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商周遺物
- 出土：河南安陽殷墟出土
- 種類：契文、殷契、甲骨刻文
- 產出時間 ：公元前14～前11世紀
商代甲骨
主要指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公元前14～前11世紀）王室占卜記事用的龜甲和獸骨。以其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即稱甲骨學。商王常用甲骨占卜吉凶，卜畢將所問之事或所得結果刻（或寫）在其上，此即商代甲骨文，但出土甲骨更多是不刻文字者。因商代甲骨文不見於古代史書記載，所以學者間命名不一，又有龜卜文、契文、殷契、甲骨刻文、殷墟文字、貞卜文、殷墟卜辭等各種名稱。商代甲骨的發現和研究對商代考古、歷史及古文字學的研究均有重要意義。
刻字牛胛骨小屯南地出土。
發現簡史商朝滅亡，“失國霾卜”。商代甲骨即不為世人所知。1899年（清光緒己亥）秋，古文字學家王懿榮首先在所謂“龍骨”中發現帶字的甲骨，並定名為商代卜骨，高價購藏,至1900年，他先後3批共購藏甲骨1500片。同時搜購甲骨者還有古文字學家王襄、劉鶚。其後的著名收藏家還有羅振玉等。羅氏自1907年開始購藏甲骨,至1928年先後收藏近3萬片。一些外國人很早開始也搜求殷墟甲骨。早在1903年,美國人方法斂(1862～1914)和英國人庫壽齡(1859～1922)就開始合購甲骨,英國人金璋(1854～1952)、德國人維爾茨和衛禮賢(1873～1930)也自1908和1909年開始搜購甲骨,以上數人共得甲骨5000片左右。日本人蒐集甲骨要早於羅振玉，如三井源右衛門一批即得3000片，林泰輔從1905年開始搜購甲骨，到1928年前後,日本各家共蒐集甲骨15000片左右。加拿大人明義士(1885～1957)自1914年起在安陽坐地收購甲骨，小屯村中和村南的幾批重要發現，都為明義士所得,至1926年他自稱收藏逾5萬片，其數居外國人之冠。
以上國內各家所得和流散國外的甲骨共10萬片左右。
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開始有計畫地發掘殷墟,先後進行15次。其中第1次至第9次共出土甲骨6389片,第12次至第15次共出土甲骨18405片。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殷墟發掘工作繼續進行,先後在四盤磨、小屯、大司空村、苗圃北地和後岡等處出土商代甲骨。其中小屯南地1973年出土甲骨4000多片，內容豐富，地層關係明確，對於甲骨分期研究有重大學術價值。殷墟以外，1953、1954年在鄭州商代遺址中還出土2片商代中期的有字甲骨。
小屯南地17號坑出土甲骨情況
自1899年發現殷墟甲骨至今，86年來已出土商代甲骨15萬片以上，現分藏於中國大陸和台灣省及港澳地區。
此外還流散到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蘇聯、聯邦德國、瑞士、比利時、荷蘭、瑞典等國家。
著錄與研究殷墟所出的甲骨有不少已著錄出版。
1903年劉鶚整理所藏部分甲骨，出版《鐵雲藏龜》，是為第一部著錄甲骨的著作。劉氏所余甲骨曾先後著錄於羅振玉《鐵雲藏龜之餘》、姬佛陀《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商承祚《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和《殷契佚存》等書中；王襄所藏甲骨的一部分，著錄於他所編《□室殷契徵文》一書中；羅振玉所藏甲骨的一部分，先後收入他所編《殷虛書契》、《殷虛書契菁華》、《殷虛書契後編》等書中。外國人所得甲骨，早年有一部分以摹本出版，如庫壽齡、白瑞華所編《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甲骨卜辭七集》等。明義士所得甲骨，一部分著錄於《殷虛卜辭》書中；日本人所得甲骨，林泰輔以拓本纂為《龜甲獸骨文字》，郭沫若《卜辭通纂》也有著錄。
近年來，國外所藏甲骨不少墨拓出版，周鴻翔編有《美國所藏甲骨錄》；日本貝□茂樹編有《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松丸道雄編有《東京大學東洋文庫所藏甲骨文字》等；加拿大則出版了許進雄《明義士收藏甲骨》、《殷虛卜辭後編》、《懷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等；英國各家所藏甲骨也已墨拓並正在編纂出版中。
抗日戰爭期間和抗戰勝利以後所出甲骨，主要著錄於胡厚宣《戰後寧滬新獲甲骨集》、《戰後南北所見甲骨錄》、《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甲骨續存》等書中。
