姆斯蒂斯拉夫·列奧波爾多維奇·羅斯托羅波維奇（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1927－2007），俄羅斯傑出的大提琴家、指揮家，出生在亞塞拜然巴庫的一個音樂家庭，幼年從父母學習大提琴和鋼琴，4歲學彈鋼琴，七歲隨父親學琴，1940年13歲時首次作為大提琴家舉辦音樂會。1943年入莫斯科音樂學院學大提琴和作曲。 二十歲獲布拉格世界青年聯歡節一等獎，1950年在布拉格舉行的國際大提琴比賽中再次獲得第一名，起常到國外演出，贏得世界聲譽。1956年起任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1964年被授予前蘇聯“人民藝術家”稱號。1968年首次以指揮家身份在莫斯科大劇院指揮柴可夫斯基的《葉普根尼·奧涅金》。 他的演奏音色濃郁、雄渾，極富於戲劇性的表現力，技術爐火純青，任何難題都不在話下，幾乎為所有大提琴保留曲目都錄了音。既能為妻子維謝尼甫斯卡婭的獨唱彈伴奏，也能指揮歌劇和交響樂的演出，而且還寫了許多室內樂作品。1970年10月31日，他寫信給《真理報》聲援被流放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而被禁止演出。年他帶妻子和兩個女兒逃離蘇聯，後定居美國。1978年他們被剝奪蘇聯國籍。1990年1月被恢復俄羅斯國籍。
他一生榮譽無數。他是大英帝國榮譽騎士勳章、法國文化與藝術十字勳章、希臘鳳凰勳章、聯邦德國優異服務大十字勳章獲得者。
羅斯特羅波維奇於2007年4月27日下午在莫斯科一所診所內逝世。4月29日被安葬於新聖女修道院墓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姆斯蒂斯拉夫·列奧波爾多維奇·羅斯托羅波維奇
- 外文名：Mstislav Leopoldovich Rostropovich
- 國籍：俄羅斯
- 出生地：蘇聯亞塞拜然巴庫
- 出生日期：1927年3月27日
- 逝世日期：2007年4月27日
- 職業：大提琴演奏家、指揮家
- 畢業院校：聖彼得堡音樂學院
- 主要成就：蘇聯“人民藝術家”
- 性別：男
生平,童年,輝煌,出走,回歸,榮譽,評價,
生平
童年
羅斯特羅波維奇祖上源自波蘭和立陶宛，姓氏曾經是羅斯特羅波維丘斯(Rostropovichyus)。斯拉瓦出自音樂世家，父親列奧波德·羅斯特羅波維奇就是位出色的大提琴家，生於1892年，1910年以金質獎章畢業於聖彼得堡音樂學院，很早就開始演出、教學生涯。1911年在巴黎，列奧波德還在著名大提琴家卡薩爾斯門下上過課，隨後在俄國國內各地巡演，1914-1916年還常去亞塞拜然的巴庫演出。在奧倫堡，列奧波德愛上了女鋼琴家索菲亞·費多托娃，很快他們成為夫妻——這樣，一個天才音樂家的搖籃準備好了。
1925年，應亞塞拜然近代音樂之父加吉貝科夫(Gadzhibekov/Hajibeyov 以前我曾譯為哈季別約夫)的邀請，列奧波德攜全家再次來到巴庫，夫婦一同任教於亞塞拜然音樂學院。列奧波德在巴庫不僅教授大提琴，還自己創作了4部大提琴與鋼琴協奏曲、弦樂四重奏等作品。他的學生中最出色的一位是後來成為亞塞拜然大作曲家的傑納里（Zeynally）。
1927年3月27日，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羅波維奇(Mstislav Rostropovich)降生在這個天才音樂家的搖籃中，人稱“斯拉瓦”(Slava)——巴庫至少還誕生過一位曠世天才——生於1908年的蘇聯大物理學家、1962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列夫·達維多維奇·朗道。據說索菲亞懷斯拉瓦的時間較長，母親的說法是給兒子更多的時間長手和手指，斯拉瓦的說法是這讓他的外貌變得醜陋……
