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古文疏證

尚書古文疏證

八卷。清朝閻若璩(1636—1704)撰。若璩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遷居江蘇淮安。康熙十七年(1678)匝征博學鴻詞科,落第後曾與胡渭等協助徐乾學修《大清一統志》、《明史》等。長於考據,著有《四書釋地》六卷、《釋地餘論》一卷,校正前人關於古地名附會的錯誤,其他撰著尚有《潛邱札記》六卷、《毛朱詩說》一卷、《孟子生卒年月考》卜卷等著述,其中以《尚書古文疏證》最為重要,是閻氏的代表作。

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尚書古文疏證
  • 外文名稱:Commentary on the old version of Shangshu
  • 創作年代:清初
  • 文學體裁:論文集
  • 作者閻若璩
內容簡介,作品目錄,創作背景,作品鑑賞,作品評價,

內容簡介

尚書》,“尚”即“上”,“書”即史官所記之史,《尚書》之名起於漢,《孔安國悄書傳》說“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經孔子編定,原書有一百篇。西漢初,存二十八篇,就是《今文尚書》,另有相傳漢武帝時在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十六篇,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兩種。古文即指先秦時代六國的古文字,與漢朝的隸書(即今文)相對。現在通行的《十三經註疏》本《尚書》五十八篇,就是《今文尚書》二十八篇(在本書中被分割成三十三篇)與偽《古文尚書》二十五篇並加上假託孔安國名義的自序所組成的。本書切成四卷,黃宗羲為之作序,後又續成四卷.共為八卷。原來僅有抄本流傳,閻氏逝世後四十年、始由其孫學林刻於淮安,是為乾隆於年眷西黨刻本。今傳《古文尚書疏證》只有九十九條,其餘“有目無文”者十二條、“目文全缺”者十七條。
條目展示
漢書
第1條說《漢書》載武帝時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而東晉時梅賾“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只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
周官
第3條言“鄭康成注古文篇名與今異”。
墨子
第7條:“墨子《尚同篇》有引《大誓》曰:‘小人見奸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墨子又從而釋之曰:‘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亦猶淫辟者也。’可謂深切著明矣。墨子生孔子後、孟子前,《詩》《書》完好,未遭秦焰。且其書甚真,非依託者比。而晚出之古文獨遺此數語,非一大破綻乎?”
第54條古文“《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系以‘時',非史例”。
第87、88、89三條言《禹貢》孔傳所注地名及狀況在漢武帝後,此當是孔氏家族的後人所補入。
第104條“太康失國時母已不存,‘五人御母以從'乃妄語”,“(夏)啟即位改元歲丙戌,年已八十九矣,所以享國僅七年,壽九十五而終。”“太康十九年歲辛亥方有失國之禍”,“(啟)妃定與之齊年,……是仲康等御其母以從,母年當一百一十有四矣”。“然則太康失國時,固已無復母存矣。”

作品目錄

暫無

創作背景

國朝閻若璩撰。若璩字百詩,太原人,徙居山陽。康熙己未薦舉博學鴻詞。古文《尚書》較今文多十六篇,晉魏以來絕無師說,故左氏所引,杜預皆注曰逸《書》。東晉之初,其書始出,乃增多二十五篇。初猶與今文並立,自陸德明據以作《釋文》,孔穎達據以作《正義》,遂與伏生二十九篇混合為一。唐以來雖疑經惑古如劉知幾之流,亦以《尚書》一家列之《史通》,未言古文之偽。自吳棫始有異議,朱子亦稍稍疑之。吳澄諸人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其偽益彰,然亦未能條分縷析,以抉其罅漏。明梅鷟始參考諸書,證其剽剟,而見聞較狹,蒐采未周。至若璩乃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所列一百二十八條,毛奇齡作《古文尚書冤詞》,百計相軋,終不能以強詞奪正理。則有據之言,先立於不可敗也。其書初成四卷,餘姚黃宗羲序之。其後四卷又所次第續成。若璩沒後,傳寫佚其第三卷。其二卷第二十八條、二十九條、三十條,七卷第一百二條、一百八條、一百九條、一百十條、八卷第一百二十二條至一百二十七條,皆有錄無書。編次先後,亦未歸條理。蓋猶草創之本。

作品鑑賞

如據《正義》所載鄭玄《書序》注,謂馬鄭所傳與孔《傳》篇目不符,其說最確,至謂馬鄭注本亡於永嘉之亂,則殊不然。考二家之本,《隋志》尚皆著錄,稱所注凡二十九篇。《經典釋文》備引之,亦止二十九篇。蓋去其無師說者十六篇,止得二十九篇,與伏生數合,非別有一本注孔氏書也。若璩誤以鄭逸者即為所注之逸篇,不免千慮之一失。又《史記》、《漢書》但有安國上古文《尚書》之說,並無受詔作《傳》之事。此偽本鑿空之顯證,亦辨偽本者至要之肯綮,乃置而未言,亦稍疏略。其他諸條之後,往往衍及旁文,動盈卷帙。蓋慮所著《潛邱札記》或不傳,故附見於此,究為支蔓。又前卷所論,後卷往往自駁,而不肯刪其前說,雖仿鄭玄注《禮》先用《魯詩》,後不追改之意,於體例亦究屬未安。然反覆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

作品評價

黃宗羲、紀昀、錢大昕、梁啓超、胡適,錢穆等學者皆以為偽古文《尚書》的定案實歸功於閻若璩,汪中認為閻氏《疏證》是“千餘年不傳之絕學”。梁啓超認為自閻攻偽古文《尚書》得勝,漸開學者疑經之風。
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請問,區區二十篇書的真偽,雖辨明有何關係,值得如此張皇推許嗎?答道,是大不然。這二十幾篇書和別的書不同。二千餘年來公認為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上自皇帝經筵進講,下至蒙館課讀,沒有一天不背誦它。忽焉真贓實證,發現出全部是假造,你想,思想界該受如何的震動呢?學問之最大障礙物,莫過於盲目的信仰。凡信仰的對象,照例是不許人研究的。造物主到底有沒有?耶穌基督到底是不是人?這些問題,基督教徒敢出諸口嗎?何止不敢出諸口,連動一動念也不敢哩。若使做學問的都如此,那么,更無所謂問題,更無所謂研究,還有什麼新學問發生呢?新學問發生之第一步,是要將信仰的對象一變為研究的對象。既成為研究的對象,則因問題引起問題,自然有無限的生髮。中國人向來對於幾部經書,完全在盲目信仰的狀態之下。自《古文尚書疏證》出來,才知道這幾件“傳家寶”裡頭,也有些靠不住,非研究一研究不可。研究之路一開,便相引於無窮。自此以後,今文和古文的相對研究,六經和諸子的相對研究,乃至中國經典和外國經典相對研究,經典和“野人之語”的相對研究,都一層一層的開拓出來了。所以百詩的《古文尚書疏證》,不能不認為近三百年學術解放之第一功臣。”
楊善群:《疏證》這樣一部“辨偽”著作,自問世以來一直受到學術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於疑古辨偽思潮的長期泛濫,加之《疏證》又運用了上述幾種不合理的辨偽手法,許多學者未加深考,陳陳相因,給予其書一片喝彩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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