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秋以後，按照中共中央的戰略決策，南方各革命根據地的黨政軍領導機關率領主力紅軍實施戰略轉移，相繼退出根據地，進行長征。留在南方各根據地的少數紅軍、游擊隊依靠廣大人民民眾，在中國共產黨地方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了堅決頑強的反抗，主要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等八省範圍內進行了三年艱苦卓絕的游擊戰爭。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根據地
- 主要地區：江西、福建、浙江
- 目的：牽制和消耗了國民黨軍
- 任務：戰略轉移任務
簡介,部署,
簡介
南方游擊根據地的鬥爭，牽制和消耗了國民黨軍，支持和配合主力紅軍完成了戰略轉移任務，在南方各省保存了革命力量，儲備了骨幹，為抗日戰爭時期中、華南敵後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礎。中共中央政治局1937年12月13日《對於南方游擊區工作的決議》指出：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為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為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為寶貴的勝利。”
部署
長征前夕，中共中央對於紅軍主力退出中央根據地後的鬥爭是有布置的。中央蘇區成立了黨的中央分局、中央軍區和蘇維埃政府中央辦事處。地點設在瑞金的梅坑(後遷至於都寬田)。中央分局由項英、陳毅、賀昌、鄧子恢、張鼎丞、譚震林、梁柏台、陳潭秋、毛澤覃、汪金祥、李才蓮等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任中央分局書記、中央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陳毅、梁柏台任中央辦事處正、副主任，賀昌任中央軍區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留在中央蘇區的還有瞿秋白、陳潭秋、何叔衡等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一些負責人。
除了組織上的布置以外，在武裝力量方面，中央留下了一部分紅軍。江西蘇區內有中央分局直接指揮的第二十四師和獨立三團、七團、十一團，有江西軍區的一、二、三、四團，有贛南軍區的六團、十二團，有楊(殷)贛(縣)軍區的十三團，以及登賢(信康縣)獨立團，加上各縣獨立營，總計三、四萬人，作為開展民眾游擊戰爭的中堅力量。根據中央軍委的指示，把瑞金、會昌、於都、寧都四個縣城之間的三角地區劃為最基本的游擊區和最後的堅持陣地。留在閩西的紅軍部隊有：福建軍區直屬的、分布在連城、汀州、瑞金一線的獨立第十九、二十團共四千餘人；閩贛軍區直屬的、在寧化、大田一帶堅持鬥爭的獨立第十七、十八團；一九三二年冬奉命進入敵後的、分布在龍巖至漳州公路兩旁破壞公路延緩敵人進攻中央蘇區的獨立第八團；一九三四年四月奉命到敵後漳平、寧洋、永安、連城一帶開展游擊戰爭的獨立第九團和在岩、連、寧邊界配合紅九團活動的明光獨立營等。留在閩西堅持鬥爭的紅軍獨立團以及各縣區的武裝游擊隊，總共一萬多人。
當時，中央規定留下的紅軍部隊的任務是牽制敵人，掩護紅軍主力部隊轉移和保衛蘇區，保衛土地革命的勝利果實，並在蘇區及其周圍開展民眾游擊戰爭，使進占蘇區的敵人不能順利地統治下去，準備在適當條件下配合野戰軍反攻，恢復敵人占領的城鎮和已失的蘇區。
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
中央蘇區的三年游擊戰爭，是在敵我力量極其懸殊、環境十分惡劣的情形下進行的。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三四年十月留守到一九三五年二月突圍，實現從正規戰向游擊戰的轉變。
