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孫蘭峰
- 別名：畹九、急火星
- 國籍：中國
- 民族：漢族
- 出生地：山東省滕州市
- 出生日期：1895年11月17日
- 逝世日期：1987年2月27日
- 職業：軍人
- 畢業院校：黃埔軍校
- 主要成就：陸軍中將、第九兵團司令官
個人履歷,個人簡介,個人年表,人物生平,軍旅生涯,作戰勇猛,太原守城,抗戰時期,軼事趣事,相關自述,綏遠起義的背景,國民黨暗中拉攏,傅作義親自會見,蔣介石許諾利誘,正式簽字和起義,
個人履歷
個人簡介
孫蘭峰，18歲開始軍旅生涯，後入黃埔軍校。歷任閻錫山部連長、營長，後在傅作義部歷任團長、旅長、師長、軍長，國民黨第12戰區騎兵總指揮，第11兵團中將司令官，國民黨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張垣警備司令，第9兵團上將司令。
1949年參加“九一九”綏遠和平起義。歷任綏遠省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綏遠省軍區副司令員、綏遠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綏遠省政協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自治區第一、二、三屆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和第五、六屆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並曾當選為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
1987年2月27日在呼和浩特逝世，終年91歲。
個人年表
孫蘭峰（1895—1987）
孫蘭峰
孫蘭峰1925年8月調升山西陸軍第4旅（旅長謝濂）第8團（團長傅作義）第2營第3連上尉連長。
1926年9月第8團擴編為第2師（師長孔繁蔚）第4旅（旅長傅作義），升任第7團（團長張葆亨）第2營少校營長。12月所部改稱第4師（師長傅作義）第4旅（旅長白濡青）第7團（團長張葆亨）第2營，仍任少校營長。
1928年1月12日在涿州向奉軍作戰時戰敗投降，旋脫逃。6月出任國民革命軍天津警備司令部（司令傅作義）獨立第36團上校團長。9月所部改編為第3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暫編第12師（師長傅作義）第24旅（旅長白濡青）第4團，仍任上校團長。10月所部改稱第43師（師長傅作義）第128旅（旅長白濡青）第256團，仍任上校團長。
55歲的孫蘭峰
55歲的孫蘭峰1930年4月所部改稱第3方面軍（總司令閻錫山）第30師（師長白濡青）第88團，仍任上校團長。
1935年5月24日敘任陸軍步兵中校。
1936年5月升任獨立第211旅（轄三團）少將旅長。7月30日晉任陸軍步兵上校。12月21日獲頒五等雲麾勳章。
1937年12月獨立第211旅改稱第73師（師長劉奉濱）第211旅（轄兩團），仍任少將旅長。
1938年10月所部改稱獨立第211旅（轄三團），仍任少將旅長。
1939年6月調升新編第31師（轄三團）少將師長。
1940年6月12日升任暫編第3軍（轄暫編第11師、暫編第17師、新編騎兵第3師）中將軍長。5月8日獲頒四等寶鼎勳章。12月5日晉任陸軍少將。
1944年10月帶職入陸軍大學將官班甲級第一期學習。
1945年1月陸大畢業後派任晉陝綏邊區總司令部（總司令鄧寶珊）中將副總司令兼暫編第3軍軍長。8月辭去軍長兼職。10月調任第12戰區（司令長官傅作義）騎兵總指揮部中將總指揮兼察綏挺進軍（司令張勵生）副司令。同月10日獲頒忠勤勳章。
1946年5月5日獲頒勝利勳章。12月26日晉頒三等寶鼎勳章。
1947年3月改任張垣綏靖公署（主任傅作義）騎兵總指揮部中將總指揮兼蒙邊剿匪司令部司令。
1949年1月代理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兼代全省保全司令部司令。7月16日調任第9兵團（轄第111軍）上將司令官。9月19日在綏遠歸綏率部起義。12月2日出任綏遠省軍政委員會（主席傅作義）副主席兼綏遠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人民解放軍綏遠省軍區（兼司令員傅作義）副司令員。
