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反“羅明路線”事件
- 時間：1933年初
- 人物：羅明
- 序幕：在第四次反“圍剿”中
事件始末,人物介紹,
事件始末
“羅明路線”緣起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凡是冠以“……路線”者，其代表人物必定是黨內的“大人物”，例如“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張國燾路線”等等。然而令人費解的是，1933年初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一來到中央蘇區，便大肆討伐在中共黨內根本就不存在的“羅明路線”，一直斗到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時才緩和下來。羅明是何許人，值得臨時中央大動干戈?其實羅明當時只是中共福建省委代理書記，連中央候補委員都不是。之所以被批鬥，是因為他堅定地執行了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引起了博古等人的不滿。毛澤東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之後，被撤消了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的職務，離開了紅軍，到福建長汀福音醫院休養。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當時正好也在這裡養病，即將出院。毛澤東向羅明強調要在上杭、永定、龍巖等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打擊國民黨軍隊的主力。羅明出院後，向福建省委傳達了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家的贊同。不久，博古等中共臨時中央領導人經過上杭前往中央蘇區，羅明前去迎接。博古責問羅明：“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岩乾什麼?”羅明回答說：“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並經過省委研究決定，來這裡開展游擊戰爭的。”“毛澤東的指示?”博古一愣，臉上泛起不快的表情，接著問道：“你對中央的新指示有何意見?”“我還沒有聽到傳達。”羅明答道。當羅明要接著回答時，“吃飯了，不談了”，博古未聽羅明說完，便不耐煩地走了。博古到長汀時，當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中的毛澤東時，博古不耐煩地說：“毛澤東又有什麼可看的。”（《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1頁）1933年1月下旬，羅明根據他在長汀、連城和新泉等縣的工作情況，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的報告。報告中，羅明認為黨在岩、永、杭等邊緣地區的條件比較困難，黨的政策應當不同於根據地的鞏固地區。羅明從實際出發提出邊區鬥爭的建議是正確的，但對民眾的恐慌情緒看得過分嚴重，而且一些說法不當，比如：“如果不抓緊我們最弱的一點，集中比較多的力量很好地配合起來，發展武裝鬥爭，那就請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項主席、周恩來同志、任弼時同志，或者到蘇聯去請史達林同志或請列寧復活，一齊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對民眾大演說三天三夜，加強政治宣傳，我想也不能徹底轉變民眾的情緒。”這就引起了博古和洛甫等人的不滿，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對羅明的《意見書》嚴加指責。最使博古覺得刺眼的便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毛主席”一語，雖然羅明在此後還開列了“項（英）主席”等等。博古質問羅明，誰說毛澤東是“我們最好的領袖?”“怎么能把毛澤東跟史達林甚至列寧相提並論!”博古還說，“不光是你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有比你更高級的幹部，也同樣犯了錯誤!”很明顯，博古所說的“比你更高級的幹部”，指的是毛澤東。羅明晚年曾深有感觸地說：“他們反對‘羅明路線’，實際上就是為了反對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為了‘殺雞嚇猴’，就在我身上大做文章。” 臨時中央為了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清除毛澤東積極防禦路線在中央蘇區的影響，首先開展了反“羅明路線”的鬥爭。1933年2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作出了《關於閩粵贛省委的決定》，明確宣布福建省委內“一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2月26日，博古在工農紅軍學校第四期畢業生黨團員及連級以上幹部黨團員大會上，專門作了題為《擁護黨的布爾什維克的進攻路線》的政治報告，對“羅明路線”的“實質”，作了全面的“揭露”和“批判”，並在黨中央的機關報《鬥爭》上連續發表了《什麼是羅明同志的機會主義路線?》、《什麼是進攻路線?》、《反對腐朽的自由主義》等文章，將反“羅明路線”的鬥爭推向了高潮。閩西“羅明路線”的帽子滿天飛，在前方不能堅決執行“進攻路線”的人被調回來，名之曰“羅明路線”；最後連貪污腐化、消極怠工的人也都被稱做是“羅明路線”分子。反“羅明路線”的結果，閩西的幹部被斗得暈頭轉向，在“肅反”之後剩下的一點老幹部都遭到打擊和排擠，一時間造成了人人自危，黨群之間、上下之間、紅軍與人民民眾之間嚴重的脫節現象。
