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內容,困局,擴大途徑,
內容
國際話語權主要涉及以下五個方面的問題：話語施行者、話語內容、話語對象、話語平台和話語反饋。
第二，話語內容是反映一個主權國家所關注的與自身利益相關或所承擔的國際責任義務相關的觀點和立場，可以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社會生活等方面。但從國際關係發展的現實來說，話語內容往往是由一個主權國家的實力及其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擁有的影響所決定。
第三，話語對象是一個“有話對誰說”並涉及如何選擇聽眾以爭取或擴大話語效果的問題，而這與話題所處的國際環境和聽眾所在國的政治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話語對象可以是外國政府和國際官方組織(如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也可以是國際非官方組織(如國際非政府組織)、外國民間組織(如所在國的非政府組織)和民意力量(如議員或議會)等。
第四，話語平台是指話語憑藉何種載體或渠道被表達，從而實現話語施行者的權利。就國際環境而言，現代社會中可以使用多種話語平台來凸顯國際話語權。以國際舞台為背景的話語平台主要表現有：一是公眾媒介，包括傳播媒體、網際網路和出版物，如電視、報紙、雜誌、書籍和網路等；二是國際會議 包括政府間的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的活動；三是主權國家的對外交流、合作和援助計畫，包括政府和民間項目；四是國際間的正式和非正式官方互訪活動；五是民意機構，主要是相關國家的議會，可通過電話、傳真、傳統郵件和電子信箱等及時與這些相關國家的議員進行溝通，或面對面探討相互所共同關心的問題並表達自己的觀點和立場；六是民間特別活動，可以是因某一個特定的國家主體利益問題與國際環境相關所引發的公眾集會或遊行等活動。
第五，話語反饋是指話語所表達的立場、主張和觀點等獲得的某種結果。這種反饋可以表現為：一是話語沒有得到任何實際上的反應，毫無效果；二是話語在某種程度上被關注或得到相應互動，這涉及到話語最終起到了什麼作用的問題。前者是與話語權能否實現相關，而後者則是和話語權的增強與否相連。從話語反饋的結果上可以看到，沒有作用或結果的話語，就等於是沒有話語權 “說話權”和“話語權”不同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說話權可以體現為尋找發出聲音的權利，而話語權要追求其所表達的話語能被確認。如2008年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誕生了一個被認同的新集體(“五國”集團)，而中國被認為在其形成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因為經濟規模，中國的聲音是自然更大。 然而重要的是，中國的國際話語權不是靠恩賜得來的，而主要是靠有效和靈活的中國政府決策與行動，還要靠中國非官方組織的努力以及中國公民的高度責任感和使命感，同時運用多種話語平台作為入口，讓世界通過這些平台了解中國對國際事務的意見。
困局
冷戰時期，以“美國之音”和英國的BBC廣播為代表的西方輿論工具以爭奪國際話語的主導權為重要目標，但當時在人們的心目中這往往被稱為輔助性的“宣傳戰”。“國際話語權”新概念在冷戰後的國際社會被普遍認知和廣泛運用，其實反映了人們權力結構意識的深刻變化。從更深層上說，這是冷戰終結的效應之一。因為隨著冷戰的終結以及“冷戰後”狀態的長期持續，加上由冷戰終結所推動的全球化浪潮的到來，原來在國際社會的權力結構中占有絕對主導地位的軍事權力的重要性相對下降了，而經濟、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權力重要性上升了，全球化、知識經濟、信息革命、“歷史的終結”、“文明的衝突”、非傳統安全以及“軟權力”等等冷戰後時代的事實、概念和認知，一起塑造著國際社會權力關係的新面貌。“國際話語權”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中國也是在冷戰後時代這種權力結構深刻變化的背景下認識到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的。
