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辨偽
- 外文名：distinguish
偽書,歷代辨偽工作,偽書的種類,(甲)全部偽絕對決定者：,(乙)全部偽大略決定者：,(丙)全部偽否未決定者：,(丁)部分偽絕對決定者：,(戊)部分偽未決定者：,(己)撰人名氏及時代錯誤者：,偽書的原因,有意作偽,非有意作偽,辨偽的方法,胡應麟的方法,梁啓超的方法,
偽書
中國的歷史文獻以及其它各類古籍中的書太多。所謂“偽書”是指有些古書雖然署有作者之名，但是卻根本不是此書的真正作者，而是他人冒名偽造的古代文獻；也可以說，凡作者姓名或著作年代不可靠的古代文獻，均可稱之為偽書。
歷代辨偽工作
明人胡應麟在《四部正訛》中作了統計；“余讀秦漢諸古書，核其偽幾十七焉”。這十分之七的比例雖然不茶精確、卻也足以說明古書作偽的嚴重性。中國的偽書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出現甚早。清人龔自珍在《家塾策問二》中言：“偽書不獨後世有之也，戰國時人，依託三皇五帝矣，或依託周初矣，漢之俗儒，已依託孔門問答矣。”這些偽書的大批出現，混淆了史料的真實性，模糊了文獻的真正價值。清末張之洞說得好：“一分真偽，而古書去其半。”（《輶軒語》）。研究的基礎首先不穩固，往後的分析及結論就更不待說了。為此清人姚際恆把辨偽工作看成是“讀書第一義也”。（《古今偽書考序》）。梁啓超，曾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無論做哪門學問，總須以別偽求真為基本工作。因為所憑藉的資料若屬虛偽，則研究出來的結果當然也隨而虛偽，研究的工作便算白費了。中國舊學，十有九是書本上學問，而中國偽書又極多，所以辨偽書為整理舊學裡頭很重要的一件事。”可見考辨古書、古史、古說的真偽，是從事國學研究的首要任務和第一步工作。中國對於偽書、偽史、偽說的考辨，有著悠久的歷史。古代疑古思想的萌芽，可以追溯到春秋戰國時期。歷代從事古書、古史、古說考辨的學者很多，而其中相當一部分人在辨偽學方面作出過重要貢獻。總結中國歷代辨偽工作所取得的成績和經驗，研究歷代辨偽學家的辨偽思想和方法，對於指導青年學子研究國學，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偽書的種類
出自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今將重要之偽書，已定案、未定案、全部偽、部分偽、人名偽、書名偽等，分別總括列表如下。所錄限於漢以前書，或託名漢以前書者；其術數、方技等書，雖託名漢以前者，亦不錄其未定案者間附鄙見。
(甲)全部偽絕對決定者：
《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傳。問題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決，公認為魏王肅偽撰
《古文考經孔安國傳》。偽撰人未定
《孔子家語》及《孔叢子》。乾隆中葉問題完全解決，公認為魏王肅偽撰
《陰符經》《六韜》。漢以後人偽撰
《鬻子》《關尹子》《子華子》《文子》《亢倉子》《鶡冠子》《鬼谷子》《於陵子》《尉繚子》。各書著錄《漢書·藝文志》者已不可盡信，今本又非《漢志》之舊。大率晉至唐所陸續依託
《老子》的河上公注。晉以後人偽撰
陸賈《新語》，賈誼《新書》。晉以後人偽撰
(乙)全部偽大略決定者：
《周禮》。此書問題最大，從初出現到今日二千年，爭論不決。據現在趨勢，則不認為周公製作者居多。大概此趨勢愈往後愈明了。應認為漢劉歆雜采戰國政書附以己意偽撰
《孝經》。春秋時無“經”之名，大約漢人所撰，托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約西漢人偽撰
《列子》。此問題發生不久，但多數學者已漸漸公認為晉張湛所偽撰
《吳子》《司馬法》。大約西漢人偽撰
《毛詩序》。此亦宋以來宿題。撰人名氏擬議蜂起。今多數學者漸認為後漢衛宏撰，與孔子、子夏、毛公無涉
(丙)全部偽否未決定者：
《尚書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國時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決
《古本竹書紀年》及《穆天子傳》。古本《紀年》之偽，不待言。但有人謂晉太康汲郡發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則此兩書純屬晉人偽撰。但我頗信其真
《逸周書》。有人指為偽，但清儒信為真者居多。我雖不認為周初書，但謂非漢以後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則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孫龍子》。此五書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輯出，原書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漢以後人依託，問題未決