注定被薰陶為音樂天才的斯拉瓦很早就掌握了基本鋼琴技巧，4歲就寫出一首鋼琴小品《波爾卡》，多年後斯拉瓦的鋼琴伴奏還給了妻子一個驚喜——現在他的作品第5號《幽默曲》成為今年第13屆柴科夫斯基大賽大提琴比賽的備選曲目。為了讓兒子得到更好的音樂教育，1931年秋天父親決定返回莫斯科，並使他放棄母業轉承父業，1934年起先後在莫斯科格涅辛音樂學校和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區音樂學校學習大提琴。據說小斯拉瓦很調皮也不用功，“他常在父母要出門的時候，擺出要苦練一番的樣子。父母一消失，小斯拉瓦就開始從事他最心愛的消遣：呆呆地看窗外瞎想。等父母回來，看到小斯拉瓦練得兩眼發直！於是，母親會心疼地說：‘斯拉瓦，別練了，來吃塊糖吧。’”（novich譯）不過天才是擋不住的，1940年13歲的斯拉瓦首次登台，在療養勝地斯拉維揚斯克演奏了聖桑的大提琴協奏曲。
戰爭爆發後全家移居奧倫堡，1942年父親不幸去世，斯拉瓦為了生計開始在奧倫堡音樂學校教學——而學生都比他大——並常在醫院為傷員演出。一次跟小劇院5位演員一起巡演途中，車廂里沒有暖氣，每人發一條毯子，即便如此小斯拉瓦仍然全身凍僵，而到凌晨卻感覺很暖和，發現身上蓋著6條毯子。“不管我現在表演多少場，不管我努力做多少善事，但當時凍僵了的演員們奉獻給我的這五條毯子所蘊含的俄羅斯恩情我永遠都感激不盡。”（羅斯特羅波維奇）
父親臨終前不忘給當年在聖彼得堡音樂學院的同學、已成為著名大提琴教育家的科佐盧波夫留下遺言，把斯拉瓦託付給這位老同窗學習琴藝。1943年，羅斯特羅波維奇一家終於等來了莫斯科的救助通知，斯拉瓦去莫斯科音樂學院科佐盧波夫班上就學，而他的姐姐維羅尼卡則去科佐盧波夫女兒的班上學小提琴。
輝煌
按格日邁洛的話說，20世紀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莫斯科音樂學院是“最崇高的、‘殘存的’音樂文化和人文文化一片真正的保護區，那是一種倫理上包羅萬象的文化，它奇蹟般地在莫斯科——蘇聯首都存留下來，在戰爭、革命、鎮壓和思想專政的血腥年代裡幸免於難”。那時俄國深厚的音樂傳統和蘇聯優厚的國家待遇完美結合在一起，音樂學院裡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上有尼古拉·雅科夫列維奇·米亞斯科夫斯基、謝巴林、蕭士塔高維奇、涅高茲、奧伯林、大衛·奧伊斯特拉赫等大師任教，下有斯維亞托斯拉夫·特奧菲洛維奇·里赫特、羅斯特羅波維奇、羅日傑斯特文斯基、鮑里斯·柴科夫斯基、埃什帕伊、巴赫姆托娃等一大批天才學生，他們奠定了蘇聯音樂此後的鼎盛。
羅斯特羅波維奇在音樂學院裡如魚得水，不僅學大提琴遊刃有餘，還在蕭士塔高維奇班上學作曲。據說他從二年級直接跳到五年級，1946年畢業時名字被刻在金榜上，此後邊進修邊演出，1949年、1950年分別在布達佩斯和布拉格的大提琴比賽上與另一位較早出道的大提琴天才沙夫蘭(Shafran)並列獲得一等獎。但此後斯拉瓦的魅力讓沙夫蘭望塵莫及。
20世紀以前古典音樂中的大提琴一直在鋼琴和小提琴的光環下，只有巴赫、海頓、舒曼、聖桑、德沃夏克等人為數不多的大提琴作品，俄國也只有魯賓斯坦、柴科夫斯基等人屈指可數的幾部。到了20世紀，鋼琴和小提琴傳統的創作空間漸趨飽和，在原生音樂素材豐富、古典音樂功底深厚的蘇聯，大提琴音樂醞釀著一次質的飛躍。30年代普羅科菲耶夫就創作了大提琴協奏曲，1944年米亞斯科夫斯基為克努舍維茨基(Knushevitsky)創作了大提琴協奏曲。早在1946年作為父親老友的格里埃爾就把自己的大提琴協奏曲題獻給不到20歲的斯拉瓦，不久米亞斯科夫斯基也為他寫了激動人心的第二大提琴奏鳴曲。普羅科菲耶夫在音樂學院一次考試中聽到斯拉瓦演奏這首奏鳴曲後，直至去世相繼為他譜寫了大提琴奏鳴曲、大提琴與樂隊交響協奏曲（第二大提琴協奏曲）、大提琴小協奏曲。而米亞斯科夫斯基和普羅科菲耶夫都是格里埃爾早期的得意門生。
