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女權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 外文名：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 別稱：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術語背景,演變過程,主要內容,批判反思,相互關係,立場與挑戰,
術語背景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際政治經濟學（IPE）就呈現出多元發展的面貌。首先，研究議題從貿易、金融與跨國投資等國際經濟關係（或稱低級政治）擴展到討論性別、階級、種族、人權與環保等問題。其次，研究方法從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式的三大意識形態（經濟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演變為IPE美國學派（American School）與英國學派（British School），或者說主流理論與批判理論之間的競逐。這樣的發展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視角，有助於較完整地理解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以及提出可行的問題解決之道。正如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等學者所言，IPE已經超出原先國際關係學（IR）的研究範疇與方法，不斷地融入其它學科的研究成果，因此很難再將IPE單純視為國際關係底下的次級學科。IPE應為一門不斷開放的學科（open discipline），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feminist IPE）就是其中一種新的研究路徑。
從20世紀80年代後期開始，在所謂的國際關係理論第四次大辯論（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之爭）里，女權主義觀點漸受重視，並與建構主義、批判理論、歷史社會學、後現代主義以及新葛蘭西主義（neo-Gramscianism）等同被歸為後實證主義國際關係理論，與（新）現實主義及（新）自由主義等主流的實證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展開方法學上的爭論。但經過30年的努力，在美國主導的國際關係研究中，它的非主流地位仍未改變。而與此同時，同樣是基於反省主流國際關係理論現實主義的局限性而興起的IPE研究，對於性別議題（gender issue）與女性主義觀點卻是忽略的，頂多是將婦女（women）問題加入討論。例如，探討全球化所導致的婦女地位低下或女工受到嚴重剝削等現象，而未能深入去了解性別本身其實是全球政治經濟結構或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換句話說，過去主流IPE未能在認識論、本體論或方法論層次上納入女性主義的觀點。縱使一些持批判觀點的IPE研究，包括以羅伯特·考克斯（RobertCox）為首的新葛蘭西主義，在處理階級剝削與種族或國家衝突問題時，也常將性別因素排除。面對IPE的這種發展趨勢，難怪喬治娜·韋倫（Georgina Waylen）到了2006年還一再呼籲，女性主義不但必須與主流的IPE對話，而且也有必要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critical IPE）進行對話交流。
女性主義國際政治學的研究途徑已普遍被接受，並經常與新葛蘭西主義、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與建構主義同被歸為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一個分支，必然有其特殊的指涉意涵。英文文獻中常見以“Feminist IR/IPE”的方式呈現，表示兩者之間有類似的地方。由於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並非指單一的系統性理論，而是一種研究途徑，且還處於不斷的發展當中，內部存在各式各樣的不同理論，主要研究學者也具有不同的學科背景，因此，無法簡單地、具體地界定出何謂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
演變過程
女性主義學者從國際關係學轉向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是一個自然的演變過程，是擴張而非取代性的。現實上，隨著冷戰的結束與全球化的進展，關注的議題從國家主權、無政府狀態、國際體系、戰爭與和平等，擴展至對非國家行為者、全球化、全球治理、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發展、結構調整方案與社會再生產（social reproduction）等問題的研究。在理論層次上，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對國關核心概念（如理性、權力與安全等）的重新詮釋，基本上也為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所接受。例如，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與20世紀70—80年代以來非傳統安全觀或新的和平研究類似，或者說在相互影響下，從性別角度重新思考安全的概念，以個人的人身、經濟與生態安全取代過去對國家軍事安全的注重，從直接暴力轉向結構性暴力與文化暴力的研究。如此，打開傳統“高級政治”與“低級政治”的人為界線，去除了公/私、國際/國內以及政治/經濟領域的二元劃分，形成了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女性主義者而言，安全威脅的真正去除必須解決性別間的不平等權力支配關係，以追求全人類免於暴力的威脅為最終目標。除了延續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外，後來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發展似乎已超出這些研究議題與相伴的研究方法，如結合市場經濟生產與主要由婦女從事的社會再生產活動所進行的全球化或社會發展研究就是顯著的例子。面對這樣的趨勢，一些女性主義學者認為，國際政治經濟學似乎比國際關係學更易於將性別議題納入討論。