1951年3月當選綏遠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主席蘇謙益）副主席。8月綏遠省軍區改稱綏遠軍區（兼司令員傅作義），仍兼任副司令員。9月24日兼任綏遠省軍政委員會土地改革委員會（主委蘇謙益）副主任委員。
1952年8月8日綏遠軍區併入蒙綏軍區，辭去軍區副司令員兼職。
1955年2月當選政協內蒙古自治區（主席楊植霖）副主席。
1967年11月免職去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職。
1978年3月當選全國政協（兼主席鄧小平）委員。
1987年2月27日在內蒙古呼和浩特病逝。著有《孫蘭峰文稿》。
人物生平
軍旅生涯
作戰勇猛
傅作義對這兩員愛將的使用也很有心得，常常在作戰中以董擔任正面防禦而孫擔任強攻反擊，長城抗戰中如此，綏遠抗戰中如此，太原守城戰中亦如此，往往可守奇效。
有趣的是對比國民黨兩大軍事集團 -- 傅作義集團和杜聿明集團，高級將領中居然很能找到對應的人物，比如傅有極信任的共產黨人烏蘭夫，杜有敬重有加的的鄉黨杜斌丞，傅有個善戰的一字並肩王陳長捷，杜也有個只能算半個部下的邱清泉，傅有董其武吃苦耐勞善於正面防禦，杜有鄭洞國忠厚正直能防守，傅有孫蘭峰善於斬關奪隘，杜有戴安瀾極富攻擊精神。
這樣的結果，卻有些對董其武不公平，因為防禦戰是“苦活”，雖然艱苦難見功勳，而攻擊往往令輿論振奮，目為英雄。不過，國軍中又有幾個能攻，敢攻的將軍呢？一九三六年，上海明星電影製片廠派人到綏遠拍攝百靈廟抗戰的紀錄片，就專門採訪了突襲紅格爾圖和百靈廟的英雄孫蘭峰旅長，紀錄片放映以後，這位瘸著一條腿的少將旅長，就成了民眾的偶像。孫成了傅部第一個上了電影的將軍。
關於孫蘭峰的善戰，可以在找到不少資料，比如他在奉命堅守紅格爾圖的時候“炮打羊群” – 孫蘭峰不是善於進攻么？讓他防守他也不好好在陣地里呆著，零下二十度帶偵察兵出去瞧日偽軍的動靜，結果果然讓他看到了新鮮的 – 陣地前兩公里居然來了一群羊。孫腦子一轉 – 不對，零下二十度出來放羊？羊又不是二百五，肯出來嗎？肯定是日偽軍反穿羊皮大衣爬來偷襲！孫立刻返回陣地，下令炮兵對羊群瞄好了狠打。同時，還命令一隊精兵也反穿皮襖爬過去就地反擊。
他琢磨對方指揮官看見同樣的一群羊可能有兩個反應，第一個是立刻明白這是孫瘸子侮辱他，早看明白了他的計謀；第二個是可能要愣一愣，琢磨會不會是自己部隊的跑錯了方向。事實上被孫瘸子琢磨的這位對方指揮官就是偽蒙軍名將，副司令官雷中田。雷被一陣炮火打懵了頭，看到迎面也爬來一群羊，就在孫瘸子的選擇題第二項上畫了鉤。這一鉤把他自己送上了鬼門關。雙方碰面的時候，老行伍的雷司令猶豫了一下，開火的命令晚了一分鐘，被三十五軍先打響了。偷襲的三十五軍弟兄都是神槍手，一個齊射就。。。紅格爾圖保衛戰報告中最大的戰果，就是擊斃偽蒙軍副司令雷中田。
太原守城
讓傅作義守太原，說起來有點兒名不正言不順，因為傅在戰前本來是綏遠省主席，部隊都來自綏遠，在山西屬於客軍，對太原的城防根本不熟悉，如果換本地部隊防禦應該更好些。但要說閻老西有意陷傅作義於死地清除異己也不盡然。傅作義有善於守城的名聲固然是一個因素，更重要的原因還不在於此。更重要的原因十月二十七日東線日軍迂迴進攻，娘子關失守時，晉綏軍和中央軍主力都在北方的忻口前線和日軍對峙，十一月二日，閻錫山下令從忻口撤退，前線部隊在作戰中相當英勇，但撤退卻因為軍心動搖混亂不堪，第二天大白天依然在行軍，遭到日軍空襲，大部潰散，前線總指揮衛立煌幾乎是赤手空拳回的太原。遼瀋戰役，衛也是把部隊丟下狼狽撤退，幾乎連副官都來不及上飛機，看來這位五虎上將不善於組織退卻是有傳統的。
這裡面只有傅作義的第三十五軍因為訓練有素幹部團結，基本完整的撤了下來，還帶回了其他部隊丟棄的蘭式高射炮數門，除了傅這支部隊，也沒人可以守城了。大概傅也明白閻的苦衷，所以後來並不太記恨，他守衛太原的主力就是孫蘭峰的211旅和董其武的218旅，加上其他部隊勉強有一萬兵力。實際上，傅只有一天的時間進行城防部署，因為五日日軍的騎兵偵察部隊就已經開始對太原進行試探性攻擊了。
好在三十五軍素質不錯，依然軍心不亂，能夠組織防禦。傅匆忙間連續下達命令，以孫蘭峰董其武分守東北兩面城牆，配屬的楊維垣旅只有兩千餘新兵，防守南城，太原守城炮兵火炮總計約百門，傅將炮兵陣地部署在樹木森森的中央公園和其他幾處園林，以期隱蔽。此外，城外的太原兵工廠破壞需要時間，傅下令李思溫（也是傅部名將，一九四八年已經升任師長，在張家口戰役中被俘）團堅守太原兵工廠。
