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基本介紹,歷史淵源,分布地區,藝術特色,主要價值,追憶淵源,傳承意義,走進校園,
基本介紹
早期善書只在元宵節和中秋節說唱，後來逐漸成為經常性活動。20世紀30年代，漢川善書藝人進入武漢城鎮說唱，1936年在漢口成立“宣講、評書聯合公會”，入會的漢川善書藝人有50多人。至此，善書進入全盛時期。
善書通常以一人主講、多人應答的形式演出。形式有問有答，說唱結合。
曲詞分為“說詞”、“宣詞”、“答詞”3種。答詞在善書中起畫龍點睛的作用，答詞的演員，既是“包袱”的製造者，又是“包袱”的揭示者，一句話，一個動作，往往逗得聽眾哄堂大笑。善書的說唱藝術要求演員做到“舌生花，口生香,臉生采，目生光”。
有人以“正派、雅致、細膩、動聽、感人”來概括它的藝術特色。善書的唱腔以“宣腔”為主，與漢川早期流行的“獨鼓書”唱腔有密切的關係，具有深沉委婉、靈活多變等特點，在主曲中占有重要位置。其他唱腔有“丫腔”、“梭羅腔”、“流浪腔”、“哀思腔”等10餘種，分別表現喜怒哀樂等不同情緒，各有特色。
演員說唱時，只拿一塊醒木和摺扇或手帕，沒有樂器伴奏，是一種徒歌形式。善書的曲目稱為“案傳”。據藝人解釋，採用舊時官府判案的材料和宣講的材料，稱為“案”；用民間傳說故事編寫的宣講材料，稱為“傳”。
傳統的案傳有300種左右，較有代表性的為《竇娥冤》、《烏金記》、《蜜蜂記》、《生死牌》、《四下河南》、《一江血》等。
歷史淵源
善書是民間文學範疇的重要組成部分起一。據四川天日鎮古墓出土的“說書俑”所析，遠在漢代就有萌芽，至唐代的出現了散韻相同，說唱並茂的“駢文”和“俗講”。宋元以後，說唱文學的種類日益擴大，明代永樂年間便有“欽頌善書”印行天下。
演員何中華即興表演
演員何中華即興表演清代時，善書由案頭文學發展成講唱文學，且產生了善書曲藝，流行於八旗直隸各省，後北衰南盛，除流行於湖北的武漢、孝感、荊州和黃岡等市縣外，在上海、重慶、河南開封、四川萬縣、湖南津市等也有從事這種宣講活動的藝人。
新中國成立之後，南方的善書漸趨消亡，惟湖北漢川、蔡甸、仙桃一帶的藝人繼承和發展了這一曲種，且逐步形成了以漢川為中心的"漢川善書"。
善書之所以在漢川生根、開花、結果，是由於歷史上漢川是眾水匯歸之區。清代至民國，襄河兩岸開出九條支津，匯歸漢水，水鄉逐漸變成平原，民眾也逐漸由捕撈轉至耕種，生活日趨安定，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也日益迫切。道光年間，官家宣講聖諭漸為民間宣講孝敬父母、和睦家庭、友善鄰里、救難救急等“十全大善”所取代。最初只在元宵節、中元節前後宣講，後逐漸發展到經常性的活動，並可在田頭地邊、街頭巷尾、茶樓酒肆宣講，深受鄉民歡迎。1936年前後由鄉間進入武漢等城鎮。
分布地區
主要流行於湖北中部地區的漢川、漢陽等縣和武昌、漢口城鎮一帶，其中以漢川縣最為盛行。抗日戰爭時期，漢川藝人將它傳入四川重慶、萬縣等地。善書起源於清順治年間的“宣講聖諭”。“宣講聖諭”說唱的是宣揚封建倫常的故事。至光緒年間，“宣講聖諭”就被“十全大善”所代替，具體提出了孝敬父母、和睦鄉里、設義學、設義渡、施茶水、恤孤貧等十大善行，以提倡正直善良、勤勞儉樸，反對奸盜邪惡、傷天害理為說唱內容。從此稱為“宣講善書”、“說善書”，後來簡稱“善書”。
湖北地圖
湖北地圖藝術特色
由於善書是一種敘述體，不象戲劇那樣要求化妝，其形式簡單，易於繼承，故善書很快被人接受，並發展演變成為漢川的曲藝曲種。善書初為一人宣講，後發展為三人或多人同台宣講。多人宣講時，有“主案”與“宣詞”之分。主案重說講，宣詞(又叫答詞)說兼唱。
其表演程式“宣”、“講”、“答”、“對”等項，內容多高台教化和勸善祈福的色彩。主案自始至終說講故事，宣詞則隨主案人詮釋故事情節，分扮各種角色上場或退場。語言通俗易懂，有問有答，有講有唱。善書曲目有“案”、有“傳”，合稱“案傳”。取材於官府判定了的案情故事謂之“案”；取材於民間故事者謂之“傳”或“書”。善書的唱詞為十字句。上下句式結構。不隨意增字減字，一韻到底。主腔叫“宣腔”，速度舒緩，節奏自由。善書原為徒歌形式，現經改革加入絲弦伴奏。唱腔曲調有“大宣腔”、“小宣腔”、“丫”、“梭羅腔”、“怒斥腔”、“哀思腔”等。傳統曲目有《四下河南》、《猛回頭》、《蜜蜂記》、《生死牌》等。新曲目有《雙團圓》、《飛鴿案》等。
中共漢川市委書記馮雲喬致歡迎詞
中共漢川市委書記馮雲喬致歡迎詞漢川善書按講唱的場所不同分兩類，一類是“場書”，即在固定的書場、茶館中講唱，在漢川城區和馬口鎮邱子村有兩個書場常年表演；另一類是“台書”，即每年春節到農曆三月中下旬，做生祝壽、婚喪嫁娶等鄉間大事，是善書表演最集中時段，許多鄉村都要搭台請善書藝人講書，而且有俗規，要講就要連續講三年，每年講三場。當地不少老人都保留著童年時期擠在台前聽善書的美好記憶。
主要價值