除上述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之外，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另一重要知識來源為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feminist political economy，feminist PE），亦有學者稱為性別政治經濟學（gender political economy）或者是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這一源自於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探討性別與社會發展之間的關係，研究成果大都發表在女性主義經濟學（Feminist Economics）、世界發展（World Development）以及第三世界（Third World Quarterly）等國際期刊上。
這種延續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傳統所發展的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將女性主義研究範疇拓展至全球層次，在研究議題和方法學部分，試圖在全球化脈絡下建立一個結合市場生產以及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分析途徑。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強調婦女在家庭的無償勞動對於正式經濟的貢獻，特別是凸顯第三世界國家中婦女所扮演的角色，這經常遭到忽視或被視為理所當然。例如，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從比較和歷史的觀點，探討不同第三世界國家社會內部的家庭勞動分工以及婦女在經濟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發現家庭勞務分工並非因為“性別關係”而與生俱來，而可能是生產模式改變或者是歐洲殖民經驗所導致的現象。不過，縱然在已開發國家內部，越來越多的職業婦女獲得經濟獨立的地位，但婦女除工作時間之外，仍需付出更多時間照護家庭、小孩及年長父母，亦即婦女在家庭責任上的不平等負擔。例如，一位日本職業婦女一周平均工作40小時，但卻需額外付出30小時在家庭勞務，相較之下，丈夫只需負擔3個小時的家庭勞務，這致使越來越多的日本女性晚婚，或者是選擇不婚。這種現象不僅發生在日本，韓國和香港地區亦是如此。
主要內容
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要是圍繞“發展”和“全球化”兩大核心議題。發展研究的重心在於凸顯女性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及國際經濟組織（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世界銀行）在第三世界國家推動結構重整方案特別是新自由主義計畫時對婦女所造成的負面衝擊。
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的發展：
第一個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早期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開始注意婦女在國家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womenin development，WID），通過相關數據（國內生產總值、國民生產總值）證明婦女對經濟發展的貢獻程度，並強調國際組織以及發展研究常局限在西方白種、中產階級的男性觀點，欠缺對婦女的重視。WID觀點主張解決之道在於透過司法或行政程式，在目 前的結構內來保證婦女能較好地被整合進經濟系統中，以降低婦女在生產部門所受到的剝削和歧視，如此就能逐漸改善性別間的不平等關係。然而，WID並未質疑婦女從屬或受壓迫地位其實是來自於既存的社會結構，也沒能注意到階級、種族或文化等因素對婦女處境所造成的影響，更忽略了婦女在家庭或其它私領域從事社會再生產活動的價值。可見WID觀點並未採行批判性思考，反而與20世紀50—60年代的現代化理論相同，都屬於一種樂觀的自由主義思維。
第二階段則是發展於80年代，從社會性別角度來研究發展議題，即從WID轉移至性別與發展主題（gender and development，GAD）研究模式，重視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性別權力和性別認同關係。GAD批判既存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所造成的性別不平等；指出市場生產與社會再生產的緊密聯結關係，反對公/私領域的二元劃分；體認男權制的意識形態是跨越階級關係對婦女造成壓迫；同時認為婦女不僅是發展過程中的被動接受者，而且可以自我組織來進行有效的政治行動，以爭取本身的權益。相較於WID，GAD採行較為整體（holistic）的批判觀點，許多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socialist feminists）即持此立場，主張國家應提供更多的社會服務（福利）以減輕婦女在家庭或其他私領域所承受的負擔。
隨著全球化現象及伴隨而來的研究熱潮，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全球化研究不應該是“性別盲”，不能忽略女性議題和性別關係。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亦是從資本主義發展來理解全球化，認為資本主義不僅是一個經濟架構，亦是一套性別的社會關係，反映在由商品、服務、觀念及意識形態所建立的結構內部及其互動過程中。所以，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對全球化的研究涵蓋幾個面向：