江西的“羅明路線”
1933年3月，反“羅明路線”之風颳到了江西。“左”傾領導人又發明了一個“江西羅明路線”，大張旗鼓地開展了一場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按：一說“唯俊”，這裡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纂出版的《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中的“維”為準）、古（柏）以及江西省委的運動。那么，鄧、毛、謝、古是怎樣成為博古等人的批判對象的呢?早在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時，當時在上海的鄧小平就對四中全會表示了不滿，對四中全會後的中央表示不信任。為此，一些人指責鄧“散布對於四中全會後中央領導的不信任，實際就是在反對共產國際和四中全會”。10個月後在贛南會議上，鄧、謝、古大力支持毛澤東，為後來遭受“左”傾領導人的打擊埋下了伏筆。當年11月1日到5日，中共中央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史稱“贛南會議”）在江西瑞金葉坪村召開。臨時中央派出的中央代表團主持了這次會議。毛澤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份出席會議。會上，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對此予以否定，並排擠毛澤東的領導。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幾位中心縣委書記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由此被認為是反對中共蘇區中央局。贛南會議鑒於毛澤東對“中央指示”的反對態度，決定撤消毛澤東的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的職務，剝奪了他對蘇區黨的事務的領導權。在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一職，被執行“左”傾路線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撤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1933年1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在上海無法立足，不得不遷入中央蘇區。此後，針對“左”傾中央領導人諷刺毛澤東的“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做法，鄧小平等人指出：“大城市中產生了立三路線，我們蘇區的山上，卻全是馬克思主義。”他們把上海來的“左”傾中央領導人，稱為“洋房子先生”，意思是他們是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者。鄧小平等人所起的“洋房子先生”的“雅號”，令博古等人十分惱火。贛南會議之後，鄧小平與蘇區中央局秘書長毛澤覃、贛東特委書記謝維俊、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古柏等對中共臨時中央的“左”傾政策進行了公開抵制，例如，在經濟政策上，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以經濟出路”；在作戰方針上，主張誘敵深入，反對軍事冒險；在擴紅原則上，主張由民眾武裝逐級發展為主力紅軍，等等。這些思想，可以說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也是若干年來蘇區的革命鬥爭反覆驗證的成功經驗。在當時蘇區黨、紅軍和蘇維埃政權的中高級幹部中，持有或支持類似觀點的人不在少數。這在1931年以後王明“左”傾路線占統治地位的情況下，恰如一股潛行的地火在積蓄、匯集，形成了維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堅強力量。這些正確的主張，被博古等人稱為“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卻逃跑路線”，就是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
