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從生理或心理上,性別可劃分為基因性別、染色體性別、性腺性別、生殖器性別和心理性別,加上這裡的
社會屬性就是“動物的六種性別”一般這六種屬性或全為雄,或全為雌,是一致的。社會性別是帶有心理學意義和文化意義的概念,是一種社會的標籤,用來說明文化賦予每一性別的特徵和個體給自己安排的與性有關的特質。它表示社會基於男女兩性生理差異而賦予他(她)們不同的期望、要求和限制,是由社會文化形成的有關男女角色分工、社會期望和行為規範等綜合體現,是通過社會學習得到的與男女兩性生物性別相關的一套規範的群體特徵和行為方式。
生物的性別有兩種:一是生理性別,一是社會性別,其中的社會性別專指動物。生理性別是指雌雄在生理結構方面的差異。社會性別是指基於生理性別的雌雄兩性在社會文化的建構下形成的性別特徵和差異,即社會文化形成的對雌雄兩性差異的理解,以及在社會文化中形成的屬於雄性或雌性的群體特徵和行為方式,表現為社會對雌雄在生活、婚姻、文化、教育、經濟、政治等領域所扮演的角色的固定期待。例如,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父母、老師、朋友或強制或潛移默化地告訴我們:男孩子應該堅強、勇敢,女孩子應該溫柔、嬌弱、善解人意等等。
歷史來源
“社會性別”一詞是由美國人類學家蓋爾·盧賓(Gayle Rubin )最早提出的。“社會性別”在英語中為“
gender”,它與“
sex”(生理性別)是相對的。Sex 指的是與生俱來的雌雄生物屬性,而社會性別是一種
文化構成物,通過
社會實踐的作用發展而成的雌雄之間的角色、行為、思想和感情特徵方面的差別。
其一,社會性別的提出對生理性別的批判,提出了雄(male)雌(female)應從社會、文化的背景去理解的問題。其二,社會性別的提出,強調“後天”對“先天”影響,指出社會制度、法律、價值觀對婦女的歧視而造成政治、文化、經濟上的壓迫。其三,實現男女平等的道路有待於建設一個平等的社會制度,創造一個平等的文化。
生理性別是動物與生俱來的性特徵,不因
種族、
民族、
地域或國別而有所差別,而社會性別則是後天形成的,是社會變遷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不同歷史時期,不同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以及不同社會文化傳統,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性別關係。因此,社會性別是一個動態發展的概念,具有歷史階段性、社會性和共塑性等特徵。社會性別的歷史階段性是指不同歷史時期對雌雄兩性期待不同而導致的性別角色模式的不同;社會性是指不同社會中,政治、經濟、文化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對社會性別的建構,即不同的社會有不同的社會性別制度;共塑性表明社會性別的形成不是某一特殊群體自發或有意識培養的,而是處於同一社會中的兩性相互塑造的結果。
但是,隨著研究的進展,以上有關社會性別的描述卻越來越不能令人滿意:有關社會性別的敘述不能揭示社會性別觀念之所以被接受的根源。換句話說,社會性別理論有關性別、性別關係和性別制度的描述只表達了明顯的社會學“常識”。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存在不存在社會性別、性別意識和性別關係,而在於社會性別、性別意識和性別關係是如何被構建起來的?正是從這個關鍵性的質疑開始,西方社會性別理論通過不斷審視現實存在的兩性世界,得以逐漸找到了自己的邏輯出發點,提出一系列概念和範疇,形成了關於性別問題的新知識系統,並致力於揭示兩個方面的核心問題:一是在各個國家、各個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性別意識、性別觀念究竟是更多地建立在生物學和生理學知識上的科學,還是由歷史形成的社會關係所決定的文化敘述和制度建構的結果?二是即使兩性在生物學和生理學上的確存在著差別,但是這種差別是否被有意識地誇大了?