1948年史達林極權體制的慣性最後一次爆發了紅色恐怖，雖然暫時扼殺了蘇聯音樂界的活力——那些人被羅斯特羅波維奇後來咬牙切齒地稱作“狗娘養的”——但幸好已到強弩之末，不久蕭士塔高維奇就小心翼翼地拿出《24首前奏曲與賦格》。斯拉瓦也在1950年3月1日、1952年2月18日勇敢地首演了普羅科菲耶夫寫給自己的大提琴奏鳴曲和交響協奏曲，交響協奏曲的指揮居然是鋼琴大師里赫特。大提琴小協奏曲後來由斯拉瓦和卡巴列夫斯基修訂完成後也由他首演。
普羅科菲耶夫與斯拉瓦的交往也成為樂壇佳話。有個“美好而悠久的莫斯科傳統”——音樂學院教授把學生帶到自己家裡住，斯拉瓦就在遭受“形式主義”批判卻又“像個極其單純的大孩子”的普羅科菲耶夫的家裡住了兩個夏天，也就有了斯拉瓦找赫連尼科夫為普羅科菲耶夫要早餐錢、慫恿普羅科菲耶夫寫出應景之作《伏爾加河頓河大會師》的軼事——後來羅斯特羅波維奇發展了這個傳統，讓作家索爾仁尼琴住在自己家裡……
斯拉瓦的天才和魅力是蘇聯大提琴創作的強大催化劑，“如羅斯特羅波維奇所說，當現代音樂思維那種爆炸性的、表情豐富的戲劇性，在浪漫主義以前時代那種嚴肅的、勻稱的、明朗的、智慧的簡潔音樂中找到某種共鳴和均衡時，是在發生一種‘欲望的補償’。這種強烈的激情和鮮明的理智，就是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天才的兩個方面”（格日邁洛）。為斯拉瓦創作的大提琴曲大多兼備古典、浪漫時代的理性、抒情和20世紀的激情，極大地豐富了大提琴的表現空間。
20年間哈恰圖良、魏因貝格、鮑里斯·柴科夫斯基、巴巴扎年、沙波林、謝巴林、卡巴列夫斯基、克尼佩爾、戈盧別夫、季先科、列維京等大批高水平的蘇聯作曲家像爭奪新娘一樣競相為羅斯特羅波維奇譜寫大提琴作品，誕生了一部又一部傑作，成就了世界大提琴史上空前絕後的熱潮。而高潮中的頂峰無疑是蕭士塔高維奇1959、1966年獻給斯拉瓦的兩部大提琴協奏曲，蕭士塔高維奇“把大提琴所不具備的音質賦予了大提琴”（羅斯特羅波維奇）。1963-1964年莫斯科愛樂演出季中，羅斯特羅波維奇演奏了40部大提琴協奏曲，其中18部蘇聯首演、15首題獻曲——我一直認為斯拉瓦最有特色、最具感染力的演繹是蕭士塔高維奇、普羅科菲耶夫、哈恰圖良、魏因貝格等人的這些20世紀作品，這才是斯拉瓦的精髓，而DG為他出的80壽辰套裝保守甚至庸俗地退縮在西方聽眾習慣的傳統曲目中，精彩盡失，遠遠不及Brilliant的套裝。
蘇聯時期受國家嚴格限制的文化選擇餘地和受國家強力支持的藝術家群體造就了一個空前絕後的局面——古典音樂在很多極其偏僻的地方也有大批聽眾，也有大量第一流的現場演出。羅斯特羅波維奇曾在亞庫茨克一周舉辦7個晚場3個早場音樂會，觀眾總計近6000人；還曾與手風琴家卡扎科夫沿葉尼塞河“漂流”到只有33人的卡贊采沃村，在船上為所有居民從凌晨兩點演奏到五點……
不僅大城市的演出用不完斯拉瓦的能量，一把大提琴也不夠用了。準備蕭士塔高維奇的第二大提琴協奏曲時就曾感嘆：“我總是嫉妒指揮！我一直幻想著擁有一把有一百根琴弦的大提琴。不過天才的蕭士塔高維奇克服了單一樂器的局限。演奏這首樂曲的時候，我第一次感到自己好像處於指揮的位置”。
指揮可能是音樂家中最不專業的一個行當，1952年里赫特指揮了羅斯特羅波維奇首演的普羅科菲耶夫的交響協奏曲；1964年在高爾基市（下諾夫哥羅德），蕭士塔高維奇在羅斯特羅波維奇發起的音樂節上唯一一次登上指揮台，指揮了自己的《節日序曲》和第一大提琴協奏曲；1967年奧伊斯特拉赫也過把癮指揮了馬勒的第四交響曲，維什涅夫斯卡婭獨唱，但他們都不是指揮家。而從大作曲家成為大指揮家的並推哈恰圖良和布列茲，從大演奏家成為大指揮家的首推羅斯特羅波維奇。