中央主力紅軍於十月二十日突破國民黨反動派在信豐的金雞、新田、安息、固陂的封鎖線向西前進，這時，根據地在敵人大舉進攻下，形勢急轉直下。進攻中央蘇區的敵人在被其占領的寧都、汀州、石城、興國、於都、瑞金、會昌等基本蘇區，推行堡壘封鎖政策，構築縱橫交錯的封鎖線，將蘇區分割成無數的小塊，企圖將留守的紅軍部隊圍困在狹小的地區內一舉消滅。
在國民黨反動派大舉侵占我根據地的嚴重局面下，中央分局書記項英沒有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及時地轉變鬥爭方式，把留下的紅軍部隊分散投入到游擊戰爭中去，而是沿襲了“左”傾中央領導在蘇區的一些錯誤作法，在軍事上仍然是採取大兵團的作戰方針，提出了“創造新的師、新的軍團”的口號，而且把軍事重心也放在這一方面，以二十四師為主力，把許多地方游擊隊改編為獨立團，把那些勉強出院的傷病員充實到紅軍部隊中去，在“三南地區”阻止敵人進攻，死打硬拚。
在對形勢的估量和鬥爭的部署上，陳毅同項英有著原則的分歧。陳毅認為應該承認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蔣介石的兵力大大超過我們，我們應當作堅持鬥爭的長期打算，開展廣泛靈活的游擊戰爭。但是，項英全權在握，他拒絕了陳毅的正確意見，仍然熱衷於大兵團作戰。
十一月二十一日，當侵占瑞金之敵向會昌進攻時，項英為了“興奮蘇區的民眾，提高他們的信心”，將二十四師以及瑞金、會昌的兩個獨立營集結在會昌謝坊左側的灣塘崗，伏擊了東路的敵第三師。這一仗雖然殲敵半個旅，但也削弱了紅軍的力量。特別失策的是暴露了紅軍主力二十四師的目標，給敵人造成了四面合圍的機會。謝坊戰鬥後，敵人發覺了仍有正規紅軍留在中央蘇區，於是由急進改為緩進，加緊構築封鎖線，並集中了四個師的兵力在寧都縣以北尋找紅軍主力二十四師決戰，我陷於更加困難的被動局面。在牛嶺戰鬥中，我二十四師五個團被敵各個擊破，遭到慘敗。這一仗使所謂“最後堅持陣地”丟失了，成為結束大兵團作戰的最後一仗。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遵義會議後的中共中央，給中央分局項英各同志發來了“關於堅持敵後鬥爭的指示”。電文明確指出：“放在你們及中央區全黨面前的任務是堅持游擊戰爭，是動員廣大民眾用游擊戰爭思想頑強的反對敵人的堡壘主義與清剿政策。應該承認中國目前環境的嚴重性，但應認識中央區的鬥爭對於全國仍然有極大的意義。”並指出：“立即改變你們的組織方式與鬥爭方式，使之與游擊戰爭的環境相適合。”同時，還提出了具體行動部署。
黨中央的二月電示，為中央蘇區適時地實現歷史性轉變和勝利地堅持三年游擊戰爭指明了方向。
二月十七日，中央分局根據黨中央指示，決定部隊九路突圍，開展游擊戰爭。並把所有機關工作人員分配到部隊行動或派到其他地區加強領導，中央分局只留項英、陳毅、賀昌三人隨七十團行動。
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在九路人馬突圍後，留在仁鳳山區的紅軍部隊開始突圍。突圍時，電台因密碼用完失去作用，從此，中央分局與中共中央和各游擊區失去了聯繫。在突圍中，部隊遭受損失很大，賀昌、阮嘯仙、劉伯堅等重要幹部相繼犧牲。
一九三五年三月，項英、陳毅等幾經輾轉，歷盡艱辛，在代英縣縣委書記曾紀才和贛粵邊地下黨的幫助下，終於到達贛粵邊根據地的中心油山，與李樂天、楊尚奎率領的游擊隊勝利會合。隨後不久，蔡會文、陳丕顯等率領的贛南省突圍部隊也到達油山。這時，總共三、四萬人的紅軍部隊，只剩下數千人了。從此，在項、陳領導下，開始了贛粵邊的三年游擊戰爭。
第二階段，從一九三五年三月“長嶺會議”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粉碎敵人軍事“清剿”和經濟封鎖。
中央蘇區的游擊根據地，主要的有三大塊：贛粵邊游擊區，閩西遊擊區，閩贛邊游擊區。
贛粵邊游擊區，是中央分局和中央辦事處的所在地，是紅軍北上後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中心區域。一九三五年三月，項英、陳毅等從仁鳳山突圍到達油山以後，贛粵邊開始成為敵人注目的中心。敵人加緊了對油山的進攻，在軍事上以超過紅軍游擊隊三、四倍的兵力，對贛粵邊周圍進行了嚴密的包圍和封鎖，妄圖把紅軍游擊隊困死在深山密林里。
