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民說

儒家對百姓實行人倫道德教化的學說。基本思想是用封建人倫道德為行為規範，教化百姓，以達到穩定社會、鞏固統治的目的。主張以富民、養民的仁政德治（見富民說、養民說）為實施教化的基礎，強調以己正人，以政正人。

基本介紹

• 中文名：教民說
• 定義：儒家對百姓實行人倫道德教化的學說

起源和流衍

教民觀念產生較早，《尚書·舜典》即有對民“敬敷五教”之說。按孔穎達《尚書正義》的解釋，五教為義、慈、友、恭、孝。又《尚書·武成》亦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的記載。此後《左傳》、《國語》屢見教民的記載。如：“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左傳·閔公元年》）“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國語·晉語》）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以教民為仁政、王道的重要內容，進行了系統論述，為後世儒家的教民說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

先秦時期

孔子德政學說的主要內容是安民。安民的兩項重要措施是富民和教民。教民的主要內容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論語·為政》）用行政和刑罰的手段使百姓知羞恥、畏懼而不犯罪，用道德和禮儀來規範人民的行為。孔子更注重教化，反對“不教而殺”（《論語·堯曰》）。其教民思想著重強調兩點。①富而後教。“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論語·子路》）從而使貧不失樂，富而好禮。②強調統治者的表率作用，以己正人。他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又說：“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論語，為政》）要求居上位者以自己的人格表率來教勸民眾。

孟子仁政學說的內容之一是教民。他持性善說，認為人具有仁義禮智的善端，但亦強調擴充善端，注重德教。他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孟子·滕文公上》）他認為治理百姓只靠行政手段不行，而必須進行教化，“善教”得民心。“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的教民思想繼承孔子，突出強調兩點：①有恆產而有恆心。有保證生存的物質條件，教化才能起作用。如饑寒交迫，“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孟子·梁惠王上》）？他主張對百姓要教而用之，“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孟子·告子下》）。②在上者要“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孟子·離婁上》）。他說：“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盡心上》）“聖人，百世之師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孟子·盡心下》）

荀子持性惡論，主張隆禮重法，化性起偽，強調後天的教育。他認為君主治民要靠權勢、禮義、法令和刑罰，但其更重禮義教化，“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荀子·性惡》）。他主張教民要“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荀子·王霸》），強調“化善者勸勉”（《荀子·富國》），反對“不教而誅”（《荀子·富國》）。認為只要用仁義禮法教育引導有方，塗之人皆可以為禹。荀子亦強調君主的表率作用，認為“上者，下之儀也”（《荀子·富國》），主張“以善先人者謂之教”（《荀子，修身》）。

漢唐時期

漢代儒家學者繼承先秦儒家的學說，亦強調“德治”，注重“教化”。賈誼認為教化是為政之本。他說：“教者，政之本也。”（《新書·大政下》）強調“有教，然後政治”，“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同上）。董仲舒以其人性論為出發點，認為人性只是具有善的質地，本身並沒有成為善，只有通過教化，人性才能達到善。他說：“天生民性，有善質而未能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善，教誨之所然也，非質樸之所能至也。故不謂性。”（《春秋繁露·實性》）又說：“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為雛，繭待繅而為絲，性待教而為善。”（《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君主和聖人的職責就是上承天意，教民為善。他說：“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於天，而退受成性之教於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為任者也。”（同上）因而建議統治者要“復修教化而祟起之”，指出：“夫萬民之從利世，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也，其堤防完也。”（《舉賢良對策》）要使民“成性為善，必待聖王之“外教然而能善”。所謂：“天生之，地載之，聖人教之。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心之所好，體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從之。……故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春秋繁露·為人者天》）劉向認為人之所以犯罪作亂，是因欲望太盛，不能控制，“民之性皆不勝其欲”（《說苑·反質》）。因此，統治者要用禮樂刑政來教化民眾：“禮以定其意，樂以和其性，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立治道也。”（同上）揚雄認為人性是善惡相混的，“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法言·修身》）。因此統治者治理天下必須依靠禮樂教化，以發揚善性。他說：“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法言·問道》）又說：“由於情慾，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法言·修身》）

