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總論,小說界革命與上海,影響,
總論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說》雜誌在日本橫濱創刊。1902年11月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的口號，這是"小說界革命"的開始。 首先，梁啓超強調了小說對於社會改革和社會進步的積極作用，將其地位提高到經史、語錄、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來鄙薄小說的傳統偏見。 其次，提倡小說界革命，將小說創作納入資本主義社會改革的軌道，並為小說作出新的分類，為新小說的創作題材揭示了廣泛而現實的內容範圍 第三，揭示了小說具有"淺而易解"、"樂而多趣"的藝術特點，分析了小說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種藝術感染力量。
小說界革命與上海
梁啓超是中國近代政治宣傳家，“戊戌變法”遭通緝流亡日本。1902年，他在自己創辦的《新小說》雜誌上發表了《論小說與群治關係》一文。他將變法失敗的癥結歸為“民智不開”，並認為中國要完成維新大業，必須改良群治，即讓老百姓了解“身外之身，世界之外世界”，也就是西方的社會與政治狀況。此時，他認為小說是開民智最有力的武器。為了讓國民重視小說，他誇張地宣稱“小說是文學之最上乘”，它與人生息息相關，“如空氣，如菽麥，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他偏激地宣稱，我國的古典小說，因華壇商賈製造狀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盜賊、妖惡狐鬼思想，都與腐敗的封建觀念相聯繫，必須拋棄。而“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梁啓超在這篇吶喊“小說界革命”的文章，文勝於理，激情掩蓋了創造性的缺乏。他不僅對“群治”、“新民”、“新小說”等當年時尚語彙未及仔細說明，而且把小說推到了雲端之中，讓其承擔了無法充當的社會角色。 然而，在當年的上海，梁啓超此言一出，如平地一聲響雷，它震撼了無數知識分子的心靈，並很快激起了強烈的社會反響。別士、楚卿、松岑、陶佑曾等人紛紛發表文章，他們除了贊同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觀點外，沿著“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思路，鼓吹“新小說”，強調小說改造社會功用和價值。 當理論成為一種風氣時，它常常有意想不到的神力。20世紀初“新小說”理論影響就是如此。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口號在上海廣泛傳播後，當年一批知名的作家和翻譯家相繼站出來表態，以示跟隨時代前進。李伯元在主辦《遊戲報》時，曾公開聲稱“覺世之一道”是“遊戲”，他推崇玩世不恭的情感，倡導遊戲人生。但是，1902年在《編印<繡像小說>緣起》一文中，李伯元突然換了個模樣，他稱“歐美化民，多由小說，?桑崛起，推波助瀾”，“於是糾契約志，首輯此編”，此時他強調自己編髮小說的目標是“或對人群積弊而下砭，或為國家危險而立鑒”。這些話幾乎是梁啓超語言的一種翻版。《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的作者吳趼人則沉重檢討自己，稱“主持各小報筆政，實為我之進步大阻力，五六年光陰虛擲於此”。他表示告別過去，從頭開始走新的創作之路。與他人合譯《茶花女遺事》而聞名的翻譯家林紓，也宣稱自己過去譯著“言情者居其半”，並表示從今往後“紓其摭取壯俠之傳，足以振吾國民尚武精神者”。 別士、楚卿等人的應聲吶喊，李伯元、吳趼人、林紓等人脫胎換骨，新的知識分子不斷進入創作隊伍，“小說界革命”口號用“神話”般的理想，點燃了當年上海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一方面，它使文學創作，特別是小說創作變成了一種大眾能參與的事業，“以詳盡之筆，寫已知之理”。