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表現方面,意義,影響,
表現方面
抗日救亡運動期間，宋慶齡愛國主義的偉大實踐，集中體現在八個方面：
一、譴責“攘外必先安內”政策，支援“一·二八”淞滬抗戰
宋慶齡先生與毛澤東主席在一起
宋慶齡先生與毛澤東主席在一起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蓄意挑起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北，中國人民掀起抗日救亡運動，但國民黨蔣介石政府卻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鎮壓日益高漲的學生愛國運動，殺害國民黨左派領袖鄧演達。對蔣介石的倒行逆施，宋慶齡十分憤慨，奮筆疾書，寫下了《宋慶齡之宣言》，公開宣布“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它受到全國人民的厭棄和痛恨。1932年1月，日軍又向上海發動進攻，“一·二八”淞滬抗戰爆發。宋慶齡當即主張“積極抵抗到底”。她還親臨前線，慰問浴血奮戰的第十九路軍愛國將士。她率先發動捐制棉衣運動，僅5天內便趕製了3萬多套棉衣送往前線。她還組織力量，籌集資金，創辦了國民傷兵醫院。在宋慶齡的愛國義舉感召下，短短一個多月，上海各界人士開辦了70多所傷兵醫院。各種慰問品源源不斷送到前線，有力地支援了淞滬抗戰。
二、創建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進行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的鬥爭
為了拯救民族，團結抗日，針對蔣介石對外採取不抵抗主義，對內實行白色恐怖的反動政策，1932年12月，宋慶齡與蔡元培、楊杏佛、魯迅等在上海成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開展爭取人民民主權利的鬥爭。通過廣泛的社會聯繫，保護和營救了羅登賢、陳賡、廖承志等一大批共產黨人和許德珩、侯外廬等愛國師生，以及國際進步人士牛蘭夫婦等，為中國革命事業作出了獨特的重大貢獻。她不顧個人安危，不畏艱險，始終站在鬥爭的第一線。1936年10月19日，魯迅在上海逝世，宋慶齡以對魯迅無比深厚的戰鬥友誼，主持了魯迅的喪事。在送葬那一天，她站在送葬隊伍的最前列，宋慶齡大義凜然的精神，激勵著成千上萬人民民眾投入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三、主持遠東反戰會議，爭取世界進步力量支援中國抗日
1932年8月，正當世界法西斯侵略活動日趨猖獗的時候，以宋慶齡等為名譽主席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荷蘭成立。世界反戰委員會決定由宋慶齡等負責在上海召開一次遠東反戰會議。宋慶齡立即著手此項活動。但是國民黨當局卻百般阻撓和破壞，致使會議不能公開舉行。在宋慶齡及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下，會議籌備工作加緊進行，1933年9月30日，遠東反戰會議衝破國民黨當局重重阻撓，幾經周折在上海秘密舉行。宋慶齡冒著危險，於半夜一時摸黑趕到會場，擔任大會執行主席，並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演講。會議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法西斯蒂的決議及宣言》，正式成立世界反戰委員會中國分會，推選宋慶齡為主席。遠東反戰會議的召開，對國內外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世界上更明了中國的實情”，引起各國對中國抗日鬥爭的更大同情和更廣泛的支援。
四、組建救國聯合會，開展營救“七君子”活動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緊對華北侵略擴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爆發了波瀾壯闊的“一二九”運動，全國出現了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宋慶齡在上海及時地將抗日救亡運動發展到以救國會為組織形式的新階段。1936年1月，宋慶齡與何香凝、馬相伯、沈鈞儒等發起成立上海市各界救國聯合會。同年5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宋慶齡等為執行委員。救國會領導了一系列的反對日本侵略的宣傳集會和示威遊行，聲勢日益壯大。然而卻引起了堅持內戰反動政策的國民黨當局的恐慌，逮捕了沈鈞儒等七位救國會負責人，製造了“七君子事件”。事件發生後，宋慶齡當即組織了營救“七君子”出獄活動，與國民黨當局鎮壓救國會的行徑開展了鬥爭。當國民黨法院審訊“七君子”時，宋慶齡大義凜然，不畏險惡，自帶行李，親赴蘇州高等法院，自請入獄同服“愛國罪”。在中國共產黨和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迫使國民黨當局不得不釋放“七君子”。宋慶齡不計個人安危的愛國赤誠，贏得了舉世敬仰。