殷墟科學發掘所得甲骨中，第1～9次發掘所得收入董作賓《殷虛文字甲編》一書。第13～15次發掘所得收入董作賓《殷虛文字乙編》一書。而1973年小屯南地所得甲骨，則收入《小屯南地甲骨》一書。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一書，將1973年以前出土的甲骨進行選片、去重、棄偽、綴合，並選換拓本和墨拓未著錄材料，精選出41956片編為13冊,自1978年開始出版，至1982年已全部出齊，為甲骨學和商史研究提供了系統的資料。
在出土和流傳過程中，不少完整甲骨破碎而分屬於不同藏家，或見於不同的著錄中。為了得到較為完整的資料,不少學者致力於殘斷甲骨的綴合復原工作。1917年王國維首先綴合了《戩壽堂所藏殷虛文字》1.10與《殷虛書契後編》上8.14，發現了甲骨文所記上甲至示癸的世次與《史記·殷本紀》不合，從而糾正了《史記》所列個別商王世次的錯誤。其後郭沫若《卜辭通纂》、《殷契粹編》和董作賓《殷歷譜》也做了許多綴合工作。甲骨綴合的專著有曾毅公《甲骨□存》和《甲骨綴合編》，郭若愚、曾毅公、李學勤《殷虛文字綴合》等。張秉權的《殷虛文字丙編》集中綴合了《殷虛文字乙編》的材
料，屈萬里《殷虛文字甲編考釋》則對《殷虛文字甲編》多有綴合，此外，有嚴一萍的《甲骨綴合新編》等。
《甲骨文合集》一書從30多種甲骨著錄中共綴合了1600餘版。
關於甲骨的出土地點和年代，劉鶚在《鐵雲藏龜》序中首先明確指出甲骨文為“殷人刀筆文字”，羅振玉則在1908年考定甲骨出土地應為河南安陽“洹濱之小屯”村。經羅振玉、王國維等深入研究，甲骨被確定為晚商遺物，其出土地小屯即《史記·殷本紀》正義引《竹書紀年》所載的“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的晚商都城。以此為基礎，才有從1928年開始的殷墟發掘。
孫□讓1904年完成的《契文舉例》一書，是第一部甲骨文考釋著作，他將《鐵雲藏龜》中的甲骨文與金文、石鼓文及《說文》中的古文相比較進行分析，共考釋文字180多個。其後幾十年來,對甲骨文字考釋做出貢獻的學者主要有羅振玉、王國維、唐蘭、於省吾、郭沫若、董作賓、楊樹達等。這些學者的考釋方法基本是“由許書以上溯古金文，由古金文以上窺卜辭”。此外，還比較分析甲骨文字形的偏旁點劃，然後通過音韻學、訓詁學的手段，以求其音、義。郭沫若、於省吾在傳統考釋方法的基礎上，結合民族學、世界史等方面的材料進行研究，屢有新獲。經過學者們的努力，甲骨文4500多個單字,目前已辨識出2000字,但其中得到公認者僅有1000多個。其餘不識者多為族名、地名或專名，知其義而不知其音。在上述成果的基礎上，甲骨文篇章已可基本通讀。考釋文字的主要著作有羅振玉《殷虛書契考釋》，郭沫若《卜辭通纂考釋》、《殷契粹編考釋》、《甲骨文字研究》，唐蘭《殷虛文字記》、《古文字學導論》，楊樹達《耐林□甲文說》、《積微居甲文說》，於省吾《雙劍□殷契駢枝》、《甲骨文字釋林》等。
自1917年王國維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續考》利用甲骨文進行商史研究以後，繼續者不乏其人。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指導甲骨文研究，開闢了中國史學研究的新天地。這方面的其他著作有胡厚宣的《甲骨學商史論叢》、董作賓的《殷歷譜》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學者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除繼續對文字進行考釋外，又對傳統的甲骨文分期斷代進行補充、修正，並開始探索新的分期斷代標準。與此同時，利用甲骨文材料研究商代的社會性質、階級結構及商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等，也取得了新的進展，從而使甲骨學研究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卜法與文例商代統治者十分迷信，占卜活動頻繁，幾乎天天卜，事事卜，藉以指導自己的行動。占卜內容基本是以時王為中心，就他所關心的問題，通過貞人向上帝、鬼神、先公先王等求疑問卜，以便預示吉凶，祈望得到護佑。有對祖先與自然神□的祭祀與求告，有對風、雨、水及天象、農事、年成的關注，也有對同周圍各方國戰爭的關注和商王關於田游、疾病、生育以及旬、夕、禍、福的占問等。
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龜腹甲（也有少量背甲）和牛胛骨。龜主要為南方產物，殷墟第13次發掘所得一版大龜長一尺二寸，產自馬來半島。牛胛骨則主要為當地所產。卜用甲骨，用前都需經過整治。在殷墟科學發掘前,曾在小屯村北朱姓地（即後來之E區）發現一坑數百隻腹背完整之龜殼，此即存儲龜料的場所。削鋸龜甲時，先將腹背鋸開，去掉腹甲外沿，再將其內刮磨平整。背甲則從中間剖開,再鋸去首尾兩端,呈鞋底形，此即“改制背甲”。經削鋸處理的龜甲都要去掉鱗片並將正反面打磨平整;整治肩胛骨時則先要切去一部分骨臼,再切去突出之臼角和削平骨脊，最後將正、反面打磨光滑。鋸削後的甲骨還要在背面施以鑿、鑽，但也有少量牛胛骨在正面施鑽鑿。鑿為長槽狀或棗核狀。鑿旁挖一個圓窠，即為鑽。龜甲以中間千里路為界,左甲鑽在鑿右,右甲反之；牛胛骨左胛骨鑽在鑿右，右胛骨亦反之。