善書是一種說唱結合的曲藝曲種。自清乾隆年間形成曲藝形式以來，已有260年的歷史，曾盛行於湖北、河南、四川湖南等地，目前只有漢川市的善書藝人繼承並發展了這一曲種。“漢川善書”書目達300多部，唱腔具有濃郁的江漢平原特色，目前尚存的曲牌有13首。“漢川善書”目前已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 “善書”又是善本之書。一類，是古代書籍在學術或藝術價值上，比一般本子優異的刻本或寫本。如《笑林廣記》，外函是布面骨簽，清代版本，只有火柴盒大小，起碼世間流傳一二百年了，不知輾轉了多少人之手，最後我的書櫃，做了它的歸宿，如果磁器，恐怕早在時間長河中，一朝不慎，清脆一聲而裂為碎片了。一本民間藥方，手抄本，不曉得何人所抄，何時所抄，又抄自何處。是否為哪位名醫，積一生臨床經驗，而整理的孤本呢。二類是名家簽名書，若說收藏，當最具價值的。大學者張中行，在所送我的多本書中，簽字竟無一重複；大作家王蒙、劉白羽、浩然，著名詩人張志民、李瑛，著名作家劉恆、畢淑敏、史鐵生，歷史學家白剛、王宇信等等，莫說拜讀每一本大作，就是單看這或清秀、或剛勁、或笨拙、或瀟灑的簽字，也是一種享受。
湖南
湖南追憶淵源
漢川“善書”與江城武漢的淵源和對已故研究“善書”的專家王遠翔學兄的追憶。
說書改革開放後，1983年末，湖北省曲藝界在漢口的民眾樂園內舉行了全省第二屆百花書會，漢川“善書”當時被作為孝感地區代表隊的一個節目，在民眾樂園演出了新“善書”《梅花記》。新“善書”讓觀眾耳目一新。首先是內容有了革新，跳出了過去單純勸善的圈子，而是宣傳計畫生育等現實生活中的新人新事；在形式上也有了改革，將過去的兩個男演員的“一講、一宣”改為了一男二女的“一講二唱”，並且還加上了音樂伴奏，對“善書”這門優雅藝術的風格既做到了繼承又有所發展和創新，贏得了武漢觀眾熱烈的掌聲。王遠翔是湖北省漢川市劉家隔人，生於1919年，其父早年留學日本，乃早稻田大學畢業生。遠翔在抗日戰爭之前就讀於武昌大公中學時與筆者為同窗，1941年我們則同時畢業於武昌，為該校首屆學員。解放後，遠翔任漢川市文化館長併兼任漢川漢劇團編劇，且專門從事“善書”研究工作。年過古稀，不滿八十因病與世長辭。
1989年他在《漢口憶舊》一書中以《話說“善書”》為題說“武漢人時興過‘中元節(陰曆七月初一至十五)’。戲園子上演應節戲《董永分別》。一至夜晚，各善堂鑼鼓喧天送河燈，街頭巷尾則宣講‘善書’。說到‘善書’它是勸人行善做好事，對安定社會有所裨益，所以各善堂都倡導講‘善書’，宣講者多為年高德重的知名人士，而且不收報酬。1931年大水淹了武漢，大批災民困居江城，漢川等地的半職業‘善書’藝人則來漢組班說‘善書’賺錢餬口。當時，漢陽縣的蔡甸鎮上發生了一起余海子謀殺案，有人就把它編成‘善書’名之為《一口血》。漢川‘善書’藝人就抓住這個本子大做文章，宣講得有聲有色，使聽者為之淚下，吸引了大批的武漢工人聽眾。漢口三曙街有個叫贏台的茶社，請來漢川‘善書’潘炳福、王海元坐堂演出，從1935年一直講到1943年。可見武漢聽眾對‘善書’這個曲藝曲種的熱愛之情。”
傳承意義
“漢川善書”現存優秀名篇300多篇，經常宣講的有100多篇，專門從事宣講創作“漢川善書”的人員有300多人。
進入新世紀，受外來文化衝擊和多元文化的興起影響，加之一些有造詣的老藝人相繼辭世，年輕世人能獨樹一幟的少，一些優秀的曲目瀕臨失傳。漢川善書在當前的傳承發展遇到了空前困難，青年藝人斷檔，傳統流失嚴重，亟需扶持保護。
國家非常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2006年5月20日，該曲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走進校園
2007年11月24日，漢川二中組織高三文科班學生到階梯教室聽“漢川善書”。
“漢川善書”是馬口人王海元首創的文藝曲種，已列入首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為了弘揚其藝術精華，讓這個瀕臨失傳的優秀曲種重放異彩，該市有計畫地讓青少年接觸、了解這個文藝曲種，“漢川善書”歷來具有戒惡勸善的教育功能，這次來校的4位老藝人把廉政教育的內容用“漢川善書”的形式向學生宣傳，老藝人們攝人心魄的演唱，引起同學們強烈的共鳴。
參加研討會全體代表合影
參加研討會全體代表合影由漢川市政府和華中師範大學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辦的“漢川善書”2006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漢川舉行。36名中外專家學者參加了研討會，並提交論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