另一方面，新文學、新小說之路，突然讓無數知識分子找到了表達情感與謀生的最佳道路，一時上海文壇異軍突起。有人描述當時上海文壇情景時說：“蓋小說至今日，雖不能與西國之頡頏，然中國而論，界已漸放光明，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這話一點不過分，從1902年到1910年，全國共有25家文藝期刊問世，其中16家在上海。如果稍稍往後再移一移眼光，1902年至1919年，全國問世文藝期刊總共為59種，上海出版發行有55種，據全國總數的93.2%。阿英《晚清小說目》中記錄，近代全國出版創作類小說599種，其中上海問世的369種，占總數的61.6%，翻譯作品上海占全國84.7%。如果我們將另一個因素考慮進去，《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老殘遊記》、《孽海花》等近代最著名的代表作都是在1902年以後問世於上海。創刊於日本的《新小說》雜誌，第二年移師上海。《繡像小說》、《月月小說》、《小說林》等近代我國著名的文學期刊也都是在1902年後在上海誕生的。那么，上海近代文學的繁榮，上海成為全國文化中心與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理論是無法分開的。寫上海文化史、文學史必須濃墨重彩地寫上樑啟超的這份功績。否則，上海近代文化歷史便是不完整的。 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口號催發了上海文學的繁榮，另一方面它在文學創作上改變了傳統的審美趣味。明清以來，才子佳人、男歡女愛的故事是我國古典小說的重頭。1892年，韓邦慶在上海發表的《海上花列傳》，及1900年陳蝶仙在杭州出版的《淚珠緣》，這二部曾在上海流傳很廣的長篇小說，其故事的框架仍然沿襲著才子佳人、男女情愛的模式。1902年“小說界革命”口號提出後，男女情愛的故事，以後幾年中在上海幾乎銷聲匿跡。雖說也有《自由結婚》這類作品。但是，作家則是“拾取當時戰局，緯以美人壯士”。少年男女的愛情，成了作品中兩人“建立國家之大業”的引線。 “小說界革命”的口號，提倡用小說“借闡聖教”，它在近代上海產生的神奇結果，今天來看有些不可思議，因為梁啓超的小說實用工具說，其本質上並沒有跳出我國古已有之的“詩言志”、“文載道”的觀念。而且用小說鼓吹“愛國之思”，行“勸懲之意”，實踐的結果，它使文學作品非驢非馬，“似說部非說部、似稗史非稗史”。梁啓超自己親身創作的《新中國未來記》，及一批政治意識很濃的作品，如《自由結婚》、《盧梭魂》、《東歐女豪傑》等，都有“議論多而事實少”，“開口見喉嚨”的毛病，即便近代文學的代表作《官場現形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也是角色繁多“過甚其辭”。 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顧百年前近代上海文學的輝煌，人們不免會產生這樣的疑惑，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口號為什麼在當年會點燃上海文學和文化繁榮之火呢？1902年上海，雖說開埠已經有半個世紀，西學東漸頗有模樣，但在文學的觀點上，當年上海的知識分子並沒有掙脫傳統的束縛。我國雖早有“有唐三百年，用文治天下”一說，這裡所說的文從未將小說列入其內，《漢書·藝文志》開始，小說便棄於“可觀者”諸家之外，真德秀所編《文章正宗》里，將文明確歸為辭令、議論、敘事、詩賦，而用虛構方法創作的小說，被排除在外。由於傳統習俗視小說為“鄙其瑣猥”之物，歷代“著紳先生，視小說若洪水猛獸”。因此，文人仕途得意時，有諫草、有辭令、有詩賦，唯獨沒有小說。相反，曹雪芹、吳敬梓等小說作家，都是些身世淒涼、境遇落泊之文人。魯迅曾感嘆“在中國，小說向來不算文學家的”，“做小說的也不能稱文學家的”。 “小說界革命”，“小說為文學最上乘”，梁啓超的這些說法在近代上海所以石破天驚，它將傳統的文學觀念翻了個頂倒，“末技”、“小道”也能與治國安邦聯繫在一起，這解決了徘徊於新舊間上海知識分子的一個思想疑慮，寫小說並非是人生的落暮，它是經世之偉業。這活人人能心安理得、理直氣壯地去乾。再說，戊戌維新失敗，庚子國變，世道紛亂，全國上下都深感“政府不足圖治，頓有抨擊之意”。寫小說，“將胸中所懷之議論”寄於此，宣洩個人心中鬱結的不滿與情感。更為重要的是，當年上海的文學已經走市場化道路，寫小說能解決個人生計問題，至少有份外快能貼補生活。思想束縛的解除，生存與精神情感的雙重滿足，它使梁啓超的“小說界革命”口號，“新小說”的提倡如投入乾柴的星星之火，瞬間便成熊熊烈焰，由上海烘起而蔓延於全國。