當然，中國認識到國際話語權的重要性，還有一個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開放數十年的發展成就在進入新世紀後產生了累積效應，顯示為國家力量的強勁崛起，中國在國際上的利益面也隨之日益擴大。但在一個以“和平與發展”為主題的時代，“由權力界定利益”的國際關係現實主義命題失去了其當然的合正當性，儘管國際政治的本質並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但各國對權力和利益的訴求往往進行了更多的“話語包裝”，國際話語權的競爭開始大興其道。而對於崛起的中國來說，如何說明自己發展道路的正當性、如何回應外在世界的質疑和挑戰、如何保障自己在國際社會的合理利益，更概括地說，如何處理與外在世界的關係，都依賴於更多的國際話語權。由此不難理解，今天的中國表現出國際話語權意識的高漲。例如，語言學界提出了漢語的話語權，商界提出了價格的話語權，意識形態部門提出了宣傳的話語權，外交領域提出要提高國際政治議程制定中的話語權，等等。儘管有些關於提升“話語權”的說法可能扭曲了話語權的本意，把話語權概念窄化或泛化了，但不可否認，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意識處在一個急速的增長期。
與此同時，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的權力份額和權力運用上也存在著多種困局。
其一，綜合實力的崛起，並沒有使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得到相應程度的提升。
這是我們將冷戰後中國加快崛起的時期與新中國頭30年所擁有的國際話語權進行客觀對比，可以得出的一個總體性結論。按許多人的理解，話語權作為一種“軟實力”，取決於硬實力的大小，中國力量的崛起和綜合實力國際排位的上升，應該會擁有越來越多的國際話語權。如果就某些具體國際問題而言，這種說法是可以得到驗證的，比如在朝鮮核問題的處理上、在世界銀行的發言權和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投票權份額上、在人權領域強調對話與合作，等等，都是中國力量增強後國際話語權提升的事例。然而，我們看一個國家的國際話語權不能只看個別的具體的事例，而要從整體上加以觀察。
而在整體上，我們難以下結論說中國比以前擁有了更多的國際話語權。情況甚至可能相反。在新中國頭30年裡，中國的一些話語在國際上有著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力，比如，20世紀50年代確立的和平共處五項基本原則成為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1955年萬隆亞非會議上中國發揮強大說服力讓求同存異成為各方相互關係的原則並寫進會議公報；60年代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至今被寫進西方國際政治教科書中；毛澤東思想對於西方左翼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特別是成為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的思想和理論來源之一，毛澤東的著作甚至被美國總統甘迺迪擺上案頭；中國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張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回響；70年代，中國確立自己在中美蘇大三角中的發言權，及至80年代前期(這時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崛起效應尚沒有顯現)中國關於恢復中蘇關係的三條件被蘇聯全面接受，等等。
相比之下，在20世紀90年代之後國家實力呈現崛起之勢的背景下，中國影響世界的能力雖然在總體上增強了，但也迎來了一波波的“中國威脅論”，我們自己影響國際社會的話語權反而下降了。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有著很複雜的原因。確實，綜合實力或者硬實力的上升，對於增加國際話語權應該是一個積極的因素，但是，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並不取決於綜合實力或硬實力提升的單一因素。而冷戰終結後國際格局和世界政治體制的轉換，蘇東劇變後社會主義運動落入低潮，以及第三世界的團結局面走向瓦解等更具有全局性影響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一定時期內對於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爭取國際話語權的影響基本上是消極的。
其二，在未來較長時期內，西方的國際話語權強勢地位和中國的弱勢地位難以根本改變。
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戰爭與革命”時代的過去，原來東西方之間的陣營式對立不復存在，因此國際話語權上也少了些“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式的對抗，一些關於和平、發展、共贏、合作的話語成為國際公共話語的主調。全球化時代的到來、非傳統安全問題的凸顯、發展問題的突出等等態勢，又培育出了一系列新的國際公共話語。中國與西方關係的主流也不再是對立和對抗，而是相互依賴的加深，共同利益的增加，對話與合作成為基本潮流，因而擁有越來越多的共同話語。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與西方能夠分享平等的話語權了。