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項、陳等在大余的長嶺召開了一次軍政幹部全體會議。會議分析了主力紅軍轉移後中央蘇區的形勢，批評了悲觀失望和盲動主義兩種錯誤情緒，確定了“依靠民眾，堅持鬥爭，積蓄力量，創造條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方針；並決定在贛粵邊特委下面，設立信豐、南康、大余、南雄、三南等縣委，少共組織也按黨的系統逐漸建立起來。長嶺會議在軍事上決定“以南嶺山脈為依託，以北上油山為主要根據地，堅持進行游擊戰爭”；在戰術上，以保存有生力量為主，反對硬打強敵和與優勢之敵決戰，採取打圈子、挺進游擊和襲擊動作，打擊弱小敵人，粉碎敵人的“清剿”。在組織上，把紅軍部隊分成四個游擊大隊，大隊下設分隊，每個分隊十至二十餘人，領導同志分散到游擊大隊去加強指揮，以適應游擊戰爭需要。項、陳隨司令部坐鎮北山，指揮各地。為了適應分散活動，長嶺會議還決定建立以油山為中心的秘密交通站，各地也相應建立自己的秘密聯絡點，以傳遞訊息，指導工作。長嶺會議為堅持三年游擊戰爭做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準備，成為贛粵邊紅軍游擊隊的新起點。
一九三五年春夏之交，敵人向我游擊區發動了大規模的軍事“清剿”。蔣介石以他的嫡系部隊第四十六師駐紮在贛州、南康，調動粵軍余漢謀的第一軍三個師，軍部設在大余，加上江西保全團等地方反動武裝共三、四萬兵力，部署了三道封鎖線，同時還實行“移民並村”，強迫游擊區的民眾出境，企圖割斷游擊隊與民眾的聯繫。
為了粉碎敵人的“清剿”，紅軍游擊隊組成“武裝工作隊”，以三、五人為一組，分赴各游擊區，組織民眾性的游擊小組，乘機騷擾敵人，牽制敵人，主動地深入到敵人比較空虛的中心據點或後方實施突然襲擊。由於紅軍游擊隊實行游擊戰爭的正確政策和戰術，敵人“三個月消滅游擊隊”的“清剿”計畫徹底破產了，只好把期限從三個月展為半年，以後半年不行，又展為一年，最後改為長期“清剿”了。
敵人在軍事“清剿”的同時，還對紅軍游擊隊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企圖困死、餓死紅軍游擊隊。紅軍游擊隊緊緊地依靠人民民眾，採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辦法，克服了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度過了三年游擊戰爭中最困難的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六月，“兩廣事變”發生。為了正確認識形勢，部署新的鬥爭，贛粵邊特委召開了有縣委負責人、游擊隊長、交通站長參加的幹部會議。會議提出了“反對軍閥混戰，實行抗日戰爭，變軍閥的混戰為抗日的革命戰爭”的政治口號。會後，項、陳以游擊隊的名義發表了《為兩廣事變告民眾書》，積極開展政治鬥爭，鮮明地保持黨的旗幟。同時，趁廣東軍閥撤離游擊區的機會，集中部隊打擊保全團和地主武裝，擴大游擊區。
是年九月，蔣介石解決了“兩廣事變”之後，派出嫡系部隊四十六師接防，再次向我游擊區發起了新的“清剿”。為了粉碎敵人的進攻，項英、陳毅召開幹部會，分析形勢，研究策略，並作了一個“九月的決議”，部署紅軍游擊隊的總任務，即在組織抗日的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進行統一戰線與游擊戰爭的配合。根據“九月決議”的精神，贛粵邊各游擊隊四出活動，在粉碎蔣介石中央軍的新的進攻中，不斷取得勝利。
在閩西遊擊區，一九三五年春，敵人開始大規模地進攻，調集和布置了八個正規師，以李默庵、李玉堂為指揮官，對紅軍游擊隊進行“清剿”，形勢非常險惡。