東漢班固認為：“殷周之盛，《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漢書·食貨志上》）既富以後，必須加強禮樂教化，“於是在民上者，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恥而且敬，貴誼而賤利，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略也”（《漢書·貨殖傳》）。荀悅繼承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說，主張要用“教”發展人的善性。他說：“性雖善待教而成，性雖惡，待法而消。”（《申鑒·雜言下》）因而，“凡政之大經，法教而已矣”（《申鑒·政體》）。

韓愈著《原道》，強調儒家道統，認為“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韓昌黎集·原道》），主張摒棄道教、佛教，強調用儒教教民，恢復先王之道，用仁義禮樂為政、教民。

宋元明清時期

北宋改革家李覯、王安石強調養民、富民而後教民。李覯認為：“食不足，心不常，雖有禮義，民不可得而教也。”（《李覯集·平土書序》）他批評安民只用刑法而賤禮義的做法，認為教化的前提是養民，如果百姓沒有生存的基礎，不僅教化不起作用，刑罰更不能去人之惡。王安石的教民說亦強調富而後教：“民既富而可以教。”“民窘於衣食而欲其化而入於美，豈可得哉！”（《臨川先生文集·夔說》）又認為欲使民趨善，還須當政者實行善政，“所謂富之然後善者，政以善之也”（《臨川先生文集·洪範傳》）。

理學興起之後，偏於限制民欲，強調存天理滅人慾。周敦頤提出教民之首，在於“懲忿窒欲”。他說：“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眾哉！曰純其心而已矣。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心。”（《周子全書·通書·治》）程顥、程頤的教民說，一方面強調養民為教民的基礎，認為民“生養遂，然後教化可行”（《河南程氏粹言·論政》），但其更偏重教化，強調“惟其天理之不可易，人所賴以生”（《河南程氏文集·論十事劄子》），主張滅私慾，明天理，以天理定民志。朱熹繼承了二程的思想，其教民觀的核心亦是用天理滅人慾，強化對百姓實行道德人倫教育。他認為古代聖王“其教民之目則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瓊州學記》）。通過這一教育，“去氣質之偏，物慾之蔽，以復其性，以盡其人倫而後已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經筵講義》）。

明代朱之瑜認為：“治道有二，教與養而已。養處於先而教居其大。”“養”與“教”是治道的兩個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非養則教無所施”，“非教則養無所終”（《舜水遺書·文集》）。

清代王夫之主張教民、導民不能禁慾、塞欲。認為聖人有欲，百姓亦有欲，“人慾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讀四書大全說》卷四）。因此，他主張以“各足之道導天下、安天下”。他說：“道也者，導之也。上導之而下遵以為路也。封建之天下……天子不獨富，農民不獨貧，相仿相差而各守其疇。……上以各足之道導天下，而天下安之。”（《讀通鑑論》卷五）顏元治學重習行，反對空疏無用之學，認為聖賢一坐便商榷兵農禮樂，一行便商榷富民教民，而不忘蒼生。周、孔以六藝教人“制禮作樂以教民”（《存學編·性理評》），而宋儒則空談性理，“居不習兵、農、禮、樂之業，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四書正誤·論語下》），算不上真儒。戴震強烈批評理學用存天理滅人慾治民、教民。認為聖人之學“在通民之欲、體民之情，故學成而民賴以生”（《孟子私淑錄·與某書》），以理教人則貽害天下。

歷史地位

教民說是儒家仁政德治學說的重要內容。孔子、孟子和荀子在談教民時，都強調教民與養民的結合，以養民為教民的基礎。漢儒開始片面強調道德教化，宋代理學興起後，進一步推向極端，提倡存天理滅人慾，把養民置於十分次要的地位。明清以後，許多儒家學者則主張恢復先王之道、聖人之教，強調人倫日用和教化的結合，反對塞欲、禁慾。教民說的歷史發展說明，其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既有穩定社會，有利民生，促進社會發展的作用，亦有禁錮思想，強化封建統治的作用，只有對具體的歷史進行分析，才能給予客觀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