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思想創建,思想作用,思想內容,
思想創建
墨家學派的創始人墨翟，生卒年代難以確知（約公元前468～前376）。據司馬遷 《史記》 載“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從墨翟的生平事跡推斷，他年壽相當長，大約是公元前第五世紀，即春秋戰國之際的人物。他生於魯國，能製造車轄，長於軍事工程和守御，大概是工匠或輿人出身，時稱他為“賤人”，他自己也不否認。至於是否作過大夫,迄今未有確證。關於墨翟學術的師承問題,據《淮南子要略》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孔丘所創的儒家興於魯，墨翟長期居魯，曾入儒門，是有可能的。但他不滿儒家煩瑣擾人的“禮”和弦歌鼓舞的聲樂,不同意儒家使人破財的厚葬和傷生害事的久喪,並反對儒家的命定說，從而另立新說，聚徒講學。他的大弟子禽滑釐也曾受教於孔子的門人，後覺儒家的學說不意，方轉入墨家。墨家的著述現存《墨子》一書共53篇，是研究墨子和墨家學說的基本材料。
墨家學派不僅是學術上獨樹一幟的派別，而且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具體表現是，以“巨子”為首領，徒眾的進退出處，都聽命於他，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為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返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墨家學派不僅是學術上獨樹一幟的派別，而且是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團體。其具體表現是，以“巨子”為首領，徒眾的進退出處，都聽命於他，不得違反。墨翟是第一代巨子，據稱，“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這種為實現學派宗旨而義無返顧的精神，是墨派顯著的特點。
儒墨兩家在當時並稱顯學,兩個學派的弟子甚多,遍布各地。但兩派的階級立場顯然不同。孔丘旨在維護沒落的奴隸主貴族的統治，墨翟則反映正在上升的“農與工肆之人”即小生產者的要求。彼此利益相反，所以兩派形成對立面。由於儒墨兩家立場不同，社會政治思想亦背道而馳。儒家主張“愛有差等”，墨家則主張“兼愛”；儒家信“命”，墨家則“非命”；儒家鄙視生產勞動，墨家則強調“不賴其力者不生”；儒家“盛用繁禮”，墨家則儉約節用；儒家嚴義利之辨，墨家則主張“義，利也”；儒家的格言是“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墨家則“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如此等等。因此，這兩家的教育思想和實踐也各有特點。
思想作用
墨家的教育在於培養"賢士"或“兼士”，以備擔當治國利民的職責。墨翟認為賢士或兼士是否在位，對國家的治亂盛衰有決定性的影響。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夠“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在這三項品德中,德行一項居於首位,因為“士雖有學，而行為本焉”，這與儒家的說法頗為類似。但墨家所強調的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則又與儒家有所區別。關於言談，墨家認為在學派爭鳴時代，立論能否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能否具有說服力，關係到一個學派勢力的消長，因此作為賢士或兼士，必須能言善辯，能夠奔走說教，轉移社會的風氣。兼士還必須“好學而博”，而且所學不僅是墨家的中心思想,並且包括技術的掌握。總的說來,墨家所要培養的賢士或兼士，必須具有“兼愛”的精神，長於辯論，明辨是非，又是道術淵博，有益於世的人才。
思想內容
墨翟以“兼愛”、“非攻”為教，同時重視文史知識的掌握及邏輯思維能力的培養，還注重實用技術的傳習。禽滑釐要學習戰守之術，墨翟即教以戰略戰術和各種兵器的使用。《備城門》以下多篇，顯示墨翟對於這方面的工藝，有湛深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墨翟的教導不僅是坐而言，而且是起而行。他為了實現非攻的主張,就反對楚王攻宋,並且派禽滑釐統率門徒300 人幫助宋國堅守都城，使楚王不得不中止其侵略計畫。
墨翟卒後，後學繼承其業。當時物質生產有所改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爭鳴亦有利於學術的繁榮。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行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教學思想 關於知識的來源，《經上》指明：“知：聞、說、親。”《經說上》又解釋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就是說，人的知識來源有三種：①親知，即親身經歷得來的知識，又可分“體見”即局部的與“盡見”即全面的兩種。②聞知，即傳授得來的知識，又可分為“傳聞”與“親聞”兩種。③說知，即推論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受方域語言的障礙。 