(丁)部分偽絕對決定者：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節。無舊注，是知後人加入
《墨子》中《親士》《修身》《所染》三篇。後人采儒家言掩飾其書
《莊子》《外篇》《雜篇》之一部分。《內篇》為莊生自作，無同題；《外篇》則後人偽續者甚多；《雜篇》亦間有
《韓非子》中《初見秦篇》。由《戰國策》混入
《史記》中記昭、宣、元、成以後之文句。褚少孫至劉歆等多人續入
《楚辭》中之屈原《大招》。漢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偽未決定者：
《今文尚書》二十八篇中之《虞夏書》。二十八篇為孔子時所有，蓋無疑。但《虞夏書》是否為虞夏時書，則大有問題，恐是周初或春秋時人所依託
《左傳》中釋經語。今文學家不承認《左氏》為解釋《春秋》之書，謂此部分皆漢人偽托
《論語》二十五篇中後五篇。有人謂漢張禹所竄亂
《史記》中一部分。有人謂劉歆竄改
《荀子》《韓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謂後人誤編
《禮記》及《大戴禮記》之一部分。有人指為漢人偽撰。然兩書本題“七十子後學者所記”，其範圍包及漢儒，有漢人作不能謂為作偽
(己)撰人名氏及時代錯誤者：
《易彖傳》《象傳》《繫辭》《文言》《說卦》《序卦》《雜卦》。相傳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並未題為孔子作，不得遂為後人依託孔子
《儀禮》。相傳為周公作，亦後人臆推。大抵應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爾雅》《小爾雅》。後人指為周公作，純屬臆推。大抵為西漢人最集訓詁之書
《管子》《商君書》。《漢書·藝文志》題為管仲、商鞅作，乃漢人誤推。大抵屬戰國末年法冢者流所編集
《孫子》十三篇。舊題孫武作，不可信。當是孫臏或戰國末年人書
《尚書大傳》。舊題伏生作，是否未定，總是西漢經生所著
《山海經》。或言大禹作，伯益作，當然不可信。大約是漢代相傳一部古書
各種緯書。自《易乾鑿度》以下二十餘種，漢儒或指為孔子作，當然不可信，大約是戰國末年傳下來古代神話書
《周髀算經》。相傳周公或商高作，當然不可信。大約是周末或漢初相傳古算書
《素問》《難經》。相傳黃帝、秦越人作，當然不可信。大約是秦漢間的醫書
《越絕書》。舊題子貢作。據原書末篇敘詞用隱語自著其名，已知作者為會稽袁康，後漢人
以上各書之真偽及年代，或屬前代留下來的宿題，或屬清儒發生的新題。清儒經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討論的結果，已經解決的十之三四，尚未解決的十之六七。但解決問題固然是學術上一種成績，提出問題也算一種成績。清儒在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觀了。
偽書的原因
偽書的數量與種類如此繁多，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又是什麼呢？這要從造偽的主觀動機來分析。古人作偽，可分有意與無意兩種。
有意作偽
有意者，情況又有多種：
一是為托古。在封建社會裡，按照一般人的心裡特點，多尊古而殘近、厚古而薄今，因此道術之土，一巳憂慮己作不能取重於當時，便引古人以為重。例如《易》託名伏羌，《本草》託名神農，《禮》託名周公等，便是此意。
二是為邀賞。歷代戰亂之後、統治者為恢復文化，常常懸賞以求書，重金之下，免不了有些投機取巧者藉機行欺以牟利。比如漢朝張霸偽造《古文尚書》，隋朝劉悠偽造《連山》、《歸藏》等，就屬此類。
三是為爭勝。在學術論爭中，名齊才等之人多嫉恨與仇視對方，當獨侍口舌不能勝人時，便有人或造作偽書，或竄改古書，以此來拉古人之大旗作自己的虎皮，於氣勢上壓倒對方。比如魏晉間王肅為在學術上取勝於經學大師鄭玄，便偽作《孔子家語》等書，以證明己說與孔子後人相合，從而立於不敗之地。
四是為焙名。一些無真才實學之徒，為了能揚名天下，亦通過偽造古書，達到露才揚己的目的。比如明代藏書家豐坊，為顯示自己藏書之豐、偽造出《子貢易傳》、《子夏詩傳》、《晉史乘》、《楚檮杌》等書、但因其詩學功底不厚，終被眾人所戳穿。
五是為評善。在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鬥爭中，以及個人之間的戰鬥中*討建士大大你爭我斗，勢同水火，為了毀謗對方，他們住行廣藉以偽造書籍為武器，達到不可吉人的目的。例如唐代牛、李競爭時．李德褂門 人撰寫出一部女周秦行紀》v卻題為午僧儒所探，以此來還對方。