（1）不僅需要理解全球化的物質經濟層面，更要能夠解釋政治特別是觀念和文化等面向；
（2）研究全球化對婦女所造成的衝擊與不公平的對待，同時關注婦女在全球化中的積極參與角色，並強調性別關係與全球化是互為建構的過程；
（3）全球化並非由外而內或由上而下的單向運動，而是由全球、國家、地方與個人等不同層級間的互動而形成。
總體而言，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研究社會發展和全球化等議題，若是忽略婦女個人與結構關聯，或者是單憑經濟數據進行性別比較，都不能夠完全理解全球化圖像，而是需要一套更加包容且多元的研究途徑，結合個人生活經驗與全球政經結構運作過程，才能夠真正發展出獨特的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這亦連帶影響到其方法學的建立問題。
一些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除了反對新古典經濟學“理性經濟人（rational economic man）”的本體論立場外，也認為世界不單是由國家或市場所構成，運作上也非僅遵循自然法則，而是應考察國家與市場鑲嵌於社會的複雜圖像。此種社會實在（social reality）現象不是通過法國社會學家奧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所謂的科學研究法來劃定事實範圍界線並進行實證研究所能夠理解的。緣於此種本體論立場，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認識論上基本可分為實證的（positivist feminist IPE）與批判的（critical feminist IPE）兩大類研究。
這種認識論上的內部矛盾其實不難理解，從上述所杷梳的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知識脈絡來看，由於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本身對認識論立場就有分歧，進一步促使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方法上呈現多元化。如此，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途徑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在同一個分析架構底下，聯結不同的分析層次（全球/國家/地方/個人等），並且打破市場生產/社會再生產的人為界線，來研究資本主義或經濟全球化的運作過程。
簡言之，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知識淵源一方面來自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另一方面源自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隨著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的蓬勃發展，女性主義學者亦開始反思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是否考慮到“性別關係”，並進一步思索如何將“性別”因素融入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架構。
批判反思
性別議題與女性主義觀點是被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所忽略的，在一些教科書式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著作或論文集裡，也僅是列為其中的一章或歸為非主流的批判研究途徑下而稍微被提及帶過。在近兩三年掀起的跨大西洋美國學派與英國學派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論辯里（transatlantic divide），也呈現出同樣的忽視問題。班傑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在論及兩學派比較時，雖然認為英國學派不同於主流的美國學派國際政治經濟學，採取的是反思的後實證主義認識論、開放多元的研究議程以及較關注非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問題，亦即英國學派採取的是批判理論研究途徑，但也指出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三大問題——世界秩序、國家能力與分析層次——都未將性別關係或性別認同列入其中，事實上，性別研究在英國學派中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爾後，在2008年《新政治經濟學》（New Political Economy）和2009年《國際政治經濟學》（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這兩本英國期刊所製作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派專輯討論中，亦未見女性主義學者的性別觀點，因英國學派常被等同於新葛蘭西主義，而較重視階級而不是性別分析。馬克·布萊斯（Mark Blyth）所編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手冊》即使被認為是持後實證主義的立場，但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相對而言仍是被邊緣化的。可見，直到今日，要發展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仍有很長的路要走，必須同時面對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與其他批判國際政治經濟學的“性別盲”問題。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主流（美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首先是強調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互動關係研究，也就是將傳統國際關係學討論的“高級政治”議題如軍事、外交與安全等轉向對“低級政治”的國際金融、國際貿易與跨國投資等的關注，分析了解其中的政治因素作用。