原來，坂垣憑著多年的軍事經驗，和傅對於炮兵陣地的部署得出了幾乎相同的見解。而且，傅部炮兵進入陣地的訊息，已經通過城裡的漢奸報告了出來。
日軍炮火的兇猛，是當時中國軍隊無法正面對抗的，這一陣猛烈炮擊，按日軍估計中國炮兵就算不被全殲，至少也失去了戰鬥力。
可是日軍隨後躍出陣地的步兵，卻遭到了中國軍隊炮火的密集殺傷，炮彈直接砸入日軍衝擊隊形，使日本兵傷亡慘重。
坂垣大驚，急令停止攻擊，從炸點判斷，中國軍隊的火炮幾乎是毫髮無傷。
日軍第一次攻城，以失敗告終。
這是怎么回事？謎底就是孫蘭峰。
原來，五日晚，傅作義一天忙碌完畢，剛剛喘口氣，從陣地上下來的孫蘭峰破門而入，一進門就嚷著要傅作義抓漢奸。
誰是漢奸？
我看見炮兵進了中央公園，誰把咱的炮兵陣地放到中央公園的誰就是漢奸。
傅作義火了，告訴孫蘭峰是我下令的，怎么樣？
這下子，急火星馬上就蔫了，他誰都敢頂，就是特服傅作義，一聽是傅老總下令的，還有什麼好說？這肯定是傅總另有用意唄。
傅作義火過了忽然明白過來，這孫蘭峰不是糊塗人，他認為這樣部署炮兵陣地有問題，那就肯定有問題，趕緊讓他說明白。
孫就說了–正常情況下把炮兵部署到樹林裡是再正確不過的了，但太原守城恐怕這就不對了，太原城裡就這么幾片樹林，稍微動動腦子就會明白只能把炮部署在那兒，日本人不是傻子。。。
傅作義立刻明白過來–他哪裡是另有用意，是忙暈了阿。趕緊下令炮兵變更陣地，命令傳到下面，已經是後半夜了，大炮連夜拉到了幾個中學的操場上，這地方暴露無遺，但日本人想不到傅作義會“蠢”到把炮放在這裡。而漢奸暗探一覺醒來大炮忽然沒了影，再想向皇軍報告可就來不及了。
於是，挨了痛打的日軍只好咒罵傅作義狡猾狡猾地。
這一段是傅作義的參謀長陳炳謙講的，陳也是一個妙人。。。
抗戰時期
1931年，日軍占領東北三省,後揮師南犯,占熱河省和長城各要隘,並謀取冀東,以圖華北地區。因而在1933年夏天,長城沿線戰火紛飛,古北口一帶形勢緊急。孫蘭峰奉命率421團編成火力網,致日軍戰馬狂嘶倒地,士兵屍體橫野；後日軍又屢屢增兵,雙方肉搏,三次進攻全部大敗。這就是著名的長城抗戰。因戰功卓著,1936年5月孫蘭峰升任獨立第211旅少將旅長,同年12月21日獲頒五等雲麾勳章。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孫蘭峰奉命堅守紅格爾圖,有次他帶兵去偵察時看到陣地前來了一群羊。孫蘭峰一想,不對,零下二十攝氏度怎會有羊群?肯定是日偽軍反穿羊皮大衣爬來偷襲!他馬上下令對準羊群一陣猛打。同時,他又命令一隊精兵也反穿皮襖爬過去就地反擊。果然,“羊群”就是敵軍指揮官偽蒙軍名將、副司令官雷中田帶領的敵軍。雷在被一陣炮火打蒙了以後,又看到迎面也爬來一群羊,以為是自己人,發愣間就被送進了鬼門關。
百靈廟是綏遠省北部的軍事要地,地勢險要,是日寇進攻綏遠省的橋頭堡,也是與日寇勾結在一起的蒙奸德王的大本營。1936年11月,從情報得知,日軍將由北部用百餘輛汽車運送彈藥至百靈廟,以備侵犯綏遠之用；傅作義就找來孫蘭峰商量,決定突襲百靈廟。這次戰鬥敵我懸殊巨大,著名的戰地記者范長江曾著文說:我以徒步疲勞之兵,當驕逸之馬；僅果腹之備,當山積之糧；涉平荒之地,以攻環抱之險；以相等之兵力,以襲有備之敵……然而,孫蘭峰將軍等巧妙制訂作戰計畫,冒著嚴寒,親臨一線指揮作戰；僅在12月4日,就殲敵600多名,生俘200餘人,還策反了敵偽四個師的投誠,最終取得了這次戰役的全面大捷。此次大捷,引起了中外人士的矚目,著名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前來捐款捐藥；上海明星電影製片廠派人專門採訪抗日英雄孫蘭峰旅長。
1940年,已是少將師長的孫蘭峰參加了著名的五原戰役。這個歷時115天的戰鬥,包括了反攻包頭、綏西之戰。孫蘭峰無不是臨危不懼,勇冠三軍,親赴前線,冒著12架敵機的狂轟濫炸和敵人猛烈炮火的攻擊,最後取得了戰鬥的勝利,共斃敵3000餘人,獲大炮16門,各種槍枝數千。因此,孫蘭峰受到嘉獎,晉升為暫三軍中將軍長。
在傅作義所部,孫蘭峰素以“勇冠三軍”著稱。人稱“傅作義兩隻虎,一個孫蘭峰,一個董其武”。董其武沉默堅忍,足智多謀,善於指揮步兵,有儒將美稱；孫蘭峰卻脾氣暴躁,作戰兇猛,善於指揮騎兵,老部下有句順口溜:“孫蘭峰,急火星,抗日戰場的愣頭青,別著腦袋往前沖!”