為了粉碎敵人“清剿”，制定鬥爭策略，一九三五年四月間，閩西黨在永定縣上溪南區赤寨鄉的一個瓦窯里，召開了主力紅軍長征後閩西地區黨、政、軍第一次代表會議。會議根據黨中央的二月電示精神和閩西南地區的實際情況，確定了黨在閩西南地區堅持游擊戰爭的方針：開展廣泛的、靈活的、民眾性的、勝利的游擊戰爭。會議對閩西遊擊隊的軍事活動範圍和兵力部署重新作了安排，並根據陳潭秋的意見，決定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以張鼎丞任主席，鄧子恢任副主席兼財政部長，譚震林任軍事部長，方方任政治部主任，郭義為任組織部長，朱森任參謀長。
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及游擊戰爭方針和任務的確定，扭轉了“左”傾錯誤領導給閩西黨和紅軍游擊隊帶來的危險局面。在正確的游擊戰爭方針指導下，紅軍游擊隊緊緊依靠人民民眾，靈活巧妙，出奇制勝。在軍事上開展游擊戰爭的同時，閩西黨組織還在政治上採取一系列鬥爭方法，實行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和平鬥爭與武裝鬥爭相結合，反迫害鬥爭保持土地和反捐稅鬥爭相結合，允許“白皮紅心”，曉以利害關係，以爭取民眾，瓦解敵軍，粉碎敵人的保甲政策和堡壘政策，變敵人的保甲為赤色聯防，變敵人的堡壘為赤色據點。在這些鬥爭中，閩西各地創造了許多出色的經驗。
在閩贛邊游擊區，具有光榮革命傳統的瑞金人民，在中央分局和縣委的領導下，成立了紅都游擊隊和游擊司令部，集結在九堡之銅缽山一帶，就地堅持鬥爭。在中央分局、中央辦事處的部隊向仁鳳山區轉移後，銅缽山區的敵情日趨嚴重。為了保存有生力量，一九三五年三月，瑞金游擊司令部帶領部隊向河東方向突圍。突圍中，游擊司令員劉連標不幸犧牲，突圍部隊活動於絲毛坪一帶。五月，由中共瑞金縣委書記賴昌祚主持在絲毛坪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著重研究了今後的行動方向與戰鬥任務。會議根據敵人大股進攻的嚴重形勢，提出了“保存實力，分散活動”的方針，決定將游擊隊分成九個小隊，每個小隊二十至二十五人，分散到各地去開展游擊戰爭。
絲毛坪會議後，這九個游擊小隊轉戰在綿江兩岸，給敵人很大威脅。六、七月間，敵人發動大規模“清剿”，游擊隊遭到了一些損失。為了加強領導，更好地開展游擊戰爭，縣委決定將分散活動的各游擊小隊合編為三個大隊，分別由鐘民、胡榮佳、劉國興領導。他們襲擊合龍、苦竹、藍田等“聯保辦事處”，搗毀武陽區公所，槍決惡霸地主劉啟龍，擊斃國民黨省黨部書記謝存道、敵團長王世金等，在閩贛邊區頗有影響。
第三階段，從一九三六年西安事變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為開創聯蔣抗日的新局面而鬥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調集了大批國民黨軍隊對我南方各省紅軍游擊隊進行瘋狂的進攻。
在贛粵邊，當項英、陳毅從地方報紙得知“西安事變”的訊息後，立即在油山召開了各游擊隊負責幹部會議，研究時局和鬥爭策略。項英專門寫了《西安事變及其意義和前途》的文章，指出要向廣大民眾宣傳和解釋西安事變的政策意義和實際真象，同時集中游擊隊加以整訓，消滅周圍的團匪，來開展南方聯合抗日的新局面。陳毅在負責幹部會議分析形勢時指出：從中國革命發展形勢看，已經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抗日高潮很快就會到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國民黨反動派依舊要消滅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鎮壓人民的抗日運動，我們絕不能有片刻的鬆懈。他要求紅軍游擊隊指戰員積極做好思想準備，迎接新的鬥爭。
這時，國民黨四十六師先後向贛粵邊發起了兩次大的進攻。敵人採取篦梳式的搜山戰術，逐山逐坑地搜尋，然後放火燒山，分區“清剿”。在項、陳指揮下，紅軍游擊隊運用避實就虛、避強攻弱的戰術，把大部分兵力向游擊區外轉移，一部分同志在上樂、大灣里、坑口和大餘一帶，領導民眾擊退敵人的進攻。紅軍游擊隊還派人到白區發動民眾廣泛開展破倉救荒鬥爭。北山、南山和南雄等地的游擊隊，趁敵人集中兵力進攻油山一帶的時機，積極活動，打擊反動的民團和豪紳地主，籌得了一大批款項，擴大了紅軍游擊隊的影響。