占卜時，用燃熾的木枝燒炙甲骨背面鑿、鑽處，因甲骨厚薄不勻，正面即出現“卜”字形之裂紋。其中鑽處裂紋稱兆枝，鑿處裂紋稱兆乾，此即據以判斷吉凶的“卜兆”。卜時所灼數不一，少則呈一、二兆，多則可達百餘兆。龜甲兆枝左右相對。牛胛骨則兆枝朝向臼角缺口，即右胛骨兆枝向右，左胛骨兆枝向左。占卜以後，將所問事項刻記在甲骨之上。文字一般先刻豎劃，後刻橫劃。首先在卜兆上方刻記占卜序數，即一、二、三、四……,稱為“兆序”,最多有卜至20次以上者。兆旁還記“兆辭”，如不玄、不玄冥、一告、二告、三告、小告等。或記“吉辭”，如吉、大吉、弘吉等。或記“用辭”,如□用、用、□毋用、□御等。吉辭、用辭以晚期甲骨為常見。最後刻卜問之事，故又稱甲骨文為卜辭（見彩圖卜甲、卜骨、卜骨）。一條完整卜辭，應包括敘辭、命辭、占辭、驗辭等項。如《殷虛文字丙編》第247片：
甲申卜，□，貞婦好娩□。王占曰：
其佳丁娩，□。其佳庚娩，弘吉。
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佳女。
此辭之“甲申卜，□”即敘辭，為貞卜日期及貞人名。
“貞婦好娩□”,為所問之事,稱“命辭”或“貞辭”。
“王占曰：其佳丁娩，□。其佳庚娩，弘吉”，為商王親自視兆占問以判斷吉凶，稱“占辭”。“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佳女”,為卜後31日，事情應驗,記其結果而補刻，即“驗辭”。在殷墟卜辭中，形式如此完整者極少,一般常省去占辭或驗辭,也有隻保留命辭者。在早期甲骨中，有時將刻文以□砂或墨填塗，也有少數甲骨上的文字不是刻寫，而是用“毛筆”朱書而成。
卜辭的分布有一定規律。一般說來，刻辭迎兆並與一定的卜兆有關。龜腹甲右側卜兆向左，文字右行；左側卜兆向右，文字左行；甲首及甲尾部分，或近甲橋邊緣部分，卜辭由外向內行。背甲與之相同。商人占卜往往從正反兩個方面問疑，反映在龜甲上則有位置相應的左右“對貞”。牛胛骨中右胛骨卜兆向右,卜辭左行;左胛骨卜兆向左，卜辭右行。只有上端近骨臼處的兩條卜辭由中間讀起，在左左行，在右右行。牛骨上的各條卜辭，或自下而上刻寫，或自上而下刻寫，其間往往有界劃相隔。每一件事也反覆對貞。但也有不同之卜交錯排列，名為“相間刻辭”；有時甲骨正面的卜辭無處容納，則轉刻於背面，此即“正反相接”；有時反覆卜問同一件事,但將內容基本相同的卜辭分刻於數版甲骨之上,只是各版卜序不同，這就是“卜辭同文”。
甲骨經占卜契刻之後,有的便有意識地存儲起來,如1936年發掘的127號坑內共存放17000片甲骨；有的則散落，如出土於殷墟宮殿基址之上的零星甲骨即是；有的則被廢棄，如一些習刻文字，如乾支表、仿刻等。
分期與斷代對商代甲骨進行分期斷代，是將甲骨學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必要條件。目前主要行用的是董作賓1933年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所提出的五期說：第一期：盤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廩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五期的劃分，主要根據十項斷代標準：1.世系;2.稱謂;3.貞人;4.坑位;5.方國;6.人物;7.事類；8.文法；9.字形；10.書體。十項標準中，最重要的是世系、稱謂、貞人三項。世系是各王的位次。稱謂是時王(即占卜時的王)對各位祖先的稱呼（祖、父、兄、妣、母），據此可知時王與其祖先和其他親屬間的關係。貞人是代時王例行占卜的史官，與占卜問疑的時王為同時人。因此,世系是個綱，根據時王對先王的不同稱謂,就可判斷甲骨屬於何時。時代已明的甲骨上出現的貞人，也當與時王同時。同一版甲骨上出現的不同貞人，由於他們的稱謂系統基本一致，因此，某個貞人的時代一經確定，就可推而廣之，從同版關係找出與這一貞人同時代的另外一些貞人。各代貞人的組合排出後，就可根據卜辭中出現的貞人來判定時代。甲骨卜辭一到五期都有貞人，尤以一、二、三期為常見。其他各項斷代標準也有參考價值，但局限性比較大。如“坑位”，只有科學發掘才可能有確切的坑位和地層關係，對分期斷代研究才有重要參考價值。另外，有些坑因地層關係不明或公布的資料不全，也會給研究帶來困難。其他如方國、人物、文法、字型、書體等標準，都是從已判明時代的甲骨文中歸納出來的，只能做為分期斷代的間接證據。不過，根據甲骨文不同時期的字形、書體的變化規律進行分期斷代，往往也是很有效的。因為每一時期的甲骨文都有其獨特的書體風格：第一期雄偉；第二期嚴整；第三期散亂、頹廢；第四期峻峭粗放；第五期謹飭。此外，同一個字在不同時期中，字形也有變化，如較為常見的乾支字，變化更為明顯。因此，熟練掌握書體、字形的變化，對判斷沒有稱謂或貞人的殘辭或卜旬、卜夕卜辭的時代是很有意義的。
董氏斷為三、四期的一些卜辭,有不少沒有貞人,且字型、文例相近,難於分開。因此,胡厚宣在董氏“五期說”的基礎上，將董氏的三期和四期合併而提出了“四期說”。