此以吉爾平提出的三分法研究途徑最具代表性，其試圖結合國際關係與政治經濟學研究，而後者指的是探討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至於兩者間是怎么互動或該如何互動較好，則有三種不同的意識形態觀點，即經濟民族主義、經濟自由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將此三大途徑放在國際體系層次進行分析，可以分別產生霸權穩定論（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以及世界體系論（world-system theory）等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代表性理論。值得探討的是，吉爾平將國家視為依權力邏輯運作的實體，而市場則為一個自我需求滿足的封閉體系，兩者似乎可以脫離社會而獨立存在運作。換句話說，吉爾平討論的是國家與市場這兩個公領域問的互動關係，而沒有將社會或家庭私領域納入，更不用說去討論性別關係或性別認同在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功能角色。安·蒂克納（J. Ann Tickner）和其她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就曾逐一對吉爾平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分法進行系統性的批判。
蒂克納認為，經濟自由主義從“理性經濟人”的假設出發來解釋人們的經濟行為，這樣的假定是屬於個人工具理性的思維，更是認定經濟理性行為是男性特質的展現，如此就排除了人類的其它行為動機，如愛、利他合作或同情心等的考慮。此外，自由主義亦不重視婦女在整個資本主義運作中的無償勞作（unpaid work）價值與其在家庭中扮演的母性或其它社會再生產角色，更遑論能夠認知到此背後的父權體制（patriarchy）是如何形塑性別關係與認同的，而這常是婦女遭遇不公平處境的癥結所在。在國際層次上，經濟自由主義主張國家應該儘量減少對市場的干預，因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最能達成社會資源的有效運用。然而，此觀點忽略了生產利得在不同國家、階級與性別間的不公平分配。例如，占有全球1/2人口、提供1/3有償勞動力以及負責2/3工時的婦女，卻僅取得1/10的世界總收入（world income）與擁有不到1%的世界資產（world property）。許多實證研究也顯示出自由主義所支持的資本主義、現代化、綠色革命、發展援助、出口導向工業化策略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結構調整方案等如何造成了第三世界婦女地位的低下與對女工的剝削。
女性主義同樣反對經濟民族主義的研究途徑，雖然後者的分析單位是國家而非個人（更不用說是婦女），但依然接受自由主義的“理性經濟人”假設，將國家視為理性合一的整體，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里主要是關注國家的軍事安全與追求增加國家的財富，而未考慮女性更關心的是經濟安全問題以及國內性暴力、文化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威脅、國家追求財富積累後在國內不同性別間的不公平分配等。此外，對民族主義者而言，軍事產業或策略性工業的發展不僅攸關國家生存，而且軍工複合體亦是國內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需要加以特別保護扶持。然而，國家財政資源畢竟有限，擴大軍事預算以追求國際權力必然會排擠教育、托育、老年看護與社工等福利預算支出，而這通常會增加女性在家庭內的工作負擔。換句話說，對婦女而言，軍事安全和經濟安全之間常是一個尖銳的交換（trade-off）選擇問題。
女性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在知識論上同樣反對普遍抽象的理性概念與存在所謂的客觀知識，同時女性主義認為，經濟學不應只是研究理性計算或資源如何最佳配置，而應關心生產和分配的整個過程以及生活必需品的供給（provisioning）問題，這也和馬克思主義古典政治經濟學類似。不過，女性主義仍認為古典馬克思主義較重視市場經濟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階級關係，而未深入探討女性在社會中所扮演的再生產角色。此外，縱使馬克思主義脈絡的依附論（dependency theory）不像（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傾向於關注核心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生存安全與利益合作問題，而是探討中心與外圍國家間的不平等交換關係如何造成後者的不發展，但主要還是從國際結構和階級不平等關係來理解婦女的處境和地位，並未直接重視第三世界國家婦女在全球市場生產分工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低估了婦女在家庭私領域所從事的社會再生產活動之價值。何況，女性地位的低下不全然來自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同時也受到社會的和文化的父權體制影響。因此，女性的解放不可能僅經由階級鬥爭來實現，而是必須爭取兩性不但在公領域也在私領域的平等地位。
簡言之，女性主義主張重新定義“理性”、“安全”與“權力”等基本概念，超越體系分析層次與國家中心主義，視國家與市場是鑲嵌於特定社會而運作，並非獨立自主的抽象實體。如此，才能跳脫吉爾平三分法研究途徑中潛在的男性特質認識論偏差，不至於忽略婦女在國際勞動力（或性別）分工中以及國內家庭中所扮演的經濟生產和社會再生產角色。
