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宗杲

大慧宗杲一般指本詞條

釋宗杲(1089年-1163年),字曇晦,號妙喜,俗姓奚,宣州寧國(今安徽省寧國市)人,是宋代禪宗史上“看話禪”派的創始人。

釋宗杲年十七出家,從曹洞宗諸老宿游,盡得其說,謁準湛堂禪師。後謁丞相張商英,一言契道,張商英名其庵曰妙喜,薦其往見建康天寧寺圓悟克勤禪師。克勤主持雲居寺,命其為第一座。南渡初,張浚延請住臨安徑山能仁禪院。紹興七年(1137年),釋宗杲於臨安府明慶禪院開堂。十一年(1141年),其因結識張九成,為秦檜所惡,斥還俗,屏居衡州。二十年(1150年),釋宗杲移梅州。秦檜卒,特恩其放還,復僧籍,住明州阿育王山廣利禪寺。歷住徑山能仁、江西雲門、福 州洋嶼諸院。隆興元年(1163年),釋宗杲卒於徑山。

釋宗杲著有《指源集》《頌古篇》一百一十則,撰《禪林寶訓》,後者在禪林中頗享盛名。著作編為全集八十卷。詔令隨《大藏經》一併流行。其徒集其法語前後三十卷,名為《大慧禪師語錄》。

基本介紹

  • :曇晦
  • :大慧普覺禪師
  • 出生日期:1089年
  • 逝世日期:1163年
  • 本名:釋宗杲
人物介紹,主要成就,

人物介紹

釋宗杲(1089~1163),字曇晦,江南東路宣州寧國(今安徽寧國)人,俗姓奚,臨濟宗僧人,是宋代禪宗史上“看話禪”派的創始人,法名妙喜,賜號“大慧普覺禪師”。宗杲生活於北、南宋之際,在南渡後倡明儒佛滲透、回應儒家闢佛方面立下大功。他不僅是連結南北兩宋僧人與儒學的重要環節,而且也是南宋佛教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宗杲在宋代學術史上,具有承先啟後的重要地位。關於釋宗杲的學術思想,日本學者荒術見悟[49]和我國台灣學者蔣義斌[50]等,有所研究,但他們只側重於宗杲在禪宗史上的革新及其與儒家士大夫的交往等,對其與儒學的關係,涉及不多。
宗杲生活的時代,正是北、南宋發生巨變的時代。金人南侵,北宋滅亡,民族矛盾空前尖銳,宋王朝再一次面臨著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侵凌。以胡宏、胡寅父子為首的理學派,專治“春秋學”,大談“尊王攘夷”,從而在思想領域內發動了新一輪的排佛、斥佛潮流,使宋代佛教又一次面臨著嚴峻的形勢。在南宋諸禪師中,以宗杲聲望最高。呂本中、蔡樞、江安常、李邴、儲驚敘、李端友、蔡春卿、蔡正卿、張浚、劉寶學、陳梅、趙侍則、張九成、汪應辰、湯思退等儒家士大夫,均與之交往,宗杲門下匯集了一大批傑出的文人,他們的思想深受宗杲的影響。朱熹讚譽宗杲道:“杲老與中貴權要及士大夫皆好”[51]、“杲老乃是禪家之俠”。[52]宗杲的聲望引起宋高宗的不安,紹興十一年(1141)五月甲子宋高宗以宗杲和張九成“恣行誹訕,務欲搖動軍政”為由,“詔宗杲特還俗,送衡州編管”[53],剝奪了其僧人身份,使宗杲喪失了在南宋初期佛教界的領袖地位。紹興二十六年(1156),始恢復其僧人身份。孝宗繼位後,宗杲的聲望再一次大振。[54]

