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民說

儒家關於民為邦本、厚生養民是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礎的學說。儒家仁政德治學說的重要內容之一。為政的首要任務在養民。養民的主要措施是保證農民有維持生存的田產和實行輕徭薄賦的政策，其中亦包括道德教化的內容。

基本介紹

• 中文名：養民說
• 定義：儒家關於民為邦本、厚生養民是國家社會穩定的基礎的學說

起源和流衍

養民觀念，最早的記載見於《尚書·大禹謨》：“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左傳·哀公十四年》有“養民如子”之說。此後孔子、孟子、荀子對養民問題都有較系統的論述，為後世儒家學者的養民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先秦時期

孔子的養民觀是其“愛人”學說的重要內容。他稱讚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中一條就是“其養民也惠”（《論語·公冶長》）。其論政，“所重：民、食、喪、祭”（《論語·堯曰》）。認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雍也》）。主張“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論語·顏淵》），養民要“惠而不費”（《論語·堯曰》），給人民以實惠，為政者要注意節儉。為保證人民有充分的時間從事生產，要慎興力役之徵。“使民如承大祭”（《論語·顏淵》），“擇可勞而勞之”（《論語·堯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反對聚斂百姓，主張斂從其薄，以民富足為君富足的基礎。

孟子繼承了孔子的養民說並有所發展。他十分重視人民的生計問題，認為民離開水火不能生活，菽粟猶如水火，須臾不能離。百姓極重視“養生喪死”，當政者能使百姓“養生喪死無憾”則為“王道之始”（《孟子·梁惠王上》）。如果只顧自己享受，不顧人民死活，則無異於“率獸而食人”。他說：“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同上）他主張“制民之產”，給農民以維持生計的固定的田產：“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同上）。還要“省刑罰，薄稅斂”（同上），以使百姓安居樂業。孟子還提出了“以善養人”（《孟子·離婁下》）說。意思是指對百姓施以仁政，即可使之向善，前提是要有溫飽。有恆產，則有恆心。

荀子主張為政要“垂事養民”，“裕民以政”（《荀子·富國》）。他把“善生養人”（《荀子·君道》）列為君道之首，認為君主的責任在於“治萬變，材萬物，養萬民”（《荀子·富國》）。荀子認為“垂事養民”，不是“垂事養譽”，亦非“遂功而忘民”的權宜之計，而是國家的“長久之道”。如果只給百姓以小恩小惠，博得一時讚譽，則是“偷道”、“奸道”。正確的做法應是“使民夏不宛喝，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荀子·富國》）。“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荀子·王制》）。意即充分利用自然條件，裁製萬物，發展生產，滋養百姓。荀子強調強本節用，認為在發展生產的同時，注意節儉，量入為出，保持生產與消費的平衡。主張“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荀子·富國》），要“量地而立國，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同上）。

漢唐時期

漢初總結秦亡的教訓，許多思想家主張重民、養民，以民為本。陸賈主張以仁義治國，減輕勞役賦稅，發展生產，“以閒養民”（《新語·道基》）。賈誼強調民為國本，“國以為本”，“國以為命”，為政“以富樂民為功，以貧苦民為罪”（《新書·大政上》），主張富民、養民。董仲舒認為《春秋》之義在敬賢、重民。他針對因土地兼併造成的貧富懸殊的狀況，主張限制土地兼併，“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漢書·食貨志》），以使貧富懸殊不要太大，做到“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於憂”（《春秋繁露·度制》）。揚雄主張為政應“惠以厚下”（《法言·問道》），“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恩”（《法言·先知》）。

東漢王符強調統治者要“厚下”（《潛夫論·班祿》），“養民”（《潛夫論·救邊》），“使皆阜於養生而競於廉恥也”（《潛夫論·班祿》），指出統治者要“愛日”，減省徭役，愛惜民時，“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潛夫論·愛日》）。王符讚賞孔子富而後教的思想，他認為養民還應包括道德教化，“民蒙教化，則有士君子之心……故善者之養天民也”（《潛夫論·德化》）。荀悅強調統治者必須減輕剝削，節約民力財力，倡導農耕，發展生產。他說：“故在上者先豐民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後桑蠶宮，國無遊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以周民事，是謂養生。”（《申鑒·政體》）

西晉傅玄提倡以仁治天下，主張“推己所欲，以及天下”，“推己之不忍於饑寒，以及天下之心，含生無凍餒之憂矣”（《傅子·仁論》），做到像古代那樣“衣足以暖身，食足以充口，器足以給用，居足以避風雨。養以大道，而民樂其生”（《傅子·檢商賈》）。