事實是，西方仍然擁有主流的和強勢的國際話語權，而中國處於弱勢地位。冷戰終結被西方和世界主流輿論解讀為西方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勝利，加之民主化“第三波”的世界性衝擊和蘇東社會主義的劇變和轉型，使得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上取得進一步的主導性地位，民主、自由、人權、市場經濟等源自西方的話語，幾乎所向披靡，成為霸權性的國際話語。所謂“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民主和平論”、“人權高於主權論”、“失敗國家論”等等論調，都是冷戰後時代由美國及歐洲拋出而成為國際社會的主導性話語的，中國或其他非西方國家幾乎沒有一種話語能與之爭鋒。而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自身原因招致的“9·l1”恐怖攻擊後，美國也輕易地就將“反恐”演變為被世界各國所認同和支持的“政治正確”話語。與之相對照，冷戰後的中國，經濟發展的成就、人權改善的事實以及“與國際接軌”的決心和行動有目共睹，並且先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話語，如基於公正合理原則的世界新秩序理論，國際關係民主化理論，推進世界多極化理論，和平崛起論和和諧世界論等，但中國的這些遠見卓識在影響力上恰恰比不上具有明顯理論缺陷的“歷史終結論”、“文明衝突論”這些西方話語。不僅如此，中國更是不斷地受到西方話語的攻擊和貶損。
既有“中國崩潰論”等各種唱衰中國的論調，更有層出不窮的“中國威脅論”；既有“銀河號事件”中美國對中國“偷運”禁運物資給美國之敵對國家的誣陷，也有“李文和案”背後美國對中國是“間諜國家”的子虛烏有的指控；既有對所謂中國“血汗工廠”的居高臨下的道義批判，又有對中國人權狀況的持續責難和“年度審查報告”；中國的崛起是中華民族復興的正當訴求，卻總是有人認為是對美國的霸權的挑戰，似乎美國霸權才是天然合理的；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藏獨勢力要分裂國家主權和領土，西方輿論卻普遍地將之宣傳為中國政府對西藏的人權迫害。如此等等，表明了冷戰終結至今，西方在國際話語權上的總體強勢和主流地位，中國明顯處於弱勢。
其三，“與世界接軌”帶來的話語權困局。
新中國的頭30年，從“一邊倒”到“兩個拳頭打人’，既反西方資本帝國主義又反蘇聯社會帝國主義，敢於挑戰美國和蘇聯主宰的國際體制，具有某種“反體制”的色彩。這個時期的中國國際話語權極富特色，頗有國際感召力。上世紀70年代，隨著中美蘇大三角的形成，中國把自己主張的“反霸條款”寫進了中美、中日關係的條約文本，在國際話語權上保持了自己的特色和強大的影響力。此後，世界潮流開始變化，原來的一系列意識形態話語逐漸衰退。
70年代末，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轉向學習西方合理的經濟制度和文明成果，逐漸推進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跨入21世紀後，中國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與世界接軌”，幾乎全方位地融入全球化時代相互依賴的世界。在“與世界接軌”的進程中，西方話語大量湧入，並多數被中國所採用。比如，在經濟領域中採用了商品價值、市場經濟、股份制、股票交易、投資、私有產權等等概念所構成的話語體系；在政治領域中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公民社會等源自西方的概念和話語也被我們接受和採用，並認定這些是人類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外交領域，國家利益、權力及軟權力、地緣政治、人道主義災難等說法紛紛進入我們的外交話語體系；在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自上世紀80年代西方文化熱、哲學熱興起之後，西方的思潮夾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概念和話語大量“入侵”，中國學界爭論的一些最熱烈的話題，如存在主義、非理性主義、後現代、後結構主義、“歷史的終結”、“文明的衝突”，等等，都源於西方。一種通常的模式是：西方在設定話題，我們則跟著討論。各個學科都在努力地“與世界接軌”，西方話語已經成為各學科的主流話語。無疑，“與世界接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對“世界”已經確立的話語的接受和話語權的認同。
相應地，由於缺乏建立在中國自身文化和經濟根基之上的強勢話語與之抗衡。“中國話語”反而成為弱勢話語。結果是，我們即使批判西方的“中國威脅論”，也往往是採用西方的概念、數據、話語和邏輯體系，往往陷入人家的話語和邏輯圈套之中。可想而知，我們在採用大量西方話語之後，在國際話語權競爭中陷入了一種尷尬局面。
