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簡介,生平及作品,歐亞主義時評,
簡介
古米廖夫在當今俄羅斯思想界，這位自稱為“最後一個歐亞主義者”的學者名聲之大，較之他的父母毫不遜色。他在去世前不久回答記者的一段話被廣為傳播，鮮明地表露出他的歐亞主義立場：“讓我告訴您一個秘密：只有作為一個歐亞大國並且只有通過歐亞主義，俄羅斯才能得救。”
生平及作品
古米廖夫1912年10月1日生於彼得堡市郊的皇村（今稱普希金市）。他的祖父曾經受封貴族。雖然這一爵位不是世襲的，古米廖夫仍像其父親一樣，以此而感到自豪。而他母親阿赫馬托娃的祖先，若是傳說可信，更是無比顯赫。據這位女詩人自己說，阿赫馬托夫家庭源於金帳汗阿合馬：“一天深夜，阿合馬汗在其營帳中遭一個被收買的俄羅斯兇手殺死，從而結束了蒙古在俄羅斯的統治。眾所周知，這個阿合馬乃是成吉思汗的後人。阿赫馬托夫家族的一位公爵小姐普拉斯科菲婭·葉戈羅夫娜嫁給西伯利亞的著名大地主莫托維洛夫。莫托維洛夫家族的葉戈爾是我的外曾祖父，他的女兒安娜·葉戈羅夫娜即是我的祖母。她去世時，我媽媽才9歲，正是為了紀念她，才給我取了安娜這個名字。”
然而顯赫的家世也好，父母的榮名也好，都未能免除古米廖夫的災難。他才6歲，父母就離婚，將他交給住在鄉下的祖母撫養。3年之後，他父親更以莫須有罪名被槍斃。從此，厄運一直緊跟著他，令他飽嘗了饑寒的滋味和親友的冷眼——這還是輕的。從1933年起，他4次被捕，14年在監獄和苦役中度過，14年不準發表文章。若是一個意志薄弱者，這些災難即使不讓他自暴自棄，也會令他看淡一切而無所作為。 然而古米廖夫不是這樣的人。在鄉下的鐵路學校讀書時，他一頭鑽進圖書館里，不僅閱讀外國小說，還對世界歷史和世界地理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為日後的學術成就奠定了基礎。
回到彼得堡上完中學後，他在汽車和電車公司乾過粗笨的雜活，當過地質考察隊的工人。但他總是緊緊抓住一切機會學習，即使餓得頭髮暈也堅持做功課和參加考試，即使被關在牢房裡也思考學術問題；並且像他父親一樣，一有可能就到處漫遊，開闊眼界，增長學識。就這樣，他在26歲那年終於在列寧格勒國立大學歷史系讀到四年級——只因被突然逮捕才中斷學業，而這次被捕僅僅因為他當眾糾正了一位教授對他父親的錯誤指責。
為此他被判刑5年，出獄後在地質考察隊當工人，並意外地獲準參軍上前線，參加解放波蘭西部和攻克柏林的戰役，因作戰勇敢而受到首長和戰友的讚揚。從參軍、參戰、攻克柏林到復員回國這短短几個月，是古米廖夫前半生最幸福也最難以忘懷的時期。
回國後，他在蘇聯科學院東方研究所當過短時間的消防隊員，隨即以旁聽生資格通過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畢業考試，並得以一邊在精神病院當圖書管理員，一邊作為東方研究所的研究生攻讀副博士學位。就在此時，新的災難又向他逼近。1946年9月蘇共中央的一份決定點名批評他母親阿赫馬托娃；緊接著，蘇聯作家協會又將她開除。眾所周知，在二戰初期，史達林曾專門指示讓她坐飛機疏散到大後方，在此前後還多次稱讚她。這時突然貶斥她，原因自然複雜，但有一點並非不重要：英國首相邱吉爾曾公開表示喜歡她的詩歌，當時又風傳邱吉爾派遣專機來把她接到英國去。而她與英國情報部官員伯林的密切關係，更成為打擊她的口實。當然，除了母親失勢的影響之外，作為“被槍斃的反革命分子的兒子”，古米廖夫無論走到哪兒都是被監視和詆毀的目標。就在他快要參加論文答辯之時，被東方研究所取消了研究生資格。只是由於列寧格勒大學校長沃茲涅先斯基愛惜人才，不畏風險，才使他絕處逢生，得以於1948年在該校通過論文答辯。可是還沒得到學位證書，他又在1949年被捕了。不久，即被發配到西伯利亞鄂木斯克的集中營里做皮鞋。在這兒，他再度碰到慈悲心腸的人：監獄長見他體弱多病，對他破格開恩，不僅讓他乾較為輕鬆的工作，還允許他寫有關匈奴的書。結果在1956年出獄時，他已經寫完了《匈奴》和《古突厥人》兩部專著的初稿。
回到列寧格勒，被艾爾米塔什博物館聘為研究員後，他抓緊時間修改書稿，於第二年提交給出版社。由於他當時還沒有什麼名氣，《匈奴》初版只印了1 000冊。而到1993年，此書的發行量卻達到50萬冊，只是此時作者已經去世了。
