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兵隊中最為出名的一支，長州藩常備軍之一，成立於1863年（文久3年），所謂奇兵，是指由藩士以外的武士和庶民組成的混成部隊，與藩士、武士組成的撰鋒隊相對。非正規軍。
歷史
經歷了下關戰爭，長州藩深刻認識到自身軍事實力與西方列強的差距，於是按照高杉晉作的提議，著手組建新軍。新軍的編制及訓練被認為受到了高杉的恩師吉田松陰所著《西洋步兵論》的強烈影響。奇兵隊設立之初的目的主要是抵禦外國軍艦，指揮所設在白石正一郎的宅邸，後轉移至赤間神宮。
同年，因奇兵隊與撰鋒隊在教法寺事件中互相殘殺，高杉晉作引咎辭職。此後，河上彌市、滝彌太郎、赤根武人歷任總督，山縣狂介任軍監。不久，京都爆發八月十八日政變，長州勢力遭到驅逐。翌年（1864年），池田屋事件發生之後，長州藩試圖武力奪回京都，並與會津藩、薩摩藩武裝發生衝突，在後來的禁門之變中，長州藩敗北，成為朝敵，隨後幕府發動第一次討伐長州，奇兵隊參戰。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奇兵隊
- 外文名：Kihei-tai
- 最突出：長州藩常備軍之一
- 奇兵：藩士外的武士和庶民組成混成部隊
- 性質：非正規軍
- 最初目的：抵禦外國軍艦
- 包括：長州、會津、西鄉軍奇兵隊
奇兵隊,長州奇兵隊,會津奇兵隊,西鄉軍奇兵隊,
奇兵隊
日本近代歷史上奇兵隊有三，即長州奇兵隊、會津奇兵隊、西鄉軍奇兵隊。
當初是以防備外國艦隊為主要目的，在廻船問屋白石正一郎邸創設，之後將根據地移到赤間神宮。翌年，1864年（元治元年），京都發生禁門之變，最後引發幕府討伐朝敵長州藩的第一次長州征伐。奇兵隊也參加這場戰爭。
長州奇兵隊
奇兵隊的組建雖然大體上摒除了門閥觀念，但仍通過袖印等方式對隊員的“階級成分”加以區別。隊員定期從藩廳領取糧餉，日常起居訓練也有專門的隊舍，因此，奇兵隊並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民兵組織，儼然長州藩的正規部隊。其以總督為頂點，下設槍隊、炮隊，高度組織化。締造者高杉認為，長期的和平導致了武士的墮落，相比之下，這些出身卑微但迫切渴望出人頭地的平民更加具有戰鬥力。奇兵隊的戰術訓練、武器裝備全部西化，戰果卓著。
奇兵初誕：
《義天[37]日記》載云：“文久3年10月，阿月浦備後家臣秋良敦之助（秋良貞溫）、久賀村覺法寺寺僧大洲鐵然，於熊毛郡上關之地開創“義勇隊”。元治元年（1864）春，阿月浦備後家臣秋良雄太郎（秋良貞臣）、大洲鐵然，於大島郡久賀之地開創“真武隊”。元治元年4月，芥川義天、三國管嶺於熊毛郡田布施村開創“僧鍊隊”、設營於園立寺。同年11月，因資金不足，真武、僧煉二隊解散。慶應元年（1865）正月，白井小助、世良修藏、芥川義天等人於久賀重組“真武隊”（資料來源《義天日記》）”——此即南奇兵隊的興家前史，巡行字間，可見當時還有資金匱乏而面臨“開店休業”的真武、僧煉兩隊。
白井小助為總督（最高長官）、集合周防東部諸隊的“南奇兵隊”之嵩生岳降，繫於慶應元年（1865）2月上旬。役宅最終設立在光市普賢寺，而身為倉敷淺尾動亂的男主角——立石孫一郎，此時正蟄居於熊毛郡小周防村的真行寺內，和水島東九郎（清水宗磯）、平松清一郎（平松清一）會師。《芥川義典志》就載有“備中倉敷之立石孫一郎、真行寺之松本左內、因州（藩）之景山桂率兵來投”和“設營室積村專光寺”的記錄。
這裡的專光寺靠近譽為“海商通之地”的室積灣。但因地處沿海，道路相對狹迫，寺內寬轉不足，奇兵隊遂將陣營移往瀕臨的普賢寺（位於馳名全國的普賢堂附近）。
結成時的隊幹部結構，詳見下表：
職務、姓名、出身
總督 白井小助 浦備後陪臣（陪臣）
軍監世良修藏浦備後陪臣（陪臣） 大島郡椋野村莊屋
軍監、書記大洲鐵然大島郡久賀覺法寺住職
書記 楢崎剛十郎 平生大野毛利隱岐陪臣（陪臣）
