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陶瓷史上，不少古瓷窯址留下了諸多疑團。古宣州窯亦為其一。現有歷史文獻對該窯的記載甚少，長期以來陶瓷考古界對宣州窯命名、創燒年代、學術地位等，向來是眾說紛紜。近幾年隨著考古工作的不斷深入，宣州窯存疑問題已漸趨明朗。研究宣州窯的興衰史，對於填補陶瓷發展史的空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因此，探究宣州窯的歷史之謎。已成為當今陶瓷考古界的熱門話題之一。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宣州窯
- 時代：清代
- 記載：《景德鎮陶錄》
- 地區：宣州
出現時期,相關窯跡,斷代依據,考查結論,
出現時期
“宣州窯”一詞最早見於清代藍浦著錄的《景德鎮陶錄》。該書對宣州窯的起源情況記載不詳，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古宣州窯作為史料中記載的著名窯場，同全國其他窯場一樣，都是以州治命的。以州治命名窯場的歷史可追溯到唐代。此一命名慣例一直延續到兩宋時期，而在此前後都未見有此例。大量的考古發掘已充分地證明了這一事實。考古資料表明以州命名的窯場可在其州治境內任何一地。
宣州窯既是州級窯場，按命名法則推論，顯然其不會晚於宋。關於這一點，筆者在第二次考察東門渡窯遺址時，採集到刻有“宣州官窯”楷書款識標本壹片，從殘片標本形制上分析，應為罐類器物，標本顯然是五代晚期產品。目前國內僅存的十餘片標本中，最晚的尚在北宋，由此可以認定宣州窯創燒時代是在北宋之前並可能到唐代，而絕不會晚至元代或元代之後。
宣州窯作為皖南地區一代名窯，它不可能只是單一窯場，而應是一群窯。只有這樣才符合州級窯場的命名關係並與之相對稱。而皖南地區眾多窯址，都與宣州窯有著密不可分的淵源關係，從這個意義上講，將它們歸類進行綜合研究，對於了解宣州窯的發展歷史，確定宣州窯的歷史地位，是我們今天研究宣州窯的根本目的所在。
數千年來，先民們在長期的勞動生產中，逐步掌握了燒造陶瓷技術，隨著人類社會的不斷進步和對陶瓷需求量的增加，使制陶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規模。進入青銅文化時期後，它與冶鑄業同時並存和發展，相互取之所長，互為補充，形成了各自的獨特風格。
皖南古代地處吳越，這裡所生產的瓷器，無論在工藝、造型、釉彩、裝飾方法等方面，都帶有明顯的吳越文化特徵，因此陶瓷考古將這裡的瓷器產品統稱為越窯系。
自唐末以來，由於國內連年戰亂，導致了歷史上北方民眾的南遷。在考察瓷窯址的同時，我注意走訪了窯址附近的村民，從中了解到東門渡、琴溪、窯頭嶺、駱沖等地有相當一部分村民系北方遷居於此。北方移民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北方的民俗文化，更重要的是將北方制陶技術也帶到了這一地區，因此出現了自唐代到兩宋期間，這一地區的瓷器在釉彩裝飾上流露出北方瓷釉裝飾上的特徵。在此漫長的時間裡，所產生瓷器既具南方制瓷的細膩作風，又具北方瓷釉裝飾方法上的粗獷特點。這一延續發展的制瓷工藝，後人對它進行斷代，提供了較為詳盡的實物資料，也是區別於其他窯場產品的明顯標誌。
古宣州境內多山水，地域內長江、青弋江、水陽江等江河構成了便捷的交通運輸網路，此地的崇山峻岭中蘊藏著豐富的高嶺土、瓷石和粘土等制瓷必需資源，富足的燃料為燒造陶瓷提供了優越的條件，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上的繁榮等這些得天獨厚的條件，促使制瓷業蓬勃發展。宣州窯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開始創燒的。它的興起很快發展為皖南地區諸窯，這是歷史發展所致，也是商貿經濟持續發展之必需，作為江南地區的宣州窯被載入了中國陶瓷史冊。
相關窯跡
筆者近年來通過對古宣州境內窯址的十餘次考察論證，對各窯之間的淵源關係有了新的認識。
東門渡窯最早發源之一