這三種知識來源中， 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為一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傳聞”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這對於人們的認識事物，作了明確的分析。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為， 判斷事物的是非， 需要論證有據， 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民眾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啟迪。他們為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為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套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為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裡，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覆”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為樂？”答曰：“樂以為樂”。墨翟認為這等於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為男女之別，才是正確回答為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辨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啟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築牆為喻，教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請求學射，他認為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告誡弟子不可同時“成學”又“成射”。這些例子也說明，墨翟教學注意量力,既要求學生量力學習,也要求教者估計學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使能力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基礎上，做到可能“成學”者成學，可能“成射”者成射。對教師講，這也是“因材施教”。至於不允許學生同時既“成學”又“成射”，也具有使學生學習要“專心致志”的意義。
墨翟還特別重視“強說人”的積極教育態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說下教”而論， 他的“遍從人而說之”，與儒家的“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恰成對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學問題上,他對儒家所採取的“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以及“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的被動答問的教學態度，堅決反對。墨翟主張教師要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僅有問必答，並須“不叩必鳴”。
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 墨翟把道德修養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視勞動，反映了勞動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他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勞和節儉，反對“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他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道德教育的進行在於言傳身教，在於感化。墨家門弟子之眾， 成材之多， 是這一學派成為顯學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讚嘆墨家門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謂“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糲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釐師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繭，役身給使，不敢提出什麼要求，這種艱苦作風,得到墨翟的嘉許。嚴師出高徒,禽滑釐經過長期的薰陶,終成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強扶弱,見義勇為，有人勸其不要“自苦而為義”,他卻認為天下莫為義,所以自己更急於為義。身為學派之首,出處進退,以義自處,起示範帶頭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數門弟子篤守“兼愛”、“非攻”以及“賴力而生”、“以自苦為極”的準則，極端重視言行一致,往往聞風而動,不避艱險。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點。