軼事趣事
孫蘭峰是山東人，他的山東籍貫在傅作義集團中算是個另類，因為傅作義是山西人，傅作義集團中的絕大部分人也都是山西、陝西和綏遠人。山東人，只有孫蘭峰一個。因此，每當孫蘭峰遇到什麼不痛快、不高興的事情，火爆脾氣就發作了，就跑到傅作義的指揮部去大喊大叫，“我老孫什麼都對，就是籍貫錯了一個字！”周圍的人哈哈大笑，而傅作義自己聽見了，也不生氣，一笑置之。
傅作義決定和平起義，主動放下武器交出北平城的時候，孫蘭峰不在北平城內，而是帶領部隊遠在綏遠地區。老上級傅作義率部起義的訊息傳到綏遠後，孫蘭峰心中大不以為然，甚至對“傅老總”的這一決定大為不滿。孫蘭峰在解放後的回憶文章中還寫道：“當我得知傅作義先生和平起義、北平和平解放的訊息後，心中很不以為然，開始時還認為傅先生坐擁重兵卻不戰而降，自毀了自己的半生英名……”
在孫蘭峰“稱病”躲進軍醫院的時候，國民黨政府和代總統李宗仁以及老蔣方面也判斷出了孫蘭峰的心思，即還沒有下定起義的決心，還有“爭取”的可能。於是，老蔣和李宗仁派出了徐永昌坐飛機趕到綏遠，遊說孫蘭峰“繼續為黨國奮鬥”。徐永昌還對孫蘭峰開出了許多動人的條件，如給孫蘭峰的部隊增發好幾個師的美式武器裝備、讓孫蘭峰坐鎮西北統率全權、每月增發幾百萬元的經費等等……沒想到孫蘭峰這個“粗人”再次展現了自己“粗中有細，眼光透徹”的特點，一眼就識破了徐永昌等人的意圖，沒有上鉤。孫蘭峰在回憶文章中寫道：“……我知道，這些空頭支票的數額越大、越誘人，它的真實性其實就越低、越假……”
讀史至此，不禁對既粗豪有威、又心細有識的孫蘭峰將軍，生出幾分敬佩。
相關自述
綏遠起義的背景
綏遠起義是北平和平解放的繼續，是傅作義先生對我和董其武啟發幫助的結果。我在傅作義部下任職30多年，還在傅先生當團長的時候，我就跟他當連長。北伐戰爭時，傅先生帶著他的那個師和一個炮兵團向涿州挺進，那時我是他的營長。1933年長城抗戰時，我是他的團長；1936年綏遠抗戰時，我和董其武是他的旅長。七七事變以後的全面抗日戰爭期間，我和董又都在傅先生的領導下，歷任師長、軍長等職。在多年的患難相處、生死與共中，我們和傅先生之間形成了深摯的情誼。我是一個行伍出身的軍人，傅先生在各方面給予我的啟發和幫助是難以用語言形容的。在政治上我一向是以傅先生的意見為依歸的。抗日戰爭勝利後，傅先生錯誤地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我也跟著他走上了這條歧路。傅先生到北平後，讓我以第十一兵團司令官的名義負責察哈爾省地區日常的軍事。當中國人民解放軍發動平津戰役後，傅先生讓我防守張家口。當時我們防守人員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這場戰鬥的結局是什麼，但我還是執行了傅先生的命令。解放後傅先生一再對他的部下講，在抗日戰爭勝利後，他把大家領錯了道路。然而，除了傅先生。
當北平和平解放時，我已經退到綏遠。我是僅從廣播中獲得這一訊息的，沒有從傅先生那裡直接得到過任何的介紹和解釋。究竟北平和平解放是怎樣一種局面，我感到難以捉摸。我內心中一會兒為傅先生懊悔，懊悔他事先對於應付可能出現的戰爭形勢缺乏明確的決斷；一會兒又覺得根據傅先生的長期經歷，他畢竟不是一個單純的軍事家，他決定北平和平解放自然有他一定的道理。此後，有一些傅先生的老部下，陸陸續續從北平來到綏遠。凡看過我的人，我發現大家的情緒都是比較消沉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奔上我的心頭，傅先生在北平的行動難道不是投降嗎?當然，投降也有性質的區別。向人民投降是好事不是壞事。但當時我根本還認識不到這種程度。我也不願把“投降”這兩個字與傅先生的名字聯繫在一起，自然也不願與我的名字聯繫在一起。根據大家的談話給予我的印象，我甚至對傅先生的生命也擔心起來了。就在思緒紛亂、心神不定的時候，從北平竄來綏遠的中統特務頭子張慶恩和軍統特務頭子史泓，別有用心地一再來找我。他們說：“傅先生上了共產黨的當，把幾十萬大軍和武器都交給了共產黨，自己卻讓人家把他當作大戰犯軟禁起來了。將來得什麼樣的結果，還不一定。死不了就算好的。我們實在為傅先生可惜。傅先生過去是抗日名將，在國內外都是有聲望的人，這一下投降共產黨，落了個降將的頭銜，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們實在替他惋惜。希望孫司令官探明大義，萬不可再蹈傅先生的覆轍。”