書記 山縣源吾[41]兒玉若狹陪臣（陪臣）
書記 小方謙九郎 上關宰判室津
書記 松岡源藏支配（農民）
書記田村探道大島郡三蒲村 德正寺（僧侶）
器械 伊藤三助兒玉主稅陪臣（陪臣）
第一銃隊隊長松宮相良 平生大野毛利隱岐陪臣（陪臣）
隊尾引頭兵吉光市立野清水美作陪臣（陪臣）
第二銃隊隊長 松村五六郎浦備後陪臣（陪臣）
隊尾兼接應 立石孫一郎 津山藩（備中倉敷莊屋浪士、農民）
第一小隊長大伴三郎膳所藩（浪士）
隊尾芥川雅輔 浦備後陪臣（陪臣）
第二小隊長 國行雛次郎浦備後陪臣（陪臣）
隊尾牧澤武雄 兒玉主稅陪臣（陪臣）
第三小隊長 石田英吉土佐藩（※天誅組餘黨）
隊尾 岡犖三 上關宰判阿月（不詳）
第四小隊長櫛部坂太郎 大島郡伊保田淨專寺長男（僧侶）
隊尾德藏勝藏不詳
第五小隊長 景山桂因州藩士（浪士）
隊尾 （不明）
大炮隊隊長坂田直亮浦備後陪臣（陪臣）
司令士 隊伍輔佐芥川義天 上關宰判阿月元覺寺（僧侶）
霹靂隊隊長赤禰謙次 浦備後陪臣（陪臣）
隊尾堀江芳介浦備後陪臣（陪臣）
本陣林隼之助 平生大野毛利隱岐陪臣（陪臣）
本陣渡邊寬次 兒玉主稅陪臣（陪臣）
本陣宮本耕助 熊毛宰判
本陣兼崎勇治 熊毛宰判
會計 土井英作 周防三田尻
會計 原田又助熊毛宰判室積村
會計 荒木田太助 熊毛宰判室積村
（資料來源《義天志》）
概觀隊員出身，則有來自萩藩家老清水家（現光市小周防）、浦家（現柳井市阿月）以及毛利一門的大野毛利家（現平生町）的家臣團；浄土真宗的僧人（山口縣東部）；大島郡、奧山代（本鄉村周邊）和下松市北部一帶的青少年。出身長門地區的只有兩位。
慶應元年3月，奇兵隊又再次大舉遷陣，移駐大和町石城山神護寺（今為廢寺）。山內梅三郎（長州奇兵隊總督）代替白井兼司總督一職，獲取權利。白井、世良修藏改任軍監。隊名易為“第二奇兵隊”。初期的三、四百餘人則慳於財力，裁員減局至150人左右，並改成兩班交替的勤務制度。其後，隊內亦出現了有關薪資、旅費、需用補助等問題的矛盾爭執；士官幹部和一介隊士的身份差異，日漸呈現出“老闆與勞工”的社會關係，無法調和、緩解的矛盾和對立水漲船高。不久後，廣島城又有“幕軍著力征長”（第一次幕長戰爭）的風聞，上自長州藩主，下至販夫走卒口耳相傳。驟然間，“幕軍襲來”成為眾所共知的秘密，戰爭陰霾籠罩全國。榮光赫赫的奇兵隊，此時也一度怛然失色、誠惶誠恐，變得“進亦憂來退亦憂”。
而冰凍三尺，決非一日之寒。
同年11月2日黃昏時分，積少成多的不滿終於暴發，一部份對工資制度、武器分賜心懷腹誹的隊員，集聚光明寺[43]，強訴藩政府，後經清水美作的苦口周旋，才得以息事寧人（其後美作代替梅三郎出任總督，史稱“光明寺事件”）。此即為南奇兵隊內部矛盾的一次彰顯、孫一郎脫隊事件的伏筆萌現。
“八月十八日政變”（1863年）後，各地尊攘派在親幕天皇孝明、德川幕府、公武合體派的三重壓迫下，終於瓦解了。但是，從尊攘派中又分化出另一個更具活力的運動集團，即以薩長倒幕同盟的建立為標誌、以平民性軍事組織“奇兵隊”的建立為代表的“倒幕派”。所謂奇兵者、奇兵隊，蓋指相對藩軍以及正規軍隊的地方性軍事力量。其中最聞名遐邇者，莫過於高杉晉作率領的長州奇兵隊。草創未久，奇兵們就在“攘夷”熱潮中守衛下關、防拒洋艦，扮演了重要的歷史角色。慶應元年8月4日，英、法、美、荷四國聯合艦隊共17艘軍艦、5014名士兵，配備288門大炮，連續4日猛攻要衝之地馬關海峽（即下關）；成功登入的2000餘地面部隊又拆毀藩內炮台。攘夷軍民雖頑強抵抗，但終究不敵披堅執銳的西洋壯力，兵敗一如山倒。奇兵隊和新興的倒幕力量也初嘗敗績，遭受毀滅性打擊。而維新志士不甘拜倒的精神動力促使他們在極其困難的環境下不僅保住奇兵隊和農兵軍制的改革，還制宜下新方針、新紀律（按新紀律規定，“隊員不能加害於農民，不許隨意踐踏田地，不準收摘農民水果或搶奪雞犬，對大自然的花草樹木也不能隨意伐取”）；並著力加強了效仿西洋的軍事訓練。不久之後，一支愈加團結，勇敢善戰，服裝、武器和戰法均取自法國的新奇兵隊，就宛如鳳凰浴火般重生，直到名揚長州，威震日本（在四境戰爭、戊辰戰爭中，奇兵勁旅南征北伐，草木知威），始終受到百姓庶幾的愛戴和支持（人民欣然歡迎各隊，或送米糧，或供金錢，擁護各隊）。