五、回響中國共產黨團結抗日主張，促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
1934年，中國共產黨提出了《抗日救國六大綱領》，宋慶齡領銜簽名回響。1935年，中國共產黨發表了號召全國人民團結抗日的《八一宣言》，宋慶齡又與何香凝、柳亞子等率先回響。1936年，毛澤東致函宋慶齡，希望她為促進國共合作，建立抗日統一戰線進行活動，宋慶齡不負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對她的厚望，積極為促進國共合作談判，奔走呼號，不遺餘力。西安事變發生後，宋慶齡從全民族抗日的大局出發，不計前嫌，主張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她的遠見卓識與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是一致的。1937年2月宋慶齡破例參加自1927年國共關係破裂後的國民黨會議。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她與何香凝、馮玉祥等聯名提出恢復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批評國民黨政府的對日妥協和反共內戰的政策，呼籲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會議經過宋慶齡等努力，實際上接受了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政策。盧溝橋事變爆發後，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宋慶齡隨即發表了《國共合作之感言》，為國共第二次合作的實現而歡欣鼓舞，她十分動情地說：“我聽到這個訊息，感動得幾乎要下淚”。宋慶齡為促成國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六、投身“八一三”抗日救亡運動，堅信“中國是不可戰勝的”
1937年7月，全面抗戰爆發後，宋慶齡當即在上海廣泛聯絡各階層婦女成立“婦女抗敵後援會”，不久改名為“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總會上海分會”。該會發動上海婦女廣泛參加支援“八一三”淞滬抗戰，婦慰分會組成一百多個宣傳隊進行宣傳，回響募集20萬雙手套運動，幫助政府募集5億元的救國公債等等。宋慶齡還親赴抗戰前線，慰問前方抗日將士，救護傷病員。八一三期間，宋慶齡還發表了大量的號召民眾抗日、抨擊恐日言行、呼籲國際支援、批評英美“中立”主義和不干涉政策等等演說和文章。後來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將宋慶齡在“八一三”淞滬抗戰期間發表的演說和文章彙編出版，書名為《中國不亡論》。這本書以對形勢的透徹分析和理論的清晰闡述極大地激勵著“孤島”中的上海人民堅持抗戰的信心和勇氣，使人們堅信：“中國是不可戰勝的！”
七、建立保盟和工合國際委員會，爭取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援助中國抗戰
1937年11月，上海淪陷。為了更有效地開展並支援持久抗戰，宋慶齡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建議，離開上海，移居香港。一到香港，宋慶齡便先後建立起保衛中國同盟和工合國際委員會。這兩個機構向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尋求了大量的援助。據統計，僅1937年至1942年，海外華僑捐款達7億多元，購買愛國公債11億元，匯款回國55億元。另據統計，整個抗戰期間，英國對工合的捐款約在10萬英鎊以上，美國約300萬美元，連同港澳、菲律賓、紐西蘭、澳大利亞等地在內，海外對工合的捐款總額總計500萬美元。保盟和“工合”國際委員會從建立起，宋慶齡就強調，海外援助的重點應該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敵後抗日根據地。在宋慶齡的精心安排下，這兩個機構克服種種困難，運送了大量的醫藥和其它物資到抗日根據地，還輸送了許多著名的醫術精良的醫生，如柯棣華、巴蘇、米勒、馬海德等大夫到抗日根據地工作。擁有8箇中心醫院和42個分院的國際和平醫院的建立，更是宋慶齡對抗日根據地醫療事業的重大援助。此外，宋慶齡還創辦了《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加強對外宣傳，大量報導中國軍民尤其是抗日根據地軍民堅持抗戰、英勇殺敵的事跡，有助於海外華僑和國際友人及時了解中國抗戰的真實情況，動員他們在經濟上、物資上和人力上支援中國抗戰，特別是對支援八路軍新四軍和敵後抗日根據地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八、堅持團結抗日進步，反對分裂投降倒退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宋慶齡始終堅持了團結、抗日、進步的立場，堅決反對民族投降主義和破壞統一戰線的分裂倒退行徑。