國民黨暗中拉攏
南京國民黨反動政府為了操縱綏遠局勢，派了前軍令部長徐永昌和空軍副總司令王叔銘，坐飛機跑到河套陝壩，約董其武、劉萬春和我與他們會晤。徐永昌是傅先生多年的好友(當傅先生任第三十五軍軍長、綏遠省政府主席時、徐永昌是第三十三軍軍長、山西省政府主席)，交情甚篤。王叔銘和我是山東同鄉，又在陸軍大學將官班同期學習過，徐永昌和劉萬春有過一段上下級的關係。他們來後所採取的詭計是對我們分別進行拉攏。
在他們看來，無論我們全聽他們的話，或者部分聽他們的話，都是他們遊說的成功，他們許給我一個第九兵團司令官的名義，並把所有在綏遠的部隊全隸屬於我這個兵團司令部之下。另外，還答應再給我編兩個軍，全以美式武器裝備，每月特支費200萬元，必要時可以調我到蘭州去擔任西北軍政副長官。他們還說：即使綏遠丟失，還有大西北的廣闊土地和四川省作大後方，最後一定勝利。並一再地談道：傅宜生(傅作義先生的字)已經上了共產黨的當。走錯了路，你千萬不能再上當受騙。第三次世界大戰不久就會發生。那時蘇、美燃起戰火．英、法、德、意都將站在美國一方，美國的軍隊和武器都比蘇聯優越和強大得多，並且還有核子彈。大戰一爆發，肯定蘇聯必敗。蘇聯失敗，共產黨還能成功嗎?到那時，共產黨不打自滅。又說：現在中央尚不願同共產黨最後決戰，設法保存實力，以觀國際變化。今後你們也要儘量保全實力，不要同共軍硬拼。能打就打，打不勝就向西北後方撤退，只要不把力量消耗掉，早晚必有辦法，希望你們採納。他們對我開出的支票越多越大，令人置信的程度當然就越低。儘管如此，我覺得在當時的情況下，還是必須同他們周旋應付。
大約是在1949年的6月，傅先生派王克俊來到綏遠。王是多年在傅先生身邊工作的人，但是我認為在我對局勢還沒有判斷清楚以前，我不能輕信他的話，也不能輕易表態。只好對他說：你既然來啦，住上一兩天就回去吧!不要到部隊中去，因為部隊中的情況很複雜，有些部隊不完全聽我的話，我對你的安全負不到保護的責任。之後，傅先生又派他原來的總參議張濯清來綏遠。張是過去傅先生兼任第三十五軍軍長時的參謀長，我們之間關係很好。我很坦然地對張說：“不管你們誰來，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你們說的活我一概不聽。我希望的是傅先生親自來綏遠，當我親眼見到傅先生確實一切都好，我就聽他的話。除了傅先生親自說的話，其他任何人傳的話我都不聽。聽說張回到北平後向傅先生說：“畹九(我的字)倔強得很，什麼話也聽不進去，非傅先生親自去綏遠一趟，他的顧慮才可以解除。”的確，按照我當時的想法，只有我親眼看到傅先生，我才能弄清楚傅先生的處境如何，搞明白我們這些人的出路何在。還有，我覺得只有傅先生，才能比較好地收拾綏遠這個殘局。換句話說，不論起義或不起義，最好都由傅先生來主持決定。因為部隊是傅先生帶起來的，我們這些人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有他那樣大的說服力和感召力，使得大家能夠獲得統一的認識，採取統一的行動。
於是，在當時的綏遠社會上流傳出一種說法，綏遠的軍政人員劃分了兩派：一派是不願起義的主戰派，為首的是孫蘭峰；一派是願意起義的主和派，為首的是董其武。其實，我和董其武都是跟隨傅先生多年的老人，我們都不願做也不會做與傅先生的意志相違背的事。我們兩個人在當時所處的地位不同，性格也有差異，而每個人對人對事採取的方式方法自然也不會相同，表現在對待問題的反應和處理上也有所不同，這是事實。但是我們都不能離開傅先生自搞一套‘即使想搞也搞不成，這是歷史所決定了的。當時我心中的一個強烈願望，就是傅先生能親自到綏遠來，我的一切都是以此為出發點的。解放後有一次我同張濯清談起往事時，他說：“畹九，你耍的那一套把戲，我這個當過參謀長的人早就識透了，只是我沒有給你暴露‘天機’就是了。”其實如前所述，他回去以後還是向傅先生表達了我的思想情緒，即是要傅先生親自來綏遠一趟。
傅作義親自會見
1949年8月下旬，傅先生偕同鄧寶珊先生及其他人員來到綏遠。我和董其武以及傅先生在綏遠的很多舊部下、舊同事和老朋友，都去車站迎接。當我見到傅先生時，心情非常激動，有說不出的高興，高興的是我們終於又見面了。但是，因為那時的思想情感還不對頭，在高興之中不免夾雜著一些傷感，傷感的是自從我們相識以來，他經歷過不少的難關，但沒有像在北平這樣失敗過。
