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達（1906年-1983年） ，原名劉燿，又名劉虛谷，字照林，筆名水牛。中國近現代考古學家、歷史學家。在考古發掘、新石器時代研究、史學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中，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貢獻。
尹達曾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他先後參加了安陽後岡遺址、濬縣辛村和大賚店遺址、安陽同樂寨遺址、安陽西北岡殷代墓地、山東日照兩城鎮等處的考古發掘工作。曾任中國考古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
基本介紹
人物生平,求學經歷,奔赴延安,建國初期,晚年時期,主要成就,新石器時代研究,史學史,考古學,人物評價,親屬成員,
人物生平
求學經歷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10月17日，尹達出生於河南省滑縣牛屯，原名劉燿。民國八年（1919年），五四運動之初，尹達始讀私塾，民國九年（1920年）入滑縣國小，民國十一年（1922年）升入滑縣十二中。民國十四年（1925年），尹達考入中州大學（河南大學前身）預科，民國十七年（1928年）升河南大學本科，先在哲學系，後轉國文系。
同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與河南省組成“河南古蹟研究會”，開始殷墟發掘。根據本人函呈、學校查核成績，民國二十年（1931年）3月，尹達與石璋如作為河南大學“函送學生”參加殷墟發掘。尹達最初在安陽小屯北地見習，隨即赴安陽後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發掘。
民國二十一年（1932年），尹達從河南大學畢業後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工作。民國二十十三年（1934年）秋，尹達研究生畢業，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員，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安陽侯家莊西北岡發掘，負責西區1001大墓，後又進行東區小墓發掘。
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夏初，尹達參加梁思永主持的山東日照兩城鎮發掘，負責瓦屋村遺址。不久，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下半年至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上半年撰寫兩城鎮發掘報告，“抱病從事”，圖版及器物草圖基本完成。
奔赴延安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尹達於當年底，赴延安參加革命。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1月改用母姓，始稱“尹達”。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陝北公學任教，5月，進馬克思列寧學院學習，11月，到陝北公學關中分校任教。延安工作期間，尹達撰寫的《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進行中國原始社會研究的有益嘗試。後將該書的一部分修訂為《中國新石器時代》，於1955年出版；1979年再版時，改名為《新石器時代》。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抗戰即將勝利時，為促進國共合作，傅斯年一行6人在王若飛陪同下飛抵延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到機場迎接。尹達與傅斯年面晤，以《中國原始社會》一書相贈。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2月，尹達即將調赴北方大學（在河北），捎信給在重慶的傅斯年，告知“日內即赴華北，橫過山西，擬便中作考古調查；過去山西雖然發見多處遺址，但大都未能分析清楚，故欲於不妨礙旅行中作此調查”，“今後甚願與諸師友取得聯繫，以便共同致力於學術事業”，這才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1947年3月在《中國考古報告》第2冊和《北方雜誌》2卷1、2期的同時發表。信中表示“未完成之書，仍願續作；今後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至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的意願，雖因時局變化未能實現，卻表現出尹達對“未完成”的兩城鎮發掘報告的牽掛之情。
尹達
尹達1949年1月，北平解放初，尹達兼北平軍事管制委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文物部部長，負責接管古都眾多的文物單位。
建國初期
新中國成立初期，華北大學改名中國人民大學，尹達曾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部副部長和北京大學副教務長。1953年12月，尹達調入中國科學院，協助院長郭沫若籌建歷史研究所第一所，郭沫若兼所長，尹達為副所長，主持全面工作。1954年6月，尹達為中國科學院黨組成員，兼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
