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東局勢
民國16年(1927) “4·12”、“7·15”等慘案發生後。川東北各縣在外地參加革命鬥爭的共產黨人回到家鄉進行工作。是年秋,當王維舟遵照黨中央的安排,返回川東時,向達縣黃都場的中央軍校學生唐伯壯,達縣張家場的中央軍校學生戴重,萬源縣井溪壩的黃埔四期學生吳會治,以及在宣漢宏文等學校師生中的進步分子,傳達貫徹中國共產黨的“八·七”會議精神。主張以革命的槍桿子打倒反革命的槍桿子。這一主張,深受民眾歡迎,李家俊等尤其擁護。1927年10月,李家俊在達縣參加地下共產黨組織後,立即回到家鄉厚坪、固軍壩等地,邀集學生,發動民眾。不久,下川東之戰發生。在楊森二十軍軍事政治學校畢業擔任下級軍官的徐永世、胡洪疆等也回到家鄉井溪壩、舊院壩等地。他們目睹四川軍閥混戰,極力反對蔣介石的屠殺政策,決心參加革命鬥爭。冬,黨中央派傅烈擔任四川省委書記,及時召開了省委緊急會議,並就農運、武裝鬥爭和黨的組織工作作了重要的決議,對川東北的革命鬥爭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王維舟、李家俊等決心開展武裝鬥爭。在當時四川軍閥割據,個個都擴軍備戰。重慶、成都、甚至萬縣、梁山(今梁平)等中小城鎮、都大軍雲集。加上不少團閥,發動武裝力量相當雄厚。一般大縣有團閥團丁1000人以上,小縣至少500人以上。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如何開展武裝鬥爭。正在這時,傳來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訊息“上山打游擊去!”。
王維舟、李家俊等研究認為,川東宣漢、萬源、城口三縣邊境,尤其是宣漢、萬源邊境的固軍壩適合發動武裝起義。固軍壩是李家俊家鄉,三區公署,轄場鎮五個,縱橫150餘里,固軍、牡羊部分地勢較低,其餘多是千米以上高山,山高路陡,地勢險要,山深林茂,河谷縱橫,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西可下重慶,東可到武漢,北可控襄樊和漢中等地,實是軍事要地。這些地方是劉存厚的防區,反動統治較為薄弱。李家俊、吳會治、徐永世、胡洪疆等又掌握了一批團槍,吳會治是民團隊長,各方麵條件較好。隨即進行發動和組織民眾的工作,公開提出反對苛捐雜稅、反對軍閥、團閥,反對帝國主義的政治主張;並聯繫軍閥劉存厚籌捐派款苛政虐民的實際情況,揭露軍閥、團閥和土豪劣紳壓迫剝削勞動人民的罪惡。與此同時,王維舟積極為固軍壩起義輸送幹部和籌運槍枝彈藥。
舉行起義
民國18(1929)年春,王維舟派雷玉書等數十人帶槍到固軍壩參加訓練,並研究決定由李家俊為起義軍總指揮,雷玉書為副總指揮,唐伯壯為黨代表,吳會治、徐永世為一支隊長,胡洪疆為二支隊長。1929年4月27日,在川東黨組織及王維舟領導下,萬源、宣漢和梁山(今
梁平)、開江等縣工人、農民,在萬源縣固軍壩舉行武裝起義,成立了川東遊擊軍第一路軍,李家俊、
雷玉書任正、副司令,