墨家的品德教育、論辯教育和科學教育雖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卻有共同的積極因素，即重視實踐（行）和聯繫實際。墨翟強調“言足以遷行者常（尚）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尚），不足以遷行而常（尚）之，是盪口也”。這段話的要義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墨家反對“言過而行不及”，認為話說得多與說得漂亮而不實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說，只有把“兼愛交利”的道理，指導實踐，見諸行動，才能成為“兼士”，才能通過實際行動來教人。
墨家重行，重視實踐，但並不是一般功利論者的觀點。他們在重視功效或結果的同時，並不忽視行為的動機，而是要求把“志”（動機）與“功”統一起來考察。魯君因選擇太子而請教墨翟，他建議魯君“合其志功而觀焉”。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行為的同時，要把動機與結果結合起來。
墨學曾經是顯學，《非儒》一篇對儒家作了嚴厲抨擊。儒家孟軻則攻擊墨翟兼愛是“無父”、“禽獸”,但孟軻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犧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翟及其後學所倡導的學說和學風，在古代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後來一則由於儒家的反對，二則由於後期墨家內部分裂，並捲入反時代潮流的政治活動，信譽喪失，其學派就趨於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功利主義的、鑽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學習，是值得稱道的。
參考書目
《墨子》：《修身》、《辭過》、《尚賢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儒下》、 《耕柱》、《貴義》、 《公孟》、《魯問》、《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大取》、《小取》。
孫貽讓：《墨子閒詁》，商務印書館，上海，1936。
方授楚：《墨學源流》，中華書局，上海，1937。
沈有鼎：《墨經的邏輯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0。
墨翟卒後，後學繼承其業。當時物質生產有所改進，文化水平有所提高，百家爭鳴亦有利於學術的繁榮。墨家門徒多出身於“農與工肆”，在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中積累了多方面的經驗,增長了不少科學知識。《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大抵是墨家後學在百家爭鳴中，進行研討辯論，不斷總結提高的結晶，其中所涉及的認識論、名學、幾何學、力學、光學等等，其造詣都達到了當時的先進水平，也豐富了墨家的教育內容。
教學思想 關於知識的來源，《經上》指明：“知：聞、說、親。”《經說上》又解釋為:“知：傳受之,聞也；方不障，說也；身觀焉，親也”。就是說，人的知識來源有三種：①親知，即親身經歷得來的知識，又可分“體見”即局部的與“盡見”即全面的兩種。②聞知，即傳授得來的知識，又可分為“傳聞”與“親聞”兩種。③說知，即推論得來的知識，這種知識不受方域語言的障礙。 這三種知識來源中， 以“親知”及“聞知”中的“親聞”為一切知識的根本，由於“親知”往往只能知道一部分, “傳聞”又多不可靠, 所以必須重視“說知”，依靠推理的方法，來追求理性知識。這對於人們的認識事物，作了明確的分析。
墨翟關於認識客觀事物的方法與檢查認識的正確性問題，還提出了有名的三表或三法。他在《非命上》先提出“言有三表”，在《非命中》和《非命下》又提出“言有三法”。二者內容基本相同。三表或三法是“有本之者， 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墨翟認為， 判斷事物的是非， 需要論證有據， 論據要有所本，“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就是本於古代聖王的歷史經驗。但僅憑古人的間接的經驗來證明還是不夠的,必須"有原之者”，即“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就是考察廣大民眾耳目所接觸的直接經驗。第三表是“有用之者”，“於何用之？廢以為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就是當這一言論或判斷當作政策法令實行之後，還要看它是否切合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這三表或三法是墨家判斷事物是非、辨別知識真偽的標準。這也是墨家的邏輯學。儒墨都講邏輯學。孔子主張“正名”，就是以“禮”為標準來判斷是非利害；墨子主張用“本"、“原"、“用"三表法，就是上考歷史，下察百姓耳目所實見實聞，再考察政令的實際效果是否對國家、百姓人民有利。對比起來，墨家的方法是較有進步意義的。