（以下簡稱東門渡）。《宣城縣誌》（乾隆版）中的“符里鎮”要下註：“於窯旁置鐵符，斷自符以東可陶。今窯皆出鐵符之東……”。東門渡窯位於蕪湖縣東北面的花橋鄉境內，距離縣城19.5公里。窯址坐落在水陽江南岸，與宣州市水陽鎮隔江相望。遺址散布在營盤山、康王山、蛤蟆地、小竹園、寶塔山等數平方公里的範圍內，器型有碗、碟、壺、罐、缸類器以及少量的動物、人物和明器等。該窯燒瓷所用原料均采自當地盛產的赭紅色粘土。器物燒制溫度在900~1100度之間。胎體厚重，製作粗糙。胎質中含大小不等的氣泡。底足大部分為餅型足，足底內凹，少見圈足器。產品施掛半釉，釉色分醬黑、醬黃二種，剝釉現象嚴重。個別尚可見器表施白色化妝土。胎色為灰黑、紅褐色。器表裝飾目前僅見刻花一種，紋飾有蓮瓣紋和花卉等。產品器型別具一格，很具地方特色。
東門渡窯燒造陶瓷的特點是，依據器物分窯燒制。如營盤山、康王山以燒造注子、壺、罐為主；蛤蟆地則主要燒制碗、缽、碟類器物，寶塔山、小竹園則是專燒缸類器等。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我在考察窯址時，採集到刻有“宣州官窯”和刻有“章”字窯具標本各壹片，使得對宣州窯的研究工作有了突破性進展。東門渡窯產品在製作工藝上都很粗糙，唯獨刻“官窯”銘文的缸類器比其他器物在製作上要考究得多。
東門渡窯產品燒成溫度雖高於一般陶器，但仍處於原始狀態，因此我認為將其歸類於鉛釉陶更合乎情理。該窯現存堆積物多為晚唐五代的遺存，個別標本所顯示的裝飾紋樣極具唐代風格，據此可以說明該窯的始燒期應在中唐時期，另外，九四年五月我去南陵工山古礦冶遺址考察時，在塌里牧片帶採集到少量古陶瓷殘片，其中最醒目的當首推具有典型唐代器物特徵的玉壁形缽底標本。排比分析，南陵出土標本的產地出自東門渡窯。從上面所介紹的情況看，我們用大量的物證證明東門渡窯就是史籍中所指的宣州窯場的早期窯口之一。
琴溪窯見證宣州窯歷史
琴溪窯位於涇縣城南約19公里處，窯址坐落在里、外施窯和陶窯三個自然村落之間的山坳中。遺址面積約4平方公里，地表堆積物絕大多數系晚唐至北宋時產品。器物表層釉色、施釉方法等與東門渡產品差別不大，所不同的是東門渡產品施釉多至肩腹部，而琴溪窯產品施釉近底足。其次是此時出現圈足器。筆者在里施窯村堆積層中採集到殘注子標本壹件，它體型碩大，製作規範，與東門渡同類產品相比，不同之處是東門渡為餅型足，琴溪窯為圈足，顯然它晚於東門渡窯。琴溪窯產品在胎質上與東門渡窯產品相比，它們都是就地取材，都以當地產的粘土燒成。在工藝上琴溪窯較之東門渡窯有大的改進。琴溪窯產品胎壁很薄，修胎規範，叩之有聲，燒成溫度約在1250度左右。
琴溪窯與東門渡窯一樣，由於歷史原因，它們都還處在較原始的狀態，儘管琴溪窯在製作工藝上有較大改進，但它尚不能達到細瓷的工藝水平，這一客觀事實，只能說是琴溪窯在原東門渡早期窯口產品製作水平的基礎上，正逐漸進行改革，同時也可從中看出此時的宣州窯由低級向高級邁進這樣一種自然規律。在釉色上琴溪窯產品顯然受東門渡窯影響，都使用同種釉色，但兩窯的區別都能通過形制來認定。琴溪窯在器型製作方面又具備南方越窯器纖細風格，因此它有其獨到的一面。
除了上述提及的東門渡窯與琴溪窯產品的各自特徵外，安徽省考古研究所李廣寧先生在考察琴溪窯時採集一件刻“宣”字款識的窯具標本，為此李廣寧先生在《皖南瓷器考古的幾點思索》一文中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認為琴溪窯就是宣州窯。我以為從“宣州官窯”到琴溪窯銘文標本中除了證明宣州窯的存在外，更重要的是都表明了宣州窯已由唐末時期的官窯向北宋時的民窯進行轉變，這一特定的歷史演變，一方面可以從銘文中得到結論，另一方面可以從器物製作工藝的年代劃分中找出答案。依據以上情況，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說明“宣州官窯”已隨歷史的變遷被琴溪窯取而代之，它們之間所形成的交替關係，是當時歷史演變所產生的必然結果，也是符合發展規律的。
搖頭嶺和駱沖是鼎盛期
搖頭嶺窯位於涇縣城東北10公里處，窯址面積千餘平方米，生產細白瓷和卵白釉瓷，堆積遺物中有五代青釉瓷、五代晚期至北宋時卵白釉瓷，該窯產品普遍施有化妝土，“細碎如毛”是該窯產品所特有的釉色表現。產品製作精良，工藝水平較高，尤其是胎質系用高嶺土或瓷石燒制，故在釉色、胎質上較琴溪窯有重大突破，它的細瓷燒造成功直接影響著後期的產品製作，可以說搖頭嶺窯在整個宣州窯的發展進程中起到了承前啟後的里程碑作用。