唐伯壯擔任政委。1930午1月,中共四川省委將川東遊擊軍第一路軍正式命名為“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游擊隊”。固軍壩起義使民眾的鬥爭情緒格外高漲,人民民眾踴躍參軍,川東遊擊軍第一路軍由300人迅速發展到1000餘人。此後,第一路在這個地區開展游擊戰爭,到1930年 3月,建立了以固軍壩為中心的革命根據地。游擊軍第一路先後粉碎了軍閥
劉存厚部的兩次圍攻,得到較大發展,活動範圍擴大到
宣漢、
萬源、
城口、
開江等縣的邊界地區。然而,由於早期共產黨人武裝鬥爭經驗不足,更由於敵人重兵合圍,第一路游擊隊最終失敗了,無數優秀兒女血染
大巴山。
1929年三月的一個夜晚,乍曖還賽。萬源固軍壩一個偏僻的農家屋內,桐油燈盞下,四個青年正興奮地聚集在一起,除李家俊外,還有徐永士(曾任楊森部手槍營長)、
胡洪疆(曾任楊森部軍需官)、吳治會(黃埔軍校畢業,後參加過北伐戰爭),這三人因不滿封建軍閥的連年混戰,相繼辭官還鄉,後經李家俊聯絡,決定“走井岡山的道路”,為革命灑盡最後一滴血。他們四人正在準備一次大的行動。
王維舟、唐伯壯正在宣、達一帶發動民眾,聽了李家俊的匯報後,心中大喜。後經黨組織批准,李家俊等人成立起義領導小組,李家俊任組長兼總指揮,宣漢的雷玉書任副組長兼副總指揮,達縣的唐伯壯任黨代表。為增加起義力量,川東軍委還從宣漢、
達縣、
大竹、開江等地派來八十人槍,藉助固軍場頭杜家酒宴的掩護,在雷玉書、唐伯壯的率領下,分別與在龍潭河岸的舊院、井溪等地的革命力量匯合了,總人數達300多人。同年5月7日,李家俊等派人在牡羊乾壩子將縣府收款委員張全五處死,並將稅款四百元大洋沒收,劉存厚部派駐萬源的三團團長劉志超聞訊,即令連長卓群帶領全連人馬趕赴牡羊區署查緝清鄉。李家俊得悉,即調動各地農軍三百餘人,於5月12日深夜,向牡羊之敵發起進攻。戰鬥不到一個小時,敵軍潰散。起義 軍首戰告捷,殲敵七十餘人,繳獲槍枝五十餘支,俘敵30餘人,大獲全勝,而副總指揮雷玉書因遭內奸擊傷,數日後犧牲。在川東地區升起了第一面農民武裝鬥爭的革命紅旗。
三次圍剿
一次圍剿
達縣軍閥劉存厚極為恐慌,隨即任命廖雨辰為三路代理司令率三團人馬星夜趕赴萬源,對根據地實行殘酷無情的圍剿。6月,廖部攻打牡羊。李家俊為避敵鋒芒,率隊撤離牡羊廟。廖雨辰占領牡羊,便立即召集團紳商會,採取“刑亂重用,剿撫兼施”的反革命策略,妄圖一舉殲滅起義軍。而起義軍針對敵情,採取誘敵深入和“飄忽”戰術,夜襲牡羊,殲敵120餘人。劉存厚立調渠縣廖雨辰團長代理第三路司令,統領九團劉志超等3團人馬,星夜趕到萬源,廖一方面派兵向固軍、牡羊、井溪等地進行清剿,奸掠燒殺;一面親自到白沙河召開會議,採取“刑亂用重,剿撫兼施”的策略,鎮壓起義人民。起義軍決定成立城萬紅軍指揮部,由李家俊任總指揮,吳會治、徐永世、胡洪疆等分任支隊長。並立即設立“佛堂”,建立農會。通過“佛堂”和農會,教育發動青年農民參軍參戰,擴大隊伍,以對付敵人,寓兵於農,加緊訓練,白天參加生產,晚上參加訓練;平時參加生產,戰時參加作戰。軍事幹部平時則分頭深入農村發動民眾,戰時則集中農軍對對付敵人;採取靈活機動的“飄忽”戰術和夜襲手段,把深入敵後作戰與誘敵作戰結合起來,並充分運用地形地物等有利條件,打擊敵人。平時則觀察敵人動靜,嚴陣以待。積極爭取開明土紳和團局團丁參加抗稅抗捐和反劉反廖的鬥爭,參加農民起義,或者採取中立態度,支援打擊劉存厚、廖雨辰等軍閥官僚。