1959年至1962年，尹達兼考古研究所所長 。1960年2月，歷史研究所第一 、二所合併為歷史研究所，郭沫若兼所長，尹達為副所長 。
晚年時期
尹達晚年致力於史學理論的研究工作。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尹達繼續擔任歷史研究所副所長。1978年，他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以中國史學史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為主要課題。1979年和1983年，被推選為中國考古學會第一、第二屆理事會副理事長，1980年被選為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3年初任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1982年，他帶領史學研究室的人員開始著手編著《中國史學發展史》。這部書第一次把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寫到了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對於我國史學史的研究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1983年7月1日，尹達不幸病逝。遵其遺囑，人們將他的骨灰撒在河南境內的黃河裡。
主要成就
新石器時代研究
尹達的《新石器時代》，突破安特生（瑞典學者）的錯誤體系，建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科學體系，是尹達致力於一生的重大學術貢獻。1939年冬在延安寫成《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文，推測出龍山文化（兩城期、龍山期、辛村期）與仰韶文化（後岡期、仰韶期、辛店期）的絕對年代，填補了中國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空白，一個具有堅實基礎的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體系初步建立。
尹達
尹達《中國原始社會》把新石器時代研究推進到系統的中國原始社會研究，是尹達的又一重要學術貢獻，《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簡稱《中國原始社會》）是其代表。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開闢的“草徑”上，1939到1941年，尹達結合當時“大批新的材料和學術界之新的成果”，寫成《中國原始社會》一書，成為新史學陣營中從考古學出發系統研究原始社會的代表作。
1939到1940年9月，尹達完成第一編《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第二編《從古代傳說中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這兩編把新的材料和新的成果貢獻給學術界，“希望從這裡看出中國原始社會發展的線索”。“補編”為三個單篇論文：為論證“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是在中國這塊廣大的土地上發榮滋長起來的，並不是由它處移植過來的”，批判中華民族及其文化“東來”或“西來”說，1940年1月寫出《中華民族及其文化之起源》。7月寫成《關於殷商社會性質爭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認為“河南安陽小屯村及附近的考古發掘，是研究當時社會的一批最有價值的史料”，“離開它們，就不可能寫出殷商社會的信史”。1941年1月寫成《關於殷商史料問題———兼論殷商社會性質》，強調考古學上所提供的殷商史料“是最可靠最寶貴的”，但所出的報告太少，“不能代表全部的殷代遺址發掘的史料”。前後三編，1943年由延安作者出版社出版，名為《從考古學上所見到的中國原始社會》，以別於其他原始社會論著。這一論著，是尹達“從考古到史學研究”邁出的極為重要的一步。
1955年4月，尹達針對安特生新著的觀點寫成《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關於安特生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理論的分析》一文，強調“用科學的方法，綜合大量的關於中國新石器時代的新資料，早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準來”。1962年10月發表《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一文，對中國新石器時代研究工作進行了全面的檢視和系統的總結，“為這一學科展示出一幅光明而廣闊的前景”。
史學史
尹達的《中國史學發展史》為探索中國歷史學發展的基本線索和演變規律，尹達進行了具有創新意義的嘗試，《中國史學發展史》是其代表。1977到1978年，尹達決定在歷史研究所創建史學史學科研究陣地，著手組建研究室、招收研究生，逐步對中國歷史學的發展進行探索。