墨家重視思維的發展,注意邏輯概念的啟迪。他們為了與不同的學派或學者論爭，為了勸告“王公大人”勿做不義之事，必須辯乎言談，以加強說服力。因此，墨翟創立了一些邏輯概念如“類”與“故”，套用類推和求故的思想方法進行論辯，以維護他的論點。例如“好攻伐之君”反對“非攻”，列舉禹、湯、武王從事攻伐而皆立為聖王，以這些例子質問墨翟，他答曰：“子未察吾言之類,未明其故者也。彼非所謂攻,謂誅也。”這裡，墨翟指出“攻”與“誅”是不同類的概念，不容混淆。墨翟還嘲笑儒家用“同語反覆”的答問方式。墨翟問儒家：“何故為樂？”答曰：“樂以為樂”。墨翟認為這等於問“何故為室？”而答以“室以為室”。以同樣的東西解釋同樣的東西，正是邏輯學所指出的下定義時的典型錯誤。只有答以冬避寒、夏避暑、又可以為男女之別，才是正確回答為室之故。由於墨翟重視邏輯思維，辨析名理，不僅運用於論辯，而且運用於教學。
墨翟長於說教，除稱說詩書外，多取材於日常社會生活和工農業生產的經驗，或直稱其事,或引做比喻,具體生動，較能啟發門弟子的思想，亦較易為其他人所接受。例如他以分工築牆為喻，教弟子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又如，有二三弟子再向墨翟請求學射，他認為國士戰且扶人，猶不可及，告誡弟子不可同時“成學”又“成射”。這些例子也說明，墨翟教學注意量力,既要求學生量力學習,也要求教者估計學生“力所能至”而施教。只有根據學生的具體情況，使能力不同的學生，在不同的基礎上，做到可能“成學”者成學，可能“成射”者成射。對教師講，這也是“因材施教”。至於不允許學生同時既“成學”又“成射”，也具有使學生學習要“專心致志”的意義。
墨翟還特別重視“強說人”的積極教育態度。一方面， 就一般的“上說下教”而論， 他的“遍從人而說之”，與儒家的“禮聞來學，不聞往教”恰成對比。一方面,在教育教學問題上,他對儒家所採取的“君子若鐘,擊之則鳴，弗擊不鳴”以及“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的被動答問的教學態度，堅決反對。墨翟主張教師要採取主動積極的態度，不僅有問必答，並須“不叩必鳴”。
關於道德教育的思想 墨翟把道德修養放在教育工作的第一位。他重視勞動，反映了勞動人民的一些思想意識和道德品質。他主張“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他提倡勤勞和節儉，反對“惡恭儉而好簡易，貪飲食而惰從事”。他說：“儉節則昌，淫佚則亡”。
道德教育的進行在於言傳身教，在於感化。墨家門弟子之眾， 成材之多， 是這一學派成為顯學的重要因素。《淮南子》讚嘆墨家門徒"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其原因是墨翟“化之所致”。所謂“化”，即是感化，也即是言傳身教，潛移默化。墨翟本人粗衣糲食，胼手胝足。他的第子禽滑釐師事他三年，面目黧黑，手足也生老繭，役身給使，不敢提出什麼要求，這種艱苦作風,得到墨翟的嘉許。嚴師出高徒,禽滑釐經過長期的薰陶,終成為墨家的巨擘。墨翟抑強扶弱,見義勇為，有人勸其不要“自苦而為義”,他卻認為天下莫為義,所以自己更急於為義。身為學派之首,出處進退,以義自處,起示範帶頭的作用。在他的陶治和感化之下，大多數門弟子篤守“兼愛”、“非攻”以及“賴力而生”、“以自苦為極”的準則，極端重視言行一致,往往聞風而動,不避艱險。這是墨家品德教育的重要特點。
墨家的品德教育、論辯教育和科學教育雖都有其一定的局限性,但卻有共同的積極因素，即重視實踐（行）和聯繫實際。墨翟強調“言足以遷行者常（尚）之，不足以遷行者勿常（尚），不足以遷行而常（尚）之，是盪口也”。這段話的要義是言必信，行必果，言行一致，說到做到。墨家反對“言過而行不及”，認為話說得多與說得漂亮而不實行，就得不到好效果。只有“以身戴行”，也就是說，只有把“兼愛交利”的道理，指導實踐，見諸行動，才能成為“兼士”，才能通過實際行動來教人。
墨家重行，重視實踐，但並不是一般功利論者的觀點。他們在重視功效或結果的同時，並不忽視行為的動機，而是要求把“志”（動機）與“功”統一起來考察。魯君因選擇太子而請教墨翟，他建議魯君“合其志功而觀焉”。就是在判斷一個人的道德行為的同時，要把動機與結果結合起來。
墨學曾經是顯學，《非儒》一篇對儒家作了嚴厲抨擊。儒家孟軻則攻擊墨翟兼愛是“無父”、“禽獸”,但孟軻亦不得不肯定墨翟犧牲自我以救世的精神,說他"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墨翟及其後學所倡導的學說和學風，在古代產生過巨大影響。但後來一則由於儒家的反對，二則由於後期墨家內部分裂，並捲入反時代潮流的政治活動，信譽喪失，其學派就趨於衰落了。墨家的一些含有唯物主義因素的、功利主義的、鑽研科技的教育思想以及言必信、行必果的學習，是值得稱道的。
參考書目
《墨子》：《修身》、《辭過》、《尚賢上、中下》、《兼愛上、中、下》、《非攻上、中、下》、《節用上、中》、《非命上、中、下》、 《非儒下》、 《耕柱》、《貴義》、 《公孟》、《魯問》、《經上》、《經說上》、《經下》、《經說下》、《大取》、《小取》。
孫貽讓：《墨子閒詁》，商務印書館，上海，1936。
方授楚：《墨學源流》，中華書局，上海，1937。
沈有鼎：《墨經的邏輯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北京，19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