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民說

儒家關於富民是富國之本，民富則國富的學說。儒家仁政德治學說的重要內容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富民說
• 定義：儒家關於富民是富國之本，民富則國富的學說

基本釋義

民富是禮樂教化和保持社會穩定的基礎。富而後教，才可使人向善，遵禮守法。富民是王者之治，保證農民有固定的田產，吏治清廉，輕徭薄賦，使百姓富足，安居樂業。

起源和流衍

富民觀念在中國春秋時期即已產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即有“夫民生厚而利用”和“富，人之所欲也”的記載。富民觀念形成系統學說則始於孔子。此後孟子、荀子又進一步闡發，奠定了儒家富民學說的基礎。後世儒家的富民學說基本上沒有超出先秦儒家論述的範圍。明清以後由富民學說引發的解決土地問題的要求，為富民說增加了新的內容。

先秦時期

孔子的富民觀是其仁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以養民、惠民、富民為成仁成聖的條件和為政的基本要求：視“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為君子之德，以“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雍也》）為仁為聖；以足食、足兵，為治國要務，主張實行富民政策，富而後教；提倡“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論語·堯曰》），以民眾富足為君主富足的前提。“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此語出自孔子弟子冉有，亦體現了孔子的思想。孔子主張“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不誤農時，愛惜民力；主張均富，“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論語·季氏》），認為財富平均則無貧，社會和諧平安則有人民擁護，國家才不致傾危。

孟子的富民觀是其仁政學說的核心內容，主張“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盡心上》），認為人民是否富足，能過安居樂業的生活是關係長治久安的關鍵問題。他視人民、土地、政事為“三寶”，提出了著名的恆產論，認為：“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孟子，滕文公上》）人民擁有一定數量的固定田產，才能使之遵禮向善。他認為“制民之產”，應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孟子·梁惠王上》）。而理想的境界應是“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同上）。衣食自足，老有所歸，幼有所養，就是王道之始。

荀子以富民為行王道的標誌：“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荀子·王制》）他認為富國必先富民，富民是富國的基礎：“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荀子·富國》）“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禮節用之。”（同上）富國之道在節用裕民，以此則可使“上下俱富”。為此他主張要以政裕民，計利而畜民。他說：“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徵，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同上）

漢唐時期

漢初注重與民休息，賈誼主張“富安天下”，認為安民，必先富民。他說：“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賈誼集·論積粟疏》）司馬遷認為富裕是道德禮儀的物質基礎，社會安定的前提，富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史記·平準書》），“人富而仁義附焉”（《史記·貨殖列傳》），並認為追求財富的欲望是自然合理的，應給予充分發展的條件。

東漢王符主張立國以富民為本。“夫為國者，以富民為本”，富民應“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潛夫論·務本》），反對奢侈品的生產和流通。他推崇孔子對百姓富而後教的思想，認為“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主張“愛日”（《潛夫論·愛日》），珍惜農民的時間，“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同上）。

東漢末年針對豪強壟斷土地，民不聊生的狀況，仲長統、崔定等提出過富民的主張，強調人民富足才有社會的穩定。

北魏李安世提出並被魏孝文帝採納推行的“均田論”，作為一項抑制兼併和富民的措施對後世影響甚大。均田制要求“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魏書·李安世傳》），按勞動力授田，使農民占有一定量的土地以事生產。

宋元明清時期

北宋李覯認為富民在於充分發揮人力、地力，“人無遺力，地無遺利，一手一足無不耕；一分一畝無不稼，谷出多而民用富”（《李覯集·周禮致太平論》），認為“人各有事，事各有功”，是“富民之本，為國之上務”（同上），並進而提出“平土”（平均土地）的理想藍圖。

王安石認為《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意在強調相生相養之道，因此“為政於天下者，在乎富之貴之”，“凡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善”（《王臨川集·洪範傳》）。致富的途徑是：“因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財。”“少長而有為也，莫不有富之道，保其常產則富矣。”（同上）

明代中期以後，實學思潮興起，一些著名學者針對社會存在的問題，提出許多興利除弊的學說和改革方案，強調富民、養民。

張居正認為，為政之要在安民生，認為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主張“時時修明祖宗之法度，精核吏治能否，由此富國富民”（《張太岳集·答應天巡府論大政大典》）。黃宗羲吸取明亡的教訓，把能否解決生民根本之計視為國家存亡的關鍵，認為君主的天職是養民、富民，應授田養民，輕徭薄賦，知天下冷暖，以使“下下者不困，則天下之勢相安”（《明夷待訪錄·田制》）。顧炎武亦以“國家治亂之源，民生根本之計”為懷，主張改革稅制，減輕百姓負擔，認為苛重的賦稅是“窮民之根，匱財之源，啟盜之門”（《亭林文集·錢糧論上》）。

唐甄認為立國的根本在富，富的標準是民富。他說：“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山丘，實為貧困，不可以為國矣。”（《潛書·存言》）認為國家應以富民為宗旨，“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潛書·考功》），考核政績以“富民為功”（同上）。主張革除忘民、虛民之官，興富民之政，用富民之官，“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善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同上）。認為“海內之財，無土不生，無人不生”（《潛書·富民》），只要官不擾民，“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同上）。

顏元以“富天下”、“強天下”、“安天下”為社會改革目標，強調以富天下為基礎，而富天下的關鍵是平均土地。認為人生天地間都應有獲得土地和致富的權利，不能為少數人壟斷，“思天地間田宜天地間人共享之”，行王道就不能“使一子富而諸子貧”（《存治編》）。

王源的富民思想亦落實到土地問題上，認為農民貧困的原因是沒有恆產，要使其擺脫貧困，就應立法，有田者必自耕，不能僱人代耕，士、工、商均不得有田，“惟農為有田耳”（《平訂書·制田》）。

歷史地位

富民思想是儒家理想的仁政德治的重要內容，在歷史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中關於富民為富國之本、富民為道德教化基礎的思想，以及為此而提出的種種富民措施，都對發展經濟，穩定社會，發揮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在富民措施中，從孟子“恆產”論直到清代學者的“惟農為有田”的主張，說明儒家學者大都認識到要富民就必須給予農民一定的田產，使其安居樂業。但這種主張只具有思想理論上的價值，在封建制度下則無法付諸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