1982年下半年，尹達與研究室成員制定《中國史學發展史》編寫原則，成立編寫組，分工編寫。編寫原則規定：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逐步形成為一門科學的基本過程和規律予以探索和總結；確切地劃分其發展階段，闡明各階段史學的特點及其內在聯繫；對中國豐富的史學遺產進行批判、總結，重點放在史學理論和史學思想上。1985年7月《中國史學發展史》一書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下限寫至20世紀40年代末，對中國歷史學的起源、發展，直至成為科學的基本線索和演變規律，進行了可貴的探索。蘇聯學者勃·格·多羅寧認為《中國史學發展史》這項成果是“當前中國史學中出現的一種新氣象”，“史學研究中出現的許多新的趨勢都在這部著作中得到了某種程度的反映”。
《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的寫作即已顯示出這方面的特色，將最初17年間“發掘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遺址”的情況作系統清理，“綜合”各遺址中有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層位關係”的五處堆積情況，將“許多方面的材料加以比較和分析”，最後作出結論。寫作《中國新石器時代》，更進一步運用綜合研究的科學方法批評安特生“在方法論上正犯著這樣的毛病，所以免不了要演出‘瞎子摸象’的笑劇”。《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結集出版之際，《後記》強調：“實事求是的綜合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沒有綜合性的研究，就不可能使這種學科的理論逐步提高，也不可能從全面的綜合研究中發見問題，從而找出解決問題的鑰匙。”在系統總結新中國考古收穫之後寫成《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中，更是把綜合性的研究作為“新石器時代研究工作中的極為重要的經驗”來強調。這一經驗或方法，的確是諸多學術研究領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既包含理論與史料的關係問題，又包含個別與整體、局部與全局、現象與本質的關係等問題。
考古學
- 考古理論
尹達主張將多學科交叉研究納入綜合研究之中：“新石器時代考古學，需要其他學科的輔持和協作，才能夠全面而健康的發展起來。”他的這一期望，已經成為今天學術研究的一種趨勢。在《新石器時代》中概括地總結了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和其他地區新石器時代的已有研究成果，結合各地工作發展不平衡的情況，指出尚待深入鑽研的問題，展望進一步前進的道路。
尹達反覆強調，考古工作者必須努力提高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水平和理論水平，以理論鬥爭的責任感，密切注意大量資料所反映的複雜社會現象，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綜合研究；必須努力提高田野考古的技術水平，以高度的學術責任感，嚴肅認真地對待田野工作，根據層位關係解決好不同文化遺存的相對年代和本身分期問題。
尹達指出，要在考古研究中注意區分不同的工作階段：首先，科學的考古發掘和發掘報告的整理出版。全面而系統地科學反映某一遺址的現象，是它的首要責任。其次，比較研究和綜合研究。根據科學發掘的資料，從考古學理論的高度，深入分析其中反映的複雜現象，解決某些學術性、理論性的問題。第三，在前兩個階段的基礎上進行社會歷史的研究。他認為：“如果不弄清楚每個階段應有的主要任務，從而混同起來，糾纏在一起，就會影響科學工作的進程。”“越過考古學的認真的綜合研究，即進入氏族制度的社會歷史的探索，就有可能製造一些學術上的混亂。
- 考古發掘
尹達對中國考古學的早期發展，做過重要貢獻。1931到1937年，他活躍在田野考古第一線，參加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進行的安陽殷墟等項重要發掘。1954到1963年他擔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領導職務，對於把握考古研究的正確發展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數十年來，尹達特別是在中國史前考古學的奠定基礎方面，有其可貴的業績。一中國考古學開始走上科學軌道的年代，首要任務是正確判別主要考古學文化的年代序列。尹達正是這個時刻，在李濟和梁思永的領導下。
1931到1934年，他參加梁思永主持進行和自行負責的後岡遺址發掘工作。這項中國考古學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發掘，第一次從地層學上確定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和商殷文化的相對年代，使中國史前時期考古研究的水平大大地提高—步。這裡無疑包含著尹達的辛勤勞動。後來，他在濬縣大齎店遺址的發掘和安陽同樂寨遺址的調查中，也曾發現龍山文化疊壓仰韶文化的地層關係，進一步證實中原地區兩種原始文化的年代序列。這些在今天，早已成為中國考古學上的普通常識，當時卻是中國考古學界的頭等大事，是中國史前考古科學化的重要標誌。
1936年夏，尹達又在梁思永的領導下，與祁延霈一道，發掘山東日照兩城鎮遺址，大大地豐富對龍山文化文化內涵的認識。當時，這裡曾發掘50多座墓葬，有的隨葬品特別豐富。尹達參加革命前，已經將兩城鎮的發掘資料整理完畢，並且寫好了報告的主體部分。