繁昌縣駱沖窯位於縣城西北面約五公里處，窯址建在一座低矮山崗上，面積千餘平方米左右。由於窯址被深埋，故地表遺物搜尋困難。筆者在一斷層深於一米的土塘內採集到匣缽和瓷片標本若干。標本是青白瓷、卵白釉瓷，另有若干片五代的醬釉瓷。駱沖窯產品胎質以淘洗純淨的高嶺土燒制，釉色無論是青白還是卵白釉都明顯趨白，產品製作規範，工藝水平幾乎與現代瓷相同，駱沖窯產品釉表光潤明亮，胎釉結合緊密，產品大多系圈足，器表施釉為半釉，個別產品胎壁極薄，釉質中鐵含量極少，與傳說中的“雪白瓷”相像。
駱沖窯因位於繁昌縣境內，過去曾將它併入繁昌窯，同時斷為南宋時窯口。據此筆者似有不同看法：其一，駱沖窯起源於何時尚屬不詳，窯址中標本雖多為南宋時產品，但同時出土了五代青釉瓷，而五代瓷片與東門渡、琴溪窯產品在胎質、釉色上是完全一致的。其二，任何窯場的形成都不能違背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在當時不可能一開始就燒造出如此精美的佳作，它必然要經歷漫長的發展階段，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不經調查，盲目判斷勢必會給後期的綜合研究產生極為不利的誤導作用。根據駱沖窯目前的狀況，因窯址未發掘故而不能妄自裁判。有一點需要說明的是駱沖窯的青白瓷和卵白釉瓷在釉質上要勝於早期發現的柯家村窯產品，有些產品完全與景德鎮窯同期產品相媲美，這是柯家村窯產品所不能及的。有關該窯的起源情況雖不可考證，但它的產品釉色、胎質與搖頭嶺窯產品幾乎是同出一轍，因此筆者在研究時將它一併考慮進去，進行綜合分析，當然對於該窯的詳細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的考證。
繁昌縣柯家村
窯關於柯家村窯過去有關刊物中曾作詳盡報導，在此不予詳述。對該窯的考察筆者曾先後八次探訪，我只想將其中一些有爭議而值得探討的問題提出來，以便請教各位給予解釋。
以往，陶瓷考古工作者也曾斷定該窯為宣州窯，並把它的始燒時間定為南宋。現今除了已有物證證實的東門渡、琴溪、搖頭嶺和駱沖窯是宣州窯外，柯家村窯跡處古宣州境內，但它是否屬宣州窯仍有值得商榷之處。從以往幾次考古發掘情況看，柯家村窯的主要產品是青白釉瓷器，按該窯瓷器標本分析，它們與景德鎮窯產品極為相似。所不同的表現形式則是柯家村窯的釉表方面。景德鎮窯同柯家村窯的同期產品相比，前者釉表滋潤柔和，後者則光潔明亮。景德鎮施釉較厚，而柯家村窯則施釉薄，因此柯家村窯產品普遍可透過釉層見胎骨。這也是區別兩窯產品的顯著標誌。柯家村窯中的少數產品，無論是在製作工藝或是在形制上與景德鎮產品毫不遜色，同時它們之間又都是以燒造青白瓷而聞名於世。
根據柯家村窯址的情況，筆者以為：A、柯家村窯由於地緣關係屬宣州窯。B、柯家村窯是宣州窯晚期窯場。C、柯家村窯屬景德鎮窯系。
對於柯家村窯的斷代問題過去已有闡述，此一結論似有探討之必要，原因在於柯家村窯創燒時間不詳，目前對該窯的創燒時間有三種說法，即：A、柯家村窯創燒於五代。B、柯家村窯創燒於南宋。C、柯家村窯創燒時間可能上推至唐代。儘管對柯家村窯的創燒時間有不同的觀點和看法，但有一點恐怕都有同一認識，那就是窯址的建立和創燒都必須經過一個相當長的形成階段，由此推斷柯家村窯的創燒時間不應是在南宋，而應上推，至於究竟應定為何時創燒，尚待作進一步的調查研究。
斷代依據
通過以上對幾個窯口的綜合研究，已初步依據年代順序作了較詳盡的說明，同時把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繫通過實物比較，劃清了各時期窯場燒造的情況。
關於“宣州官窯”問題