1968年，斯拉瓦的指揮處女秀是在莫斯科大劇院重排柴科夫斯基的《葉甫根尼·奧涅金》，由妻子出演塔吉亞娜。他自己坦言：“我從沒學過，但我有最好的老師，我曾與世界上最好的指揮家們演出。”斯拉瓦的秘訣是“指揮的頭腦應當想方設法清澈透明”——與他的大提琴演奏風格一致。1970年3月15日同樣在博索伊大劇院，首演了普羅科菲耶夫的歌劇《戰爭與和平》的完整版，後來他回憶道：“那次演出前兩個小時，我來到普羅科菲耶夫安葬的墓地，抱著他的墓碑親吻。在這關鍵的時刻，我感到我必須和他交流。現在，我熱切的期望這個錄音能夠使我的老友滿意。如果他從天堂俯視著我，我想他能夠明白，在如此的顛沛流離之後，我終於完成了近四十年前他託付給我的使命。”（阿波利奈爾譯）
羅斯特羅波維奇是在蘇聯音樂鼎盛時期的大師堆中從一個早年歇頂的天才毛孩子成長為大師的。日後回憶起那輝煌的歲月斯拉瓦不禁有種宗教般虔誠的感恩：
對普羅科菲耶夫：“他保全了我的藝術品位，又往我的心靈里注入了自己的一抹陽光，這一抹陽光足夠我很久的給養。”
對蕭士塔高維奇：“我們當初和德米特里一起演奏，一起吃飯，一起開玩笑，沒感覺有什麼特殊。可如果現在有一天，他突然回來，就像以前一樣叫我去一起演奏，我肯定一步都動不了，當場給他跪下。因為只有在他去世了整整二十五年之後，我才意識到他是一位多么偉大的藝術家，就和貝多芬、莫扎特一樣偉大。”
出走
從某種角度說，羅斯特羅波維奇在蘇聯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有一次沒給他指揮的樂團發工資，他帶樂隊去“要挾”院長：“我們就在這兒一直站到把錢運來，給音樂家們發工資。今天若沒有錢——就意味著，今天不排練。明天還沒有錢——就意味著，明天還不排練”……要知道蘇聯解體後斯拉瓦曾感嘆“如今的大劇院沒有一點地方像從前的大劇院……問題在於，出色演唱難度最大的詠嘆調的人所獲得的收入僅略多於只唱一句‘菜上好了！’的演員的收入”，而這時他在院長辦公室站多久都不會有錢運來，一直不排練也沒有人關心。
赫魯雪夫下台後，蘇聯的“解凍”時期宣告終止。雖然赫魯雪夫有很多缺點，但我個人覺得他當政的10年左右時間是蘇聯最鼎盛、最有活力的時期。但蘇聯的高級官僚集團最終容不下赫魯雪夫，換上更加保守無能的勃列日涅夫，把蘇聯引向死胡同，吃光了社會前後50年的生命力，奠定了日後蘇聯崩潰的“堅實”根基。勃列日涅夫時期的蘇聯政府越來越失去人心，大批知識分子紛紛出走國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索爾仁尼琴和羅斯特羅波維奇。
作家阿克肖諾夫說，60年代末，我們從“憤怒不已”轉變為“遍體鱗傷”。1968年，蘇聯禁止出版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長篇小說《癌病房》和《第一圈》在西歐發表，1969年作家被開除作家協會會籍，開始遭受政治迫害。羅斯特羅波維奇隨即請他住在自己位於茹科夫卡的別墅中加以保護——蘇聯著名不同政見者、核彈元勛薩哈羅夫院士一度是他們的鄰居——甚至專門設計了一條“處於尖角之下的走廊通向索爾仁尼琴的‘小屋子’”。索爾仁尼琴曾對斯拉瓦說：“我非常看重你的建築才能，不過這個角落將作為‘早期羅斯特羅波維奇’階段而留名建築史冊。”
從某種角度說羅斯特羅波維奇在蘇聯也是“有恃無恐”的，一方面利用自己絕頂的音樂才華和巨大的社會聲譽，另一方面蘇聯畢竟已不是史達林的血腥時代，至少生命可以無憂。1970年10月30日，斯拉瓦再次冒天下之大不韙，給《真理報》、《訊息報》、《文刊社》、《蘇維埃文化報》四大報紙主編寫了公開信，直接揭露了政府打壓文藝的虛偽行為，堪比海瑞當年的《治安疏》。對於索爾仁尼琴，信中說：“我熟悉索爾仁尼琴的許多作品，我喜歡這些作品，我認為他深受寫真實的權利之苦，他寫他親眼所見的事實，當人們對他群起而攻之的時候，我還是找不到原因隱藏自己對他的肯定態度。”