8月7日,當廖雨辰在白沙河召開了“剿撫會議”後,親自上牡羊坐陣指揮。廖在牡羊到處清鄉,但牡羊鄉里到處都是“良民”百姓,並無叛敵分子,遂下令向井溪壩進軍。廖軍汪厚營從牡羊行至五爪埡山坳時,忽然四面山頭,數聲炮響,接著就是起義軍早已埋伏的三支人馬,四面包圍攏來,汪厚營大敗而逃。至此,廖雨辰不敢向井溪壩進攻。起義軍在五爪埡伏擊敵人後,又神速進兵敵人後方,8月14日,李家俊、徐永世等率50多人組成的“輕騎隊”,一夜行軍60餘里,來到廖雨辰召開剿撫會議的白沙河。這裡有駐軍一連,長槍70餘支,在廖軍中的值星排魏排長是起義軍地下人員。李家俊到白沙河全部化妝成趕場的農民。中午,魏排長按事先商定的計畫,命令軍隊下河洗澡。槍架在河邊,李家俊、徐永世等四面包圍正在河中洗澡的敵人,然後將河岸上的槍彈迅速運走。奇襲白沙河使廖雨辰大吃一驚,不得不從前線抽兵,加強後方的守衛。廖雨辰接連失利,於是在軍事上採取守勢,除了清鄉擾民。奸掠燒殺以外,不敢輕舉妄動。9月18日,李家俊等又聚集農民軍千人,乘廖雨辰官兵疲憊,疏忽之際,深夜猛襲牡羊廟,打死敵排長陳偉等20餘人,廖即下令燒掉牡羊、固軍等地的民房四百餘家,然後退回萬源縣城。劉存厚對起義軍的第一次圍剿遂告失敗。廖雨辰損兵折將立即撤退。
二次圍剿
劉存厚一方面令廖仍駐原地進剿,另一方面又派駐宣漢之第二師吳占榮團從宣漢方面向萬源的固軍壩、井溪壩等地合圍。由於廖雨辰膽怯,不敢深入井溪壩、龍潭河等地作戰,決定把團部駐紮固軍壩。然後派出兩營人馬,深入到距團部、50里外的龍潭河、井溪壩等地進剿。起義軍一面派出支隊長鬍洪疆(代名劉碧天)前往重慶找省委,爭取省委支持;一面對廖雨辰的進攻採取守勢。在此期間與吳占榮團進行了以下幾次戰鬥:一是火燒十字溪(現名石鐵)。十字溪距今固軍壩八華里,吳占榮團部駐在固軍壩,為了保衛後方,調黃金區長劉紹東帶領民團300餘人駐守十字溪,他以為這樣前呼後應,就可萬無一失。那知李家俊等起義軍領導人,在吳占榮立足未穩之時即採取了“深入敵後”火燒十字溪,以牽制敵人的戰略部署。同年11月3日,李家俊派馬蓋山等帶領農軍300餘人。乘夜摸到十字溪,將偽軍團總劉紹東和偽大隊長羅明章等所帶團丁300餘人全部打垮,燒毀團局房屋。十字溪一戰,迫使吳占榮不得不從前線調回趙炬光營駐守十字溪,以保後方。二是龍潭河殲敵,龍潭河位於中河上游,全長70餘里,兩岸群峰壁立,山深林茂。入口處怪石堆壘,岩石夾道,人稱“崩口石門”。吳占榮帶兵兩營清剿。起義軍先以小分隊在固軍壩不遠之溫水溪與敵接戰,邊走邊打。引敵從石門進入龍潭河這條山深茂長長的口袋內。吳在龍潭河上下搜尋農軍小分隊三天三夜,仍未發現主力。第四天忽然元山腰觀音洞內,有煙火泛起,吳戰榮即令包圍。但是,洞在岩上,地勢險要,無法進攻。於是急電劉存厚,請加派炮隊,前往會剿。那時,劉存厚、吳占榮得意,以為必勝。劉即電調駐宣漢二師機炮隊前往會剿。以期一鼓蕩平。正當劉、吳高興的時候,起義軍李家俊等調動北溪、舊院等地的1000農軍,先以滾木擂石將石門卡住,然後下令埋伏在龍潭河上下的農軍一齊出擊。戰鬥從12月27日到28日上午,打得吳占榮急向駐在對山鳳凰寨的廖雨辰部徐柱榮營求救。但徐柱榮因李家俊正派兵從他後方進行攻擊,根本不敢發兵,吳占榮此戰後派調一百多個土工到井溪壩場四周築起高約一丈左右的土牆,實行深溝高壘,妄圖盤據農軍起義的策源地之一井溪壩。