六是掠人之美。見他人才華勝於自己，便不惜採取剽竊行為，據為已若。此如王鴻緒的《明文稿》，便是抄襲萬斯向的著作。
以止六種均屬作者有意作偽。
非有意作偽
非有意作偽的情況又包括如下幾種：
一、該書因作者不詳而被誤題或妄題，例如《孝經》；
二、該書因分辨不清歷代的注釋，而將其一起混入正文，例如《莊子》；
三、該書因後人續寫部分不祥而與原作相混淆，《史記》；
四、該書因後人編輯之誤，而被摻入他人作品，例如《李太白集》。
有意作偽，動機很惡劣，非辨別不可；無意作偽，雖無歹意，但客觀上混淆了是非，亦同樣需要嚴格考訂。為此，辨偽工作異常地艱巨而複雜。
辨偽的方法
胡應麟的方法
辨偽方法有很多種，最早作出系統總結的是胡應麟，他在《四部正訛》中提出了八種方法： “一、核之《七略》，以觀其源；二、核之群志，以觀其緒；三、核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四、核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五、核之文，以觀其體；六、核之事，以觀其時；七、核之撰者，以觀其；八、核之傳者，以觀其人。這是胡應麟對前人及他自己辨偽經驗的總結，概括得非常精要。
梁啓超的方法
梁啓超根據自己的治史以驗，提出了十二種方法：
①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十有九皆偽。如明人所刻古逸書忽有《三墳記》、晉史《乘》、楚史《檮杌》等書，此類書既不見諸史志著錄，亦未聞漢以後人徵引，十之八九為偽造。
②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今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同者，十有九皆偽。如繆荃孫藏明鈔本《慎子》，篇數、內容與舊讀本全異，蓋為偽作。
③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如晉人梅頤所獻《偽古文尚書孔安國傳》，魏晉間人張湛自編自注之《列子》等書，皆為偽造之作。
④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為不確者。如今所稱《神農本草》，《漢書·藝文志》無其目，知劉向時決未有此書，殆可斷言其偽造。
⑤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佐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偽。例如《古本竹書紀年》有夏啟殺伯益，商太甲殺伊尹等事，又其書不及夏以前事。而今本記伯益、伊尹等文，全與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於黃帝，故知非汲冢之舊也。
⑥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跡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偽或部分偽。如《管子》、《商君子》，《漢志》皆著錄，題管仲、商鞅撰。然兩書又各記有管、商死後之人名與事跡。故知兩書決非管、商自撰，有為後人所竄亂者。
⑦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跡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鑑別。例如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明言“迄麟止”，而今本不惟有太初天漢以後事，且有宣成以後事，此中必有為後人竄亂者。
⑧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偽。例如今《道藏》中有劉向撰《列仙傳》，書中盡言諸仙荒誕之事，決非劉向本人所撰。
⑨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偽或兩俱偽。例如1973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戰國縱橫家書》關於蘇秦事跡的記載與《史記·蘇秦列傳》的記述在時間和事跡上都有矛盾。可見《蘇秦列傳》史料，必須重加鑑別審理。
⑩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劃，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作偽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偽者。例如東晉後出《古文尚書》，比諸今文之《周誥》、《殷盤》，截然殊體，故知決非三代以上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