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若璩

閆若璩（公元1638～1704年），字百詩，號潛丘，山西太原人。他是著名清朝學者、考據家。閆若璩僑居江蘇淮安府山陽縣。清初著名學者，清朝漢學（或考據學）發軔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基本介紹

• 本名：閆若璩
• 字號：百詩
• 出生時間：1638
• 去世時間：1704年
• 號：潛丘

家庭背景

閆若璩出生於一個書香世家。祖父閻世科，是明代萬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進士，官至遼東寧前兵備道參議，著有《敬刑錄》、《計遼始末》諸書。父親閻修齡，字再彭，號飲牛叟，明末貢生，以詞章名，著有《眷西堂詩文》、《紅鷗亭祠》行世。母親丁氏亦能詩文。家學淵源，使閆若璩自幼就置身於一個良好的讀書環境之中，受到家庭的文化薰陶。他幼年體弱多病，口吃，秉性遲鈍，甚至“讀書至千百遍，字字著意猶未熟”。但仍自強不息，勤勉不怠，“潛心鑽研，扶精剔髓，思成一家之言”。每當同學日暮抱書歸家之後，他仍“獨吟不置，必背誦如翻水乃已”，甚至“發憤將書拆散，讀一頁輒用麵糊粘幾背，既熟即焚去”。水滴石穿，積思自悟，他終於在15歲的一個冬夜“心忽開朗，如門牖頓辟，屏障壁落”。從此穎悟絕人，讀書過目不忘。

人物生平

清順治八年(公元1651年)，十五歲的閆若璩以商籍補山陽縣學生員，此後更是鑽研經史，深造自得。他立志博覽群書，曾經集陶宏景、皇甫謐的名言“一物不知，以為深恥；遭人而問，少有寧日”題於柱上，以此來鞭策自己發奮學習。多年孜孜不倦的潛心研讀，使他成為才富學贍的青年士子，為他日後卓然成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時海內名流過淮，皆與之交接，當地的學者如李明睿、方文、閻爾梅等，亦折輩和他來往，一起討考古今，切磋學問，使他獲益非淺。

清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閆若璩改歸太原故籍。以後，他數次返籍鄉試，但都名落孫山。值得慶幸的是他也並未虛行。清康熙二年和十一年(公元1672年)，他兩次到太原松莊拜會了傅山，兩人切磋學問，考辨金石遺文之學，情誼篤厚。康熙十一年，他第四次返歸故里，恰逢顧炎武游太原，他們一道考晉祠古蹟，辨晉水源流及太原之沿革、唐晉之分封。顧炎武還以“所撰《日知錄》相質”“即為改定數條，顧虛心從之”。

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詔征博學鴻儒科，閆若璩應薦赴試，落策後仍寓居京師，日以論學為事。其時國內名流學者鱗集北京，閆若璩以“博物洽聞，精於考據經史，獨為諸君所推重，過從質疑，殆無虛日”。內閣大學士徐乾學嘆服他的學問，特意將其邀至家中，待為上賓，“每詩文成，必屬裁定”。是年，徐乾學奉敕修纂《清一統志》，閆若璩應邀參加，並隨書局前往洞庭東山、嘉善、崑山等地。這一時期閆若璩與精於地理學的顧祖禹、黃儀等晨夕相處，對地理學也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於“古今沿革，考索尋究，不遺餘力，往往出其意表”，使參加撰書的學者們大為讚賞。在修纂《大清一統志》的同時，閆若璩還與萬斯同、顧祖禹、胡渭等學者相與討論，排比正史，參考諸書，協助徐乾學完成《資治通鑑後編》一百八十四卷。

清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徐乾學去世，一統志局的諸學者雲散，年近六十歲的閆若璩也回到了淮安府山陽縣。其後，他常常“訪友數百里內，往來蘇杭，輕舟載書冊酒茗，倘佯湖山煙水之間”。此時，他已“名動九重”，但使他深以為憾的是“績學窮年，未獲一遇”，名成而功未立。

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和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大帝南巡江浙時，他先後兩次進獻頌詩，渴望得到召見，但未能如願。後來，皇四子雍親王胤禛(雍正皇帝)因久聞其名，以手書相邀。已六十九歲的閆若璩感到不勝榮幸，不顧年老衰病之軀，日夜兼程，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農曆1月趕赴京師。農曆3月，被胤禛請至府邸，尊為上賓，“呼先生而不名”，“執手賜坐，日索觀所著書，每進一篇，未嘗不稱善”。不久，閆若璩病情加重，胤禛延請御醫為他醫治。農曆6月，閆若璩因醫治無效卒於京師。胤禛遣官經紀其喪事，並親撰輓詩及祭文，稱他“讀書等身，一字無假；積軸盈箱，日程月課；孔思周情，皆大言深”。

學術思想

十八世紀初，清朝的統治已趨穩定，經濟逐漸恢復，滿漢之間的民族矛盾漸漸緩和，思想界、學術界也處在從清初務實經世而反對空談的學術思想和學術作風，轉為重視漢學及考據學。閆若璩可以說是清代漢學研究的先導。他的有如下特點：

