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自我是指有關個體如何思考其潛力和未來形象的自我概念以及有關未來定位的自我描述，即我們想要成為的自我，可以成為的自我和害怕成為的自我。Markus 和Nurius在1986年正式提出可能自我的概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可能自我
- 套用學科：心理學
- 套用範圍：人格心理學
可能自我的主要內容,可能自我的功能,可能自我的測量,可能自我的相關研究,可能自我與同一性,可能自我與動機,可能自我與年齡,可能自我與性別,可能自我與文化,可能自我的套用,可能自我與職業諮詢,可能自我與教育工作,可能自我與心理諮詢,可能自我與運動領域,
可能自我的主要內容
與其概念相對應, 可能自我的結構分為三個部分：希望自我、預期自我和恐懼自我。
希望自我是人們希望得到並努力追求的自我形象(例如獨立的自我, 樂觀的自我等);
預期自我是個體認為自己將來可以實現的自我形象;
恐懼自我是人們不想要的並試圖避免的自我形象(比如脆弱的自我, 悲觀的自我等)。
可能自我是自我結構中的薄弱部分，較少被主體意識到且具有延展性和不穩定性。因為構成可能自我的成分是想像的潛在能力而非實際的經歷，對自我的新異刺激和不協調信息都會影響可能自我。個體的智力(包括晶體智力和流體智力)、潛能開發、重要他人的期待、方法的有效性、機遇、環境、突發事件等都會影響可能自我的實現或轉變(King & Hicks, 2007)。
可能自我的功能
可能自我可以預測和激發人們的行動。有關未來的自我形象為個體預測未來行為提供了線索並激發了個體實現自我理想的行為, 且消極的可能自我比積極的可能自我更有預測性(Duffy,2006)。可能自我能夠產生特定領域裡與工作相關的思維和感受, 憑藉這些與工作相關的思維和感受, 個體能夠形成有效的操作。例如, 根據自己的運動能力產生自我認同的個體，將會在運動領域產生希望自我。而且, 人們傾向於在某個領域比那些沒有在該領域產生可能自我的個體擁有更優異的表現。
其次，可能自我可以指導和調整人們的行為(Frazier, Hooker, Johnson, & Kaus, 2000)。例如，想像自己成績優異並且害怕失敗的可能自我降低了青少年的犯罪率，促使他們獲得更好的成績，並更多地感受到與學校的聯繫。但Oyserman 和James (2009) 認為人們並不總是按照有利於獲得積極的可能自我和避免消極的可能自我的方式行事, 有三個因素易導致可能自我與自我調節行為之間的矛盾：對比、差距和對客觀事件的解釋。
當個體感覺到自己的可能自我與其自我概念的各方面協調一致，目標與現狀之間、付出的努力與達成目標所需的努力之間差距適度，且個體能對自己的努力作出合理而積極地解釋時，可能自我與自我調節之間的作用機制才能有效運行。
另外，當面臨多種選擇時, 可能自我還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作出決策。例如, 當學生必須在就業還是繼續深造之間作出抉擇時，思考自己的希望自我和預期自我屬於社會型還是學術型便於他們作出決定。研究表明, 當多重可能自我出現衝突而不能同時存在時，在希望自我(例如, 更富有或更健康)之間做出選擇，要比在恐懼自我(例如, 生病或是貧窮)之間進行選擇更加容易(Duffy, 2006)。
Hoyle 和Sherrill (2006) 認為可能自我也是提升自我的一種有效方式。思考自己的可能自我不僅利於個體實現目標，也會幫助其更積極有效地應對現狀和解決困難。因為積極的可能自我能有效調節個體的情緒，增加個體的自信，使其相信自己可以通過努力擺脫困境並創造出積極的自我形象。
可能自我的測量