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由於地方紅軍一部被編人中央紅軍，紅軍獨立3師也被調往北部，兵力空虛的尋烏縣被廣東軍閥陳濟棠占領。這就是所謂的“尋烏事件”。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及時地組織了退卻，避免了更大的損失。但“左”傾中央領導人卻抓住這一點，指責鄧小平“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是“可恥的右傾逃跑主義”，“把尋烏整個送給敵人”，是“會尋安的羅明路線”者。這件事情成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導火索。所謂反“江西羅明路線”，是指對抵制“左”傾錯誤的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等人和江西省委進行的打擊運動，而鄧、毛、謝、古是江西蘇區支持毛澤東正確主張的代表人物。鄧小平當時是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毛澤覃是永（豐）吉（安）泰（和）中心縣委書記（1933年2月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秘書長），謝維俊是江西軍區二分區司令員兼獨立第5師師長，古柏先後擔任尋烏縣委書記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秘書長，他們4人被稱為“毛派”（《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411頁關於“毛派”的注釋：“是當時中共臨時中央‘左’傾領導人強加給鄧小平等人的”）。1933年，蘇區中央局代表在檢查江西南部地區會昌、尋烏、安遠等蘇區邊縣的工作時，認為會、尋、安中心縣委書記鄧小平的做法與羅明是相一致的，縣委執行了一條同黨的進攻的路線完全相反的所謂純粹的防禦路線。2月20日出版的《鬥爭》雜誌第3期，發表了任弼時的《什麼是進攻路線》的文章，點名批評了會、尋、安“長期站在純粹防禦路線泥坑中”。但任弼時在這篇文章中，還提出要“糾正過去一些同志對進攻路線的錯誤解釋”，說不應把“進攻路線”看成是單純的軍事進攻，“在軍事上，有時在某一方面是要採取防禦甚至暫時的退卻，為著在主要方面去消滅敵人的”。這是公開發表的和博古等調門不合拍的惟一一篇文章。正因為如此，博古認為任“不合手”，兩個月後，把任調離中央蘇區到湘贛省去了。3月下旬，中共蘇區中央局繞開中共江西省委，直接召開了會、尋、安3縣黨的積極分子會議，張聞天以中央局代表身份主持了會議並作了報告。在3月31日通過的決議中指出，“會、尋、安三縣過去在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中心縣委的領導之下，執行了純粹的防禦路線，這一路線在敵人大舉進攻面前表示悲觀失望，對於民眾的與黨員同志的力量沒有絲毫信心，以致一聞敵人進攻蘇區的訊息，立刻表示張皇失措，退卻逃跑”，甚至將整個尋烏縣完全放棄交給廣東軍閥。會議決定改組會、尋、安中心縣委，召開3縣各級代表會議，以開展“反機會主義路線”，“最堅決的打擊以鄧小平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的領導”。會議還對江西省委作了嚴厲的指責，“這一反純粹防禦路線的鬥爭的不深入，省委也應負一部分重大的責任”。這次會議，揭開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序幕。
鄧小平等四人的際遇
4月15日，《鬥爭》上發表了張聞天的《羅明路線在江西》的文章，認為“羅明路線不但在福建的杭永岩，而且也在江西”；“純粹防禦路線的問題，不但在會尋安，而且在江西其他地區”，要求“江西省委必須最嚴肅的檢查所有邊區各區工作，揭發自己過去對於邊區工作的指導的政治錯誤”，“把這一反對單純防禦的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深入到民眾中去”，並公開提出了反“江西羅明路線”的問題。
4月16日至22日，在中共臨時中央的督促下，中共江西省委召開會議，批評“江西羅明路線”，指責江西有“三個怪”障礙了工作的開展，即所謂的“江西羅明路線”、“自由主義”與“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提出所謂“鄧、毛、謝、古小組織”，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同時是反黨的派別和小組織的領袖”，並對他們進行批判與鬥爭。但鄧小平等4人在原則問題面前並沒有退卻，他們在這次總結會議上與他們所寫的申明書中，堅持了自己的正確觀點。
“左”傾領導者責成他們交出一份像樣的申明書，但在第二次申明書中比第一次“檢查”更為明確具體。鄧小平氣憤地陳述道：“我們交的兩份檢查，寫的全是實話。回顧歷史，認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對黨的事業負責的，是對中國革命負責的。”鄧小平一方面承認自己是有錯誤的，這“沒有什麼問題”；但在另一方面“自己感覺到不會走到小組織的行動”，“反右派與我沒有關係”。毛澤覃在聲明書中也被迫承認過去在土地問題上犯了錯誤，但對於所謂的“小組織行為”，是因許多意見“不敢向黨提出，僅只秘密地談論”。古柏的聲明書寫了15頁，對於所謂的“反黨小組織”則一字不提。謝維俊的聲明書電根本不承認什麼“小組織的行為”。
5月4日，臨時中央又在工農紅軍學校黨、團員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出《關於江西的羅明路線的決議》，認定鄧、毛、謝、古是“羅明路線在江西的創造者”，“鄧、毛、謝、古幾位無節氣的小資產階級出身的同志，對於四中全會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甚至以‘洋房子先生’相稱，這與毛澤東同志一貫地不尊重中央領導的性質是相同的……”“這些同志如果再不徹底糾正其錯誤，我們建議中央局把他們洗刷出布爾什維克的隊伍”，要集中“布爾什維克的鬥爭火力”，開展反“江西羅明路線”的鬥爭。