一，繼承了明末清初以顧炎武、黃宗羲為代表的清初學者反理學的思想傾向，指責“道學寡陋”，認為“訓詁之學至宋而亡，朱子尤其著者”。他推崇漢代經師馬融、鄭康成，認為他們“兼群經而纂釋之，其網羅遺逸，博存眾家，意義深遠矣”，明確表示“主漢不主宋”。

二，繼承了清初思想家強調的博古通今的學風，離開了他們主張的經世致用的目的。閆若璩博極群書，精於考證，淹貫經史，“於漢唐諸儒註疏，類能貫穿鉤穴，口誦如瀾翻”。他的著述頗豐，但大都是對古文的詮釋、整理、考證，離現實很遠。

三，主張對古書大膽懷疑，考證要力求確實。閆若璩以懷疑的精神對歷史上流傳下來的經籍、經注、經說問難，認為其中“不無錯誤處”。他希望探索經籍的本來面目，辨偽存真。以此目的出發，他讀書注重解義，凡有“一意未折，反覆窮思。飢不食，渴不飲，寒不衣，熱不扇，必得其解後止”。每論一事，每立一說，都要詳加考辨，力求精核，有時甚至“手一書，至檢數十書相證”。“大抵事必求其根柢，言必求其依據，旁參互證，多所貫通”。

閆若璩一生治學，多有著述。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尚書古文疏證》一書的問世。《古文尚書》系用古文字書寫，西漢時在孔子舊宅壁中發現，比當時流傳的今文《尚書》多二十五篇。南朝、隋、唐、宋以來學者傳誦的系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和漢代孔安國的《尚書傳》。但自南宋吳棫、朱熹開始懷疑此書是後人偽作，元吳澄著《書纂言》、明梅鷟著《尚書考異》考辨其偽，但尚無定論。閆若璩年二十讀《尚書》，即疑其偽，沉潛三十餘年，乃盡得其癥結所在，作《尚書古文疏證》八卷。《尚書古文疏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從篇數、篇名、典章制度、曆法、文字句讀、地理沿革和古今行文異同等多方面考證，並引用《孟子》、《史記》、《說文》等書作為旁證，得出東晉梅賾所獻《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是後世偽作的定論，解決了千百年來學術史上的一大疑案，受到學術界的普遍肯定和重視，閆若璩也因此奠定了他在清初學術史上的地位。他所運用的本證、旁證、實證、虛證、理證的考據方法，則為考據辨偽學創立了通例。《四庫全書總目》因此稱讚他“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覆厘別，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此外，偽《古文尚書》一千多年來被人諷誦學習，視作神聖的經典，也是宋明理學的重要依據。閆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確證了《古文尚書》是偽作，使理學家們進退失據，非常狼狽，沉重的打擊了宋明理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觸動了儒家經典的權威，其思想影響也是比較深遠的。

閆若璩不僅精通經史，而且“於地理尤精審，凡山川、形勢、州郡沿革，瞭若指掌”。他所著《四書釋地》、《四書釋地續》、《四書釋地又續》、《四書釋地餘論》諸書，窮力於古，考辨精實，校正了前人對古地名附會的許多錯誤，同時涉及到四書中的人名、物類、訓詁、典制等，被後人稱為歷史地理學中的佳作。除此而外，閆若璩還著有《潛丘札記》、《重校困學紀聞》、《朱子尚書古文疑》、《孟子生卒年月考》、《眷西堂古文百篇》等，反映了他在經學和史學上的成就。

在清初的學術史上，閆若璩上承顧炎武、黃宗羲，下啟惠棟、戴震。作為清代漢學(或考據學)的直接先驅，閆若璩在清代學術史上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人物評價

閆敬銘一生“質樸，以廉潔自矯厲”。他做官多年，一直穿一件布袍，不管周圍人如何評論，他都毫不在乎，以致出門在外，人們竟不知他是朝廷大員。而且不論在哪裡任職，閆敬銘總是把自家的紡布機安裝在衙署大堂後面，讓夫人“紡績於大堂之後。僚屬詣謁者，惟暖閣旁機聲軋軋而已”。對此，有人不以為然，有人暗中譏笑他。可閆敬銘卻以此為榮，他常常指著身上的棉袍向僚屬炫耀說：“內中之絮，內人所手彈也。”

閆敬銘不僅穿著儉樸，所吃的飯菜也極其簡單，平日所吃的是粗茶淡飯，即便是請客，他也毫不鋪張。一次，新學政上任，閆敬銘設家宴招待，“所設皆草具，中一碟為乾燒餅也，文介(閆敬銘諡號)擘而啖之，若有餘味。”那位新學政大人卻根本咽不下去，以致“終席不下一箸，而勉強吃下半碗白飯”。事後，這位學政大人對外人說：“此豈是請客，直祭鬼耳！”

崇尚節儉的閆敬銘，在工作中也大力提倡去奢崇儉。清鹹豐九年(公元1859年)，閆敬銘任戶部主事時，因為儉樸有名，當時的湖北巡撫胡林翼特奏請朝廷調他任鄂總習糧台營務。到任之後，閆敬銘辦理軍需，一切本著節儉的原則，力戒奢侈，以致“杜弊嚴，斯小人怨；植節峻，則同官猜”。然而“流俗之譏評，究無損於清望”，並因他“崇尚儉樸，風為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