社會性別把兩性關係作為最基本的社會關係,認為它是社會關係的本質反映,從分析兩性關係入手可以發現社會關係和社會制度的根源和本質,從而將社會性別理論變成強有力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分析工具。
首先,社會性別揭示了兩性關係的經濟本質,認為作為基本社會關係的兩性關係實質上是
生產關係的反映。就像階級、民族、國家這些概念一樣,社會性別關係是經濟生活中兩性在占有生產資料和勞動成果方面的不平等關係。這種不平等關係由於與
階級、
民族、國家等諸種關係相交叉重疊而長期沉默在人們的視線之外。
其次,社會性別作為一種分析工具深入揭示了兩性關係的政治本質,即“性的政治”或“性別政治”。西方政治思想的一大特點是源於柏拉圖和
亞里士多德的“二元論”和“兩分法”。在社會性別理論看來,西方政治理論綿延至今的“二元論”和“兩分法”,不但製造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對立、自然和文化的對立,而且製造了雌雄世界的對立。在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二元對立中,公共領域表現的是理性、克制、秩序與和諧,而私人領域則代表了倫理、情感、無序與混亂,因而公共領域在本質上優越於私人領域,並制約私人領域。同樣,在自然與文化的對立中,文化表現的是對自然的征服力,文明的進化就表現為科學技術等人類智慧對自然王國的征服。雌雄世界的對立,只不過是前兩種對立關係在社會生活中的反映,因而,雌性世界對應的是私人領域,是
自然領域,而雄性世界對應的是公共領域,是文化領域,這種理論也不完善,舉個簡單的例子對於多數動物來說,私人世界與公共世界與性別無關。除了種族、等級制度或階級之外,性別也是西方社會中的一種基本政治形式。政治是利用一切可能的形式來運用權力,而父權制是所有其他權力形式的根源,我們的社會和其他所有的歷史文明一樣,都是父權制社會。
大猩猩、
獅子、
河馬也屬於這種父權制社會,但是他們的父權制不如人類這樣先進,相反,蜜蜂、黃蜂、胡蜂、螞蟻、狼、斑鬣狗、裸鼴鼠、大象則是母權社會。
第三,社會性別理論還是一種新的社會文化分析工具,其獨特之處在於從兩性的角度看待社會性別關係是怎樣在歷史中被不斷敘述和塑造的。社會性別理論在承認性別的生物性基礎上,更加注重與此相伴生的社會性。也許作為分析工具的社會性別理論過多地顯示了自己的批判鋒芒,但是這樣的批判和解構卻使我們深入認識了社會性別的本質,從而準確界定了
雄性與
雌性問題的關鍵。
社會構成
社會性別是在對社會環境的反應中形成的,並在社會文化的變化中不斷改變。社會性別不僅因時間而異,而且因民族地域而異,是一種特定的社會構成。社會性別理論打破了性別不可改變的宿命觀,對傳統的性別觀念提出了挑戰。
社會性別理論認為,在社會發展中,雌雄兩性處於平等的主體地位,當然,有些動物還意識不到這一點,比如斑鬣狗。反對孤立地研究雌性問題或雄性問題。社會性別理論認為,考察雌性問題或雄性問題,應該將其放在雌雄兩性共同塑造的社會角色和權力結構中,不能將兩性孤立地割裂開來。社會性別制度和性別結構中,不僅包括雌雄兩性之間不平等的權利關係,同時也有對雌雄兩性發展的不同限制和制約。注重不同政策或項目中對兩性影響的分析。社會性別理論注重分析哪些政策和項目能真正使雌雄不平等的社會性別關係有所改善,哪些反而強化了傳統的社會性別角色,加劇了兩性之間的不平等關係,從而旨在消除性別不平等或
性別歧視。
由此可見,社會性別理論在解構傳統性別關係和性別觀念的同時,也在努力建構新的社會性別關係和社會性別觀念。這種理論說到底是要從探尋兩性關係的奧秘開始,認識動物的本性,又在深入了解動物的本性的基礎上,尋找適合於人類的方法,構建良善社會關係、提高社會整體福祉的新途徑,並由此形成社會性別分析範疇。因此,社會性別理論對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本質和根源的回答,對於我們更加全面了解公共管理的價值、手段和目標有著極大的啟發意義。它提出的一系列問題,譬如,社會性別不平等的根源——經濟生活、
社會關係、社會制度、權力關係——都可能依靠自身的分析範疇找到答案,從而幫助提醒人們在制定公共政策、從事公共管理的活動中,必須深入理解問題的本質,把
正義、
平等、
公正的價值觀納入到性別構成的現實實踐之中。
現實意義