陳夢家在《殷虛卜辭綜述》一書中，根據董氏的十項斷代標準，提出了“九期”的劃分法，即：第一期：武丁卜辭；第二期：祖庚卜辭；第三期：祖甲卜辭；第四期：廩辛卜辭；第五期：康丁卜辭；第六期：武乙卜辭；第七期：文丁卜辭；第八期:帝乙卜辭；第九期:帝辛卜辭。陳氏力圖將每片甲骨都分在有關各王之下，但這在實踐時是有困難的。因此，他在能分的時候，儘量採用九期分法。在不易細分時，則仍採用董氏的五期分法，甚至使用早期（武丁、祖庚、祖甲、廩辛）、中期（康丁、武乙、文丁）、晚期（帝乙、帝辛）這樣的三期分法。
商代甲骨中的部分甲骨被董作賓稱為“文武丁時代卜辭的謎”；陳夢家根據貞人名稱稱之為“□組、子組、午組”卜辭，定為武丁晚期；胡厚宣則認為屬盤庚、小辛、小乙時期；另有人認為屬帝乙、帝辛時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發掘中，這類卜辭常與武丁時代的賓組卜辭同出，並且這類甲骨的坑位和共出陶器也都相當於殷墟文化早期，即武丁時期。“□、子、午”組卜辭雖與武丁時常見的“賓組”卜辭不同，但稱謂、人物、字型、文例等方面均有較密切的關係。經過近年的研究討論，這類卜辭為武丁時期的意見已趨一致。與此同時，對董作賓劃為武乙、文丁時代的卜辭也有學者提出質疑。
有人主張把有貞人“歷”及與之字型相近的卜辭稱之為“歷組”，並根據其稱謂、人名、事類、文例與武丁、祖庚卜辭有些相近，定其為武丁晚期至祖庚時代物。但另有人不贊成稱此類卜辭為“歷組”，而名之為“武乙、文丁卜辭”，並根據這類卜辭的出土地層及坑位情況等，論證其與武丁卜辭不是同代之物。在1973年的殷墟發掘中,於小屯南地相當於大司空村三期的灰坑和地層中,出土了康丁、武乙、文丁卜辭，獲得了準確的層位證據。
武丁、祖庚卜辭與武乙、文丁卜辭所記事類也有區別：如武丁時常見的□方,在武乙、文丁卜辭中根本不見;其他如字型風格、慣用語、文例等方面，與武丁、祖庚卜辭也有較大區別，具有較晚的特點。因此，兩者的年代應有不同。這一問題的討論目前仍在進行中。
主要內容甲骨文的內容是多方面的，涉及商代社會各個領域，15萬片甲骨文是中國目前最早的文獻記錄。
《甲骨文合集》將甲骨文內容分為4大類、21項。即：
（一）階級和國家
1.奴隸和平民；2.奴隸主和貴族；3.官吏；4.軍隊、刑罰、監獄；5.戰爭；6.方域；7.貢納。
（二）社會生產
8.農業；9.漁獵、畜牧；10.手工業；11.商業、交通。
（三）思想文化
12.天文曆法；13.氣象；14.建築；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夢幻；20.卜法；21.文字。
（四）其他
從甲骨文中有關商代階級和國家的資料可知，商代的奴隸和平民由眾、芻、羌、仆、奚、妾、□等不同身份的人組成；奴隸主和貴族有先公先王和他們的配偶如高妣某、妣某、母某、婦某及其子子某、多子等；各級官吏則有臣、尹、史、犬、亞、馬、射和侯、伯等；軍隊有師、旅等；刑罰有□、刖、劓、伐、□等；並設定了監獄“□”。商王朝經常對外發動戰爭，征伐的方國主要有□方、土方、夷方、下危、巴方、周、召方等，帝乙、帝辛時則以東南的夷方為主要敵國。不少方國部落對商王朝叛服無常，被征服後則稱臣納貢，甲骨文中常見氏（致）、來、入馬牛羊象龜等記載。此外，商王朝還通過取、登、□等手段廣為聚斂。
甲骨文中有關商代社會生產的內容很豐富。在農業方面，有許多裒田、□田、□田、作大田的記載，還見有商代的各種農作物名稱如黍、稷、麥、來、稻等。商代統治者關心農業收成的豐歉，常有立黍、省黍、求年、告秋之卜，並關心風、雨、降□對農業收成的影響。在畜牧業方面，馬、牛、羊、雞、犬、豕等都有記載，畜養量較大並有專門的畜廄。祭祀時常用大批牛羊，用羊曾多至158隻,並曾準備一次用掉“千牛”。漁獵仍在社會生活中起一定的作用，獵物有鹿、麋、豕、象、虎、狐、魚類和各種鳥類。狩獵方法有田、狩、逐、阱、射、□、□、□等。面積廣大的沁陽田獵區是商王田游的主要場所。甲骨文里還有關於貝、朋、珏和舟、車以至傳遞制度等商業交通方面的材料。
在甲骨文里，有關商代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也很豐富。天文曆法方面，有月食、日食和鳥星、新星、新大星等材料，也有“十三月”、頻大月等閏置材料和乾支記日及每日不同時間階段的“時稱”等。在氣象方面，有不少卜雨、卜風以及易日、雲、雷、雹、雪、□、虹等方面的記錄。在醫學方面，記錄了不少頭疾、牙疾、鼻疾、言疾、肘疾、足疾、腫疾等疾病，也有關於生育的記載並能準確推知預產期。商人還崇拜上帝、四方風神、日、東母、西母等神靈，也崇拜岳、河、□、土等地□和季、王亥、王恆等祖先神。
商代甲骨文多為占卜問疑的記錄，但也有一些並非卜辭。這就是：①表譜刻辭，如乾支表、祀譜、家譜等。②記事刻辭,如刻在腹甲的甲橋部分的“甲橋刻辭”;刻在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辭”；刻在腹甲右尾部分的“右尾甲刻辭”；刻在牛胛骨骨面寬而薄一端下方的“骨面刻辭”；刻在牛胛骨骨臼部分的“骨臼刻辭”等。記事刻辭與占卜無關，主要記卜用甲骨的來源、貢入者、所貢數量、整治者和史官簽名等。儘管甲骨文的內容比較豐富，但它畢竟是商王室占卜的遺物，所記內容主要是商王和大貴族的活動，在反映整個商代社會方面具有一定局限性。
