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發展
西漢時期
遠在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時期,蜀滇先民便開通了一條涉外商道,史稱“蜀身毒道”,今又稱“蜀滇緬印古道”,即從四川通往印度的古道,現被學術界譽為“西南陸上絲綢之路”。它山蜀地開始,經昆明、大理、保山、騰衝至緬甸、印度(身毒)並再經阿富汗(大夏)延伸到地中海。該道在西漢張騫通西域時業已發現。它的開闢早於西北絲綢之路,是我國西南各民族開拓的最早的一條涉外商道。
隨著此道的開闢,溝通了我國與印、緬等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其中以緬甸為最。據印度史書《政事論》和《摩奴法典》記載,公元前四世紀我國的絲綢等商品便通過蜀身毒道運銷印度。1956年雲南晉寧石寨山發掘的西漢滇王墓葬群中,即有印、緬的琉璃珠、海貝等物品。其他地區也出土類似的文物,充分說明滇蜀與印緬間的貿易已頻繁,貿易中商人們將緬甸的大象、犀牛、水牛、寶石、琥珀、翡翠運銷到中國,並將雜技也帶進來,而把中國的黃金,白銀和絲綢等運銷到海外。互市中有印度、緬甸和中國商人。如晉《華陽國志·南中志》記載,永昌郡“有閩濮,鳩獠、驃、越、身毒之民”,其中的驃人和身毒人就是緬印商人。
南詔、大理國加強和緬甸境內的驃國,彌臣、彌諾、大賧以及東南亞各國的交往、滇緬商人貿易,較之前代更加密切,唐·樊綽《蠻書》卷十記驃國時說:“有移信使到蠻界河賧(今大理)、則以江豬、白氈及琉璃罌為貿易”。而此時流傳的“河賧賈客”謠,則又是以喜洲為主的大理商人到域外經商的寫照。歌謠中寫:“冬時欲歸來,高黎貢山雪:秋夏欲歸來,無奈穹賧熱;春時欲歸來,囊中絡賂絕”。賧是白語中平壩的意思,絡賂是錢財意思。可知這些河賧賈客是大理白族商人。唐代南詔,宋代大理國長達516年,今雲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在大理。一年一度的“大理三月街”則成國內及東南亞各國商人的交易會,至今不衰,交易中的珍珠、寶石、黃金、麝香為貴重貨物。
元明清
元、明、清王朝雖有種種限制,大理和東南亞、南亞各國間的貿易卻有很大發展,商隊用數千匹馬組成的上百支馬幫隊伍在滇緬印間的古道上作接力棒式的穿梭往來,買賣各種商品。當然,被譽為“西南絲綢之路”的蜀身毒道,通商較早,但真正由官方修築成驛道則肇始於西漢,全線完成於唐南詔,二乾餘年來山間鈴響馬幫來,長久不衰,對西南社會的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揮了重要作用。如南詔時期,雲南通行的貝幣多由此道輸入。然而,夏有熱瘴毒蟲,秋多風雨洪汛,冬有積雪嚴寒,只有正月至三月最宜通行,因而以騾馬為主要交通工具的時期,貿易量不可能有太大的發展。
近代
自歐洲資本主義興起後,英法等國商人到東南亞,紛紛與雲南商人貿易。1894年——1895年間中緬貿易額約320萬盧比(緬幣)。黃懋裁《西猷閂記》載:“棉花最多每歲販入雲南者數十萬馱”。當時的商品有英國貨的紗布、瓦花(棉花)、紙菸、煙油、洋蠟、火柴、綢緞等數十種,其中洋紗就有“金雞”、“日人”,“人花”、“拉索”、“獅蛇”等牌子,德國貨有顏料、毛巾、香水各種日用品和化妝品;日本貨有“皇佛紗”、布匹、衣服、玩具,少量日用品及美國的石油等等。大理地區,主要是下關成了各種洋貨集散地,日輸入量上千馱,各種土特產品以銷往海外。商人紛紛在滇緬印間設商號,迤西主要集中在下關,形成四川、臨安(建水)、迤西(包括鶴慶、騰衝、喜洲等地商人)等三大商幫。