在實踐上，由於女性主義並非單一的理論，其內部存在不同的主張。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學者主張加強保障婦女的工作、教育與財產權利；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則認為，唯有推翻資本主義的生產體制才能徹底解決其將工廠有償生產活動與家庭無償勞動二分所導致的女性地位低下問題；一些社會主義的女性主義者認為，改善婦女處境不能單靠階級鬥爭，必須同時挑戰資本主義生產體制以及傳統社會上的父權體制才能達成。蒂克納則是支持一種地方經濟（local economy）的發展形態，因這種生產方式通常沒有將市場生產與社會再生產活動或者有償勞動與無償勞動做明顯的區隔，並且首先考慮滿足地方的基本需求。這不僅使婦女在私領域的再生產角色能夠得到重視，同時也可減低跨國公司或出口導向政策下的女工剝削，使婦女能夠掌握自己的命運，而不僅是全球化下的被動受害者。當然，這種生產方式不見得就排斥全球化，而是主張“全球思考，在地行動（global think, local action）”以及“全球行動，在地思考（global action，local think）”，將國際、國家與地方經濟聯結，依據地方的人文、地理環境與資源特色，發展地方性產業行銷全球。
與之前的霸權穩定論或新自由制度主義採行國家中心的體系層次分析不同，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後，一些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試圖打開國家這個黑盒子而結合國際與國內層次分析。這方面的研究包括羅納德·羅格斯基（Ronald Rogawski）的“社會聯盟理論（social coalition theory）”、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雙層博弈論（two-level games theory）”、羅伯特·基歐漢（Robert O. Keohane）等人的國際制度國內化研究以及戴維·萊克（David A. Lake）提倡的“開放經濟政治學（open economy politics）”等。事實上，早在70年代後期，彼得·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的“國內結構理論（domestic structure theory）”以及彼得·古雷維奇（Peter Gourevitch）的“顛倒的第二意象理論（the second image-re-versed theory）”就已將國際與國內層次結合研究，只是80年代以來學者採用的是更為實證主義的理性選擇途徑，不再如傳統現實主義將國家視為理性合一的整體，而是拆解為由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領導者、官僚或公共部門組成。甚且，也不再將社會看做是鐵板一塊，而是依據研究議題的需要，分析利益團體、階級或生產要素持有者如何為了自身利益的極大化而採取集體行動，如組成逐利聯盟以影響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很顯然，這些理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雖然已進行國家內部分析，但仍未將性別因素納入，忽視婦女在世界經濟中的能動者角色，反而認其研究為價值中立，當然也就是性別中立的。同時仍沿襲前期做法，將國家、市場與社會視為三個分立的領域，僅探討彼此間的外在聯繫關係，而忽略內在的互為建構關係。例如，這些研究並沒有處理市場生產與社會再生產之間的互補關係，兩者均是當今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此，對於國際政治經濟的理解必然是片面的，而這部分正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可以補充加強的。事實上，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正是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學者所主張的“開放社會科學（open the social sciences）”之實踐，去除19世紀以來政治學、經濟學與社會學的人為學科界線，這三個研究領域並沒有獨立的運作邏輯。在現實中，權力、理念、規則、結構、偏好和理性緊密結合，以至於不可能有任何研究模式能按照政治、經濟與社會的分類，孤立地看待這些因素，只處理其中一個變數，而把其他的當做常數。
相互關係
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議題、方法與途徑的擴增以及專屬期刊的成立和發展，國際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已經漸趨成熟。一般而言，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常被稱為正統的（orthodox）或主流的，而反對其國家中心論和實證主義認識論者則被歸為新國際政治經濟學（new IPE）、非正統國際政治經濟學（heterodox IPE）或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科恩試圖開啟兩學派間的對話，呼籲美國學派可學習英國學派擴展多元議題的視野，而後者可從前者學到更為嚴謹的研究方法。當然，對於兩學派間互補的期待究竟該如何落實，仍是一大挑戰。卡贊斯坦雖然提出“分析的折中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並得到不少學者的回響，但仍被批評為只是將不同的觀點或因素攪拌，並沒有做到真正的融合。不過，這些各式各樣的後設分類卻也凸顯了一個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問題，即英國學派、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和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關係到底為何？可否將英國學派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同起來？另外，就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而言，是否能將其歸為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下的一個分支？還是說兩者是分立的？