唐代劉晏認為：“戶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資治通鑑》卷二百二十六德宗建中元年七月）主張將“養民”與增加國家財政收人有機地結合起來。陸贄發展了這一思想，認為“建官立國”是為了“養人”，指出：“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陸宣公集·均節賦稅恤百姓》）意即應把“資國”放在“養人”的基礎上。

宋元明清時期

北宋李覯針對當時兼併土地，民不聊生的狀況，曾提出“平土”，即平均土地的主張，以解決民食問題，認為“生民之道，食為大”（《李覯集·平土書序》）。又認為養民是君主的天職：“天生斯民矣，能為民立君，而不能為君養民。立君者，天也；養民者，君也。”（《李覯集·安民》）南宋陳亮反對空談心性，提倡事功之學，認為“三代以仁義取天下，本於救斯民，而非以位為樂也”（《陳亮集·問答》）。他主張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陳亮集·勉疆行道大有功論》）。葉適認為“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葉適集·計財上》），強調實行養民、寬民之政，“君既養民，又教民，然後治民”（《葉適集·民事上》）。明代方孝孺認為養民是君主的職責，養民在於均產和教化，並以養民、富民為國富的基礎。他說：“為治有本末，養民有先後，制其產使無不均，詳其教使無不學，文、武、周公之大意也。”（《遜志齋集·周官二》）“能養民而富安之，不求富國而國自富矣。”（《遜志齋集·送陳達莊序》）丘濬認為國以民為基礎，天下盛衰在庶民，“是故為國者，莫急於養民”（《大學衍義補·固邦本》）。他強調：　“人君修德以善其政，不過為養民而已。”（《大學衍義補·正朝廷》）“人君之治，莫先於養民。”（《大學衍義補·固邦本》）他認為“養民之政”，既包括“民之得其養者”（同上）的稼穡樹藝等“生生之具”（同上），亦包括人倫教化。他說：“設學校，明倫理，以正其德；作什器，通貨財，以利其用；足衣食，備蓋藏，以厚其生。”（《大學衍義補·正朝廷》）

明代中葉以後，由於土地兼併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儒家學者尤其強調厚生利用，解決農民生計問題。王廷相強調以實學經世，重視民生。他認為：“上世論五行以材用，取其養民之義也。”人之“飲食衣服居室之養，能離之乎”（《慎言·五行篇》）。而現實卻是“強食弱，大賊小”，“虎狼攫人而食”，使生靈塗炭，生道變為死道，“是生也？為死之道者也”（同上）。呂坤認為天生民不是為君，而是為民，君的職責在安民、養民，“為人上者，只是使所治民個個要聊生，人人要安分，物物要得所，事事要協宜，這是本然職分”（《呻吟語·治道》），做到“一人憂則天下樂”（同上）。他認為：“置天地間只靠兩種人活命，曰農夫、織婦，卻又沒人重他，是自戕其命也。”（同上）對農民寄以深切同情。黃宗羲認為“天下之治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明夷待訪錄·原臣》），主張仿古代井田之法，“授田養民”，又說：“古者井田養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後，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養民，使民自養，又從而賦之，雖三十而稅一，較之於古亦未嘗為輕也。”（《明夷待訪錄·田制一》）認為農民賦稅一代重於一代，力主減輕稅賦，緩解民困。王夫之強調“有國者”要懂得“以義為利”的道理，指出統治者要“以養民為義，而即以養民為利，而不可屑屑然求財貨之私以為利”（《四書訓義》），主張要治吏以嚴，養民以寬。唐甄主張治國在富民。為了富民，就要求以養民作為施政目標。他說：使“天下之官皆養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就能保證“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潛書·考功》）。而養民的最好辦法即是不擾民。“海內之財，無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之，而財不可勝用矣。”（《潛書·富民》）

歷史地位

養民說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其學說的基點是以民為國家社稷的基礎，民食問題關係到政權的存亡興衰。厚生養民是當政者的首要任務。這一認識是深刻的。歷代儒家學者沿著這一思路，做了大量論述，在一定限度內對減輕農民所受剝削、緩解社會矛盾產生了積極作用。但由於他們沒有、也不可能找到根本的厚生養民之路，其善良願望又往往落空。應該指出，許多思想家已認識到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是解決養民問題的關鍵，提出了種種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案，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只能是美好的幻想，無法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