Packard 和Conway 考察了近20 年來的可能自我的研究文獻，將可能自我的測量方法分為了四類：結構化研究、敘述法、視圖法和戲劇法。
問卷調查和會談法是最早且套用最多的測量方法, 近64%的實驗套用這種方法。尤其是Markus等人設計的可能自我調查問卷和Oyserman 等人的結構化會談法套用最為廣泛。其它方法從20世紀90 年代中期才套用於相關研究之中，套用範圍較小。
結構化研究是研究自我概念的傳統方法, 它包括可能自我問卷 (PSQ)、訪談法和卡片分類技術(Q 分類法)。可能自我問卷通常採用紙筆測驗的形式。訪談法是通過“面對面”的形式從特定被試那裡得到較全面的可能自我描述, 但這對主試在特定時間內進行面對面有效提問的能力要求較高。卡片分類技術要求被試對標有各種具體可能自我的卡片進行等級分類。這種方法在主試要了解被試各種可能自我的重要性和等級結構時具有優勢, 它排除了被試將所有可能自我評價為相同等級的可能性。但它對主試的施測能力也要求較高。結構化研究的問題是既定的, 因此便於對不同被試的同一特質作對比分析。但它限制了被試的想像空間, 無法提供研究者所考慮不到的信息和維度(張飛飛, 2009)。
敘述法要求主試提出有關可能自我的開放式問題並對被試的描述進行分析。例如, Lips(2007) 要求大學生被試描繪他們的可能自我,並對其敘述內容中的性別差異進行分析；也有學者通過故事法對可能自我進行了跨文化研究。在對故事法、半結構化會談和問卷法進行比較後發現：故事敘述法更適於考察可能自我 (Packard &Conway, 2006)。由於開放式問題給了被試更多的參與空間，通過故事法產生的可能自我的數量更多且更形象。這彌補了結構化研究的不足。
視圖法是通過圖示直觀地表現可能自我，包括圖像法和圖表法。圖像法中, 問題和答案都需用圖像來描述；圖表法則是利用圖表來闡釋可能自我的相對重要性。例如, 有學者在考察城市青春期女性的可能自我時，除了運用調查法和半結構化會談法，還運用了照片技術 (Packard &Conway, 2006)。被試拍下自己的照片，並對其進行註解，照片在會談中被作為引發會話的刺激因素。
戲劇法可分為實驗室研究和自然實驗。實驗室研究要求被試將自己的可能自我通過角色扮演技術表現出來; 在自然實驗中, 實驗者可在生活情境中觀察和記錄被試的行為表現以揭示其可能自我, 例如, Zirkel (2002) 曾用記錄日記的方式對被試的可能自我進行考察。
可能自我的相關研究
可能自我與同一性
同一性是個體通過對自身經驗的整合而形成的自我連續感和一致性。在同一性探索過程中，可能自我由那些對環境反饋最敏感的自我組成。
個體探索自己的可能自我並為之努力的過程, 也是建構自身同一性的過程。LaVoie (1994) 提出了可能引發同一性階段轉變的有效機制, 它包括平衡、準備改變、個性化、衝突以及可能自我的產生與內化。Dunkel (2000) 認為可能自我的出現有助於同一性的探索, 是自我同一性實現的前提。
可能自我的數量與同一性形成的各個階段有關, 同一性過程的變化也預示了可能自我數量的變化。研究表明, 處於同一性延遲階段的個體擁有更多的可能自我形象, 而處於同一性混亂階段的個體則擁有較少的可能自我(Dunkel, 2000)。
早期理論假設同一性的實現與鞏固會減少可能自我的數量; 而新近的研究表明可能自我的數量並未減少, 只是同一性實現的個體更明確什麼樣的可能自我更符合自己的潛在自我。另外, 在同一性實現階段, 個體並未擁有較多積極的可能自我; 但在同一性延遲階段, 個體擁有較多恐懼自我, 且與積極的可能自我相協調。這意味著高焦慮等級與同一性探索之間存在相關, 而且消極的可能自我對個體的轉變具有促進作用(Dunkel &Anthis, 2001)。
Kerpelman 和Pittman (2001) 以大學生為被試, 採取實驗室研究法對被試的職業、婚姻、親子關係各維度的可能自我和同一性進行了研究。