並不出乎意料，斯拉瓦此後的藝術活動空間急劇萎縮。直至1974年，西方出版了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讓蘇聯當局惱羞成怒，2月12日將索爾仁尼琴拘捕，隨即被驅逐出境。羅斯特羅波維奇此時在國內也難以立足，被迫提出出國。3月29日他們夫婦給勃列日涅夫的信中寫道：“近幾年來，圍繞著我們家庭發生了使人難以忍受的情況：陷害我們，卑鄙地限制我們的創作活動，無視我們的藝術……由於看不到能擺脫這一絕望困境的辦法，我們請求您指示允許我們攜帶兩個孩子出國兩年。”
蘇聯政府則順水推舟放他們走人，但與索爾仁尼琴不同的是，對羅斯特羅波維奇在國外的表現還存有幻想。斯拉瓦為了安全出國也沒有勇敢到在國內就與政府完全決裂的程度，違心地作出一些口頭保證，諸如將部分演出收入匯回蘇聯、只帶隨身必需品、讓女兒定期回國參加考試、不主動會晤索爾仁尼琴、到期一定回國等等。“他懷著極大的傷感說：‘我應該擺脫一切焦急和不安，平靜下來，但是，人們從側面看我，會了解我是一個誠實的公民和當之無愧的音樂家。’”“他同時不止一次地強調，他希望蘇聯的藝術在國外要比過去更加受到稱讚”……這樣，這位曾經的列寧獎金獲得者、蘇聯人民藝術家成功地騙過了妄自尊大的蘇聯政府。
很快蘇聯政府就發現斯拉瓦先前的所有“諾言”都是撒謊，在西方肆無忌憚地掀起一波又一波“反蘇浪潮”。不過斯拉瓦也繼續用自己獨有的魅力在西方掀起一股為他創作大提琴作品的熱潮。早在出國前與蘇聯友好的布里頓就為他的演奏而傾倒，為他寫了多部大提琴作品，現在更有奧里克、迪蒂耶、盧托斯拉夫斯基、貝里奧等西方大作曲家不斷為他創作。1993年他自己估算“作為大提琴家我演奏了大概一百首新曲目”！同時他仍然相當留戀蘇聯時期的輝煌：“我當時在此生活時的作曲家學派當然比現在存在於西方的作曲家學派要強得多。也許，不包括幾個人，10~15個偉大的作曲家，但他們仍舊為我寫作品。有布里頓、盧托斯拉夫斯基、潘德列茨基、梅西安、迪蒂耶。”
蘇聯造就了斯拉瓦這位天才，但不僅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也留不住這位天才。他在蘇聯享受藝術家的最高待遇，有多處公寓和別墅，但與他的天才相比，這些還遠遠不夠。斯拉瓦追求的不僅是自由，還有財富，因為在一定程度上，擁有財富才能擁有自由，才能擁有品位，而蘇聯政府可以隨時剝奪他的別墅、剝奪他的演出。看看他在巴黎聖-馬丁街博物館般、宮殿般的別墅：那裡有列賓等大師的油畫真跡，有沙皇花字簽名的窗帷，有古老而精緻的各式工藝品，有金色的帶有俄羅斯帕赫列三套車圖案的橢圓形大理石桌子……斯拉瓦說“這裡有俄羅斯的靈魂，有俄羅斯的味道！”其實那裡也有一位天才對物質財富與藝術情趣的天然卻又昂貴的追求。一次加琳娜過生日，斯拉瓦送給她價值連城的名為“蔚藍的水”的40克拉特大鑽石，如火焰般耀眼奪目，加琳娜頓時喜極而泣……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羅斯特羅波維奇在西方每生活一天，蘇聯當局的人心就下降一分。1976年安德羅波夫等蘇聯最高領導費盡心機成功地阻止了保加利亞的合唱團參加羅斯特羅波維奇在巴黎的《黑桃皇后》錄音，斯拉瓦事後說：“他們不去為麵包問題操心，不去為改善人民的生活操心，而是為我的《黑桃皇后》的錄音更糟而勞心費神……因此我知道什麼是蘇共！”
1978年3月15日，惱羞成怒的蘇聯政府終於忍無可忍，取消了他們夫婦的蘇聯國籍。3月17日羅斯特羅波維奇夫婦在巴黎寫了致勃列日涅夫的信：
“以您為首的蘇聯最高蘇維埃取消了我們的蘇聯國籍。準確些，是您剝奪了我們在自己土地上生與死的可能。我們，誕生在這塊土地上，把勞動和才能貢獻給自己人民的我們，將幾乎自己的大半生頗有成就地給了這塊土地。我們對藝術的貢獻得到了蘇聯政府的評價，蘇聯政府授予我們蘇聯最高獎賞：授予大劇院獨唱演員加林娜·維什涅夫斯卡婭蘇聯人民演員稱號和列寧勳章，授予姆斯季斯拉夫·羅斯特洛波維奇史達林獎金、列寧獎金、蘇聯人民演員稱號和莫斯科音樂學院教授級別。
