分解為兩個分支,一是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一是新劍橋學派
通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家的經濟政策有重要影響,凱恩斯的追隨者竭力把《通論》提出的政策建議具體化,並特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他們以調節社會總需求(包括消費、投資、出口、政府對貨物和勞務的購買)、實現經濟穩定增長為目標,提出在蕭條時期要減低稅率、增加政府開支實行赤字預算、增發公債、增加貨幣供應量、降低利率等以刺激投資和消費;在高漲時期則提高稅率、控制政府開支、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提高利率等,以遏制投資和消費。經過凱恩斯主義者的鼓吹和影響,戰後許多市場經濟國家紛紛把充分就業和經濟成長作為政策目標,推行上述凱恩斯主義的財政金融政策。這些政策雖然在戰後50~60年代對刺激經濟成長、緩和經濟危機、減少失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由於它的實際局限性,財政赤字通貨膨脹有增無已,而危機和失業並未消除,終於到70年代初出現了物價高漲和大量失業並存的滯脹(見停滯膨脹)。對此,凱恩斯主義者既無法作出自圓其說的解釋,更提不出可行的對策,連他們自己也發現凱恩斯理論出現了危機,需要重新加以詮釋和修補。《通論》所闡發的理論和政策的失靈,正是當前社會經濟危機改變的一個反映。
《通論》的出版,在經濟學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反響。一些經濟學家把《通論》的出版稱為經濟理論上的“凱恩斯革命”,並把它與斯密的《國富論》及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列為經濟學說史三本同樣偉大的著作。此後,凱思斯理論逐漸取代了傳統經濟學成為經濟學的正統理論,市場經濟各國政府也紛紛採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並將凱恩斯的理論及建議作為制訂政府經濟政策的指導思想。60年代末以前,通過其追隨著的不斷補充和完善,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經濟理論已基本上被經濟學界著成是現代總量經濟學的同義詞。所以,某些經濟學家將從《通論》出版開始直到60年代中期這一時期稱作“凱恩斯時代”。
然而,自《通論》出版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關於《通論》一書的基本思想及其政策主張的爭論,也始終沒有停止過。一方面,在凱恩斯學派內部,以英國羅賓遜為首的凱恩斯派和以美國薩繆爾森為首的凱恩斯派一直在進行論戰,另一方面,新奧地利學派貨幣學派等不停地從外部抨擊凱恩斯主義;特別是,包括貨幣經濟周期學派(曾被稱為理性預期學派)和實際經濟周期學派在內的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進行了全面的攻擊,嚴重地動搖了凱恩斯主義在總量經濟學中的統治地位。凱恩斯主義在理論上缺乏微觀基礎,不能同傳統的個體經濟學保持一致。在實踐上無法解釋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同時並發的現象,在滯脹面前束手無策,因而陷入了嚴重的危機之中。為了挽救凱恩斯主義,80年代形成的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為凱恩斯主義提供微觀基礎,並重新表述了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由於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目前總量經濟學形成了新古典總量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對峙的格局。
《通論》一書不僅在歷史上對經濟學和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政策產生過巨大影響,而且它的理論和政策觀點今天仍在發生作用。因此,研究《通論》不僅有歷史意義,而且也有實際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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