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倒幕
- 全稱：倒幕運動
- 發生國家：日本
- 時間：明治維新
- 主要地區：薩摩、長州、土佐、肥前四藩
- 口號：尊王攘夷
介紹,四強藩,長州藩,薩摩藩,肥前藩,土佐藩,町人,幕末町人,政治與鬥爭,反幕與表現,階級變化,新興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大資產階級,西南諸藩,中下級武士,歷史意義,特殊性,
介紹
幕末維新是幕府內部要求變革，而發動的維新，幾乎與尊王攘夷同時開始，隨著幕府於1868年徹底垮台而結束。倒幕運動由中下級武士發起，是“尊王攘夷”的延續,但又有所發展。“尊王攘夷”並沒有徹底打倒德川幕府的意思，其中排外的成分比較多。而倒幕運動則改變了排外，轉而主張吸收先進西方文明。同時，倒幕運動明確反對德川幕府。最後，經過1867年“大政奉還”與1868年戊辰戰爭，終於徹底打敗了幕府，建立起了明治新政府。
四強藩
長州藩
簡介
江戶幕府末期長州藩的著名思想家吉田松陰提出「一君萬民論」，主張天皇之下萬民平等。其門下湧現許多日本明治維新的志士和軍國主義擴張的推進者，如
山縣有朋：三代、九代總理大臣、甲午戰爭中有譽為日本第一軍司令。
井上聞多
其他著名的長州藩出身的名人有：
等等。
藩主一覽
1.毛利輝元 1603年-1623年
2.毛利秀就 1625年-1651年
3.毛利綱廣 1651年-1682年
4.毛利吉就 1682年-1694年
5.毛利吉廣 1694年-1707年
6.毛利吉元 1707年-1731年
7.毛利宗廣 1731年-1751年
8.毛利重就 1751年-1782年
9.毛利治親 1782年-1791年
10.毛利齊房 1791年-1809年
11.毛利齊熙 1809年-1824年
12.毛利齊元 1824年-1836年
13.毛利齊廣 1836年
14.毛利敬親 1836年-1869年
15.毛利元德 1869年-1871年
薩摩藩
薩摩出身的日本近代名人
肥前藩
土佐藩
土佐藩一帶過去在戰國時代末期是由長宗我部氏（氏：家族的意思）所統治。慶長5年（1600年）的關原之戰（關ヶ原の戦）時，長宗我部盛親（ちょうそがべもりちか）以西軍身份參戰，戰後遭貶並去除領地權力，改由山內一豐接替，山內一豐是德川家康的愛將，原有的領地是遠江國的掛川城（現在的靜岡縣掛川市附近），掛川的石高（領地的穀物年產量，是衡量受封賞賜多寡的量化依據）為6.9萬石，改封土佐國則擁有20萬石，獲得大幅提升，如此山內氏一直統領該地到明治時代為止。
領主的家族姓氏雖然替換了，但由於土佐過去施行一領具足制度所以有許多長宗我部氏的舊臣，為了防止舊臣抗拒新統領，高知城內的核心高層為山內系的武士（藩士、上士），而舊臣則被打入外圍低層（鄉士、下士），這種雙層性的治理結構使上下少有往來互動，一直到幕府末年才有了中層接續性。
一開始，山內一豐先在長宗我部氏的舊城：浦戸城發展城下町及沿海狹窄地區，此處成為今日高知市市中心與城外商店街，而藩政的確立大體是從第2代的山內忠義開始，山內忠義採行野中兼山的新田開發政策，然第3代的山內忠豐繼任後，過往不滿野中兼山過度強嚴的政敵對其提出彈劾因而失勢，之後身故。
最後，由坂本龍馬最先發想出大政奉還構想，之後由後藤象二郎透過前土佐藩主山內容堂向第15代的幕府大將軍：德川慶喜提勸，此後結束德川幕府時代，在這個時代轉換中土佐藩成為關鍵性的一角，與另外三個關鍵影響性的藩合稱“薩長土肥”，即是指薩摩藩、長州藩、土佐藩、以及肥前藩。
在16世紀末，在進行太合檢地時長宗我部氏所申報的土佐國石高只有9.8萬石，到了山內一豊成為藩主後對產量重新進行估算，並在慶長10年（1605年）向幕府申報為20.26萬石。之後元和元年（1615年）時阿波徳島藩在淡路國的石高申報從17萬石增至25.7萬石，土佐為了超越也因而增報到25.7萬餘石，其實石高申報的原意是給幕府日後有征役需求（如大工事或戰爭）時的一項依據（例如每百石徵召5人），不過土佐的增報是為了藩主的面子，山內家必須維持四國第一的地位，因此高報谷產、谷獲量，不過幕府沒有承認山內家的增報，正式的記載依然是20.26萬石。此外常言的24.2萬石其實是根據‘武鑒’的俗聞而有。
町人
幕末町人