“……我們惟一的‘過錯’就是曾提供我們的家給作家亞·索爾仁尼琴棲身。因為這件事，經您批准，使我們無法忍受的各種各樣的迫害傾注到了我們身上：取消音樂會，禁止出國巡迴演出，電台、電視台、報刊抵制我們，企圖使我們的音樂活動處於癱瘓狀態。還在俄國時，羅斯特洛波維奇曾找過您三次：一次是寫信，兩次是發電報請求您的幫助，但是，還是您，無論是您部下的任何人甚至都沒有對這發自內心的呼籲做出過反應。
“……我們過去和現在都不從事政治活動，並且也不打算從事政治活動，因為本能地對這類活動沒有好感。但是作為職業的和有天賦的演員，我們過去不可能，現在仍不能對自己藝術同行的命運漠不關心。正由於這一點我們做了所有人道的和公民的行為。
“……我們希望，您將對我們的第四請求做出反應，否則您的雙頰可能會出現羞愧之色了。”
可以看出，雖然羅斯特羅波維奇夫婦沒有與祖國同胞同甘共苦而選擇逃離，但他們仍是堅定的愛國者，他們從未主動放棄國籍並曾以一種不失尊嚴的方式申請護照延期。同時他們也不會為了保持國籍而犧牲自己的人格和理想，祖國永遠在心中，只是祖國的政府並不總代表他們心中的祖國。
雖然在信中不卑不亢，可能也早料到會有這一天，但他們心裡仍然是相當痛苦和震動的，斯拉瓦後來回憶道：“我生命中最可怕的時刻是被剝奪國籍的時候。如同一把刀子割裂了整個生命……剎那間，思想就如同一團亂麻：‘永遠回不了家了’，‘永遠見不到朋友了’，‘永遠見不到俄羅斯了’……”
中國有首著名的古琴琴歌《鳳求凰》，如果斯拉瓦是“鳳”，“凰”可能是加琳娜、祖國故土或者自由理想，而“琴”可算是大提琴：
有美人兮，見之不忘。一日不見兮，思之如狂。
鳳飛翱翔兮，四海求凰。無奈佳人兮，不在東牆。
將琴代語兮，聊寫衷腸。何日見許兮，慰我旁徨。
願言配德兮，攜手相將。不得于飛兮，使我淪亡。
回歸
“有這樣一個不幸的傳統：俄羅斯的被驅逐者只能作為‘偉大的逝者’榮歸故里。要知道無論拉赫瑪尼諾夫、布寧、還是納博科夫都未能在生前回到故鄉。如今這是上帝的旨意要讓羅斯特羅波維奇打破這個傳統。”（格日邁洛）從這個不幸的傳統看，也算不上是羅斯特羅波維奇、索爾仁尼琴他們推翻了蘇聯，他們只是比拉赫瑪尼諾夫那代浪子更幸運，趕上祖國經濟危機導致政權垮台而使他們打破了傳統——這更像是一種黑色“幸運”。
斯拉瓦在西方也一樣是演奏、指揮“雙肩挑”，1977年正式接手華盛頓國家交響樂團，在他的棒下十幾年間把這個原來的三流樂團提升到二流以上。早在上任之初，斯拉瓦就曾“挑釁”蘇聯政府：“我願意和我的樂團在俄國演出……蘇聯政府可以表明它現在如何對待藝術自由。如果我的政府說‘不行’，那末，不僅僅是我和我的樂團會詢問拒絕的原因，而且全世界都會想知道為什麼會產生這個‘不行’。”“我的國家將實現藝術充分自由時，我才回去。”
直到1990年，蘇聯政府再也不會拒絕大師，他終於可以回去了。1990年1月16日，蘇聯恢復了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國籍。當年2月他率華盛頓交響樂團歷史性地回到蘇聯演出，再次演奏了1974年離別時的柴科夫斯基第六交響曲。1993年再次率團回到“俄羅斯”時，9月26日更在紅場舉行了柴科夫斯基音樂會，萬人空巷，舉國轟動，演奏的也是“柴六”，還有《1812年序曲》——最後大炮和克里姆林宮的大鐘一齊鳴響。
然而這也恰好映襯了“悲愴”的交響樂一直在俄國和斯拉瓦身上上演。紅場音樂會後他接受採訪時說：“是的，在紅場我感到非常幸福……我想通過音樂提醒俄羅斯人，這是一個偉大的民族……這裡有美國的合唱團和美國的樂隊，我把17年奉獻給了他們。如今我來到這裡，為的是促進俄羅斯精神的高漲……總的來說我正是為此而告退的……”在我看來這是一種苦澀的“幸福”，充滿著俄式“悲愴”。一位俄羅斯大地孕育出的無比熱愛俄羅斯的天才大師被迫背井離鄉17年後，帶著他指揮事業黃金時期訓練出的美國國家樂團回到社會經濟崩潰、陷入絕境的俄羅斯故土，來“促進俄羅斯精神的高漲”，而大師自己已力不從心準備“告退”……幾天后的10月4日，斯拉瓦的摯友葉爾欽動用坦克炮轟議會大廈——歷史的音符遠比柴科夫斯基的音樂更加悲愴……
