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解決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討論和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應敵方針,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朱德、王稼樣、顧作霖、鄧發、任弼時、項英等出席了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基本介紹
會議背景,會議時間,會議內容,會議結果,
會議背景
1932年7月,蔣介石發動第四次反革命軍事“圍剿”。中央紅軍奉命從漳州千里回師北上。8月上旬,蘇區中央局在興國開會,討論紅軍行動計畫。會議採納周恩來的意見,決定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會議還決定,前方組成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4人“軍事最高會議”,由周恩來任主席,負責解決一切行動與作戰總計畫;後方則分工做地方民眾工作,以積極配合前方軍事行動。但是,後方中央局與前方領導人對打不打南城問題發生分歧。中央局不滿意前方領導人決定不攻南城,而改在南城、南豐、宜黃之間分兵籌款的主張,要求按臨時中央給予指示,將紅軍主力繞到樂安、宜黃等地迎敵,並進而威脅和奪取吉安、撫州等中心城市。9月23日和25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兩次聯名致電中央局,一再說明:在現有條件下,攻城打增援部隊是無把握的;主張“赤化北面地區,逼近宜、樂、南豐,變動敵情,爭取有利於決戰以消滅敵人的條件。”25日,中央局復電不同意,要求紅軍主力“積極的出擊敵軍”。26日,周、毛、朱、王再電中央局,說明中央局的計畫不能執行。同日,紅一方面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毛澤東發出了《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時期的訓令》。訓令對敵人第四次“圍剿”的策略,紅軍的戰略任務以及未來決戰戰場的預定和戰備工作做了部署。但是,中央局認為訓令違背臨時中央的進攻中心城市與敵主力決戰的“積極進攻路線”,是“離開了原則”的“極危險的布置。”並“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
前方的周、毛、朱、王從實際出發,於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電後方中央局,提議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當前重大問題與對作戰行動的意見。30日的報告明確提出: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4天后可開成,軍事行動計畫亦將在這一會中決定。
前方的周、毛、朱、王從實際出發,於25日、26日和30日,3次致電後方中央局,提議在寧都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當前重大問題與對作戰行動的意見。30日的報告明確提出:在前方開中央局全體會議,4天后可開成,軍事行動計畫亦將在這一會中決定。
會議時間
為了貫徹執行臨時中央的“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解決上述日益激化的分歧,討論和確定第四次反“圍剿”的應敵方針,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朱德、王稼樣、顧作霖、鄧發、任弼時、項英等出席了會議。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因在前線部署軍事,未能赴會。
會議內容
會上,“左”傾領導人批評了毛澤東“認為早應北上,過去七個月都錯誤了之不正確觀點”,以及“樂(安)宜(黃)戰役後,又重犯了分兵籌款錯誤”等,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消極怠工”,是“純粹防禦路線”,並且把在歷次反“圍剿”中行之有效的“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也指責為“以準備為中心”,“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同時,把毛澤東抵制“左”傾錯誤的正確意見,斥責為“不尊重黨的領導”,組織觀念不強等。
會議在“左”傾思想占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要求紅軍在敵軍合圍未成之前,主動出擊,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提議,“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意見,不顧王稼祥、朱德的反對,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於10月26日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而由周恩來兼任。
臨時中央11月發出《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歪曲為“純粹防禦路線”,並加以批判;對執行這一路線的幹部加以打擊和排擠;而且又否定中革軍委通令中調毛澤東回後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決定,剝奪了他的工作權利。
會議在“左”傾思想占上風的情況下,通過了“左”的軍事行動方針,要求紅軍在敵軍合圍未成之前,主動出擊,以奪取中心城市,爭取江西首先勝利。會議還錯誤地決定取消前線最高軍事會議制度,並無視周恩來提議,“堅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負主持戰爭責任”的意見,不顧王稼祥、朱德的反對,最後以所謂“批准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為由,排擠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會後,“左”傾領導者調毛澤東專做政府工作,於10月26日又撤銷了他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而由周恩來兼任。
臨時中央11月發出《關於軍事路線給蘇區中央局的指示》,把毛澤東在三次反“圍剿”戰爭中形成的積極防禦戰略,歪曲為“純粹防禦路線”,並加以批判;對執行這一路線的幹部加以打擊和排擠;而且又否定中革軍委通令中調毛澤東回後方“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的決定,剝奪了他的工作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