19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發生的倒幕維新運動,一般被認為是使日本由封建社會轉向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變革”。然而,關於士農工商各階層在這場變革運動中的作用問題,卻存在諸多不同的觀點。例如,有強調“農民的反封建鬥爭是推動明治維新的主要動力”者1,有強調“草莽”——下級武士是“倒幕鬥爭中一支積極的、主體的力量”者2,有強調武士階級通過自我變革調整完成“政權交替”者3等等,而較少重視幕末士農工商諸階級中惟一可代表日本資產階級前身的町人階級的作用4。本文將對幕末町人的政治態度和反幕鬥爭及其在“尊王攘夷”與“佐幕開國”中的表現,幕末商人的對外意識及其商貿活動和進取精神,進行粗略的考察和分析,以從一個側面闡明町人階級在倒幕維新過程中的真實形象和歷史作用。
政治與鬥爭
按照唯物論的觀點,一個階級的政治態度往往是由其經濟地位決定的。然而在德川幕府末期,由於掌握政治權力的武士階級貧困化和無政治權力的町人階級富有化,以及隨著商品貨幣經濟的發展而在町人階級內部發生兩極分化,使本來就帶有重視經濟而輕視政治傾向的町人階級的政治態度變得異常複雜和“曖昧”。他們給歷史學家們留下的印象似乎依然是:“無論在行動上還是在理論上,都未曾對武士階級特權的正當性發起挑戰。他們似乎樂於扮演二等政治角色,滿足於賺錢和家庭生活。”5的確,從幕末町人階級的總的表現看,他們沒有因身處被統治階級和對現存政治不滿而主動發起旨在推翻幕府權力的政治鬥爭,而是仍然相信“資本的邏輯”和金錢的力量能夠改變一切,致力於贏利賺錢。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並未因自己既有的經濟地位而去積極維護現存的封建制度,或者如某些學者所說的那樣“與幕府和諸藩同呼吸共命運”6。如此說來,在幕末出現的“佐幕”與“尊王”、“開國”與“攘夷”等重大政治課題面前,作為握有強大貨幣資本的町人階級是否真的完全置身事外,沒有自己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呢?並非如此。他們對上述的“政治課題”,雖然因地域差別、貧富差別以及當時的利益關係等緣故認識並非完全一致,但也表現出了具有普遍性的政治傾向。
對於町人階級而言,“佐幕”與“尊王”問題首先是對幕藩統治的態度問題,而對幕藩統治態度問題的關鍵則在於對士農工商身份制的態度問題。我們知道,在近世倫理思想史上,元祿時代7曾有伊藤仁齋、井原西鶴、西川如見等代表町人對幕府的身份道德發起挑戰;享保改革後町人學者石田梅岩提出了“四民職分平等論”,大阪懷德堂學派打出了“不論貴賤貧富,一律視為同輩”的平等精神旗幟;化政時代(1803—1830),以式亭三馬、司馬江漢等為代表的化政町人又表現出了強烈的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這些可說都反映了町人對幕府等級身份制的鮮明立場。這種反封建身份制的思想和精神,到了幕末不僅發展為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而且表現為鄙視甚至侮慢武士的行動。例如《藤岡屋日記》8記述了許多町人鄙視、侮慢武士的事件,有武士進店吃飯因計較飯菜量少而受譏笑的,有因買衣服要求減價而受侮慢的,有因聽到炮聲打顫而被町人嗤之以鼻的,還有因對町民無理施暴被打得半死的等等,說明“在町人中廣泛流行鄙視施政階級——武士的意識已成為幕末的一種時代特徵”9。
町人這種鄙視武士的思想意識,誠然是基於武士經濟的貧困化、武士武力的懦弱化、武士政治的腐敗以及町人經濟、文化力量的增強產生的,但其精神動力,無疑是來自於他們對等級身份制的反抗意識。與這種輕蔑武士意識的擴展同步,幕末町人對幕藩統治的反抗鬥爭也不斷興起高潮。