龍潭河戰鬥剛結束,胡洪疆與省委派出的黨代表李哲生(本名文強)和留蘇學生王國良來到根據地。此時革命根據地發展很快,縣農會早已成立,文強來後,根據省委指示,積極協助李家俊加強領導,成立軍事指揮部,李家俊任總指揮,文強任黨代表,徐永世任參謀長,下設三個支隊,吳會治為第一支隊長,向城口縣境發展;胡洪疆為第二支隊長,向萬源縣境發展;戴重為第三支隊長,向宣漢縣境發展;王國良為政治保衛處長,負責全軍及農會地方保衛工作。支隊下設分隊、小隊,還有“神兵”先鋒隊和持刀矛的技術隊。部隊約3000餘人。槍近1000條。黨的領導機構是以文強為書記,李家俊為副書記,徐永世、吳會治、胡洪疆、戴重、王國良為委員的“四縣”行動委員會。不久,王維舟在宣漢七里峽策動的起義士兵,到達革命根據地,更壯大了起義軍的聲威。三是圍攻井溪壩。民國19年1月15日攻打井溪壩之前,1月9日起義軍指揮部,即派游擊隊連長牟炳祥帶領300餘人,深入吳占榮部所在地不遠軍力較為薄弱的大堰壩。予敵以騷擾,意在調敵分兵後方,減弱當面壓力,但是,起義軍雖在大堰壩把民團大隊長羅明章等打死了,吳團也未敢分兵到後方去。義軍見調敵不動,於1月15日調集1500餘人,分5路進攻井溪壩。戰鬥從當天深夜打響,直到第二天下午,持續發動三次進攻,把敵人的牆堡打破數處,嚇得吳占榮親自出陣,擂鼓助戰。游擊隊因兵力單薄,彈械不足,指揮上也有些失誤。不得不於黃昏後退上四面山頭。吳占榮既給養困難,又害怕游擊隊再次進攻,也在當天夜裡退回固軍壩,並在大堰壩關帝廟將9名所謂通敵的老百姓殺害。1月20日,吳占榮團退回宣漢南壩場。劉存厚的第二次圍剿起義軍又告失敗。
三次圍剿
民國19年1月下旬,中共四川省委正式命名固軍壩起義軍為四川工農紅軍第一路游擊隊。除原有支隊外,軍事指揮部又任命楊金城為川東遊擊軍第一路先鋒大隊大隊長,傅友明為大隊副,在宣、萬邊境的數百里山嶺中活動。積蓄力量,擴大游擊隊,同時派吳長才為宣漢特派員,周德盛為城口特派員。向宣漢、城口等地大力發展。此時,城口、開縣邊境流來楊森“垮桿”旅長侯子俊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擬與義軍“合夥”。李家俊等因起義軍久處山鄉,彈械十分不足,於是派吳會治帶領一支隊到城口方面與侯洽談。吳到城口,侯已去陝西。吳趕到陝西,侯已投靠東軍王光宗,吳到陝西不久,王以“提升為團參謀長”為名,加以軟禁,並將帶去的400多人槍全部改編。吳後來接受了團參謀長和團長職務,並參與了王光宗的“十八路諸侯打安康”的軍閥混戰活動,這給起義隊伍造成了一個很大損失。一支隊遭受損失後,李家俊等及時採取果斷措施,第一,把一支隊活動的城口等地,劃給第二支隊胡洪疆領導。並在城口特派員的幫助下,積極發動民眾參軍參戰;第二,利用劉存厚、顏德基、王光宗等在達縣、萬源等地相互火拚的矛盾,發展實力,打擊敵人,派出戴重在王光宗部隊中活動,並通過王軍中願意起義參加革命的葉副官、王參謀等內外策應,帶走兩個排的兵力到革命根據地;第三,除了發動民眾參軍參戰外,還派出參謀長徐永世到城、宣、萬、開縣邊境招編改選了譚春廷、白長益、王舉安等幾支人馬共二百餘人;第四,在軍事上積極配合王維舟、李光華等在梁平、開江等地的武裝鬥爭,主動向城口、開縣等地游擊。