結果發現, 被個體標定為“重要”的可能自我的同一性探索缺乏穩定性, 且易受同伴行為影響。心理學家在研究性別差異時發現, 同一性狀態與人際關係的可能自我不存在相關性, 性別與同一性在想要的、害怕的和人際可能自我的平衡性方面不存在互動作用 (Anthis, Dunkel, & Anderson,2004)。
可能自我與動機
可能自我是抱負和動機的認知表現, 是動機和自我概念之間的紐帶, 有助於動機的產生與維持。可能自我用兩種方式影響個體的動機：(1)為積極自我提供明確的奮鬥目標, 避免消極自我;(2)為個體實現目標的行動提供能量。而可能自我對動機的影響取決於個體對自身的評價：消極的自我評價導致個體出現逃避動機, 力圖避免恐懼自我出現; 積極的評價激發個體的動力, 有助於實現希望自我。同時, 想像自己會成功的人也更容易將自己和描述成功的辭彙聯繫起來(Oyserman, Terry, & Bybee, 2002)。
Norman 和Aron (2003) 的研究發現, 個體動機的強弱至少與可能自我的三個方面有關：有效性(通過個體對其可能自我描述的清晰程度來衡量)、易接近性(通過個體覺察可能自我特徵的反應時來衡量)和可控制性(通過自我報告來考察)。
有效性指可能自我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性, 那些清晰、具體、合理的可能自我更易實現。易接近性指那些容易被個體意識到的可能自我對動機的影響更大。可控制性指個體認為自己有能力實現目標的自我效能感。可控性強的人, 認為事情是可以控制的, 自己的行為有助於自己實現希望自我並避免恐懼自我。可控感越強, 越易激發個體對可能自我的趨近或規避行為。
研究者以中學生為被試, 對可能自我、學習績效、動機和自尊之間的關係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 可能自我的描述越形象、明確, 對個體追求目標的行為建構影響越大。大部分被試將成功的可能自我形象看作努力追求的結果, 這種歸因方式為個體追求目標提供動力; 28.7% 的被試將消極可能自我歸因於壞運氣, 消極的自我概念也降低了他們的績效水平 (Leondari, Syngollitou,& Kiosseoglou, 1998)。
可能自我與年齡
可能自我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表現出延續性和變化性, 每個年齡段的人群都有各自鮮明而具體的可能自我。同時, 可能自我反映了各個年齡階段個體所面臨的不同任務與挑戰。早期的實驗研究以中年人為主要被試, 認為個體只有到青少年晚期才會形成具有決定性的和穩定的可能自我和同一性。但大量新近研究已經證明可能自我存在於各個年齡階段, 且具有顯著的年齡差異。
可能自我在數量上存在年齡差異。例如, 年長的成年人比年輕人的可能自我少。年輕人對未來有更多的期待, 他們在各領域都可能形成可能自我。研究表明, 個體都出現過有關健康、生活風格、家庭、養育子女、社會角色和人生轉折的可能自我。但隨著年齡的增長, 年長者由關注外在世界轉變為內省, 與外界相關的可能自我的重要性被逐漸削弱。
另外, 可能自我的形成領域具有顯著的年齡差異。例如, 年輕人在學業成就、事業、婚姻家庭、親子關係方面擁有更多的可能自我; 而年長者比年輕人在健康、休閒、生活方式等領域擁有更多的可能自我, 在職業和物質財富方面擁有較少的可能自我。對年長者的研究發現, 健康因素最為突出。擁有想要的可能自我是順利老年化的必要條件 (Frazier et al., 2000)。老年化是一個機體適應過程, 積極的可能自我能幫助年長者調整心態並適應各種變化。
可能自我與性別