傅先生來綏，對綏遠軍政人員來說，好象一個大磅秤有了定盤星似的，一切都有所依從。但傅先生在初來的那些日子裡，時間主要用在探望部隊和傳見軍政幹部，了解部隊情況，並沒有正式談到起義不起義這個問題。9月l0日傅先生到包頭後才用討論和商研的口氣，同我談論起起義的問題。開頭他問我：“畹九，你對北平和平解放有什麼看法?”我說：“共產黨在北平同我們定的和平解放條件很好，但有的就不執行。特別是協定規定：凡在張家口、新保全、懷來等地區的我軍被俘人員一律釋放，並均按北平和平起義人員對待，一視同仁，不咎既往。但只將河北永年的人釋放回來，在張家口扣押的人，如周鈞、靳書科等多人，屢次交涉，不予釋放。尤其聽說在北平把你軟禁起來。這樣的起義給我們的幹部和部隊帶來什麼好處。象這樣起義的悲慘結局，我不願參加。”傅先生聽了我的說法後說：“這就是你對北平和平解放的看法嗎?怪不得克俊和漱泉(張濯清的字)都說你非常倔強，實際情況並不是如你所說的那樣。首先從我來說，我並沒有被軟禁過，那完全是特務們的造謠。我不但非常自由，可以隨便活動，而且還乘飛機到石家莊去見過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副主席，並受到極為熱情的接待。當然，某些地方做得不夠太好，那也是很難避免的。共產黨的政策同我們定的協定很好，但有的人不很好地理解，執行上不得力也是有的。因為十個指頭伸出來不能一般齊嘛，有的長，有的短，怎么會一樣呢?在河北永年的人員全部釋放了，在張家口就沒有釋放，這些都是掌握和執行政策人的水平問題，並不是共產黨的政策不兌現，說話不算數。這一點必須要認清楚。”傅先生又說：“你說的一些情況，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有的已經知道了，已對個別部門提出批評，問題很快就會改正過來。在張家口扣押的人已通知察哈爾省讓他們趕快釋放，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不必再有顧慮。”
聽了傅先生的這段解釋，我仍不大相信。因為有人告訴我，共產黨的手段是先甜後辣。所以，我又說：“傅先生說的是暫時現象，日子一長，就會變樣子的。共產黨絕不會使用我們這些人的，早晚必受其害。”傅先生聽後說：“那就等著以後用事實來說明吧！”我同傅先生第一次談論起義問題就談了這些。
第二次傅先生同我談話時，就比較深入了一步。傅對我說：“目前全國形勢發展變化得很快。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實現和平。事實證明走和平的道路是正確的。這樣對國家好，對人民好，對地方也好，對我們每一個人都好。既然有這么多的好處，我們為什麼還要再打下去呢?不管共產黨對我們怎樣，這樣不得人心的內戰，我們是不能再打下去啦!北平和平解放就是出於這種原因。我們過去天天說為人民，實際上是摧殘壓迫人民，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給特權豪門保鏢。所以得不到人民對我們的支持，最後我們遭到失敗。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一切全是為了人民，因而得到人民的擁護，所以能夠成功。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共產黨的政策是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只要跟著共產黨走，個人的前途和出路都是光明的。”
傅先生的這一段話對我啟發較大，心中比較豁亮了一些。但還是不敢相信。於是我說：“傅先生的話很對，但我還是不敢相信。傅先生在北平的和平解放，弄得一個人也沒有剩下，甚而有些人流浪街頭，無家可歸。如果我們再同傅先生一樣，就都得跳黃河淹死啦!這次讓我們起義，必須有條件，而這次的條件不能同北平的條件一樣。必須是部隊不能再解散，保證每個人的生命財產的安全。在各地扣押我們的人一律釋放，並按起義人員對待。”傅聽後說：“綏遠這次起義和北平和平解放不一樣，毛主席指示，綏遠起義是另一種方式，就叫做‘綏遠方式’。起義人員一律既往不咎。而且是包下來，一包到底。在張家口關押的周鈞、靳書科等人，已由黨中央通知察哈爾人民政府全部釋放，並都按起義人員對待，一律既往不咎。綏遠部隊不改編，人員不遣散，起義前是什麼級別，起義後仍按什麼級別待遇。只要求地方要解放區化，軍隊要解放軍化。這些條件比你要求的還要好得多，你還有什麼可以顧慮的呢?”我聽後說：“如果能如傅先生所說那樣，真正說話算話，我們的幹部和部隊都有了保障，我就再沒有什麼意見可說了。不過我還有懷疑。”第二次談話就這樣結束了。