下關,古稱“龍尾關”。由於它有滇西交通樞紐和大理咽喉的特殊地理位置,是向來被兵家、商家及文人所倚重,是兵家商家的必爭之地,唐南詔的天寶戰爭就是發生在這裡,它西經騰衝至緬甸;北經麗江到西藏;東經昆明到南寧、廣州、香港,又經南華到四川,沿長江到重慶、上海;南經臨滄到西雙版納,是滇緬商道和滇藏商道的交匯點,公路修通後更成滇西交通樞紐。早在唐南詔,宋大理國時期,下關是據守大理的重要關隘,又是與緬甸、印度交通的驛站之一。成為與東南亞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門戶。大理被譽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下關即是這個古都的重要視窗。
除了前述的“蜀身毒道”,另外“茶馬古道”也途經大理下關。此“茶馬古通”歷史悠久,主要由馬幫將雲南南部的思茅、普洱一帶產的茶葉運經大理下關加工後,再運至西藏拉薩、印度。它同樣也促進了我國西南地區社會經濟文化的繁榮和發展。大理一直是這兩條古道的重要物資集散地,尤其下關更是這兩條向東西和南北方向延伸的古商道的交匯點,歷來商賈雲集。因此,前述的下關從清代中葉開始,成了雲南對外貿易的中心,在長期的貿易競爭中,通過分化、瓦解、組合後,四川、臨安、昆明等商幫相繼退出,民國時期形成以進出口貿易為主營的喜洲、騰衝、鶴慶三大商幫。而以喜洲幫為首,進行大規模的商業貿易,以“川銷滇茶,緬銷川絲”最具特色。
抗日戰爭時期
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內地各大城市先後淪陷,滇緬公路成了全國唯一的對外交通運輸線,被譽為“抗戰輸血管”、“抗日塵命線”。各大商號紛紛搶運物資,形成“走印度、跑緬甸”的格局。下關是其重要的物資集散地。到1949年,下關發展成雲南僅次於昆明的商貿經濟中心,擁有大小商號商店2000餘家,各大商號設號建房,形成四方街、振興街、啟文街、福慶巷、仁民街等縱橫交錯的商貿街及財神殿、“絲花會館”等商幫文化建築群,形成三幫稱雄、百貨鹹集,市場繁華,人丁興旺,秩序井然的外貿商業重鎮,形成雲南獨具特色的商幫文化。三大商幫每幫均由三、四十家大商號組成。鶴慶幫是以“福春恆(蔣宗漢)”號為代表的漢族、白族商人兼而有之的本地幫;騰衝幫以“洪盛祥”號(董氏,其董氏與喜洲董氏有淵源關係)、“茂恆(王少岩)”號為代表,為外來幫:喜洲幫以“永昌祥(嚴子珍)號”、“錫慶祥(董澄農)號”為代表,除幾戶回族小商戶外幾乎是純本地白族幫。
喜洲在下關北35公里處,在漢晉時代是葉榆縣的縣治所在地,南詔主要城市“大厘城”就設在喜洲,是南詔的經濟重鎮,有“河賧賈客”。近代產生“喜洲商幫”,是白族商幫文化的集中地,從上世紀50年代初開始至1978年商業活動受到極大限制。這裡的人重視文化教育,歷來文商並重。歷史上曾有“一門三進士”、“同榜四舉人”的美談,現在各地就職的人中獲正高級職職稱者400餘人,故譽為“四百教授一家鄉”。目前,我國第一例試管嬰兒培育者、醫學專家張麗珠,兩彈一星元勛、飛彈專家王希季(其母為喜洲人)等成為其中佼佼者。
代表企業
1903年其繼子嚴子珍出資股本市銀3325兩,江西漢族商人彭永晶出資白銀4315兩,喜洲白族商人楊鴻春出資3205兩,還有5位喜洲白族商人,總計11166資銀,在下關成立“永昌祥”商號,設分號於大理、昆明、麗江、維西、會澤、敘府(四川宜賓),主營城鄉人民吃穿、用的消費品和部份手工業原料。用“本股”、“力股”分配“股息”和“紅利”,引進先進的管理手段,因而效益顯著,股東增多,這是白族地區產生於清光緒年間的股份制企業,對本地區的工商業發展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自楊鴻春(1910年)、彭永昌(1913年)先後退股出號後,嚴子珍成了號主。
