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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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因
概述
唐朝安史之亂後，國勢衰落，藩鎮割據，宦官弄權，由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反對駢文的一次文風、文體、文學語言的革新運動，是在“復古”的口號下，主要對文風、文體和文學語言的一場文學革命，與歐洲的文藝復興相似。 其內容主要是復興儒學，其形式就是反對駢文，提倡古文。
所謂“古文”，是對駢文而言的，先秦和漢朝的散文，特點是質樸自由，以散行單句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於反映現實生活、表達思想。所謂“駢文”，是指六朝以來講究排偶、辭藻、音律、典故的文體。自南北朝以來，文壇上盛行駢文，是始於漢朝，盛行於南北朝的文體。駢文中雖有優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內容空虛的文章。流於對偶、聲律、典故、詞藻等形式，華而不實，不適於用。駢文作為一種文體，成了文學發展的障礙。西魏蘇綽曾仿《尚書》作《大誥》，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體，未有成效。隋文帝時下詔禁止“文表華艷”，李諤上書請革文華，都沒有扭轉頹風。唐朝初期文壇，駢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為文也尚浮華。史學家劉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張；王勃提議改革文弊，但他們自己的作品，仍用駢體；陳子昂也揭櫫復古的旗幟。唐玄宗天寶年間至中唐前期，蕭穎士、李華、元結、獨孤及、梁肅、柳冕，先後提出宗經明道的主張，並用散體作文，成為古文運動的先驅。
唐代古文運動
韓愈等人舉起“復古”的旗幟，提倡學古文，習古道，以此宣傳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儒家思想。這主張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會上的廣泛反應，逐漸形成了民眾性的鬥爭浪潮，壓倒了駢文，形成一次影響深遠的“運動”。這一運動有其發展過程。在駢文盛行時，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陳子昂曾主張“復古”，是文體革新的先驅者。其後，蕭穎士、李華等繼起，提出取法三代兩漢的主張，為韓柳古文運動做了思想準備。中唐時期雖經安史之亂，唐朝國力衷弱，但貞元以後，社會暫時安定，經濟有所發展，出現了“中興”的希望。這樣韓愈等人倡導古文運動的時機也就成熟了。他們提出“載道”、“明道”的口號，這是古文運動的基本理論。他們重視作家的品德修養，重視寫真情實感，強調要有“務去陳言”（韓愈《答李翊書》）和“詞必己出”（韓愈《南陽樊紹述墓志銘》）的獨創精神。他們一方面親自實踐，一方面又培養了許多青年作家，使古文運動的聲勢日漸壯大。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彆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此外，兩家的古文理論體系還包括：
- 主張“養氣”，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養，作者的道德修養決定文章的表現形式，所以“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韓《答李翊書》）。
- 自創新意新詞，不避“怪怪奇奇”（韓愈《送窮文》），反對模仿因襲，要求“惟陳言之務去”，認為“唯古於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賊”。所以對古聖賢人的著作，要“師其意，不師其辭”（韓愈《答劉正夫書》）。
- 在重視藝術形式的同時，特別反對有文采而內容荒謬的作品，認為“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柳宗元《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 要求寫作必須有認真的態度，不能出現輕心、怠心、昏氣、矜氣。
- 反對盲目地厚古非今，認為“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對“榮古虐今者，比肩疊跡”的狀況表示憤慨，“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與楊京兆憑書》）。故，韓愈、柳宗元所倡導的古文運動，在文學上是利用復古的旗幟從事文學革新，推動文學前進。
北宋古文運動
北宋時期，以歐陽修為代表的一些文人，極力推崇韓、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運動。一面反對晚唐以來的不良文風；一面提倡繼承韓愈的道統和文統，強調文道統一，道先於文的觀點，寫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掃清了綺靡晦澀的文風，使散文走上了平易暢達、反映現實生活的道路。人們把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洵、蘇軾、蘇轍共稱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兩次古文運動稱之為“唐宋古文運動”。
代表
唐代代表
韓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代表，也是“唐宋八大家”中的僅有的兩個唐朝作家。他們倡導古文是為了推行古道，為了復興儒學。韓愈說，“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所以，他們的古文理論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過韓愈特彆強調儒家的仁義和道統，而柳宗元則主張“以輔時及物為道”（《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韓愈
韓愈韓、柳提倡古文，在當時是經過一番鬥爭的。韓愈曾說：“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則人必大怪之也。”（《與馮宿論文書》）然而，面對時人的非難和嘲笑，韓愈毫不動搖。他“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不斷壯大了古文運動的隊伍。韓愈的學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漢等人，他們又轉相傳授，推動了古文運動的開展。韓、柳諸人注意汲取口語中的新鮮辭彙，提煉為一種接近口語的新的書面語言，寫下了許多優秀作品，擴大了書面語言的表達功能，開創了中國文學史上新的散文傳統。唐末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寫的一些諷刺現實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體，可說是承襲了古文運動的餘風。
柳宗元
柳宗元宋代代表
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代表。