匈奴這個題目未因此書的出版而結束。在這之後，他仍繼續研究，發表有關文章，並於1974年又出版了一本《中國的匈奴》。1961年他以《古突厥人》一書作為博士論文參加答辯並獲得通過，成為歷史學博士。在這之前，他已著手撰寫新的著作：
《發現可薩國》與前兩本書主要靠研究歷史文獻不同，此書是他實地考察的結晶。1959年，艾爾米塔什博物館館長阿爾塔莫諾夫派他率隊前往伏爾加河流域尋找神秘消失的可薩人國家都城的遺址。通過幾次認真考察，他不僅發現了可薩國的遺址和可薩人的遺骸，寫成了上述專著，還以此為起點，開始研究氣候和自然條件的變化對民族興亡的影響以及“景觀與民族”的相互關係問題。
1967年，55歲的古米廖夫與莫斯科工藝美術家娜塔麗婭結婚，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結束了在幹部履歷表“家庭狀況”一欄中填寫“沒有”兩個字的歷史。不過直至此時，他仍受到當局的監視。與他同住一樓的警察問他：“您寫的匈奴是支持中國的還是反對中國的？”
溫馨的家庭使他很快推出了新的成果，與上述《匈奴》和《古突厥人》一起組成“草原三部曲”的最後一本《發現虛構的王國》於1970年在莫斯科問世了。此書考察的是13世紀西方傳說中的所謂“約翰長老王國”，據說這個基督教王國在亞洲腹地，只是一直沒有人找到它。與此有關，古米廖夫又寫了一系列駁斥所謂“蒙古枷鎖”這一被他認為是“惡毒神話”的文章。
歐亞主義時評
古米廖夫雖然命運坎坷，但卻留下了豐富的學術遺產，不少論文還在英、美、義大利、波蘭和匈牙利發表。他關於匈奴、突厥、可薩、“約翰王國”、森林人與草原人的關係、民族命運與自然環境關係的論述，對於“蒙古枷鎖”觀念的批判，以及他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都值得專門研究。
莫斯科大學教授馬斯林把20～30年代在俄羅斯移民中倡導和參與歐亞主義的特魯別茨科伊、薩維茨基等人稱為“古典歐亞主義者”，而將90年代初在俄羅斯本土繼承、發展這一思想流派的杜金和費多羅夫等人稱為“新歐亞主義者” 。在這二者之間，擁有列寧格勒大學教授、俄羅斯自然科學院院士、著名民族學家、歷史學家等多種頭銜和稱號的古米廖夫起了承先啟後的獨特作用。他在研究匈奴和實厥史之時，對歐亞主義一無所知，但他關於遊牧民族在歐亞大陸的歷史作用的論述，卻與維爾納茨基等歐亞主義代表人物不謀而合。後來偶然得知薩維茨基的地址，與之長期通信並且見面，還與維爾納茨基也建立了通信關係，在接受他們影響的同時逐漸深化和完善自己的理論，實際上成了蘇聯時期俄羅斯本土唯一的歐亞主義者。而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正是他以自己的大量著述和在學術界的聲望直接刺激了俄羅斯新歐亞主義的產生和迅速壯大。
古米廖夫一再聲明他不是政治家，“不認為自己有從事政治的能力”，宣稱他的研究只到18世紀為止。可是作為一個富於強烈愛國主義精神的知識分子，他不僅在自己一生的學術探索中始終以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與前途為基本出發點，在其晚年，當他可以而且應當公開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時，他並沒有把自己鎖在書齋里，而是通過報刊、電視和講座等方式對國內和國際問題坦率地發表自己的見解，以期被同胞接受和當局採納，儘管他的這種希望有時顯得過於天真。
據他自己說，在戈巴契夫改革時期，他曾被外交部請去作演講。可是結果都令他大失所望：那裡的官員們不僅弄不懂他關於美國是西歐的延續這一觀念，而且在他講到要禮貌地對待國內的韃靶和突厥民族時，大不以為然，要求他改變自己的觀點。他既沒有順從官方的口味，也沒有因此而重新躲進象牙之塔，而是繼續宣傳自己的主張。
1992年，當《社會》雜誌記者請他談歐亞主義的現實意義時，他回答說：“首先應當消除大眾意識中的歐洲中心論這一錯誤認識。”歐亞主義的重要意義在於幫助人們認識人類歷史，懂得人類不是以歐洲為唯一中心的整體，而是由若干“不同景觀”組成的多姿多彩的混和體。歐亞主義的主要長處在於將歷史、地理和自然科學結合起來進行綜合研究，因而前程遠大。他認為歐亞主義的口號是：“不要去尋找那么多敵人——他們已經夠多了；而應當尋找朋友——這才是人生的主要價值。我們要尋找的是真誠的朋友，突厥人和蒙古人就可能成為真誠的朋友；而英國人、法國人和德國人，我敢斷言，只能成為狡猾的剝削者。”