高杉晉作認為，“上層藩士都是易碎花瓶，只知錦衣玉食，既無體力又無智力”、“肉食之士等輩不堪用事，如欲編組新兵，務須矯正門閥之積弊”。所以，他在組建奇兵隊時不問家格門第、身份高低，“專募強健之人”[51]，以挽回國是。考察奇兵隊的建立過程和結果，會發現其在某種程度上也富有平等主義色彩，有著打破封建倫理制度的傾向。隨著改革的深入，成型於江戶時代的四民（士農工商）身份制度，也出現等禮相亢、平起平坐的短暫徵象。而這一表征的本質，則是來自於18世紀末～19世紀中葉，階級中的“武士階層分化”和“社會階級融合”：
首先，在江戶二百餘年櫜弓戢戈、安逸度日的武士階級中，出現了相當嚴重的信仰危機，即武士道精神的消失殆盡，中下級武士轉變為寄生階層；到了幕末，中下級武士的祿米又被風雨飄搖、朝不保夕的大名一減再減而所剩無幾了。一般的徒士層，例如足輕，通常被減薪至35石左右，經濟水平與農民無異。難於養家餬口的他們，自然將憤切一股腦宣洩到自家的領主頭上。“不給諸侯家臣以全祿，武士也就恨主如仇了”。據統計，1870年占全國總人口5～6%的40萬足輕階層中，有的破產成為浪人，有的轉而充任小吏，有的置辦小買賣（或作商人的養子），有的甚至作了農民、醫生或教員、僧侶。這次武士階級內部的階層大分化，也正是武士階級融入社會的每一個細胞、促使社會階級再融合之發端。
其次，德川幕府繼承發展了豐臣時期的等級身份制，將全民分為四等，導致階級對立。其中，武士地位最高（約占全國人口的1%），享有特權，獲準參與幕藩政治，在生活上壓迫剝削農民、手工業者和商人；可佩戴雙刀，並“有權以‘不禮貌’為由殺掉他人而不算犯罪”。但是，武士階級亦非是鐵飯碗，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的興起、戰略戰術的改變、封建領主的剝膚椎髓，大量破產的中下級武士對大名以上（幕府）的高級武士產生了各種程度的不滿，甚至聯合農民、市民，起義反對他們。在1637年10月爆發的“島原大亂”]中，就有落魄武士的參加。德川幕府末期，徒士層則與豪農商階層聯手，領導庶民掀起了自下而上的倒幕狂潮，社會階級的融合成為取得決定性發展的要素。
據此，奇兵隊建立的基礎之一，還有幕末時代社會階級地位，即倫理制度的改變。
關於德川時代的百姓一揆，戰後最權威的統計數據是：1590～1867年間，總計暴發3212次。其中，前期（1590～1689年）870次，占27%；中後期（1690～1867年）2342次，占73%。中後期的一揆中，尤以農民鬥爭占盡絕大多數。前期的一揆，不僅數量少，規模小，水平也較低，主要是寄希望於封建領主、幕府的“越訴”[57]。元祿、享保以降，百姓一揆有了質的飛躍，直至天寶年間，鬥爭形式從無法對藩國幕府、封建體制構成威脅的“越訴”，進化為“要求平等占有土地的‘改世一揆’”等等，伴隨著強訴、農民起義和町人暴動，附帶武裝性質，並有一定方向綱領的一揆愈演愈烈。幕末時期，擁有廣泛社會階級基礎的中農鄉士、中下級武士構成政治同盟，藉助百姓一揆之力，將其消極的抵抗力量，轉換為積極的維新力量。在高杉的長州奇兵隊里，就不僅有著48.6%的下級武士、陪臣，身份為普通農民也有42.4%。毋庸贅言，這一背離既定教條的軍制改革，和封建時代的幕藩體制是格格不入的。誠如上述，因“個人主義與個體意識的明顯加強”而賦予幕末封建政治制度的締造者、運營者及顛覆者的武士階級，以及幕末時期農本主義下社會基礎的廣大農民階級以“打破門閥、世襲制體制的要求”。不論身份地位、一概以人才登用的奇兵隊的建立，就是對封建式身份倫理制度的一次迎頭痛擊，更是對百姓一揆力量的一次有效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