科學價值甲骨文在文字學和語言學的研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國目前最早有系統的文字。甲骨文已是較為成熟的文字，其構成主要有象形、假借、形聲三種。所謂象形字，就是按客觀事物的形象描繪出的文字，並對其有約定俗成的語言稱謂，如□一望而知其為犬形，又呼此種動物為“犬”聲。對於語言中一些難以描繪出來的字元，則借用一些已有的象形字當作代用的注音符號來記錄，這就是假借，如□本是鋸子的象形，讀為“我”，但可假借“我”音，作為代詞的“我”字。
所謂形聲字，就是在假借字旁加上代表事物事類的形符，如假借字羽，本為毛羽之羽,發羽聲,借用聲為表示“翌日”之“翌”，加形符“日”後成為“□”字，但仍發“羽”聲。武丁時期,這3種類型的文字已基本存在，但形聲字尚不發達，以象形字做音符的假借字還比較多。帝乙、帝辛時代，形聲字才發展起來。今天的漢字，仍是以象形字為基礎的形符文字，因此，甲骨文已具備了後代漢字結構的基本形式。甲骨文的文法也和現在的漢語語法基本一致。
中國古代典籍中，有關商代的記載較少，甲骨文材料彌補了這一缺陷。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們結合考古學、民族學的材料，努力恢復商代社會的面貌。甲骨文有關商代奴隸和奴隸主階級的記載，反映了商代社會的階級結構。眾和羌是社會生產的主要承擔者，並有大批奴隸或俘虜被用作祭祀或埋葬時的“人牲”與“人殉”（見商代的人殉和人牲）。奴隸和平民經常逃亡，以反抗奴隸主的奴役和壓榨，直至釀成“焚廩”暴動。商王自稱“餘一人”，通過對上帝的信仰，將王權神化，加強了奴隸主階級的國家機器。商王朝建立了左、中、右三師的軍隊，並由內服和外服的各級官吏組成了龐大的官僚機構,設定了監獄,制定了嚴酷的刑罰。後世的“五刑”在甲骨文中已有濫觴。商王朝不僅加強了對奴隸反抗的鎮壓，還經常發動對外戰爭。自武丁起至文丁時代，主要用兵於北方和西北的各方國。帝乙、帝辛時代，則主要用兵於東南的夷方。通過對周圍各方國部落的不斷征伐，商王朝擴大了疆域和奴隸的來源。甲骨文里出現的許多方國名和地名，為研究商代地理和疆域提供了重要資料。有關鳥圖騰的遺痕和親族制度以及“非王卜辭”等甲骨刻辭，對研究商民族的起源和家族形態也很有意義。
甲骨文還為古代科技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珍貴資料。
商代的農業是社會生產的主要部門。當時已經掌握了各種農作物的栽培方法。商代的畜牧業在社會生產中仍占有重要地位，而以養馬業發展較快。商代的醫學已達到較高水平，有關疾病的記載，表明當時的醫學分類已基本具備今天的內、外、耳鼻喉、牙、泌尿、婦產、小兒、傳染各科,而有關齲齒的記載,則是最早的這類記載之一。
商代的曆法是陰陽合曆，武丁時因年終置閏而有“十三月”。祖庚、祖甲時有了“年中置閏”。商代以乾支記日,並將一天劃分為不同的時間階段,創製了記時的“時稱”。商人對氣象的觀測也很注意，關於風、雲、雨、雪、雹、雷、虹的記載，證明商代氣候較今日為暖，為古氣象學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據。此外，有關日食、月食和星象的記載，對研究商代的天文學和曆法的定朔也很有價值。
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對商代考古也很有意義。殷墟文化分期的相對年代,在參照甲骨分期研究的成果之後,得出了較為確切的序列。與此同時，不少遺蹟、遺物的性質和年代的考證，如婦好墓的年代及婦好在歷史上的活動、殷王陵祭祀場的推定、人殉與人祭、族墓地的研究及社祀遺址的考訂等，都是結合甲骨文材料進行的。今後研究的主要課題商代甲骨文發現以來，其研究已取得了很大進展，但還有不少問題有待今後深入。在文字考釋方面,雖然目前已經確認了1000多個單字,基本可以通讀篇章，但仍有大部分單字未能識讀。在分期斷代研究方面,儘管“□、子、午”3組卜辭為武丁時期的意見目前已漸趨一致，但具體為武丁的哪個階段還有待探索；所謂“歷組”卜辭的時代能否提前到武丁祖庚時期，尚需進一步討論；至於“分組”說（亦即卜辭字型“兩系”說）能否成立，也需深入研究；目前“非王卜辭”已為愈來愈多的學者所承認，但將殷墟甲骨中的“非王卜辭”全部與王室卜辭分開，並論述其特徵和所反映的商代歷史還需假以時日。在商史研究方面，很多問題仍存在爭論，如有關商代社會性質，特別是商代處於奴隸社會的哪個階段；對奴隸的身份，特別是“眾”和“眾人”的社會身份的認識；商代國家究竟是奴隸制專制的君主政體，還是方國聯盟的城邦制等，都存在不同意見。此外，對商代的軍事組織、家族形態、傳說時代等的研究還剛開始。也有一些問題，如商代不同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商代的方國地理、文化史以及天文曆法、祭祀制度、官制等，目前的研究仍很薄弱，還有不少問題尚無人涉及，因此還需要進行多方面的研究。
參考書目
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發現的總結》，商務印書館，1951。