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議題及研究方法上的多元開放態度促使其並非發展為單一的特定理論，而是包括各式各樣的研究路徑或觀點的理論群。一般教科書認為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應包括女性主義、環境主義（environmentalism）與新葛蘭西主義等三種途徑，不過，亦有少數學者主張可以將建構主義納入進來。女性主義、環境主義及新葛蘭西主義分別著重於分析國際經濟中的性別、環境和階級問題，建構主義並沒有特定的研究對象，而是強調理念（ideas）能起作用的一種研究方法，如此和國際關係的建構主義研究就不容易區分。此外，最為廣義的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還包括後現代、後結構（post-structural）與後殖民（post-colonial）思想。毫無疑問，其中以考克斯為首的新葛蘭西主義提出了自己較為明確的研究議題、方法與分析框架，如此較容易進行學術積累，形成一個系統性的學派，受到主流國際關係學/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重視並與之進行對話。
一些女性主義學者或許為了方便討論，就直接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新葛蘭西主義畫上等號，並抨擊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僅注重國家或市場公領域的問題，而忽略對私領域的家庭角色的關注，尤其是女性無償勞動與社會再生產活動對資本主義市場或全球化過程的建構作用。基於階級支配的歷史結構分析，新葛蘭西主義早期研究的確關心到婦女勞工遭受剝削的情形，但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需要更進一步說明，性別關係是如何結合正式/非正式經濟活動或公/私領域，以形成一個完整的分析架構或研究路徑的。更為重要的是，新葛蘭西主義雖已認識到婦女勞動在全球化中的地位，談論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無償勞動以及強調女性在正式經濟部門中所構成的特別勞動分工，但仍然未能理解經由工作所建構的性別本質。簡言之，新葛蘭西主義忽略性別認同（男性、女性）是如何在日常生活實踐中形成的，包括在工作場域、家庭私領域以及其他社會和政治制度等。這樣的忽略是需要正視的，因為性別認同是勞動分工、權力關係，甚至是經濟發展的基礎。可以說，性別認同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核心，亦是批評新葛蘭西主義無性別階級分析最主要的地方。
儘管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批評新葛蘭西主義忽略女性所起的作用以及目 前兩者間少有對話，不過在同為批判的傳統下，一些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還是希望能夠結合新葛蘭西主義研究路徑，建構理論並且指導社會運動。亦即，新葛蘭西主義以生產模式（經濟）和階級（社會團體）為核心要素，在分析跨國歷史集團建立全球霸權的過程當中，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希望能將性別因素嵌入階級與意識形態的分析，打破公/私領域、國家/市場與全球/地方等界線，修正歷史結構分析的“性別盲”問題。再者，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認為市場從既存的不平等性別社會關係——包括女性無償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廉價女工薪資——獲利外，經濟生產的運作同時也依賴其他的分工及不平等形式之存在，包括種族、階級和民族。因此，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首先要揭露性別不平等關係，但同時並未忽略其他類型的不平等關係，特別對女性主義運動而言，能夠與其他類型的社會團體結盟，將會是反霸權社會運動的重要一環。相對地，新葛蘭西主義的反霸權運動實踐也應該體認到，除了階級之外，還存在包括性別在內的其他社會矛盾關係。因此，反霸權的歷史集團組成必須是一種聯合階級、性別、宗教與種族等議題的新社會運動。
總之，如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韋倫所言，相較於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主要是指新葛蘭西主義）還是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能夠將“性別”納入分析架構之內。因為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在方法學上是比較兼容的，皆是從歷史結構來關注政治經濟活動、個人及其行動的本質。在本體論上，主張社會關係的建構；在認識論上，反對實證主義與理性選擇為唯一的研究方法；而在方法論上，則採用交叉學科或跨學科的多元分析。兩者的差異在於，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更強調從個人與結構以及日常生活實踐來分析，而新葛蘭西主義的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往往是巨觀結構取向，由上而下進行研究。所以，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大挑戰即是如何將國際政治經濟學轉為由下而上的分析，從個人日常生活經驗聯結地方、國家再到全球的不同層次。然而，這一過程並非簡單的單向因果關係，而是遠為複雜的雙向互為建構關係。設立這種跨層次研究綱領或理論並不容易，仍有待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的努力。
立場與挑戰
面對國際政治經濟學學科的發展，女性主義學者也開始反思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中的性別因素，並試圖從對話與批判的過程當中，建立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議題與方法學。然而，女性主義學者主張採取多元開放的交叉學科立場，因此很少會去刻意釐清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和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界線，常以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國際政治經濟學表示兩者的類同。