早在1991年年初，他就預見到國家分裂的危險，大聲疾呼反對民族中心主義，主張用“非對抗性的競爭”來保持國家的統一。針對當時流行的蘇聯是“邪惡帝國”和“各民族監獄”的說法，作為一個多次無辜被捕、飽受牢獄之災的學者，他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回答：“在我年輕的時候，蘇聯恰好是俄羅斯。現在它之所以不再是俄羅斯，正是因為它已經開始解體。而解體絕非民族政策的最佳選擇。”眾所周知，就在這年年底，蘇聯就真的解體了。
對於蘇聯解體的原因，當時有各種各樣的說法。比較普遍的一種觀點是：俄羅斯作為最後一個殖民帝國，它的解體是不可避免的。要想進入文明社會，它就必須分裂為若干個獨立的國家，因為俄羅斯的內部矛盾已經到了無法解決的地步。對於這種解釋，古米廖夫持堅決反對的態度。
其次，國家分裂並不是進入文明大家庭的必需條件。這個所謂的文明大家庭的建立恰好是歐洲對非洲、印度和美洲殖民擴張的結果。總而言之，古米廖夫認為不能用政治和經濟的觀點來解釋俄羅斯大國的崩潰，只有用他的“進取精神”學說來考察，才能獲得正確的答案。
照他的解釋，所謂“進取精神”（пассионарность）就是一種能量過剩狀態。若是一個人的進取精神超過其平靜生活的需要，他便是一個富於進取精神者，就會為了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而獻身。與此相反，若是進取精神明顯減弱，就會安於現狀，過平庸的生活，這樣的人就叫做缺乏進取精神者。他們總想不勞而獲，依靠別人來滿足自己的需要。
就民族而言，古米廖夫認為，從進取精神衝動萌發到恢復新的平衡這樣一個周期約需1200～1500年。在這個周期中，進取精神要經歷一個從萌動上升到高峰，然後再從高峰下降到消沉的過程，而民族也隨之而出現發生、發展、統一、分裂和衰敗的現象，隨後又開始孕育下一個周期。照古米廖夫的說法，俄羅斯進取精神的萌動期出現於13世紀，因此到蘇聯解體前後，俄羅斯的年齡還不到800歲，正值由消沉期向惰性期過渡的最艱難的轉換時期。西歐國家比俄羅斯年長500歲，在15～16世紀之間，他們也經歷過類似的轉換時期。比如法國15世紀勃艮第戰爭期間，到處都是被絞死的人。由於這種民族年齡和進取精神水平的巨大差異，古米廖夫認為，無論俄羅斯如何努力，都不可能達到西方現在的福利水平。在這個時期出現離心傾向是很自然的事情。待反向過程開始之後，那些主張民族分裂的人們的子孫又會跑到莫斯科或彼得堡來碰運氣。那時，中央的權力又會重新落到外省人的手中，如同80～90年代俄羅斯的權勢人物，如戈巴契夫、葉爾欽、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等都是外省人一樣。不過導致俄羅斯崩潰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因為蘇聯時期中央所遵循的不是國家民族利益，而是仇視人類的意識形態，強迫印古什人和波羅的海各族人離鄉背井遷到西伯利亞，朝鮮人和卡爾梅克人遷到哈薩克，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遷到波羅的海地區，再加上種種苛捐雜稅，加深了邊疆地區的離心傾向：它們一有機會就設法擺脫中央的控制。古米廖夫認為，即使是最先要求獨立的立陶宛人，若是同意讓他們按自己喜歡的方式生活，他們也未必會離開蘇聯。同樣，高加索的內戰也未必會爆發。古米廖夫還指名道姓地警告：“若是在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也跟著解體，葉爾欽就完全可能變成莫斯科州的總統。”
在蘇聯解體之後，古米廖夫呼籲保持後蘇聯的全部空間，警惕被西方奴役。他認為進入另一個民族體系總是意味著首先必須放棄本民族的基本思想，代之以占統治地位的新的價值體系；進入西方文明只會使西方的行為和心理規範在俄羅斯成為準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