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科學出版社，1956。
嚴一萍：《甲骨學》，藝文印書館，1978。
王宇信：《建國以來甲骨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Xizhoujiagu
西周甲骨
西周時代的有字龜甲和獸骨。1954年首先于山西省洪洞縣發現，1956年始被確定為周初遺物，此後在北京昌平白浮西周墓、陝西的豐鎬遺址、周原遺址等地都有出土。陝西岐山鳳雛出土最多,其中有字者289片。周原地區發現的甲骨,一般認為是滅商前後的,也有人將其劃分為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昭王、穆王3個時期。其內容可分兩類：一類為與占卜有關的少量卜辭和多量記事辭；另一類為記占筮時的“筮數”，或可稱為卦象。西周甲骨在文字、卜法和埋藏等方面與商代甲骨有共同性，但也有一定特徵：在甲骨整治方面，甲首經過掏挖並留有寬厚的邊緣，卜骨則先割去骨臼和胛骨中脊部分而不切臼角；在鑽鑿形態方面，卜甲方鑿，卜骨則施圓鑽；在灼兆方面，卜甲灼痕較大,鑿內呈焦黑狀,牛胛骨則燒灼較輕，正面兆枝相對，使用時以骨臼一方為下；在刻辭方面，一般文字較少而且字型纖小，需放大5倍方能辨識。
西周卜骨
西周卜骨
西周甲骨文記載了不少重要史實。有的記成湯、太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周方伯等商周王名；有的記有太保、師氏等官名；也有的記人名，如畢公、□叔、箕子等；還有的記方國地名，如蜀、巢、密、楚等和黃河、洛水、鎬、帛等。此外，還有既吉、既魄等有關曆法材料。這為研究商周關係，周與少數民族的關係，以及西周初期至中期的歷史、地理、職官和曆法提供了珍貴資料。
西周甲骨的研究尚屬開始階段。關於文字的考釋和分期，意見還不一致。
商代銅器
商代的銅器大都是銅和錫、鉛合金的青銅器，為商文化的最主要的特徵之一。商代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發展的繁榮、昌盛時期，銅器的種類和數量都有很大的增長，冶鑄技術日趨成熟，有許多藝術珍品。至商代晚期，有的銅器上出現了較長的銘文。因此，商代銅器對於研究商代的歷史、文化和藝術等都有重要的意義。
發現和研究商代銅器的發現和著錄始於北宋時期，《考古圖》中著錄的得自鄴郡河□甲城的幾件銅器，大概就是安陽殷墟出土的。清代以來，發現日多，清宮內外都有不少收藏，並見於各種圖錄。清末，盜掘之風日熾，商代銅器大量擁入市肆，外國人趁機收購，遂使很多重要的銅器流散國外。
從1928年發掘安陽殷墟開始，才有了經過科學發掘出土的商代銅器，可以確認屬商代晚期，從而成為研究商代銅器的基礎。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隨著商代早期、中期遺址的發現，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建立起商代銅器的發展序列，加深了對商代銅器的認識。現在，已發現的商代銅器的分布範圍，包括北自內蒙古，南至湖南，東起山東，西到陝西的廣大地區。其中以河南發現最多，也最重要，此地應是商王畿所在，而邊緣地區的商代銅器，則有可能是商代各方國的遺存。清代以來，金石學家曾對傳世的商代銅器作過考釋和研究。羅振玉收集商代銅器銘文編為《殷文存》。容庚對商代銅器做綜合研究，編寫有《商周□器通考》。李濟等根據安陽發掘所獲的銅禮器，編寫成《古器物研究專刊》共5冊,對其器形、紋飾和鑄造工藝進行了探討。《殷虛婦好墓》則對婦好墓所出的460多件各類銅器進行了介紹。此外，在商代銅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鑄技術方面，也都有專題研究。一些外國學者也對商代銅器的形制、紋飾、分期和銘文考釋發表過不少論著。
分期和斷代商代銅器可以分為早、中、晚3期。早期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晚期所出銅器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當於成湯時期。早期銅器發現較少，器形有爵、□、戈、刀、鏃、錐、錛、鑿等。銅禮器只有一、二種，胎質很薄，鑄造也較粗糙，既無花紋，也無銘文。但有的銅牌飾以綠松石鑲嵌出紋飾，顯示出較高的技藝水平。
中期以鄭州商代遺址和黃陂盤龍城遺址所出銅器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當於仲丁至盤庚遷殷以前。中期的銅器發現較多，禮器的種類增加，有鼎、鬲、□、觚、爵、□、卣、□、盤等，此外也有兵器和工具。此期的銅禮器胎質一般仍較薄，花紋也較簡單，只有單線條的花紋帶。但是,已經能夠鑄造出象鄭州發現的高達1米的方鼎那樣的大型器物（見彩圖提梁卣、方鼎），表現出相當高的鑄造技術水平。
晚期以安陽殷墟所出銅器為代表，年代從盤庚遷殷至商末。這是商代銅器發展的極盛時期，發現的銅器很多,年代也較可靠，因此還可劃為3期。殷墟第一期的銅器和鄭州商代中期銅器比較接近，第三期的銅器和西周早期銅器很相似。第二期的銅器最富特點，婦好墓所出銅器即其代表，這個時期的銅器有很多新的器類，器形也有明顯的變化，銅禮器一般都較厚重，花紋也較繁縟，並開始出現銘文。