影響
梁啓超“小說界革命”的號召產生了巨大影響，可是被他視為核心內容的政治小說數量既不多，且只行時了二三年，半個多世紀來小說發展各要素的長期準備難道只是為了這短暫的輝煌？而且，梁啓超涉足小說界也是純為維新變法的短暫客串，故而念念不忘的是“政治小說為功最高焉”，他賞識的作品文學意味甚淡薄，甚至歸入小說都很牽強。梁啓超親自撰寫了《新中國未來記》，該篇勾勒理想中的將來中國圖景，又被列為創刊號的重頭之作，可算是“小說界革命”的創作典範。可是梁啓超自己承認，該篇“往往多載法律、章程、演說、論文等，連篇累牘，毫無趣味”，文體“似說部非說部，似裨(稗)史非裨(稗)史，似論著非論著”，創刊號上借外國史實，鼓中國士氣的《東歐女豪傑》、《洪水禍》等作，同樣是政治呼喊多於文學意味。梁啓超辯解道：“既欲發表政見，商榷國計，則其體自不能不與尋常說部稍殊。”⑦小說從屬於政治，而且只要具有政治性，是否具有小說的文體特徵都已無所謂。於是有個問題油然而生：“小說界革命”與小說發展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係？
這涉及到兩個基本問題。第一，何謂“小說界革命”？回答應是梁啓超《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中那個著名論斷：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最後結論是：“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梁啓超的《告小說家》還進一步聲稱：“今後社會之命脈，操於小說家之手者泰半。”這是理論，也是號召，同時“小說界革命”也有實踐，《新小說》的內容清楚地表明了梁啓超的構想：政治小說為主幹，輔以有益於國民教育的科學小說、哲理小說、冒險小說等，使民眾受小說薰染接受變法維新思想，進而付諸行動。有此規定，題材範圍自然狹窄，而且是政治性先於文學性。
第二，“小說界革命”怎么會發生的？其實，梁啓超在戊戌變法前就已因宣傳維新思想而注意到小說：“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5]梁啓超流亡日本後，探尋日本維新變法成功的原因時，進一步強調小說，特別是政治小說的作用：
於日本維新之運有大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明治十五六年間，民權自由之聲，遍滿國中。於是西洋小說中，言法國、羅馬革命之事者，陸續譯出；有題為《自由》者，有題為《自由之燈》者，次第登於新報中。自是譯泰西小說者日新月盛。……翻譯既盛，而政治小說之著述亦漸起，……著書之人，皆一時之大政論家，寄託書中之人物，以寫自己之政見，固不得專以小說目之。而其浸潤於國民腦質最有效力者，則《經國美談》、《佳人奇遇》兩書為最雲。[6]
梁啓超不僅發現了小說可“浸潤於國民腦質”，從而影響其擁護維新變法，而且還歸納出具體操作的步驟，即先翻譯政治小說，繼而創作政治小說。基於這一發現，他在《清議報》上先後連載了“最有效力”的《經國美談》與《佳人奇遇》。待到《新小說》創刊，則是既翻譯又創作了。
若小說發展尚未有承受的準備，那么“小說界革命”只是一廂情願的政治幻想，但經鴉片戰爭以來六十餘年的發展，小說已面臨能量的大量積蓄到釋放的轉折點，這是眾多條件或要素逐漸形成並互動著力的結果。在“小說界革命”發生前夕，轉折到來的徵象表露已越來越清晰，最明顯的是創作與翻譯的數量已呈加速度增長的態勢。該局面形成及繼續擴張性發展需要兩個基本條件。第一是龐大的讀者群。晚明時由於商業與城市的迅猛發展，以及市民數量急劇上升，小說的讀者群曾有一次快速增長，直至清同治年間，其規模基本變化不大。開埠以來，沿海城市人口便在逐漸增加，幾次戰亂時更有大量人口避流入上海，使之在幾十年內變成了大都市，其他城市也程度不等地經歷了這一過程，從而形成潛在的龐大讀者群。第二是印刷業的準備。印刷業在明嘉靖、萬曆時的大發展推動了小說創作的繁榮，而清同治、光緒間，西方先進的印刷技術與設備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已成普及之勢。以上兩方面準備就緒後，小說發展才可能步入快車道，這兩者的組契約時也是促使小說快速發展的壓力。小說創作、出版規模與讀者群需求互相適應可謂是基本法則，可是自明萬曆以降維持了約三百年的平衡在清同、光年間被打破了。潛在的龐大讀者群的需求就是利潤所在，擁有先進設備與技術的書商們也明白這一點，無論政府的禁毀或輿論對小說的鄙視都無法阻止他們促進小說繁榮的努力。