中唐後，由於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運動自晚唐至宋，逐漸衰微，駢體文又死灰復燃。唯美主義、形式主義的駢文又成為文壇主流。於是又開始了古文和駢文的新一輪的鬥爭。到宋代中葉，由於歐陽修的創導，又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詩文革新運動。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從理論和創作兩方面為詩文革新奠定了基礎，確立了方向。他還注意培養選拔古文高手。曾鞏、王安石、蘇軾兄弟都是他的門生。他們的散文創作，繼承和發揚了韓柳的傳統，又別開生面，異彩紛呈。
歐陽修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時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稱，即唐代的韓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蘇軾、蘇洵、蘇轍 （蘇軾，蘇洵，蘇轍三人稱為三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
唐宋八大家對古文運動的推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韓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歐陽修是宋代古文運動的領袖，三蘇等五人是宋代古文運動的核心人物。八大家在創作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留下不少名篇傳誦後世。
主要作品
韓愈
議論文：《原毀》、《師說》、《雜說》、《答李翊書》。
敘事散文：《張中丞傳後敘》、《柳子厚墓志銘》、《祭十二郎文》。
集本《韓昌黎集》。
柳宗元
山水散文：《永州八記》。
人物傳記：《童區寄傳》、《種樹郭橐駝傳》。
政論文、寓言小品。文集《柳河東全集》。
歐陽修
政論文：《朋黨論》。
記敘散文：《醉翁亭記》。
雜文：《六一詩話》。
王安石
雜文：《答司馬諫議書》、《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後》、《傷仲永》。
蘇洵
詩作：《雲興于山》、《有驥在野》、《有觸者犢》、《朝日載升》、《我客至止》、《歐陽永叔白兔》等。
散文：《顏書四十韻》、《六國論》。
蘇軾
文學散文：《石鐘山記》、《放鶴亭記》、《赤壁賦》、《後赤壁賦》。
史論或政論：《上神宗皇帝書》、《范增論》、《留侯論》、《韓非論》、《賈誼論》、《晁錯論》、《教戰守策》。
蘇轍
宋代發展
背景
中唐古文運動，雖然在當時文壇上取得了勝利，但駢文並未就此匿跡，晚唐以後，它還在繼續流行。五代到宋初，浮靡華麗的文風再度泛濫，前蜀的牛希濟在他的《文章論》中曾提出：當時文章“忘於教化之道，以妖艷為勝”。北宋初年，王禹偁、柳開又開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張，但二人孤軍作戰，沒有形成有力的運動。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崑派”，追求聲律駢麗的形式主義思潮，席捲了當時文壇。到石介諸人出來，才給延續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風以有力打擊。石介著《怪說》，猛烈抨擊“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並在《上范思遠書》中呼籲“二三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矢志“學為文，必本仁義”，寧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創作，成就並不大。宋朝的古文復興，要到歐陽修倡導之後，才形成一場運動。
興起
歐陽修憑藉其政治地位，大力提倡古文，帶動了一支寫作隊伍。他的同輩蘇洵，學生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蘇軾門下又有黃庭堅、陳師道、張耒、秦觀、晁補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各樹旗幟，擴大影響，從而使宋代古文運動達到波瀾壯闊的地步。宋代古文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一是主張明道。歐陽修說：“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才書》）蘇軾說“吾所為文必與道俱”（《朱子語類》引）。這一點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第二是不高談學習先秦兩漢而直接取法韓愈。王禹偁說“近世為古文之主者，韓史部而已”（《答張扶書》）。他們學韓的共同點，是學韓文“文從字順”，平易近人的作風，而不學他追求奇古奧僻的偏向。因此，宋代古文，進一步奠定了韓、柳開創的新的書面語言的基礎，更有利於表達思想，也更便於為人們接受，發揚了他們開創的新的散文傳統的精神。明人朱右把歐、曾、王、三蘇六家與韓、柳合稱為“八先生”，茅坤編選了《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古文，取得了分庭抗禮的地位。明朝的宋濂、唐順之、王慎中、歸有光等人以及清朝的桐城派、陽湖派古文之所以取得一定成就，追根溯源，無一不是受到唐宋古文運動的啟發或影響。唐宋古文運動，可說是中國散文發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王安石
王安石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崑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鬥爭關係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併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鬥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所以北宋詩文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鬥爭需要而起的。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三階段