擴大途徑
第一，增強中國對外傳媒力度，支持海外華人話語
當今世界公眾媒體仍然是國際關係發展中極為流行的公開而重要的信息通道，而中國在爭取國際公眾媒介的話語權上面臨著嚴重挑戰。在如何增強中國對外傳媒力度的問題上，除涉及到硬性因素之外令人更為迫切關注的是軟性因素。中國對外傳媒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話語對象”，避免以“套話”、“空話”或“官話”來爭取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話語權。2008年12月，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大會上以平民化的語言提出“不折騰”一說，引起國際社會媒體的熱烈反響和叫好，這應成為公眾傳媒用語的楷模。同時，還要注重“話語的施行者”(或傳播者)中的非官方組織或群體就與中國相關的國際性事件的反應。民間意願的表達往往也是一種重要的話語權的表現，而且其作用不可忽視，如2008年美國總統布希堅持出席北京奧運會開幕式的一個主要原因還在於美國不想讓“中國老百姓反感”。因此，中國的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的理念在這個領域裡會有很多的發揮空間。
爭取更多的國際話語權也離不開海外華人話語的有力支持，中國應加大力度對他們提供切實和有效的支持。海外華人及其媒體的話語與中國官方、在中國的非官方組織和群體相比具有不同凡響的作用。2008年對全球華人來說，是與祖國貼得更近的、有特別意義的一年。為聲援北京奧運會和抗議“藏獨”勢力，海外華人積極詮釋並維護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此外，遍布世界各地的華語媒體尚有很大的發展空間。而上述這些事實為中國拓寬話語平台提供了大有作為的機會。
海外華人爭取中國話語權的有利條件包括：一是中華文化早已成為共同認可的凝聚力，這是全世界華人的文化血脈、精神之河和立身之本；二是當前的全球化浪潮使中國快速地。跳躍式地向世界大國的目標靠近，中國在政治、軍事、經濟上的實力首先或更多的是表現為中華文化理念的延伸和充分張揚。世界關注中國，中國需要世界理解。在這種環境下，世界華人發出的話語，不僅是在弘揚祖國的中華文化，而且更重要的還在於展示理性中國、責任中國的形象。中國應從多方面、多形式和多渠道運用並發揮海外華人在爭奪中國的國際話語權方面的影響與作用。
第二，堅持以人為本的理念，拓展國際話語權的話語平台
要把“以人為本”的理念體現在中國對外關係的具體實踐上，開闢和建設以“和諧世界”為特色的國際話語平台來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問題上的話語權。以人為本的理念是對西方人本主義思想的借鑑和批判吸收，以人為本思想與西方的人本主義在肯定人的力量、弘揚人的價值上有相同性，同時兩者都認為相對經濟社會發展來說，人是目的。當中國把“人”字放大到足夠大時，西方大多數普通民眾就開始理解中國，接受中國。2008年的四川救災是一個典型例子。在救災過程中，“以人為本”成為了從中國政府到普通百姓的行為準則，從而贏得了世界民眾的普遍讚譽。因此，中國在國際話語權的話語平台方面，除了走“官方渠道”(國家間政府)外，還要特別注意“民意渠道”(中國外部和內部的民意力量)。
具體來說，一是多做和儘可能做好有關國家的議會(包括議員)工作，如西方國家的議會不僅在制約政府的決策方面，而且還在社會的民意動向方面有著相當重要的作用。二是加強中國非政府組織與國際非政府組織之間的接觸和溝通，如環保、節能、慈善事業、鄉村教育和衛生、弱勢群體等社會問題都是這類組織所高度關注的，通過彼此交流提升國家形象並擴大國際話語權。三是進一步發揮中國的公眾外交應有的作用。“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主要是通過非政府組織和公眾輿論間接進行，但其行為主體仍然是政府。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和綜合國力的不斷增長，近幾年來中國政府對公眾外交明顯重視，如從2004年開始，中國開始在海外設立孔子學院，現在已遍及66個國家和地區，共有227所；2008年10月，中國政府決定，外國記者來華採訪不必由中國國內單位接待並陪同，外國記者赴“開放地區”採訪，無需向地方外事部門申請。這些都推動了公眾外交的發展。四是要重視來自中國內部的民意力量的作用。有事實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開始自發地關注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如在2008年“拉薩事件”發生後的一段時期里，中國民間對西方的一些帶有偏見和成見的媒體報導所做出的強烈反應，體現了中國民間國際話語權意識的啟蒙。這意味著中國民間正在意識到，全球化時代的主權觀念已經遠非物質邊疆那么簡單，而在捍衛國家利益的過程中，中國人擁有自己的發言權。這種從民間開始的話語權啟蒙，對中國的國際關係發展將輔以強大的推動力。