與過去自我和現在自我相比, 可能自我的性別差異更為突出。在一項對加拿大大學生的調查中, 被試的專業包括數學、科技、法律、物理和商業。男生對其所學專業和未來就業兩方面的評價都很高; 女生對其所學專業的評價也很高, 但對該專業的未來就業評價很低 (Lips, 2007)。這說明, 男性和女性的現在自我並無顯著差異, 其可能自我卻差異顯著。
可能自我的形成領域存在性別差異：男性更傾向於擁有獨立、獨特、自我決策、自我管理的可能自我, 他們對事業有更多的期待; 而女性更關注和諧的人際關係, 她們更傾向於擁有關於家庭的可能自我。一項性別的跨文化研究發現, 儘管紐西蘭女性的社會地位較高, 她們對自己在科學技術領域的未來自我的評價依然比男性低(Lips, 2007)。
男女不僅在水平方向上被劃分入不同行業,在垂直方向上(如組織內部的領導地位)也有差異。女性管理者在美國的全球200 強企業中只占17.5% —— 而這個比例與其他國家相比是最高的;500 強企業中只有8% 願意接受女性CEO (Jones,2005)。女性對領導角色的可能自我的評價也比男性消極, 並且這種性別差異通過男性氣質和女性氣質規範使可能自我的兩極性更加明顯。當女性將自己視為有潛質的領導者時, 她們才會考慮自己成為權力女性。
可能自我在各領域的性別差異主要源於性別的刻板印象。例如, 大多數女性沒有在科學領域形成可能自我並非因為她們對自己這方面的能力沒有信心, 而是因為她們很少將自己的教育和職業規劃與這方面的能力聯繫起來; 而男性在選擇科學或數學領域時則得到了較多的社會支持 (Chang, 2005)。其次, 榜樣的多少也造成了可能自我的性別差異。可能自我形成的前提之一就是通過觀察與自己相似的人所扮演的角色來形成。女性在科學和管理領域成功的榜樣較少, 這使她們很少關注這些方面的可能自我。研究表明,即使在短暫的實驗環境中, 女科學家形象也能促進女性形成有關科技的可能自我 (Lockwood &Kunda, 1997)。
可能自我與文化
可能自我不僅與個體的好惡、經歷和特質有關, 還受到歷史、社會和文化的互動影響。每個人的可能自我都體現了其所處文化環境的作用和價值取向, 包括個體如何定義“優秀”、“消極”等評價性詞語, 如何成為一個積極的、成熟的、成功的人和如何避免成為一個被忽視的、失敗的人。
不同文化背景中, 可能自我的內容存在差異。以團隊精神為背景的國家(如中國), 社會責任與集體價值在個體的未來自我概念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跨文化研究發現, 美國白人的可能自我集中在人際方面(比如, 害怕依賴); 而在強調職業和學術成就的文化背景中, 智利人、日本人和日裔美國人更關注事業和教育方面的可能自我(Unemori, Omoregie, & Markus, 2004)。Waid 和Frazier (2003) 以西班牙人和英國人為被試對可能自我進行的研究表明, 英國人的可能自我反映了個人主義的文化特徵; 西班牙人的可能自我反應了團隊精神文化特徵。前者更傾向於在能力和教育領域擁有希望自我, 在身體方面擁有恐懼自我; 而後者報告其希望自我與恐懼自我都與家庭密切相關。
文化差異也造成了可能自我結構上的差異。
例如, 美國白人和智利人的可能自我在結構上常表現出平衡性, 即想要的可能自我和害怕的可能自我在內容上一致且態度對立(比如, 希望從大學順利畢業並害怕輟學); 而日本人和日裔美國人的可能自我常存在比較與矛盾(比如, 渴望空閒又牴觸空虛感), 他們的行為動機源於對潛在問題和消極自我的覺察以及試圖解決這些矛盾的過程 (Unemori, Omoregie, & Markus, 2004)。
可能自我的套用
可能自我與職業諮詢
在職業諮詢領域, 可能自我有助於諮詢師與來訪者有效地溝通, 促進諮詢工作的順利進行。
從不同角度考慮來訪者的未來形象(包括預期的、希望的和恐懼的可能自我)幫助職業顧問從來訪者的立場和角度出發, 為其提供更合理的職業規劃。另外, 可能自我還能幫助來訪者確定恰當的職業規劃, 拓展他們對自己未來可能性的認識。