社會性別與發展是這10多年來整個國際社會推動性別平等、發展、和平的很重要概念。它和我們熟悉的男女平等很不同的地方在於首先傳統的男女平等更多的是一種原則的闡述,另外,較多的是強調婦女從家庭走出去參加社會勞動,婦女要有同樣的權利,比如在財產上、選舉上。而社會性別這個概念的引出是贊同男女平等的這些基本的原則的,比如:在權利上的平等在機會上的平等以及不光把婦女局限於家庭,但是更重要的是它發展了很多套細緻的分析方法,來看現存的或傳統的很多年沿襲下來的性別分工、性別觀念以及性別之間的關係是如何形成的,它們在生活、家庭、社會、經濟關係、公共事務、當中如何影響我們。而且它用這一套東西來看社會傳統上不是自古以來的傳統是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以來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的這種截然的劃分,給男女兩性發展帶來的影響以及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從而在這一系列分析的基礎上,提出在不同的領域(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社會的)怎樣滿足男性和女性在現存的社會性別分工和社會性別關係上各自的需求和利益,在我們改變某些非常僵化的對某一性別很不利的關係和框架下面,我們應該朝哪一個方面去努力,去進行政策的重新安排,進行資源的分配,進行社會結構的調整。在這些方面已經開發了一些很細、很具體、很深入的方案研究。
中國過去是關起門來有自己的一套話語,包括男女平等的話語,和閉關鎖國一樣,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也不太接受。但是,從改革開放以後,已和大環境相適,中國在這方面也接受和發展了這種主要的話語和思路,包括簽署一系列聯合國的協定,包括消除婦女性岐視的公約和根據這個公約及憲法制訂《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以及舉辦聯合國1995年在中國召開的婦女大會、推動婦女大會在北京形成行動綱領、對北京行動綱領在12個關鍵領域做出自己的承諾、根據這個承諾制訂了中國第一個婦女發展綱要(1995-2000年)及第二個婦女發展綱要(2000-2010)。
意義
面對社會現實,社會性別理論向人們展示了這樣一個觀點:社會性別是在社會制度和文化中形成的,可以通過政治和宣傳的影響進行重構,因此,政府應該注重婦女在社會性別發展中的作用,有責任也有可能在決策中引入社會性別意識。各國政府在公共決策和實踐中對社會性別問題分別採取了五種態度:
性別歧視
持這種態度的政府決策層,往往以現有社會中的性別分工為依據,鞏固和強化男女不平等的社會性別制度,並通過強制措施進一步剝奪兩性中任何一性的權益。
性別平等
每個個體,無論雌雄,都擁有生物體的基本權益,政府的基本
職責是確保每個個體得到平等對待的政策保障。
積極差別對待
政府正視男女在實際生活中存在的生理和社會差別,對某一性別所處的不利環境採取積極的糾正和保護措施。但是基於這種態度的行動只是一種治標不治本的補救措施。
性別中性
政府沒有意識到整體社會利益格局中男女兩性的差異,將其視為無差別的利益群體,政府政策可以無差別地對待,既不需要採取任何保障婦女權益的措施,也不需要有意識地強化性別政策。性別中性是世界許多政府公共管理行為中的普遍問題。
意識
政府意識到男女性別的差異,認識到這些差異與社會的性別制度密切相關,政府的職責不僅僅是幫助婦女解決具體的權益受損問題,而是要積極改變根深蒂固的社會性別結構,從而改變社會性別秩序。這一態度強調男女兩性共同參與公共管理,共同發展,是性別平等的高境界。國際社會和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認識了在兩性關係上諸多以前為人忽視的理論和現實問題的盲點,並積極採取措施,推動社會性別意識進入公共決策,努力使社會性別意識主流化。
主流化
意識