1996年俄國經濟還在下降，比1992年累計下降50%以上。當年的總統大選是國家走向和人群利益的生死之戰。但斯拉瓦對葉爾欽還是一如既往往地熱愛，畢竟葉爾欽能保證自由而不回到蘇式極權下，他甚至非常想為成功對總統進行心臟病手術的醫生們“演奏整整一個晚上”。在第二輪投票截止前，斯拉瓦及時鼓動了一位仰慕自己但卻對大選猶豫不決的雜貨店老闆去投葉爾欽的票。
從某種角度說，羅斯特羅波維奇又是“站著說話不腰疼”的。他無法理解為什麼還有那么多居民選擇久加諾夫的共產黨而讓葉爾欽涉險獲勝。對當時的財政部長費多托夫，他說“我是音樂家，我不懂財政，但當他談論財政的時候，我心裡想：他對此搞得是多么明白啊”——不懂財政的音樂家聽到他人談論財政就判斷出那人對財政搞得十分明白。對蓋達爾等所有葉爾欽的班子，斯拉瓦“覺得他們全都是行家”——不久後的1998年金融危機中俄國經濟再次遭受毀滅性打擊。
1994年5月索爾仁尼琴回到俄國在葉爾欽贈送的別墅定居。斯拉瓦雖然竭盡所能做了很多善事，比如為莫斯科、下諾夫哥羅德以及亞塞拜然的兒童醫院找來贊助的器材和藥品，但卻一直沒回來定居——也許在巴黎的那座博物館和宮殿搬過來太難了。他的社會理想從道義和社會的長遠發展來說應該是對的，但他對現實過於天真了。他為從波羅的海三國撤回的俄國老兵修建養老公寓募捐，不知是否想到有的老戰士已賣掉勳章去買麵包；他為修繕破爛不堪的莫斯科音樂學院教學樓募捐，不知是否想到施尼特凱等大批音樂家已遠走他鄉，魏因貝格等大批留下的音樂家已鮮有演出機會；他提倡商業贊助藝術說“我們已經有準備贊助的有錢人了”，不知是否想到贊助馬林斯基劇院訪華的傑里帕斯卡那樣的大亨在變成有錢人的過程中對社會造成了多大傷害；他對人們說“如果你們將來不滿意這位總統的業績，你們可以選舉另一位總統”，不知是否想到從葉爾欽至今一直是前任總統支持的人就是下一任總統；他對俄國的糟糕狀況開脫說“葉爾欽對今天沒有選擇——按照綜合因素來說是這樣”，不知是否想到“全部財產都在西方”的自己選擇了不與同胞生活在一起共渡難
無論如何，斯拉瓦的音樂依舊是迷人的，他再度掀起了第三波也是最後一波為他創作音樂的高潮，這次終於同時吸引了東西方的作曲家們、同時吸引了大提琴和交響作品，尤其是推廣了俄國新一代作曲家的作品。1988年俄國接受基督教1000年，謝德林根據“可怕的伊萬”時代的古老彌撒曲調寫了交響音詩《頌詩》(Stikhira)，並題獻給羅斯特羅波維奇。這不僅使大師罕見地獲得一部獻給自己的交響作品，也是出國13年來第一次聽到來自祖國的“信任之聲”，大師很快在華盛頓指揮首演獲巨大成功——很幸運我還能買到羅日傑斯特文斯基指揮蘇聯樂團演奏的這部作品。其它大作還有施尼特凱的《三人協奏曲》、歌劇《與白痴在一起的生活》、古拜杜林娜的《太陽頌歌》、阿爾喬莫夫的交響曲等等。
不過蘇聯時期獨步天下的浪漫主義、現實題材與現代風格相交融的20世紀音樂已經隨著蘇聯體制的崩潰而走向盡頭。對於輝煌了50年的俄國樂派和世界當代音樂，大師並不樂觀：“衰退是無可爭辯地發生了……也許，當今尋求的是另一種情緒的演奏者。浪漫主義的奔放今天不時髦了……顯然，這是全球性的變化。但我相信也是會崛起的，我是這樣看的。不過，也許，我認為是崛起的那種變化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將是向壞的方向轉變……我代表的是浪漫主義的演奏藝術。”從赫魯曉娃的角度說是：“當你有了個人自由、民主、消費主義、資本主義……所有這些好的壞的，高雅藝術就成了奢侈；而在專制體制中，高雅藝術則是惟一倖存的東西。”