翻譯小說的引入也是導致“小說界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是翻譯人才的培養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而且只有在外交、軍事與經濟等方面得到基本滿足後，才可能有較多的翻譯人才關注文學。戊戌變法之前尚屬人才培養階段，其後翻譯小說才開始較多出現。這方面準備完成之前，新小說的崛起就無從談起。因為翻譯小說在提供可欣賞的作品的同時，還帶來了新的創作觀念、題材、手法與技巧，並且烘託了新的小說輿論環境。
輿論環境是決定小說生存狀況的基本條件。清代實行禁毀小說政策，清初尤甚，同治時江蘇巡撫丁日昌又行厲禁。可是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喪失了在租界的行政與司法權，無法在那兒禁毀小說，這也是晚清時書局多設在租界內四馬路一帶的重要原因。不過，輿論仍是無形的掣肘，申報館由英人美查開設，它大量刊印小說時又鄭重發表聲明：“從未敢以淫褻之書印行牟利”，[7]因為得罪輿論，就是在和自己的銷路過不去。甲午戰爭以後，小說輿論環境明顯改觀。官方禁毀小說政策本就遭書商們形式多樣的抵制，清政府陷於內外交困之後，控制意識形態的能力大為削弱，此時讀者群在擴大，書稿既多又豐富，社會知名人士也開始稱讚小說，輿論界的風向完全變了。
梁啓超在這個時候倡導“小說界革命”可謂是適逢其時，此時振臂一呼，便可收萬山呼應之效。積蓄的能量頓時釋放，然呼應者眾，與梁啓超同心者卻寡。吳趼人在《〈月月小說〉序》中曾回顧了這四年來小說的發展狀況：
吾感乎飲冰子《小說與群治之關係》之說出，提倡改良小說，不數年而吾國新著新譯之小說，幾於汗萬牛充萬棟，猶復日出不已而未有窮期也。求其所以然之故，曰：隨聲附和故。……今夫汗萬牛充萬棟之新著新譯之小說，其能體關係群治之意者，吾不敢謂必無，然而怪誕支離之著作，詰曲聱牙之譯本，吾蓋數見不鮮矣！凡如是者，他人讀之不知謂之何，以吾觀之，殊未足以動吾之感情也。於所謂群治之關係，杳乎其不相涉也，然而彼且囂囂然自鳴曰：吾將改良社會也，吾將佐群治之進化也。隨聲附和而自忘其真，抑何可笑也。
“小說界革命”的實踐只維持了很短的一段時間，絕大多數的創作或翻譯與改良群治“杳乎其不相涉也”。梁啓超倡導的實踐很快就銷聲匿跡，他極力推崇的《佳人奇遇》與《經國美談》，對大眾的吸引力根本無法與《巴黎茶花女遺事》或福爾摩斯偵探案相匹敵。另外還有些翻譯小說，以及後來出版的《官場現形記》等小說的行銷都遠遠超過了梁啓超的得意之作。“小說界革命”實是提供了能量釋放的契機，它很快成為被藉以招徠讀者的招牌。儘管吳趼人等對此局面不滿，但這是小說本身的邏輯發展，沒有什麼力量可以阻止或改變，因為梁啓超等人考慮的是謀取直接的政治功利，小說只是實現目的的工具，所謂“小說界革命”是政治的需要，並非小說發展過程中的內在要求，故而它只可能是短暫的存在。
不過，“小說界革命”的影響卻相當深遠，它對傳統舊小說的批判深入人心，“新小說”取代舊小說已被認為是理應之事。在“小說界革命”的號召下，許多人投身於小說創作，儘管其創作宗旨與梁啓超多不相同，作品面目也迥異，但都在努力地提供新式樣的作品。“小說界革命”以磅礴之勢掃除了新小說發展的障礙，直接促使了創作熱潮的出現。總之，小說發展正面臨著變革轉折，而政治變革又以小說為最有力的宣傳工具，兩者的結合導致了“小說界革命”的發生，它使小說原先的漸進模式變成了突變式的飛躍，並又在相當程度上參與了後來小說發展態勢的決定。因此，儘管“小說界革命”是基於政治態勢的變化與政治人物的需要的外加因素，但它一旦發生，便又成為小說發展歷程中的有機組成部分，並在近代小說史上占據了極為重要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