商代晚期銅器三羊□
器形和花紋商代銅器按用途大致可以分為禮器、食器、兵器、工具、車馬器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禮器。禮器又可以分為食器、酒器、水器等。食器有鼎、鬲、□、□等，酒器種類最多，有觚、爵、觶、□、尊、卣、壺、觥、□、□、瓿、方□，水器有盤。商代早期的銅禮器只發現爵和□兩種，爵多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無柱，一般也無花紋。商代中期銅禮器有很大增長，酒器以觚、爵、□為核心，爵的形狀與早期的有所不同，沒有明顯的束腰，三足也較長。食器中鼎有幾種形式，鄭州發現的方鼎為方斗形，與後來的長方形的方鼎不同,頗具特色。中期的銅禮器普遍有帶狀的紋飾,大都是單線條的饕餮紋，或在上下夾以圓圈紋。另外，還有乳釘紋和圓渦紋等。商代晚期的銅禮器發展更快，出現了許多新的器形，婦好墓出土的三連□、偶方□都是前所未見的。這個時期還盛行以鳥獸形象鑄成銅器，如婦好墓的□尊，傳出湖南的四羊尊、虎食人形卣等，石樓出土的銅觥也是極罕見的器形。晚期銅禮器中酒器仍占絕大多數，最主要的是觚和爵。爵的形狀有較大的變化，多為圜底，高柱，三棱形足，很少再有平底的。晚期的銅器一般都較厚重，最著名的是安陽西北岡出土的司母戊方鼎,重達875公斤。銅器花紋趨於繁縟，表現在普遍以雷紋為地紋，主體花紋的式樣除饕餮紋外，還有夔紋、龍紋、蟬紋、鳥紋、蠶紋、龜紋及各種幾何形紋飾，花紋往往布滿全器，很多銅器的器身還有凸起的扉棱和犧首等裝飾。(見彩圖司母戊方鼎(商)、□尊)
寧鄉出土的四羊尊
樂器有鐃和鼓。鐃是3件一組大小遞減的樂器,湖南出土的大鐃不見於中原地區，可能是南方特有的。鼓發現較少，鼓面上有鼉皮紋，表明是仿照木鼓鑄造的。兵器有鉞、戈、矛、刀、鏃、盔和弓形器等。戈的數量最多，形式上也有不少變化，最常見的有直內戈、曲內戈和銎內戈幾種，晚期還出現有胡有穿的戈。有一種援身為三角形的戈，或稱為□，陝西城固一帶發現較多，可能是蜀文化的因素。鉞出現於商代中期，大型的鉞往往出於較大的墓中，可能是權力的象徵。刀的式樣也較多，有凹刃直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環形的，也有成獸頭形的。晉陝地區常出一種鈴首刀和長條形三銎
刀，共出的還有蛇首匕，這些銅器均顯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響。工具有斧、錛、鑿、鏟、錐等；車馬器有□、轄套、踵、軛、鑣等。在婦好墓中還發現4面銅鏡,鏡為圓形，背面有半環形鈕，這是目前發現的年代較早的鏡子。此外，城固銅器群中的銅人面具和牛頭形面具，也都很有特點。
商代銅鏡婦好墓出土
合金成分和鑄造技術商代銅器的主要金屬成分是銅、錫和鉛,從測定結果看,各個時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並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銅爵經測定含銅92%，錫7%，而另一件錛則含銅98%，錫只有1%。盤龍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銅禮器中，有的含銅81～88%，錫5～8%，鉛1～6%；有的含銅71%，而鉛則高達21～24%。安陽殷墟西區出土的40多件標本，無論是禮器或兵器，都有銅、銅錫、銅鉛、銅錫鉛等4種情形,不過，就禮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鉛替錫的趨勢愈明顯。
在銅器鑄造方面，由於在鄭州和安陽都發現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鑄銅遺址，而且銅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鑄造痕跡，因此，可以對當時的鑄造工藝作出一定的判斷。商代銅器均採用合范方法鑄造，范的多少則視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銅爵是由2塊腹范、1塊□范、1塊底范和1塊芯座合范澆鑄的，而商代晚期的銅爵則需用16塊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夠鑄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鑄的方法,將一些器物的附屬檔案預先鑄好，再和主件鑄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鑄造的。商代晚期鑄造技術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體鑄造的,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後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澆鑄而成，根據其體積和重量估計，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公斤以上，冶鑄時必須有較大的熔銅爐，且有可能採用經地槽流注的方法進行澆鑄。