5月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批准了以“江西省委”的名義作出的《對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書的決議》，指責鄧小平“對他自己機會主義路線和派別觀念甚至派別行動的全部，始終是隱藏的”，是“企圖掩蓋和逃避自己的錯誤”；毛、謝、古3人的申明書中“只說出一些個別的問題和個人的關係，企圖掩蓋他們反黨的小組織和政綱，始終是不願意向黨赤裸裸承認的”；責成4人“必須向黨作第三次申明書”，“鄧小平同志，必須無保留地揭發他由第七軍工作時經過黨大會經過會尋安工作直到寫第二次申明書至止，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和派別觀念，以至派別活動，再不容許有任何掩藏”，“謝毛古三同志，必須向黨忠實的從歷史根源起徹底的揭發反黨小組織活動，和小組織的形成，以及全部機會主義政綱，同時必須採取必要的辦法，宣布小組織的解散”，並以開除黨籍相威脅。
毛、謝、古3人的遭遇分別是：毛澤覃勞動了一段時間，調到蘇區互濟總會當宣傳部長。這是一個閒差，沒什麼事乾，後來李維漢將他調到中央組織局工作。古柏被給予“最後嚴重警告處分”，撤職“改造”了一段時間，分配到會昌縣任擴紅突擊隊長。因他不搞強迫命令，未能完成任務，於1934年初被開除黨籍，2月到中央糧食部當秘書。謝維俊被調到地方參加突擊隊，挖工事，抬擔架，後在樂安當一般幹部，長征前夕才調到紅軍大學學習。
江西大反“羅明路線”
江西各縣相繼召開類似的“反羅明路線”為中心的黨代表大會，批判鬥爭了一些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幹部。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成為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遭到批判，被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反“江西羅明路線”歷時一年多，由上層到基層、軍隊，打擊了不少堅持正確意見的幹部，給江西地區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為反“江西羅明路線”，臨時中央提出了“將反機會主義的鬥爭深入到下層去，深入到實際工作中去”的口號，提出“要將這一鬥爭開展到全體黨員中去，不讓一個黨員站在這個鬥爭的陣線之外。要在鬥爭的過程中檢查每一個同志的思想，檢查每一件具體的工作”，大搞人人過關。1933年6月到8月，各縣相繼召開了以反“羅明路線”為中心內容的黨代表大會。
9月27日到10月3日，中央組織局召開江西全省黨代表大會，指責宜樂祟中心縣委書記胡佳賓“是羅明路線的執行者，是兩面派的標本”，嚴厲批評江西省蘇維埃聶昭良、洪興的發言“完全是污衊蘇維埃”，“是庇護羅明路線”，犯了“機會主義”和“兩面派”的錯誤，提出要“開展反對以胡佳賓、聶昭良為首的機會主義，並更具體的反對在第五次‘圍剿’前面新的機會主義的動搖，肅清羅明路線殘餘，鞏固與發展黨的組織”（《紅色中華》1933年10月12日）。12月下旬，中央組織局又召開了江西省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則進一步把蘇維埃系統的反“羅明路線”鬥爭推向了高潮。大會說省蘇維埃主席團對“古柏、聶昭良等機會主義”的鬥爭沒有開展，對省蘇維埃財政部副部長袁隆昌、省蘇維埃工農檢察部的吳家駿“擴大紅軍的機會主義錯誤”沒有察覺，犯了“嚴重的腐朽的自由主義的錯誤”等（《紅色中華》1934年1月1日）。
同時，被中央報刊《鬥爭》、《紅色中華》等點名批評江西的“羅明路線”黨組織的，就有會尋安、永吉泰、宜樂崇、建黎泰等中心縣委，石城、於都、永豐、信豐、崇仁、南廣、公略、萬泰、吉安、泰和、贛縣等縣委，以及陂頭、冠朝、元坑、塘上、折桂、古縣、七都、鹿崗等區委。江西省幾乎所有的中心縣委和縣委，都被打成了“羅明路線”者。
在反“江西羅明路線”鬥爭中，“左”的中央領導人還推行了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大批“洗刷”戴有“江西羅明路線”帽子的老幹部，輕率地提拔隨聲附和的新幹部。僅廣昌縣在1933年5月到8月，就洗刷了縣蘇維埃主席、區委書記、區蘇維埃主席等主要幹部17名；由謝維俊擔任司令員的江西軍區第二分區，洗刷幹部50多名。1934年4月到6月，全省絕大多數縣委書記，都被打成了“兩面派的機會主義者”而被撤職；而新幹部缺乏經驗，在“進攻路線”行不通時又被撤職。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既打擊了老幹部，又損害了新幹部，極大地削弱了全省的黨組織。
周恩來後來對此有一個深刻的評論：“一九三三年又反對羅明路線，反對鄧、毛、謝、古，正確的同志都受到打擊。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為臨時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執行國際路線。結果使黨在白區的力量幾乎損失百分之百，蘇區的力量損失百分之九十。”（《周恩來自述》連載之二，《大地》2002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