第一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朴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並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崑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於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稍後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聖人之道”。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後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天聖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由於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湧現。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衝擊，顯示出浩大聲勢。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採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後振”（《上孫沖諫議書》）。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崑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他們在詩文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後於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在運動中的傑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文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鬥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後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於創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讚賞李白。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闢的文論、詩論見解。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歐陽修在嘉祐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採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後進。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闢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他的創作在詩文革新運動中起了典範作用。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文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歐陽修採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王安石把詩文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於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幹作用。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後文壇領袖。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徵，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蘇軾也重視人才。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後期傑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蘇軾
蘇軾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後，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此後,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於歐陽修、曾鞏、蘇軾等。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但是，由於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成就影響
唐代古文運動在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主要貢獻，就是扭轉了長期統治文壇的形式主義潮流，繼承了早期散文的優良傳統並有所創新和發展，從而開創了散文寫作的新局面，撥正了古代散文的發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後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運動所奠定的基礎上繼續發展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經過一場古文運動，文壇上就再也不會出現形式主義逆流了。實際上，韓柳之後，唐代古文運動的一般發展情況，大致有兩種趨向：一是以李翱為代表的偏於闡道，反映現實的範圍窄了，一是皇甫湜、孫樵等的“趨怪走奇”，使文章晦澀難曉，這都是不利於古文發展的。至晚唐，出現皮日休、陸龜蒙、羅隱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筆鋒犀利，為晚唐文壇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華艷的文風又一次泛濫，北宋真宗年間還出現了以楊億、劉筠等人為代表的西崑派，“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為時文，以相夸尚”（歐陽修《蘇氏文集序》）。
這一次，挽轉文壇、詩壇頹風的使命落到了歐陽修、王安石、蘇軾等人的身上。由他們掀起的詩文革新運動的浪潮，就文的方面來說，是直接繼承了唐代古文運動的傳統的，也可以視為唐代古文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所以在文學史上，也常常連稱為唐宋古文運動。宋代的古文運動不再標舉學習先秦兩漢而主張直接取法韓愈，如歐陽修在《記舊本韓文後》就認為，“學者當止於是而止爾”。這也說明了宋代散文與唐代散文一脈相承的關係。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著“文從字順”的方向發展，比韓、柳的古文更進一步縮短了與口語的距離，因而更有利於表情達意,也更為人們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將韓愈、柳宗元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的散文作品合編為《八先生文集》，後來茅坤又繼之編選了《宋八大家文鈔》，從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中國封建社會後期文人寫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陽湖派，其散文成就都與唐宋古文運動有著淵源關係。從對後世所發生的深遠影響來看，我們也完全可以這樣說，唐宋古文運動，是中國古代散文發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