抗戰初期，國民黨發表《抗戰建國綱領》，宋慶齡與何香凝聯名發表文章，一方面表示擁護這個綱領，另一方面提出堅持抗日救亡的具體主張，以彌補其不足。當汪精衛叛國投敵，她痛斥汪精衛是中國革命最大之叛徒，並揭露自稱為“孫中山先生的信徒”的汪精衛的偽裝。當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她與柳亞子、何香凝等聯名致函蔣介石，斥責國民黨頑固派破壞、分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罪行，要求立即停止對新四軍的進攻。宋慶齡還及時為新四軍籌集一批急需物資，轉送到新四軍軍部。1941年12月，香港淪陷後，宋慶齡遷居重慶，在惡劣的政治環境下，著手重建保盟，繼續開展以援助敵後抗日根據地為中心的活動。在重慶期間，她還堅持開展救災募捐活動，在大後方為團結抗日，盡心盡力，直至抗日戰爭取得最後勝利。
意義
宋慶齡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卓越功績是她愛國主義思想全面的深刻的體現。今天，我們紀念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50周年，回顧她的豐功偉績，目的就是要學習、繼承和發揚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努力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我們學習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要學習她把愛國主義與“為新中國奮鬥”相結合。
宋慶齡在青年時代就認為“一個民族的發展及其在世界的地位上，不喚起全民族的精神就不能真正進步”。她在美國求學時發表的第一篇政論文《受外國教育的留學生對中國的影響》中就指出：中國人出去留學，目的是把一切好的、有價值的東西學到手，要為“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各種重大問題而學習”。這說明宋慶齡在學生時代就具有一顆火熱的愛國之心，把建設自由、民主、富強的中國作為終身奮鬥的事業。“為新中國奮鬥”，是宋慶齡畢生致力的奮鬥目標，也是她革命生涯的最好概括。抗日戰爭爆發後，宋慶齡“為新中國奮鬥”的目標，集中表現為謀求民族解放。她認為，民族危亡之際，一切愛國活動，都必須首先服從並服務於抗日救國的總目標。她積極投身偉大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並為此作出了特殊的貢獻。
我們學習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要學習她的愛國主義與廣泛的統一戰線相結合。
宋慶齡痛恨蔣介石背叛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而且公開宣告國民黨已不再是一個政治力量。但她又十分清楚國共兩黨在中國社會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中華民族處於嚴重危急關頭，她不計前嫌，主張“國共合作是絕對必要的”。強調大敵當前“一切政治上的分歧都成了次要問題”。因此，宋子文請她設法與共產黨聯繫，她欣然同意，毛澤東請她為國共合作進行活動，她不遺餘力；西安事變發生後，她主張釋放蔣介石和平解決事變；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召開她毅然赴會，呼籲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在“八一三”淞滬抗戰中，她努力在婦女界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孔祥熙、蔡元培、張學良、孫科的夫人和其他社會名流的夫人，以及女護士、女職工等都聯合起來，參加抗敵後援會。宋慶齡始終和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自覺地以毛澤東的統一戰線思想為指導，廣泛團結海內外朋友，為促成、鞏固和發展以國共兩黨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竭盡全力，其基礎正是她一片赤誠的愛國之心。
我們學習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要學習她把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相結合。