20世紀50年代中期，他曾根據自己手頭的部分資料，準備繼續進行兩城鎮遺址的整理研究，由於其他工作較忙未能寫成專文。這項發掘的原始資料和報告初稿，現存台北中研院史語所，可望進一步整理後正式發表。尹達對殷墟發掘也有重要貢獻。他曾與石璋如、祁延霈等人鼓動梁思永，領導大家尋找殷代的王陵。於是確認侯家莊西北岡墓地，並於1934年春，對該墓地進行中國考古學史上少有的大規模發掘。
從1934年秋到1935年秋的三個季度，總計發掘10座殷代王陵，以及上千座殘殺“人牲”的祭祀坑，為殷代社會歷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實物資料。尹達早年的突出成就，還包括根據一些遺址的系統發掘資料，第一次詳細地論證安特生在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問題上的錯誤。
上世紀20年代前半期，瑞典學者安特生來中國進行史前時期的考古工作，先後發現仰韶村等著名遺址，由於他的基本理論和基本資料存在問題，所作錯誤論斷在學術界造成了混亂。尹達從親自參加後岡等遺址發掘所明確的仰韶、龍山兩種文化年代序列出發，通過分析當時了解較多的龍山文化和僅有初步了解的仰韶文化兩類陶器特徵，較早地認識到“仰韶村遺址中實含有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安特生所謂仰韶文化實雜有龍山文化遺物，應加以分別，不得混為一談”。1937年春，當安特生來史語所參觀訪問時，尹達曾當面向他提出質疑，但安特生固執己見，並不認輸。於是尹達在當年7月，撰寫《龍山文化與仰韶文化之分析》—文，詳細闡述自己的見解(因抗日戰爭爆發擱置，遲至1947年3月發表)。該文又提出，安特生由於未能辨認仰韶和龍山兩種文化遺存，主要根據陶器的著色與否推測時間早晚，既然河南的龍山式陶器晚於仰韶式，那么所出陶器全是單色(某些特點和龍山文化遺存相似)的齊家坪遺址，“是否早於仰韶期，其問題正多，不能遽為定論”。這樣，尹達對安特生當時劃分並曾產生相當影響的甘肅遠古文化六期，也已提出大膽的質疑。後來，夏鼐於1945年，通過甘肅寧定縣陽窪灣齊家墓葬的發掘，找到齊家文化晚於仰韶文化的層位關係；特別是上世紀50年代以來甘肅地區的大量田野考古工作，發掘過許多典型的遺址和墓地，使當地遠古文化的年代序列得到更為圓滿的解決。
- 理論發展
尹達於1954到1963年擔任考古研究所的第一副所長和所長，先後十年之久。他與夏鼐一道，把握考古研究的發展方向，指導全面工作。當時，尹達的主要精力雖然用於歷史研究方面的組織工作，但對考古研究的動向仍時刻關注。他經常向強調，要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進行考古研究，使考古學真正成為歷史科學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1954年底和1955年初，尹達剛剛回到考古戰線的時候，先後發表《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研究工作》、《論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問題》兩篇文章。他從分析中國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的基本情況、存在問題和進一步批判安特生在分期問題上的錯誤兩個方面，闡明新石器時代考古研究當前的迫切任務，以及原始社會研究在理論鬥爭中的重要意義。並提出“早日建立起中國新石器時代分期的標準”，判明“新石器時代的不同的文化系統”等課題，較早地引導大家關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分期和文化譜系問題。
1958年和1959年，面對社會上“拔白旗，插紅旗”的情況，尹達在考古學界及時提出“立中有破，邊立邊破”這一反潮流的發展方針，以及“建立馬克思主義中國考古學體系”的奮鬥目標，號召“在全國範圍內，把中國各個階段的各種文化遺存搞出一個科學的完整的系統”。同時，他又從領導的角度，明確表示對類型學方法的態度，批評一提“瓦罐排隊”就全然否定的傾向。這樣，便使全國的考古工作避免和減少錯誤思想的干擾，更加健康的發展。編寫《中國史稿》原始社會部分的時候，尹達為了進一步探討中國原始社會的問題，於1962到1963年初，以《新中國的考古收穫》一書所作綜合為基礎，逐一分析重要的具體資料，寫了五萬餘言的長篇論文《新石器時代研究的回顧與展望》。
人物評價
- 侯外廬：尹達同志是我國著名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半個多世紀以來，他懷著對科學真理的追求的態度，一直在歷史學和考古學的園地里辛勤耕耘著，耗盡了畢生的精力。他是中國考古學的開拓者之一，也是中國原始社會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建國以後，又是歷史學科的組織工作者之一。無論在考古發掘、史學研究和學術組織工作中，他都為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不可磨滅的貢獻。
- 石興邦：尹達同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史學家和考古學家，為黨和人民的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是以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人而終其一生。
親屬成員
- 父親：劉紹宣，最後一次鄉試舉人，先任縣立國小校長，後到開封新式中學任職。
- 大伯：劉紹周，秀才出身，先後在滑縣、偃師當師爺。
- 小妹：劉涑（劉淑芬），在山西靈丘黃木溝轉移民眾時，為搶救一個孩子而犧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