在此期間又進行以下戰鬥:一是同年1月28日,由吳長才、龐孟昭、馬益山等帶領300餘人,從固軍壩的毛埡子出發,深入宣漢50華里,打入區署所在地樊噲店。這次行動,由於情況不清,地形不熟和指揮失誤,損失較大。但使敵人十分驚恐。不得不在樊噲店這樣的峽山溝也駐進重兵。防守起義隊伍的進攻。二是深入敵後50華里襲擊蝦蟲八 口。蝦蟲八 口在炮台山的東頭,與游擊隊先鋒隊的大部隊很近,上有團丁40名,扼險防守成了一顆阻礙游擊隊活動的釘子。2月13日,龐孟昭、馬益山、傅友明等帶領游擊隊百人,乘夜猛攻,因石牆堅固,未能攻下。
此時,宣漢派吳占榮團的周團副帶兵一營進駐十字溪和翁松坪,並派黃金區區長劉紹東和大隊長丁宗義等帶領宣漢清溪、普光、馬家、土主、廠溪、黃金等十多個團防大隊數百人據守官渡場。一面陳兵訓練,一面採取“以民治民”的毒辣手段,分化瓦解起義隊伍。李家俊根據情況,決心掃除這支反動武裝,爭取據守炮台山的游擊隊順利向前發展,於是在官渡、廠溪等地連續發動進攻。2月28日,當游擊隊偵得官渡未駐正規軍而只有團防時,王國良、龐孟昭等即率領農民300餘人分兩路進攻官渡。一路由龐孟昭率領經黃沙坡到官渡背後山上的大梁埋伏,等待官渡場上打響,立即下山猛擊;一路由王國良率領經小路到半邊街,夜襲守敵廠溪團隊,當王國良等到半邊街夜襲成功後,立即打開五顯廟團局監獄,放出“犯人”。接著山上的龐孟昭帶領的游擊軍一齊出動,下崗猛撲,打得劉紹東、丁宗義等赤身裸體地拔腳逃跑。游擊隊正猛攻時,不料敵人大隊長曾伯熙以兩百銀元組織敢死隊反攻。團丁見錢捨命,向游擊隊扼守的據點磕膝包梁反攻。一次不成加兩百元,二次不成加400元,接連5次衝鋒,最後加到1200百元,直打到第二天下午,游擊隊火藥打盡,大刀砍缺,矛子戳彎,把山上的滾木擂石都打完了,才帶上早先抓獲的俘虜撤走。3月30日,游擊隊又繞道官渡,深入敵後廠溪,採取火攻的方式,把廠溪的團隊嚇得困守孤廟,不敢出擊。官渡駐軍李紹根聽到後方廠溪遭到火燒,團隊按兵不動的訊息,立即派人將中隊長嚴登榜和分隊長吳啟台二人槍斃。
王維舟、李家俊等在固軍壩發動武裝起義以來,充分發動民眾,建立農會組織與“神兵”,到1929年底,整個革命根據地已發展到一個縣農會,4個區農會,20多個場農會的革命政權。根據地轄有城、宣、萬三縣邊境的舊院、官渡、樊噲、明通、雙河等5個區的20多個場鎮共1500平方公里,人口6萬以上,革命聲勢日益壯大,各階層人士紛紛參加革命隊伍,開展除惡除奸鬥爭,打擊頑固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壯大了革命力量,根據地得到鞏固和發展。
軍閥劉存厚三次派大兵進剿起義軍失敗後,於民國19年(1930年)3月起,糾集軍、團開始全面“會剿”。首先占領了固軍、牡羊、十字溪、鐵礦等根據地,然後步步為營,普剿普殺。起義軍為了還擊敵人,保存實力,保衛革命政權,首先將縣農會及川東遊擊隊指揮機關由龍潭河的白家坪、大鑽溪、小鑽溪以及高家河等地遷到城、寶、萬邊境大山上的草場壩、回龍壩等地。然後把農會基層幹部和“神兵”師傅組織起來,分別到宣漢的翁松坪、炮台山和萬源的蜂湧山、城口的國木樑山等地,一邊訓練隊伍,一邊發動民眾。在幾座1500米以上的高山上繼續堅持鬥爭。