在如何開拓話語平台的問題上，中國要突破傳統的思維方式，更多地關注非官方的民間管道的重要作用。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中國在爭取國際公眾媒介的話語權上正面臨著嚴重挑戰。目前四大西方主流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路透社、法新社每天發出的新聞量占據了整個世界新聞發稿量的4/5。傳播於世界各地的新聞，90%以上是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壟斷。西方50家媒體跨國公司占據了世界95%的傳媒市場。美國控制了全球75%的電視節目的生產和製作，許多開發中國家的電視節目有60%-80%的欄目內容來自美國。西方已開發國家主導世界新聞輿論和控制世界傳媒市場，從而形成了這一平台的話語霸權。其結果可能是，世界最終只能聽到西方已開發國家的聲音。現在，越來越多的開發中國家正逐漸地發現自己被封閉在由西方已開發國家所創設的“國際化話語”的圍牆中。
世界只有一種話語是很危險的，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里以話語多元化為基礎的公眾媒體格局的改變不能寄希望於西方國家“善意”的讓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表的一份有關國際傳播領域問題的重要報告認為，高度的獨占和集中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意識形態和世界統治權力，而在這一信息的單向流動過程中深受其害的往往是開發中國家。”這份報告主張國際社會應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以實現話語多樣化和公平的話語權。中國發表的一份有關對資訊時代的國家進行分類的研究報告認為，目前的世界格局是一個“信息霸權國家”，十幾個“信息主權國家”和大多數“信息殖民地國家”的非正常關係。事實告訴我們，中國只能靠自己去爭取更多的話語權，以讓世界聽懂其在國際舞台上可能有與西方國家不同的話語。
第三，維護國家的核心利益，展示責任中國的大國風範
中國是全球第四大經濟體和貿易大國，也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並在國際社會開始扮演重要角色。中國希望在國際事務上擁有更多話語權，是順理成章的。隨著中國以經濟力量為主的綜合國力愈加強大，其話語權也必將得到不斷擴展。與此同時，中國必然也會面臨主要是來自一些西方國家的對自己的和平崛起所進行的“骨頭挑刺”或“百般挑剔”，而這些衝突表明了“整個世界都會歡迎中國的崛起”的想法實在是無異於天真。 身處這種國際環境，中國一方面要以繼續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原則進行堅定而有力的反擊，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展示責任中國的大國風範和形象。
改革開放三十年表明了中國通過以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為原則與外部世界整合而和平崛起，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僅努力向外部世界學習，而且對外部世界對自己的反應也非常敏感和在意。從高層領導到普通百姓，一直在關注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如何評介中國。這種積極態度不僅反映了中國人的好學精神，更重要的還表明中國的改革和建設不再是閉門造車。也正是因為內部的發展一開始就具有了國際內容，中國的和平崛起引來外部世界的一些苛刻非議甚至嚴重偏見也就是自然的。但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情緒化反應會有損責任中國的大國風範的國際形象，不利於爭取中國的國際話語權。如每逢出現某些西方勢力的不友好行為和小動作，中國通常的情況是必有反應。當然，對事關國家利益的事情中國必須要有力還擊。但如果對西方的每一種觀點都要做出回應，這不僅顯得中國沒有包容性，而且在客觀上也會導致負面的效果。中國作為一個責任大國而每每對西方少數人的詆毀做出反應，其效果會在西方成就了“敵人”的同時，也為西方媒體進一步詆毀中國提供了新的素材。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中國也正在加速融人世界，而展示責任中國的大國風範也就顯得越來越重要的邊緣地帶進入了中心地帶，在國際事務上的影響力日益提高，特別是中國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國際經濟體，沒有中國的參與，很多重大的國際問題難以得到解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