蔣介石許諾利誘
就在這個時候，已經“引退”的蔣介石跑到重慶，蔣介石還讓徐帶子口信，希望傅先生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在此以前，“開府廣州”(當時，國民黨政府從南京遷至廣州，所謂“開府廣州”寓有諷刺之意)的李宗仁和傅先生的老上司國民黨行政院院長閻錫山也給傅先生來過電報，邀請傅先生到廣州“共商大計”。同時，蔣介石在給傅的親筆信上說：你這次脫險返回綏遠，就象我當年西安事變後回到南京一樣，由於一念之差造成今日危亡之大錯。讓傅先牛接受他的教訓。不要自誤、誤國、誤部下。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另外，我委託我自己的親信人員注意探聽傅、徐以及其他人的態度。同時，我認為傅、徐會晤之後。將是綏遠局勢揭曉的時候，也就是需要我正式表態的時候。傅、徐會晤的結果將是怎樣，雖然我還不能完全知道，但根據我多年跟隨傅先生的經驗，深知傅先生絕不是出爾反爾的人。徐永昌絕不能扭轉傅先生已經確定的方向。一方面，他作為蔣介石的“使者”，必須擺出勸說的姿態；另一方面，他作為傅先生的老友，也不能一味不顧事實，昧著良心把國民黨的狀況和前途說得那么“有希望”，不敢竭力敦促傅先生去蹈蔣介石所埋設的陷阱。
與此同時，我感到蔣介石既然明著派徐永昌來勸說傅先生，如果傅先生不上他的圈套，而暗中就有可能讓潛伏在綏遠的特務頭子對傅先生下毒手。為了保證傅先生的絕對安全，我特由固陽調來一個強有力的騎兵團，在傅先生的住處加強保衛及警戒。並對該團長說：如果傅先生的住地發生問題，定以你是問。同時我自己也提高警惕，以防特務們在我同意起義之後，對我進行暗害，或將部隊拉走一部分。所以，我在醫院一概不接見外人，對起義也不表態。因此，當時有些人說，起義的電文都寫好了，只有孫蘭峰不簽字。實際在當時，我正是為了穩住中統和軍統那些特務們，使他們對我尚存有幻想，聽到我不簽字，綏遠就起不了義，而不敢對傅下毒手、對我進行暗害。及至起義電文寫好，徐永昌不能說服傅先生，又知道我之所以不見他就是要跟著傅先生走起義的道路，徐永昌走了。
第三次談話是在徐永昌走後，傅先生用極鄭重的口吻對我說：“徐次宸(徐永昌的字)來說服我，我沒有聽他的話。我對他說，國民黨失敗之局已定，任何人任何力量都不能挽回這個敗局。我去了同樣是無能為力。但是，他還不想走，我請鄧寶珊勸說他和我們一起起義。這樣，他才說要走，而且已經走了。這你大概也知道了吧!起義的通電已經寫好了，別人都簽了字，唯有你還沒有簽字。你是不是還有顧慮?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話，不願意同大家一道起義，打算離開我們，斷絕我們幾十年的交情，那就隨你的便吧!你看誰願意跟你走，你就帶誰走。哪個部隊願意跟你去，你就帶哪個部隊去。但是我要告訴你，仗是絕對不能再打下去了。”說到這裡，傅先生講了一句詼諧的話：“你們要是真有本領打，打出個天下來，我豈不是可以當‘太上皇’嗎?”自從我和傅先生相識以來，我們之間的任何一次談話，都沒有像這次談話那樣激動人的感情。
我情不自禁地流了不少的眼淚，一時想不出多少可說話來。我只簡單地說了：“傅先生和我患難生死相處了幾十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離開你而單獨行動呢?當年涿州戰役失敗後，我都沒有離開過你，今天我怎么能夠離開你呢?我聽你的話，馬上籤字。”依照傅先生的看法和主張行事，這本來是我內心中經過多番思考，早就確定了的一條原則。因為根據過去多年的生活經驗，證明傅先生要比我們看得遠，對部下對同事重義氣、重感情、負責任。既然傅先生認定了起義是唯一正確的道路，而且又把一切都安排停妥了，我怎么會不簽字呢?簽字!它標誌著我自己決心棄暗投明，參加到九·一九起義的行列，它代表著我決心擁護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我將從頭學起，走真正的為人民服務的道路。回想起簽字的那個時刻，我心中仍然充滿了興奮之情，好像那似乎是昨天才發生的事情!