起義軍復來復往,時東時西的游擊戰術和飄忽戰術是成功的。打了許多勝仗。但隨著敵人的步步為營,分進合擊的戰術,起義軍遇到了不少困難。特別是1930年4月,劉存厚打敗王光宗、顏德基後,集中五個團的兵力,並糾合城口、宣漢、萬源等4個縣的民團共萬餘人向根據地圍追堵截。革命根據地不斷被敵人占領,根據地農民戰後無家可歸,不得不集中起來成為一支經常作戰、專門對付敵的正式隊伍,脫產的部隊給養成了很大的問題。加上根據地縮小,敵人又實行“堅壁清野”的反動政策。集中起來的游擊軍指戰員糧食得不到供給,槍彈得不到補充,根據地越來越小,到1930年4月初,只剩下蜂湧、井溪等一部分高山區,其餘千餘平方公里的根據地大多數被敵人強占了。儘管如此,李家俊等起義軍領導人意志依然很堅定。1930年春,當敵人占領固軍壩、牡羊等平壩地區的根據地時,他們將農會、軍事指揮部以及“行動”委員會搬到城、宣、萬三縣邊境的草場壩、回龍場、九盤石等大山上。並派胡洪疆、戴重等帶隊積極向城口、宣漢邊境發展,想通過城口、宣漢邊境打到開縣開拓新的革命根據地。不料在明通井、蓼子口等地受到敵人三面包圍,因敵強我弱又遠距根據地90餘里,兩個支隊被敵人分割成為兩處作戰,衝破重圍回到蜂湧讓水壩義軍指揮部。在蓼子口地戴重支隊被包圍後,無法退回,只得由鹹吉寺翻越開縣大山,直到滿月槽、白馬泉等地。這個支隊行程500餘里,歷時一月有餘,後經開縣到宣漢的碑牌溝、三墩坡等地返回固軍、井溪壩等地邊境山上。義軍此時,作戰能力大大減弱,在內無糧彈,外無救兵的情況下,一些從軍閥和土匪隊伍改編過來的戰士,極不安定,原從王光宗處來投歸編戴重第三支隊領導的60餘人,更是牢騷滿腹,口出怨言,要求到陝西去找王光宗,李家俊等見軍心混亂,加之吳會治到陝西後信息不通,於是決定由戴重“禮送”王光宗60餘人回到陝西,一方面與王光宗修明“舊好”;一方面也好探聽吳會治支隊訊息。那知王光宗此時已投靠陝軍,養成羽翼,見戴重前往即反臉無情,不僅吞占了吳會治所帶的一支隊的人槍,把禮送士兵返回原部的戴重也抓住殘殺於西鄉城南河壩。
此時,義軍只剩下李家俊、徐永世、胡洪疆、王國良、文強等領導人。儘管處境十分困難,胡洪疆等又在宣漢的白馬寺、印盒山等地與魏邦文部隊和赴蘭田偽區長的反動民團,進行數次戰鬥。此時,劉存厚惱羞成怒,對根據地實行屠殺政策。從1930年5月起,在牡羊、固軍、井溪和三區地面掛“剿牌”。實行“集村制”,把居住在四面八方的農民趕到指定的村子裡住下來,早晚點名,輪流值日,並且實行連座法,一家有罪,十家連座;一人犯法,十人同罪。軍閥劉存厚還大開殺戒,僅在李家俊所在厚坪的一個上午即殺136人。在溫水溪、新場壩、羅斗壩、冉家壩等10餘個地方實行集體屠殺的至少在千人以上。
同時,四川省委和省軍委書記劉願安、李鳴珂等也遭到劉湘殺害。王維舟居住開江亦鞭長莫及,只好派人到根據地傳達意見,李家俊等起義軍領導人面對這種情況,決定埋下武器,保存實力,分頭活動。分散以後不久,第二支隊長鬍洪疆即被叛徒鄧海如出賣,在龍潭河石板坡的馬家院子被捕犧牲。徐永世與李哲生分兵由萬源八台山到陝西鎮巴境內後,1930年7月,徐永世被陝軍團長陳德三殺害於陝西西鄉之白岩溝。李家俊與王國良轉到重慶。至此,固軍壩起義遂告失敗。
震撼全川的固軍起義在堅持一年零四個月後失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