在閩西，從“西安事變”到“七七事變”期間，則已出現從反蔣抗日轉向聯蔣抗日的局面。“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從汕頭華僑報紙《星華日報》上得知訊息，隨即派方方赴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和請示工作。這時，閩南紅三團轉來了駐在香港的南方工委給閩西南軍政委員會的信，知道黨中央的方針已從抗日反蔣發展為聯蔣抗日。因此，閩西南軍政委員會便提出了“爭取閩西內部和平，聯合抗日”的口號，決定在閩西南開展和平運動，以推動國民黨抗戰。同時，軍政委員會的領導人張鼎丞、鄧子恢以個人名義，分別向漳州、廈門、汕頭、潮州、香港、廣州、南雄、贛州各地的同鄉會、知名人士、同學、親友等寄信，說明我黨顧全大局，願意停止內戰，希望他們多方推動當局和平談判，共同抗日。閩西南軍政委員會提出的聯合抗日主張，深得各界人士和社會輿論的同情和擁護，為閩西國共和談局面的形成創造了有利條件。
在閩贛邊，游擊隊在艱苦的環境中，克服重重困難，反擊敵人的“清剿”，不斷發展壯大自己，控制了由瑞金到長汀八十多里的地區，擴大了游擊根據地。一九三七年一月，鐘民、胡榮佳、劉國興三支游擊隊於陶陽豬子山東匯合，共有人槍八十餘。會合後，三支游擊隊和彭勝標率領的一百多人同時進行整編，合編為汀瑞游擊隊。從此，汀瑞游擊隊有了二百多人，力量更大了。他們在銅缽山、白竹寨、觀音山東以及瑞金城郊等地，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長期的英勇鬥爭。這支游擊隊同贛粵邊、閩西地區的游擊隊一樣，一直堅持戰鬥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改編為新四軍時為止。
至此，贛粵邊、閩西、閩贛邊的紅軍游擊隊，在共產黨的堅強領導和人民民眾的有力支持下，終於粉碎了敵人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勝利地渡過了艱苦的三年游擊戰爭。
三年游擊戰爭的歷史地位和基本經驗
中央根據地的三年游擊戰爭，是黨領導下的土地革命戰爭史上的光輝一頁。它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國民黨反動軍隊侵占和血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時刻，樹起了一面鮮紅的戰鬥旗幟，在政治上堅定和鼓舞了廣大人民的革命意志和勝利信心；它在主力紅軍北上後，在與擁有優良裝備的、超過自己力量數十倍的敵正規軍長期、頻繁的作戰中，牽制和消耗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打擊了國民黨軍隊的反動氣焰，在軍事上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的長征；它在極其艱苦的條件和複雜的鬥爭中，保存了革命火種，發展了武裝力量，鍛鍊和培養了大批骨幹，這批經過三年苦鬥的骨幹和武裝力量成為中國人民戰勝日本侵略者的中堅。毛澤東在高度評價南方各游擊區的鬥爭時指出：“這是我們和國民黨十年血戰的結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戰爭在南方各省的戰略支點。”
中央根據地的三年游擊戰爭，為我黨積累和提供了極為豐富、寶貴的經驗。第一、堅持長期的革命游擊戰爭直到取得最後勝利，必須保證黨對游擊武裝的絕對領導；第二、只有緊緊地依靠人民民眾，為民眾的根本利益而鬥爭，游擊隊才能得到生存和發展；第三、必須正確地估量形勢，適時地改變鬥爭方式和策略；第四、實行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第五、軍事鬥爭必須與政治鬥爭、經濟鬥爭緊密配合。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爭的寶貴經驗，在以後的抗日游擊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