近代中國無數仁人志士在愛國主義精神支撐下為救國救民，振興中華進行了不屈不撓的鬥爭。宋慶齡除了與這些仁人志士具有共性——強烈的愛國主義之外，她還突出表現在一生將社會主義融合於愛國主義之中，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的偉大轉變。宋慶齡的抗日救國目標，不是一種打敗日本侵略者後仍然是由蔣介石統治舊中國的構想，而是一種打敗日本侵略者後將中國推向社會主義的理想。早在“九一八”事變後不久，她就認為：“只有以民眾為基礎並為民眾服務的革命，才能粉碎軍閥、政客的權力，才能擺脫帝國主義的枷鎖，才能真正實行社會主義。”她通過對帝國主義侵略本質的透徹分析，看到社會主義發展的必然性，指出：“目前的時代標誌了一個新的社會制度——社會主義——的誕生”，而“無產階級革命便成為我們這一時代最迫切的社會需要了”。全面抗戰爆發後，她一再呼籲國共兩黨團結一致，抵抗日本，爭取最後勝利。然而她的深層思想，是寄希望於中國人民的抗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的。她希望“讓我們學習我們的偉大鄰邦蘇聯的榜樣吧！剷除一切賣國賊，一切腐朽和自私自利的人們！讓我們的怒火摧毀他們！我們將不僅在戰場取得解放戰爭的勝利，而且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中，將建立起一個新的民主國家”。宋慶齡認為挽救祖國，奪取抗戰勝利離不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同時，堅持社會主義是唯一發展的方向。這樣，她就把愛國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走社會主義道路緊密地聯繫起來，這是她愛國主義思想發展的一次質的升華。
我們學習宋慶齡的愛國主義精神，就是要學習她把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
宋慶齡的愛國主義，不是一種狹隘的愛國主義，而是與國際主義密切結合在一起的，她把中國和世界聯繫起來。當日本帝國主義大舉入侵中國，她向國際社會指出，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不僅是中國的敵人，也是世界各民主國家的敵人。中國的抗戰，“同時也是去制止全世界範圍內的國際暴力，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黑暗反動，保衛各地的民主制度”。抗戰前期，英美政府採取“不干涉”政策，對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袖手旁觀。對此，宋慶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你們不要以為戰爭僅僅發生在世界上一個區域，昨天的西班牙，今天的中國，誰能保證明天這種死的恐怖不會降臨到你們身上！”歷史的發展證實了宋慶齡的預言。宋慶齡對日本帝國主義者是十分憎恨的，但對日本的人民，特別是工農勞動大眾，是有著國際主義的同情和友誼的。她指出：“日本帝國主義者這種政策自然只有引起我們的仇恨和抵抗的決心！”“當然，中國人民對於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並無惡感，因為日本的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只是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的欺騙。”日本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僅是中國人民、世界人民、而且也是日本愛好和平的人民的“人類的敵人”。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宋慶齡在爭取國際對中國抗戰援助的同時，為建立世界反對日本侵略的統一戰線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作出了卓越的貢獻。戰後，她又成為反對帝國主義和戰爭的傑出的國際和平戰士。宋慶齡無愧為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同時又無愧為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
影響
抗日戰爭勝利已經50年了，敬愛的宋慶齡同志也離開了我們十幾年。然而抗日戰爭的歷史經驗和宋慶齡在抗日救亡運動中的偉大實踐至今昭示我們：正是中華民族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才使中國人民克服了一盤散沙的狀況，史無前例地集結起來，浴血抗戰，在極其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取得了自1840年以來反侵略戰爭的第一次的徹底勝利。愛國主義是抗日戰爭凝聚中華民族之魂，是動員和鼓舞中國人民團結奮鬥的一面光輝旗幟，是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歷史前進的巨大力量，是全國各族人民共同的強大精神支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