正式簽字和起義
我同傅先生談話之後，就在用紅綢繕好的電文上籤了字。這樣，在董其武和我的率領下，綏遠起義變成了現實。參加簽字的39人，在包頭市綏遠省銀行分行舉行’了慶祝簽字儀式。我們莊嚴隆重地向毛主席、朱總司令，華北軍區聶司令員、薄政委，分別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等的反動集團，走到人民的行列中來。
通電發出的當天下午，傅作義先生在中國銀行院內召集幹部講話。他說：過去我把大家領到錯誤的道路上去了，這個責任完全應該由我來負。今天我把大家領到光明的大道上來了，希望大家在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學習，自我改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今後如果你們中自己走錯了道，。那要由你們自己負責……。傅先生勝利地完成毛主席交給他的任務之後，即和鄧寶珊先生乘火車返回北平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我也同車去參加會議。在西直門車站迎接傅、鄧的有華北軍區的聶、薄二位首長。
通電發出後的次日，即收到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復電說：“看了你們9月19日的聲明，你們的立場是正確的。自從傅作義將軍領導北平和平解放後，人民表示歡迎，反動派表示反對。反動派還企圖破壞綏遠軍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終歸失敗。你們已經率部起義，脫離反動派，站到人民方面來。希望你們團結一致，力求進步，改革舊制度，實行新政策，為建設人民的新綏遠而奮鬥。”同時也收到聶榮臻司令員、薄一波政委的復電，對綏遠和平解放表示熱烈祝賀，並勉勵我們把綏遠建設成真正的人民解放區，把軍隊改編成為真正的人民解放軍，為建設新綏遠、新華北及徹底解放全中國而奮鬥。
獲悉毛主席、朱總司令、聶司令員、薄政委的回電，使我受到極大的鼓舞。我參加全國政協成立會議，並當選為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感到非常榮幸。當我第一次步入政協會議的會場時，我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也懸掛在那裡，這是我作夢也想不到的事，心中頓然感到共產黨真是偉大。我曾把自己的這一感受寫進自己在大會上的發言裡。特別使我感激的是敬愛的周恩來先生在百忙之中設便宴招待過傅先生和我。傅先生不會喝酒，我是能喝一些的。周先生親切地對我說：“噢，你能喝酒，我這裡還有一點好酒，你嘗一杯吧!”隨即從書架上取下半瓶酒來，給我斟了一杯。他介紹說這酒是一位法國朋友送給孫中山先生的，孫夫人珍藏了多少年，解放後孫夫人轉贈給了周先生。這真是好酒！而且是同為中國人民革命一生戰鬥不息、作出巨大貢獻的革命家孫中山先生名字聯繫在一起的好酒!我喝下去以後，立刻覺得有一股熱流在我腹中迴蕩不已，並且傳遍我的周身。政協會議勝利閉幕後，由北平返回綏遠後，我被任命為綏遠軍政委員會副主席，綏遠軍區副司令員，綏遠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蒙綏合併後，我又被任命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副主席，內蒙古政協副主席。
此外，我還是歷屆全國政協委員，四、五屆全國人民代表，五、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一貫受到共產黨、毛主席、周總理以及內蒙古黨委無微不至的關懷、照顧，內心實在感激。在我的兒女和兒媳中，8個人都受過大學教育，是黨培養他們成為新中國的大學生，他們分別在不同的崗位上為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貢獻他們的力量。孫子輩中，也有兩個考入了大學。我們的幸福和愉快完全是黨給我們的。在舊社會中，絕不可能構想自己的子女會有如此好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