主要成就

1.提出“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的命題
針對南宋初年儒家的斥佛,宗杲提出了著名的“儒即釋,釋即儒;僧即俗,俗即僧;凡即聖,聖即凡”[55]的命題,公開倡導儒佛融合。他提出的“儒即釋,釋即儒”,引起南宋學術界的震動。他消除儒佛界限,直接將儒佛思想會同起來的做法,在緩解儒佛矛盾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時,宋杲也承認宋代儒家在儒學復興後對佛教的批判在理論上占據著優勢。在給徐提刑敦濟的信中,宗杲說:
我出家兒在外打入,士大夫在內打出。在外打入者,其力弱;在內打出者,其力強。強者謂所乖處重,而轉處有力;弱者謂所乖處輕,而轉處少力。雖力有強弱,而所乖則一也。[56]
宗杲承認南宋時期儒家學者的佛學理論和知識高於僧人,而且成就也大。反映了南宋時期儒家學者在闢佛方面已占據了優勢,儘管“勢”有強弱,但宗杲認為僧人和儒家所要解決的問題則是一致的,在如何維護聖人之治和綱常倫理道德方面,儒佛兩家是相同的。
2.對理學家反佛哲學觀點的批評
宗杲生活的時代,理學獲得極大的發展,程朱學派對佛教的排斥再度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宗杲在給汪應辰的書信中,討論了儒家的仁、義、禮、智及格物致知理論,對程朱學派闢佛的哲學觀點進行了批評。
大率為學為道一也,而今學者,往往以仁、義、禮、智、信為學,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類為道,只管如摶謎子相似,又如眾盲摸象,各說異端。……仁、義、禮、智、信在性,而不在人也;賢愚順背在人,而不在性也。……若識得仁、義、禮、智、信之性起處,則格物忠恕一以貫之在其中矣。[57]
宗杲從“為學為道一也”的命題出發,認為悟及“性起處”,則儒家尤其是程朱學派所持重的“以格物忠恕一以貫之之道”,自然在其中,“儒即釋,釋即儒”,但若悟及性起處,徒以仁、義、禮、智、信為學,以格物忠恕為道,不僅與道無涉,且如盲人摸象。宗杲在此強調“為學為道一也”,從而對程朱學派闢佛慣用的認識論觀點“格物致治”提出尖銳的批評。但他又從《華嚴經》“性起論”思想出發,認為儒、佛可以相通。在給成機宜的書信中,宗杲認為:“《華嚴》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亦此理也。”[58]在宋杲看來,佛教與儒學在“真實處”是無差別的,二者雖有種種差異,但殊途同歸,因而對儒家過分強調儒佛差異而排佛,則多有批評。
3.提倡和支持士大夫習禪
宗杲以倡導儒佛融合而對儒家斥佛的批評,引起南宋學術界的反響。宗杲不厭其煩的闡述儒、佛、道三教互補理論,希望儒家不要誤解佛教,更不要以排斥為是。宗杲甚至規勸儒家“直要到古人腳踢實地處,不疑佛、不疑孔子、不疑老君,然後借老君、孔子、佛鼻孔,要自出氣,直勇猛精進勝丈夫所為。”[59]可以看出,宗杲將士大夫由反佛引導向習禪,說明了失去儒家的外護和支持,佛教的發展幾乎是一句空話。同時,宗杲提倡和支持士大夫習禪,對此後明清佛教的發展方向提供了可供選擇的範圍。這是儒佛鬥爭的重大變化,也是宗杲在儒家反佛、排佛下取得的重大認識。
4.完善和普及話頭禪
大慧宗杲辯才縱橫,氣勢磅礡,其宗風不拘一格,在禪宗史上,別開生面。大慧宗杲則極力主張專門參看一則話頭,繼其師圓悟克勤之後,將“參話頭”這一特殊的修證方法,進一步完善和普及,被臨濟宗奉為圭臬,話頭禪的盛行將臨濟宗的地位又推向一個高峰。話頭禪影響了一代禪風,及至明、清,此禪風猶未絕。——劉松林《大慧宗杲話頭禪的特色與傳衍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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