過去人們對何謂“官窯”有著一個共識，即官窯泛指窯場負有皇命，專為燒制御用瓷而設定的。此次東門渡窯場出土“宣州官窯”款識瓷標本，無論在工藝上，用料上都難以與前後期生產的御用瓷相提並論，在釉色上也很單一，很難引起宮中重視。既然如此又為何要打出官款呢？我認為可能基於下列原因：A、由於歷史緣故，從唐末開始，封建諸侯割據，戰事頻繁，給各地物資流通造成極大困難。定都江南的南唐國因國內酒的需求量大，原有“外來瓷”已不能滿足消費的需求。就地設窯燒造器物，以期滿足國內生活必需。所以出現草率燒制的情況。B、在燒造瓷器的過程中，為了嚴格劃分官與民用瓷的等級，大凡進御之器統刻“官窯”款識。這在全國窯場中亦有此例，說明早期的宣州窯確是官御窯場之一。C、南唐國君主向以“酒色”敗國，此一歷史世人皆曉。“日供萬瓶”之說，雖有誇張之處，但我們可以憑藉東門渡窯堆積物中的大量酒具標本便可窺見一斑。鑒於以上三種原因，設立官窯不是不可能的。倘若我的看法能得到確認的話，那么對“官窯”的總體概念不僅要重新加以認識，更將在“官窯”的定義上增添新的內容。對東門渡官窯問題雖不能與其他官窯器相苟同，但它的標本的出現，以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了唐國官窯的存在，從而為宣州窯的起源提供了極為難得的物證資料。
關於宣州窯的斷代問題
從上文提及的各窯器物造型特徵中，已基本劃分了它們之間的年代順序，當然這只是從遺址標本的排比中加以確定的，但無論怎樣，它們之間必然有其同一屬性，那就是從早期窯場到晚期窯場產品中都有一定的共同之處，從早期到最後的衰落，歷經了初創，成熟直至消失這么一個發展階段。通過對宣州窯的演變過程的認識以及遺存年代劃分的原則，因而認定它的起源時間應在晚唐，下限則是在南宋，這是因為景德鎮窯場崛起後的形勢所產生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和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佐證。
《景德鎮陶錄》載：“宣州窯，元明燒造，出宣州，土埴質頗薄色白。”而民國時《瓷史》作者黃矞則認為：“宣州瓷窯，為南唐所燒造，以為供奉之物者。南唐後主尤好珍玩。”兩部論陶專著，見解各不相同。經十餘次的考察論證，我認為黃矞的看法是論之有據的，現今大量的晚唐實物顯然印證了史籍所載之情況。
《陶錄》曰：“元時浮梁磁局，專掌景德鎮磁器，世稱樞府器。而民間所造者，則有宣州、臨州、南豐諸窯，然其成績不能超過兩宋也。”該書所載樞府器，特別提及宣州窯產品，我認為是指柯家村窯的卵白釉瓷，這是因繁昌柯家村窯同釉色器在製作或釉色上難與景德鎮窯相抗衡，故而有此一說。但《陶錄》作者卻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即柯家村窯降及元代時已不再燒造，何以能將它列入元時所燒呢？顯而易見作者顛倒了時間關係。據我看來《陶錄》作者之所以指出宣州窯卵白釉器，除剛才講述的柯家村窯產品外，搖頭嶺和駱沖窯早期卵白釉瓷和晚期柯家村窯近似，有無可能混淆了窯口？
關於“宣”銘問題
琴溪窯址中所採集的“宣”銘窯具標本，一來就其本身而言，向世人表明了該窯屬宣州窯。二來自南唐國被滅後，宣州官窯停止燒造，為了延續這段歷史，故用“宣”銘代替。三來琴溪窯在始燒時間上明顯晚於東門渡，應當視為琴溪窯在繼承了東門渡窯產品形制的基礎上，對工藝作了較大改進，由此才得以在江南窯業中立於不敗之地。我們可以從宣州窯的早期創燒直至其中期的發展進程。領悟出當時由官窯向民窯過渡演變的全部過程。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史籍中將宣州窯劃入民窯範疇之道理了。
考查結論
綜上所述，宣州窯的形成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從它形成到最後消亡，經歷了幾多滄桑，我們研究宣州窯的目的在於，全面探究窯場歷史，還歷史本來面貌。若干年來，國內許多專家、學者對攻克宣州窯寄予了厚望，近年來的調研工作在原來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進展。我作為生活在皖南地區的陶瓷愛好者，有義務對它進行必要的綜合考察。以上談到了皖南諸窯與宣州窯都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關係，如果按特定窯口研究，勢必會造成研究中出現的傾向性，所以我在總結了他人經驗之後，結合自己考察時發現的若干問題，提出來向各位老師請教，由於自己學識淺薄，研究工作不夠深入，如果說有收穫的話，那僅僅是研究工作的開始，因為有的窯址至今未發掘，尚有一些令人費解的課題至今不得要領，只能有待今後考古發掘來加以證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