在談論町人反幕鬥爭的問題時,首先有一點需要說明,即: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而出現的武士町人化和農民的商人化以及大批農民流入城市,到幕府末期,町人階級的成分與初期相比已經有了較大變化,加之即便是原來的城市町人也在2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了貧富兩極分化,使町人階級內部產生了不同的階層。因此,在諸如“打毀”、“改世”(日文寫作“世直”)等所謂“都市一揆”的反幕府統治的鬥爭中,由於當時不同的利益關係等緣故,富裕的上層町人與貧窮的下層町人的態度不可能完全一致,甚至有時上層町人還成為被下層町人“打毀”的對象。然而,上層與下層町人之間的矛盾,畢竟屬於町人階級內部的矛盾,而不是幕末政治社會的主要矛盾,因此他們在“佐幕”還是“尊王”這種大原則問題上的政治態度,並沒有根本的分歧。即是說,作為町人階級總的政治傾向,是支持所謂“王政復古”的“尊王”,而反對既有的幕府統治。當然,總的政治目標一致未必就鬥爭形式相同,加之由於町人階級長期被排除在政治權力之外而造成的參政意識淡漠,使得町人反抗幕府統治的鬥爭大多是圍繞自己切身利益展開的,並且貧、富兩階層町人的反幕鬥爭形式也有較大不同,即:貧窮的下層町人主要通過“打毀”、“改世”等所謂的“都市一揆”形式,反抗、打擊、動搖幕府的統治;富裕的上層町人則主要通過經濟力量和手段反抗、瓦解、動搖幕府統治和“以經濟支援者的身份”10協助、支援“革命軍”倒幕。
從整個江戶時代看,以下層町人和城市貧民為主體發動的“都市一揆”,比以農民為主體發動的“百姓一揆”要少得多。但據青木虹二和原田伴彥的統計,也有420餘次。12江戶時代中期後的“都市一揆”,可說以享保十八年(1733)年江戶發生的“米騷動”打毀運動為肇始,到18世紀後半葉以後不斷增多,尤其是天保年間(1830—1844)至幕末,更加頻發和激烈。“都市一揆”的主體勢力,初時帶有以“町役人”為領導的“?町民一揆”的性質,但是越到幕末,如“改世一揆”那樣,下層町人尤其是城市貧民成為主體。“都市一揆”爆發的直接契機,多為發生饑荒、米價飛漲,以及反對幕府或諸藩橫徵暴斂“御用金”之類強化苛捐雜稅等政策。其表現形式,既有如大鹽平八郎(1793—1837)領導的大阪市民暴動13,也有諸如幕末福知山城下町發生的“一揆”那樣,要求藩主撤消“產物會所制”等財政規定,允許米谷買賣自由、降低稅收等內容的起義14。但是,大多數的“都市一揆”,往往是町民要求當政者降低米價、救濟貧民、減輕課稅等出於經濟目的的自發性暴動,其“打毀”的對象也多是囤積大米的米店和經營“兩替屋”等的大富商,而直接“打毀”幕藩統治機構的鬥爭卻極少。然而這不能說其矛頭所向只是富裕商人,而不是幕藩統治權力。因為第一是諸如要求降低課稅、譴責“代官町役人”的腐敗行為,批判和要求幕藩統治者修正“專賣制”和亂髮藩札等施政政策,本身就具有反抗和批判幕藩統治的政治性質;第二是因為驅動町民打毀行動的根本精神動力,是要求改變世道的“改世意識”。尤其是後者的“改世意識”,才真正代表了幕末町人的階級立場和政治傾向。
所謂“改世意識”,即要求改舊世道為新世道的思想觀念。林基氏的研究認為,“改世”的觀念在江戶時代見於文獻最早是在寶永五年(1708)。當時流行的題為《松平贊岐守上洛為御規式進貢五桶十條真鯛備忘錄》的“落首”中說:“屢屢搖斜桶,一心欲改世。”15此後每當地震時,人們就把“改世”一語當作咒語叨念,意為“改天換地”。天明年間(1781—1788)田沼政權與定信政權交替,時人已稱之為“改世”,俳人小林一茶(1763—1827)文化五年、六年(1808、1809)的俳句中也有“輕輕拂動世直風,飄飛流傳螢火蟲”16之名句,至化政時期“改世”已是日常用語,並“成為人們的一種觀念”17。這種觀念到了幕末,由於幕府政治的日益腐敗,人們要求改變世道的意識更加強烈,不僅在“落首”中常出現諸如“人所翹首以盼者,改正之世也”18,而且諸如“百姓一揆”和“都市一揆”等打毀暴動也成為“改世意識”的行動表現,稱之為“改世一揆”。例如,慶應二年(1866)4、5月至6月江戶町人連續發動的“改世一揆”,不僅持續時間長,“打毀劇烈”,而且波及全國。同年5月大阪町人的打毀暴動與此遙相呼應,規模擴展到西自兵庫南至紀州附近的大阪灣沿岸的幾乎全部城市,極大地動搖了幕藩的權威,沉重打擊了幕藩權力,敲響了幕府統治的喪鐘。
反幕與表現