永昌祥1912年起,先後在緬甸瓦城、中國香港地區、上海設分號,經營範圍遍及長江以南諸省及東南亞、印度各大商埠。1945年在華僑李兆煥先生的幫助下商務到了美國波士頓,主要進口百貨、香菸、化妝品等等。
70餘年來永昌祥在海內外70處設立分號,員工3000餘人,按目前人民幣估算,總資產約30億元。在昆明、下關兩地輪流設總號,經營棉紗、茶葉、黃絲、綢緞、布匹、黃金、白銀、外匯、山貨藥材、汽車等生意。貿易額很大,如:每年銷往緬甸的黃絲一項就約一萬擔(一萬多箱、50萬公斤)。20世紀40年代木,一次即進口2000餘部“大道奇”汽車。在經營中注重商德,誠信為先,注重質量,創造名牌,其創的“松鶴牌”沱茶,幾十年暢銷不衰,時至今閂下關茶廠按此牌改進的產品,成外銷俏貨,還成為雲南的“三寶”之一,多次榮獲國際食品金獎,還創最受歡迎的黃絲名牌“雙絲牌楊紡”。該號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在下關創立第一家茶廠,開創了白族地區辦廠的先河,又先後在四川、緬甸等地建“樂山裕利絲廠”等10餘個廠,並向“寶明電力廠”等其他企業大量投資。又在大理、昆明等地約購3000畝土地用於辦“民生農場”等。嚴子珍還任慈善會長,樂善好施,扶貧濟困,在眾多善舉中以興醫、助學為主。其中先後獨資或捐資省內外的學校、圖書館、教育館等10餘所。永昌祥還培養了大批人才,扶持多家企業發展,成為清木至民國時期白族最有影響的商號之一,對雲南的社會和經濟發展產生了一定影響。
喜洲幫的“錫慶祥”號是白族商人董澄農在民國時期創辦的雲南第一家把商業資本成功轉化為工業資本的企業,總號在昆明,約有40處分號。以“鎢銻公司”、“大成實業公司”最著名,並大量經營進出口交易,資產與“永昌祥”相仿,並熱心辦了許多公益事業,喜洲的其他商號經營方式亦大同小異,資金也很雄厚。因此,他們在故鄉和各地建了許多民居、商號用房、工廠、別墅、學校、醫院及圖書、碑刻等等,成了商幫文化的遺產。在故鄉喜洲明、清、民國以來就建有大量民居,其中標準的“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一進四院五重堂”等白族民居即有113院,加上算在喜洲範圍的七善邑、翔龍村、寺上村、寺下村、坡頭村、中和邑等村的民居,總計約600多院。在抗戰中我國著名的作家老舍於1941年10月應當時寓喜洲的華中大學(今華中師範大學)之邀去講演,他說:“喜洲鎮,雖然是個小鎮子,卻有宮殿似的建築,……真是世外桃源……有點像瑞士。”(《滇行散記》等)因此,喜洲的民居和散布在各地的商號用房是一筆珍貴的“白族商幫”文化遺產。以嚴家為例,在外地的用房多數已毀,而在喜洲還保存清中葉的古宅、清末的老宅,嚴生成府、嚴燮成府、楊克成府、海心事、祠堂,墳山“報本祠”祭祀房等等。喜洲商幫在外地的文化遺址,基本已毀,只有錫慶祥分號遺址碩果僅存,它地處下關人民街北部,占地約三畝,由“三坊一照壁”一院及其它附屬設施組成,現由州民政局使用。該號約設分號40餘處,這是其中之一,總號在昆明,該號分散四處的各類用房和工廠均已蕩然無存,僅存此處,舊貌依然,古色古香,顯得特別珍貴。白族商幫文化遺產是一筆珍貴的歷史遺物,對於研究我國民族發展史、僑鄉史、建築史、藝術史、經濟史均有重要的參考價值,而且也是人們探幽訪古,攬勝寄情的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