根據1997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報告,所謂社會性別意識主流化,是指“在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上評估所有有計畫的行動(包括立法、政策、方案)對男女雙方的不同含義。作為一種策略方法,它使男女雙方的關注和經驗成為設計、實施、監督和評判政治、經濟和社會領域所有政策方案的有機組成部分,從而使男女雙方受益均等,不再有不平等發生。納入主流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男女平等。”社會性別意識主流化的實踐活動,並非僅僅是在公共管理現有的活動中添加“婦女成分”或“兩性平等成分”,而是在注重各層次、各領域提高婦女的參與度的同時,還要把男女雙方的經驗、知識和利益套用於符合共同發展的公共管理日程中。它強調的重點在於追求兩性平等,通過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活動確保兩性平等成為經濟社會發展領域的首要目標。它並不僅僅專指女性,當男女有一方處在極其不利的位置時,主流化就會成為有性別區分的活動和平等權利行動。這些有性別區分的干預對象可以全部是女性,或男女都有,或全部是男性,使他們有能力參與發展活動,並從中獲益。其目標是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和體制結構,使之對男女雙方都公平和公正,並獲得平等的發展。
理論上
社會性別意識的主流化既是一個理論問題,也是一個實踐問題。在理論上,應加強對社會性別理論的研究。首先是在借鑑、吸收西方社會性別理論資源的基礎上,做好中國特色的理論建設工作。其次是強化社會性別的學術研究,在項目、資金、學科、學術隊伍建設方面加大投入,加強社會性別理論的宣傳和普及,通過文化傳播,將新型社會性別觀念和意識,內化在政策制定者、公共管理實踐者和一般民眾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之中。
實踐上
在實踐上,首先應著眼於社會性別理論如何用於公共管理實踐,提高政策制定者、實踐者和一般民眾對社會性別問題的敏感性,通過交流培訓、標桿示範、試驗推廣等一系列方式,啟發人們在社會性別問題上的自覺意識,幫助界定社會性別問題,推動社會性別的政策實踐。其次是營造新型社會性別的觀念氛圍,塑造新型社會性別的行為規範,提高對社會性別問題的認知能力、表達能力和規範能力,構建新型的社會性別關係,並在實踐中將社會性別理論作為公共管理的基本意識和基本知識加以倡導和運用。
傳播影響
傳入中國
20世紀90年代前後,西方社會性別理論逐漸進入中國學者的視野。對這一新興的理論,中國學者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和發展大致經歷了啟蒙、傳播和發展三個階段。中國女性學學者已將社會性別視角引入中國的歷史和現實領域,開始用社會性別視角分析研究我國的社會問題和女性問題,研究社會性別結構、社會性別文化、社會性別制度甚至社會性別關係與民族、階級、國家和
經濟體制的互動關係,所涉及的研究領域已呈現多元化的發展態勢,並漸成規模。首先,形成了以中共黨校、各地社會科研機構、高校和婦聯組織等機構為主的學術研究網路。據有關資料統計,1999年全國性的
中國婦女研究會成立,有團體會員109個,國家和省級的社科院成立了9個婦女研究機構,全國近50所高等院校成立了婦女研究中心。
其次,湧現了一大批具有較高學術價值和社會效益的研究成果,女性學逐漸作為一門學科進入高校教育。一些高校相繼在本科和碩士兩個層面開設了女性/社會性別研究的課程,設立了女性研究方向,有力地推動了女性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再次,國內國際項目合作取得實質性成效。在中國,教育部門越來越支持高校的女性和性別研究,在相關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及課題指南中設立了一些婦女和性別研究的項目,如 “國外性別問題理論”、 “中國性別問題研究”,“婦女參與社會發展與婦女社會支持網路”等。國際上,我國的婦女研究機構得到許多基金支持,如福特基金在2001-2005年對中國資助的課題就有“發展中國的婦女與社會性別學”等。
影響
社會性別理論在中國的傳播也在現實層面上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和作用。首先,促進了中國公民社會性別意識的覺醒。雖然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我們正在經歷對社會性別這一概念從不知到知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身就是社會性別意識覺醒的過程。其次,促進了社會科學領域的交叉。