上述“改世意識”的高漲和“改世一揆”的頻繁發生,與幕末町人的尊王意識高漲也有重要關係。由於町人階級自己沒有發展到像西方資產階級那樣能夠奪取政權的程度,那么要實現改舊世道為新世道之目的,只有把希望寄託於天皇的權威,因此在幕末,“改世”與“尊王”、“反幕”,幾乎成了同義語。尊王意識在上方町人19特別是京都町人中表現得尤為強烈。例如,在京都町家《松本直之家文書》中這樣寫道:“……認定此世之政事為自己所握,乃錯誤之端。此世原本乃伊勢親方(天皇之先祖)所開,……近代委於東國老頭執政,其不過當時之小掌柜而已。何以一切獨斷專行,發號施令……20似這種直接批判幕府將軍,認為天下乃天皇之天下,將軍只不過是天皇的“小掌柜”,沒有獨斷專行的權力等的尊王思想,在町人中間非常普遍。“尊王”和批判幕政的思想,在京都市井經常出現的“張紙”(牆報)、流行歌謠、“手氌歌”(拍球玩時唱的兒歌)、化緣歌、人物傳說及“落首”等中,幾乎隨處可見。21其中有以《諸國名魚盡》為題將諸國大名比作魚批判其做惡的(《山口泰弘家文書》),有以《吹毛求疵》為題諷刺幕政和爭權奪利的(同上);有的甚至直接嘲笑幕藩官僚們對西方壓力的軟弱無能:“守國諸侯啊,為何戰戰兢兢呀”,“關東的官人哪,怎么溜號了”,表現出了町人對幕政的不滿和希望“改世”的心情。
階級變化
新興地主階級
他們占有大量土地，有的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仍具有封建性質。有的則僱人耕種，具有資本主義農場性質。但他們的土地在法律上，仍是封建領主的產業，他們要承擔封建義務，故與幕藩領主有深刻矛盾，在政治上傾向資產階級，成為倒幕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資產階級
這是一個新興的階級，在政治上處於無權地位，經濟上的發展受到封建制度的限制，有很強的革命要求。但因其處於形成的初級階段，有的人還經常投資於土地，成為新地主，具有地主、資本家一身二任的特點，因此在政治上十分軟弱，無力單獨領導一場資產階級革命運動。
大資產階級
主要是一些居住在大城市的享有特權的大商人和高利貸者，如三井、住友、鴻池、小野等。他們都是一些特權商人，屬於商業資產階級，同封建領主有聯繫，但也有衝突，雖缺少革命要求，但並不拒絕有利於自己的改革。
西南諸藩
中下級武士
中下級武士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經濟上常常受到將軍、大名的剋扣、剝削，致使部分武士失去生活來源，成為“浪人”。他們“恨主如仇敵”，有的出賣武士身份，成為富人家族中的養子；有的同富人家族通婚，以解救經濟困難；有的從商，經營手工工場；有的接觸到了西方資產階級文化，產生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願望。通過上述途徑，部分中下級武士的經濟地位和世界觀向資產階級轉化，到19世紀中葉，基本上資產階級化了，成為尚未成熟的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代言人，成功地領導了倒幕運動。
歷史意義
從運動爆發的原因看，它是19世紀中期，日本社會資本主義發展、農民反抗鬥爭興起、幕府統治發生危機、民族危機嚴重的情況下發生的。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是一個閉關、落後的封建國家。天皇、將軍、大名、武士構成的幕藩體制，同占全國人口80%的農民及手工業者、商人、城市貧民之間矛盾日益尖銳。農民反抗鬥爭此起彼伏，大大加深了幕府統治危機。從18世紀中葉起，日本農村的自然經濟開始向商品經濟轉化，逐漸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到19世紀中葉，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手工工場大量出現。但總的來看，當時日本資本主義發展水平還不高，處於手工工場階級。19世紀50年代，日本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殖民者的武力威脅下被迫開國，面臨陷入半殖民地的危機，這進一步加劇了國內各種矛盾，對倒幕運動的爆發起了催化作用。從領導階級來看，中下級武士、新興地主和資產階級起了領導作用。從運動的目的、任務和後果來看，倒幕派主要要求用武力推翻腐敗的賣國幕府，進行社會改革，最後通過1868年革命推翻了統治日本260多年的德川幕府．建立了實質上是資產階級和新地主聯合專政的統一的新政權——明治政府。倒幕運動為明治維新創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保證了一系列具有資產階級性質的改革措施得以憑藉國家政權力量強制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