商代晚期還發展了銅鑲玉的技術，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的陶范中鑄成。藁城等地發現的鐵刃銅鉞也是採用這種技術鑄成的。
銘文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上至今未見銘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銅器上才出現銘文。較早的銘文只有很少幾個字,大都是族徽圖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婦好之類。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最長有三、四十字的，內容大抵是因受賞而為父輩作器。安陽後岡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30字，是科學發掘以來所獲商代銅器中銘文最長者。傳出山東梁山的小臣□犀尊，有銘文27字，內容記帝辛十五年，王來征人方，賜小臣□貝，關係到商代末年與人方間的戰爭。傳世的□□有銘文37字，記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師之賞而為其父作器。這些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在商代銅器的編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
商代晚期戍嗣子鼎及其銘文安陽後岡祭祀坑出土關於商代銅器需要研究的問題還很多，如商代銅器金屬原料的產地問題，殷墟青銅器分期的不同認識問題，尤其是商代銅器的淵源問題等。目前資料還比較少，有關中國早期銅器的研究則剛剛開始，今後需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參考書目
容庚：《商周□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北京，1941。
李濟、萬家保:《古器物研究專刊》第一至第五本,歷史語言研究所，台北，1964～197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虛婦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張長壽：殷商時代的青銅容器，《考古學報》1977年3期。
大□□
西周早期青銅器。因銘文中有“王又大□”字句而得名。又因作器者為武王祭祀祖考時的助祭王臣天亡，故又名天亡□。這一銅器是傳世的周武王時期的標準銅器。相傳清道光末年與毛公鼎同出於陝西岐山。現藏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
□四耳垂珥，方座，侈口。方座及器腹均飾以張口回身的龍紋。這種龍紋及四耳方座的器形，僅流行於西周初年武、成時期。器腹內有銘文8行、76字。銘文先說王有大□，泛舟於辟雍的池中。王祭祀於辟雍內的明堂。武王降命於助祭的天亡，讓他襄助衣祀王父文王和大祭上帝。然後記述武王受到文王的護佑，終於滅商。作器者天亡在記述王命以後說明,為了稱頌王的功德,因而作器以為紀念。銘文中的“大□”即大禮，“衣祀”指遍祀先王;而“事喜上帝”的喜,即《詩經·商頌·玄鳥》中“大□是□”的□,即祭上帝。□銘中所記在辟雍舉行祭祀等，是研究西周初年祭祀制度的珍貴史料。
城固銅器群
商代晚期方國青銅器遺存。出土於陝西省城固縣□水河兩岸。1955～1976年先後發現12起,共400多件。其年代大約相當於武丁前後。銅器大都出自窖藏，其中數量最多的是1976年發現的蘇村銅器窖藏,在一個直徑約1.3米的坑內發現兩件方□,器內及周圍有銅戈、人面具、獸面縣和各式銅泡400餘件。城固出土的青銅器有禮器、兵器等。禮器有鼎、□、方□、尊、瓿、罐等20件。兩件方□高51.5厘米，通體飾饕餮紋、夔紋、圓渦紋、垂三角紋，製作極為精緻，四件尊都是大侈口,折肩，高圈足，肩部有3個牛頭突飾,腹部及圈足飾饕餮紋,最大的一件高44.5厘米。兵器為戈、矛、鉞、斧、鏃。戈的數量最多，大部分是三角形援的□，也有長鬍四穿戈和曲內戈。其中一件戈的三角形援的兩面有雙首龍紋，另一件鉞器身中部有圓形透雕虎紋，都很有特色。人面具象人臉形，五官皆透雕有孔。獸面具為牛頭形，高15～18厘米。這類面具不見於其他地區，用途不明。城固出土的青銅禮器和殷墟出土的同類器物幾乎完全相同，但雙龍紋戈、虎紋鉞以及人面具、獸面具又表現出一定的地方特色，因此，推測它是商代某個方國的文化遺存。
蘇村出土的青銅人面具
蘇村出土的青銅獸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