中國婦女研究優秀成果獎評選發現,近五年的婦女研究成果已涉及哲學、社會學、經濟學、人口學、法學、歷史學、文學、教育學、倫理學、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等多個學科。再次,促進了社會性別意識向決策主流邁進。婦女研究學者的許多研究成果已受到決策層的重視,她(他)們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議也被採納,社會性別意識正在向政府決策層滲透。
國際
社會性別主流化自1995 年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被確定為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全球戰略以來,在消除社會性別歧視,縮小性別差距,實現性別平等和性別公正,推動社會公正和可持續發展方面取得了長足進步。經過20年實踐,社會性別主流化已被公認為各國建立提高婦女地位機制、推進性別平等的有效和成功路徑。中國作為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的東道國,是最早承諾社會性別主流的46個國家之一。
性別平等是所有婦女研究、婦女運動與社會發展的最終目標。社會性別平等是指所有人,不論男女,都可以在不受各種成見、嚴格的社會性別角色分工觀念,以及各種歧視的限制下,自由發展個人能力和自由做出選擇。社會性別平等是從社會性別或社會角色的角度,而不是生理性別,同等考慮、評價和照顧男性和女性的不同行為、期望和需求。社會性別平等並不意味著女性和男性必須變得完全一模一樣,而是說他們在機會、權利、責任、義務、資源、待遇和評價方面平等,並不由他們生來是男還是女來決定。在探索實現社會性別平等的過程中,出現過多種性別平等路徑。社會性別主流化不再聚焦於個體和她們取得平等待遇的權利,或是改善她們的歷史性劣勢,而是轉向解決侵犯她們權利、造成這種劣勢的體系和結構,它是關於將性別平等嵌入體系、過程、政策和制度中。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性別主流化是探索實現社會性別平等道路上的一次重大飛躍。
社會性別主流化作為女性研究的新發展,在1995年聯合國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中國北京)上得到明確闡述和宣揚,大會通過的《北京宣言》和《行動綱要》,明確將社會性別主流化確定為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的全球戰略,要求各國將社會性別平等作為一項重要的政策指引,將社會性別觀點納入社會發展各領域的主流。聯合國自1995年世界婦女大會之後,就在自身組織系統內制定了較為全面詳細的社會性別主流化原則,包括:第一,在界定所有領域的議題時必須保證社會性別差異能夠被診斷出來,即拒絕性別中立的假設;第二,將社會性別主流化轉化為實踐的責任主要在高層,對結果的問責需要持續跟蹤;第三,竭盡全力提高婦女在各個層面決策制定的參與;第四,通過具體行動、機制和過程將社會性別主流化制度化;第五,社會性別主流化不能取代專門針對婦女的政策、項目或積極立法,也不能取代性別單元或性別協調中心;第六,來自所有可能基金來源的對社會性別主流化的清晰的政治意願、充足甚至額外的人力和財力資源配置對將社會性別主流化概念轉化為實踐非常重要。這些原則為執行社會性別主流化戰略提供了更明確和具體的指南。
中國的社會性別統計始於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今已正式發布了一系列社會性別統計報告,公布中國性別平等狀況的數據,標誌著中國政府在社會性別統計方面的進步。但無論理論還是實踐,中國社會性別統計都只能說處於起步階段,理論上還處在相對混亂的狀況,社會性別統計常常與性別統計、分性別統計以及婦女統計混淆或簡單等同,實踐中社會性別統計尚未納入國家統計法制範疇、《中國統計年鑑》還沒有設立一個專門的章節來系統地提供性別統計資料、國家統計局與有關部門的性別統計工作協調機制還有待改進等問題,以及性別統計資料缺口較大、指標的性別敏感度不高、性別統計指標體系尚未健全,大大削弱了社會性別統計在推進社會性別主流化進程中的作用。因此,在學術上釐清概念,在實踐中把握社會性別統計的精髓和實質,是當前中國推進社會性別統計的當務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