例如, Meara, Day, Chalk 和Phelps (1995) 的研究表明可能自我能幫助社會地位較低的女性明確自己的職業規劃並獲得成功。Meara 等人還提出了可能自我在職業指導中的作用機制。首先, 儘量多地想像不同的可能自我可以增加人們的職業選擇, 拓寬擇業視角。其次, 對可能自我的思考有助於來訪者選擇適合自己(包括與自身的背景和信仰等相一致)的職業。諮詢師引導來訪者通過思考希望自我和恐懼自我作出職業選擇。最後,可能自我還使人們的實踐活動更有計畫性和目標性, 為個體擇業提供方向、策略和藍圖。
可能自我與教育工作
研究顯示, 教師能為學生提供更多、更積極的可能自我的選擇 (Rossiter, 2007), 有助於學生挖掘自身的潛力且更加全面地發展。另外, 在教育教學工作中, 可能自我還被用來激發學生的學習動機, 增加其克服困難的動力和堅持目標的毅力。教師可以通過啟發和訓練學生想像自己積極的可能自我形象來增加學生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心理學家曾以美國城市的黑人中學生為被試對其進行行為干預與訓練, 旨在提高被試想像自己未來的成功形象並將這種形象與目前學校事件聯繫起來的能力。結果表明, 問題青少年報告他們與學校之間的聯繫增加, 在學校的表現顯著改善, 實現可能自我的途徑更加合理和有效,其可能自我的結構也更加平衡 (Oyserman, Terry,& Bybee, 2002)。
可能自我與心理諮詢
可能自我的研究還被套用於心理諮詢與治療領域。在對邊緣性人格障礙與可能自我的關係進行研究後發現, 患有邊緣性人格障礙的被試更傾向於將消極的可能自我看作是可能的、渴望的和重要的。其積極的和消極的可能自我形象具有不穩定性且常出現混淆(Janis, Veague, & Driver-Linn, 2006)。已有研究表明, 恐懼自我源於消極歸因; 希望自我源於積極歸因; 而預期自我源於消極歸因與積極歸因的整合, 即恐懼自我與希望自我的交迭。消極的個體擁有更多消極的可能自我, 易採取迴避等消極方式處理問題; 積極歸因的個體擁有更多積極的自我想像, 能有效調節消極狀態並促使個體採取積極的態度和有效的問題處理方式。通過認知重建、問題解決、尋求社會支持系統和情感表達等方式, 諮詢師幫助來訪者明確想要的可能自我以激發積極的情緒狀態和解決問題的動機 (Leondari, 2007)。
可能自我與運動領域
國內對可能自我的研究與套用主要集中在運動領域, 且主要以少年運動員為被試。對其可能自我的研究包括學業可能自我和運動可能自我。田寶等人修訂了少年運動員可能自我問卷,在國內具有較好的信度和效度。對少年運動員的一系列實證研究顯示, 運動可能自我對運動能力和實際情境中的運動表現有較強的預測作用; 目前學業可能自我和未來運動可能自我影響著少年運動員的學業滿意感和運動滿意感(張飛飛,2009)。這些結果表明, 完善少年運動員的運動可能自我是提高他們運動能力的有效途徑。
另外, 少年運動員的學業任務定向和運動自我定向又能有效預測學業可能自我, 運動任務定向能有效預測運動可能自我(田寶, 趙志航, 趙凌燕, 2005)。少年運動員的學業可能自我存在結構、性別和年級差異, 而且少年運動員的學業可能自我水平高於普通中學生(張釗, 田寶, 趙凌燕, 李萌, 王娜, 2004); 自尊需要的滿足是產生可能自我的重要前提, 並通過運動可能自我對運動能力產生影響, 進而影響了運動員在訓練和比賽中的行為表現(田寶, 趙志航, 趙凌燕, 李萌, 王娜,2004)。在運動領域, 這些研究成果的套用有助於科學合理地安排運動員的學業與訓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