經由杷梳的過程也可以發現，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除了延續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的研究外，同時也借鑑了女性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成果。從研究議題上來看，早先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從性別視野出發，重新思索戰爭、和平、安全、權力、國家主權和國際體系等傳統國際關係學所關注的議題。隨著冷戰的終結，女性主義學者亦開始關注政治經濟學研究的發展、全球化、全球治理、社會再生產和新自由主義調整計畫等問題，探討婦女在發展計畫與全球化中的角色，並強調性別權力及認同建構與全球化過程之間的互動關係。就方法學而論，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是從批判現實主義國際關係理論出發，而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更側重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質疑這些理論背後所隱藏的男性特質，反對公/私、理性/情感、自利/利他、國家/市場、全球/地方或者國際/國內的二元區分研究。
此外，女性主義學者與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或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學者間的論辯過程亦能凸顯出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特色。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反對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僅注重國家與市場的互動關係討論，且將兩者視為依循自我運作邏輯的實體或公領域，事實上，不論國家或市場都是鑲嵌於社會的，且私領域的社會再生產活動是資本主義發展或全球化過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公/私領域的二元劃分貶低了婦女無償家務勞動的價值。
另一方面，一些女性主義學者將批判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等同於以考克斯為首的新葛蘭西主義，主要是因其最具代表性，是為了凸顯其和主流的國際政治經濟學一樣在全球化或發展研究中都忽略性別因素的討論。不過，女性主義與新葛蘭西主義的對話也出現了融合的可能性。伊莎貝拉·巴克（Isabella Bakker）與史蒂芬·吉爾（Stephen Gill）兩人編輯的論文集即迥異於過去新葛蘭西主義的研究，嘗試嵌入性別因素來探討全球化對父權體制和資本主義的影響。這項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的創新研究乃是引用考克斯的歷史結構要素包括物質能力、理念和制度），將其轉化為市場生產/社會再生產、新自由主義及新憲政主義（new constitutionalism）三者間的辯證關係（如圖1所示），用以分析當今全球化下的歷史結構。首先，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加速全球化進程，鼓吹自由放任的市場機制，推動涵蓋人員、勞務、商品及資本之流通。其次，新自由主義政策經由國際及國內、正式及非正式組織給予制度化、正當化及合法化，例如國家層次的自由權、私有財產權保障、全球層次的條約協定、國際組織的援助計畫等。此種新自由主義治理架構又稱為新憲政主義，意即授權市場力量來重新塑造經濟和社會的發展。最後，則是全球化使得公/私領域的界線變得模糊，家庭社會再生產與市場經濟生產之間的互動更為密切。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應從社會再生產出發，尤須考慮到女性本身的階級、族群以及國籍背景，才能理解女性參與全球化背後所代表的意涵。
不過，該歷史結構路徑仍面臨挑戰，其除將市場生產/社會再生產、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及新憲政主義制度等三要素的辯證關係用於解釋國內和國際的秩序結構外，更要解釋國內、國際層次彼此間的互動。問題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所建立的動態研究圖像強調要素及層次之間的辯證關係而非單向因果關係，與靜態分析相比，這雖然更能接近社會現實，進行實際操作卻不太容易。譬如，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歸納出的市場生產/社會再生產、新自由主義、新憲政主義等三要素，想要具體釐清這些概念本身就不太容易，更遑論能夠清楚解釋要素之間的關係。再者，同樣的情形亦出現在如何解釋國際與國內層次的互動上，過去主流國際政治經濟學嘗試克服跨層次分析上的困難，無論是卡贊斯坦的國內結構理論（國內→國際）、古雷維奇的顛倒的第二意象理論（國際→國內→國際），還是帕特南的雙層博弈理論（國際←政治精英或談判代理人→國內社會），都清楚地界定了國內與國際間的因果關係，但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強調國際與國內兩層次間是互為因果的辯證關係。如此，由於變數及分析層次的增加，當然面臨的挑戰就愈大。事實上，如何在貼近經驗現實與理論邏輯嚴謹間取得平衡，是所有社會科學研究都會面臨的問題。正如基歐漢曾經建議的，如何超越二分法，包括批判理論和問題解決理論、詮釋/歷史途徑和實證主義以及社會建構和去社會（asocial）的自然法則等，是女性主義國際關係學進一步發展必須面對的挑戰，這項工作或許也是女性主義國際政治經濟學必須接續承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