羅斯特羅波維奇雖說沒把主要的住所搬回來，但像蕭邦一樣，心是一定要回到故土的。1990年攜華盛頓交響樂團回莫斯科和聖彼得堡舉辦歷史性的四場音樂會時，他就曾對記者說：“說實話，我已經著手在這裡給自己找一塊墓地了……”在自己70大壽時一場指導年輕音樂家的晚會上，大師“半開玩笑但實際上十分認真地”說：“要知道，我很快就要與我偉大的導師們重逢了——在那裡（無疑是指天堂）。我不能不對此有所準備。要知道，他們會問我：‘你的人’在哪裡呢？你在身後留下了誰？……我們可是很快就要重逢了！”
斯拉瓦做的準備不止於此，在冥冥之中他知道應該把心最後留在俄國。大師去年11月還在巴黎指揮了音樂會，12月在俄國沃羅涅日旅行時突然嚴重發病——可能是腸癌——新年時已在莫斯科住院，今年1月短暫返回巴黎治療。2月初斯拉瓦做出了人生最後一個重大決定——返回莫斯科！此時病魔正無情地摧殘著他的身體，3月27日80大壽時人們看到的是一位憔悴而頑強的病入膏肓的老人。一個月後的4月27日，斯拉瓦走了……
昨天29日，4500人在90年代重建的莫斯科基督大教堂為斯拉瓦舉行了葬禮，隨後斯拉瓦被安葬在俄羅斯靈魂的歸宿——莫斯科諾沃德維奇/新聖女公墓，與普羅科菲耶夫、蕭士塔高維奇以及葉爾欽等人一起長眠於俄羅斯大地……
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名“姆斯季斯拉夫”本來意思是“復仇的榮耀”，但大家都叫他“斯拉瓦”，意思變成“榮耀”。最後祝福正直而博愛的斯拉瓦……
榮譽
他是大英帝國榮譽騎士勳章、法國文化與藝術十字勳章、希臘鳳凰勳章、聯邦德國優異服務大十字勳章獲得者。1964年被授予蘇聯 “人民藝術家”稱號，俄羅斯總統普京授予他總統獎。
評價
在捷克總統克勞斯參加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普京說：“他們的去世是俄羅斯文化界的巨大損失。”在27日舉行的會議上，國家杜馬議員全體默哀一分鐘，向羅斯特羅波維奇和卡拉瑪佐夫的去世表示哀悼。莫斯卡大主教的一名發言人對媒體表示，俄羅斯東正教會大主教亞歷克西斯二世致電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家人和朋友，並向他們表示哀悼和慰問。
他一直與當時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包括1974年遭驅逐的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保持來往。索爾仁尼琴在27日發表的聲明中稱，羅斯特羅波維奇的去世是“對我們文化的一次沉重的打擊”。索爾仁尼琴在聲明中說：“我目睹了他的經歷。他讓俄羅斯文化在整個世界散發光芒。再見了，親愛的朋友。”
羅斯特羅波維奇和索爾仁尼琴於1990年返回蘇聯，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恢復了二人的公民身份。在1991年強硬派企圖推翻戈巴契夫時，羅斯特羅波維奇曾衝進政府大樓反對政變。
指揮家和中提琴演奏家尤里·巴什梅特稱，贊羅斯特羅波維奇是“世界音樂界的引擎、心臟和發動機。”巴什梅特在接受“莫斯科回聲”電台採訪時說：“人們的內心將有很長一段時間的嚴重空白。我們真的很難接受這一痛苦的現實。”他表示，他是在一場音樂會的休息期間得知羅斯特羅波維奇去世的訊息的。“我們默哀了一分鐘以示對他的尊敬，所有的觀眾全部站起身來。”
根據莫斯科音樂學院校長辦公室的安排，4月28日上午11點到下午8點，音樂學院的大廳為音樂大師羅斯特羅波維奇舉行了告別儀式。按照以往的慣例，著名音樂家的紀念活動都將在音樂學院的大廳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