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天去私

“則天去私”是日本文學家夏目漱石晚年提出的一個哲學概念。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則天去私
• 時代背景：明治維新前的日本
• 提出者：夏目漱石
• 屬性：哲學概念

時代背景

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是一個封閉落後的國家,被西方的炮火打開了大門。 幕府末期，在經濟中產生資本主義萌芽的同時，出現了所謂豪農豪商階層。下級武士中的革新勢力和出身豪農豪商的志士，聯合與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強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號 ，即：尊奉天皇，趕走外國侵略者。刺殺與西方勢力勾結的幕府當權者；襲擊在日本的西方國家商人和外交官；進攻西方列強船隻等。在此期間，尊攘派對幕府尚存幻想，沒有明確提出推翻幕府統治要求，並受到幕府軍隊與西方列強的嚴厲鎮壓，最終失敗。

新政府

以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於1868年4月6日發布具有政治綱領性的《 五條誓文》，6月11日公布《政體書 》。9月3日天皇下詔將江戶改稱東京。10月23日改年號為明治。1869年5月9日遷都東京。並頒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強制實行“版籍奉還”、「廢藩置縣」政策，將日本劃分為3府72縣，建立中央集權式的政治體制。 　社會體制方面，廢除傳統時代的“士、農、工、商”身份制度，將過去的公卿諸侯等貴族改稱為“華族”，大名以下的武士改為“士族”，其他從事農工商職業和賤民一律稱為“平民”；為減輕因“版籍奉還”而連帶的財政負擔，政府通過公債補償形式，逐步收回華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祿；此外亦頒布武士《廢刀令》，以及建立戶籍制度基礎的《戶籍法》。

社會文化方面

提倡學習西方社會文化及習慣，翻譯西方著作。歷制上則停用陰曆，改用太陽曆計日（年號除外）。 　引進西方近代工業技術；改革土地制度，廢除原有土地政策，許可土地買賣，實施新的地稅政策；廢除各藩設立的關卡；統一貨幣，並於1882年設立日本銀行（國家的中央銀行）；撤消工商業界的行會制度和壟斷組織，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殖產興業）。

教育方面

發展近代義務教育，將全國劃分為8個大學區，各設1所大學，下設32箇中學區，各有1間中學，每1中學區下設210國小區，每一所國小區設8所國小，總計全國有8所公立大學，245所中學，53760所國小。教育機關頒布《考育敕語》，灌輸考道、忠君愛國等思想（有人認為此舉用意在於強化最高權力集中式的社會體系，為日後的對外擴張鋪路）。此外亦選派留學生到英、美、法、德等先進國家留學。

軍事方面

改革軍隊編制，陸軍參考德國訓練，海軍參考英國海軍編制；並於1872年頒布徵兵令，凡年齡達20歲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須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預備役2年，後來一般役及預備役分別增至3年及9年，總計12年。1873年時，作戰部隊動員可達40萬人。此外明治政府亦發展國營軍火工業；到了明治時代中、後期，軍事預算急劇增加，約占政府經費的30%～45%，實行軍國主義，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

改善各地交通，興築新式鐵路、公路。1872年，第一條鐵路——東京（新橋）至橫濱（櫻木町）間鐵路通車；到了1914年，日本全國鐵路總里程已經超過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於1882年訂立法式刑法，於1898年訂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於1899年訂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於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勵神道教，因為其宣揚忠於天皇的思想，對天皇統治國家有一定的幫助。同時亦容許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傳教的禁令。

1871 年 ，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為首的大型使節團出訪歐美，考察資本主義國家制度。在富國強兵、殖產興業 、文明開化的口號下 ，政府積極引進西方科學技術，以高征地稅等手段進行大規模原始積累，建立了一批以軍工、礦山、鐵路、航運為重點的國營企業。與此同時，引進繅絲、紡織等近代設備，建立示範工廠，推廣先進技術；招聘外國專家，派留學生出國，培養高級科技人才。由於過重的財政負擔曾經引起財政危機，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國營企業和礦山廉價出售給與政府勾結因而擁有特權的資本家( 即所謂政商），以優厚的保護政策鼓勵華族、地主、商人及上層士族投資經營銀行、鐵路及其他企業，培植了一批財閥。80年代中期起，以紡織業為中心，開始出現產業革命的高潮。

發展過程

“自我本位”

“自我本位”是他們從西方借鑑來的觀念,日本這樣一個長期處於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並沒有多少自我意識。而對於一個向現代轉型的國家,這種自我意識又是極為關鍵的,“個體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生成或走向自覺,是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性之一,是全部現代文化精神的基礎和載體。”[ 1 ]主體的確立是現代性最重要的內容之一,在舊的意識之中,幾乎是沒有自我可言的。到了現代社會,人們才會如此看重一個與眾不同的自我。而這個自我,是個體乃至群體走向獨立自強的前提,當時人們普遍認為要有獨立自強的自我。

三四郎

三四郎是由熊本這個偏僻的地方考入東京的大學。當時日本和西方的差別,也正像熊本和東京的差別,東京人就視熊本為野蠻之地。對於他,東京是個與家鄉截然不同的地方,所接觸到的人也與家鄉完全不同。擺在他面前的是三個世界:一個是遠方的家鄉,“有著明治十五年以前的風味”;一個是書齋,在裡面“因不知當前的世界而頗不幸,也因能逃離煩惱的世界而幸運”;再就是東京的現代生活,在那裡,“有電燈,有銀質匙,有歡聲,有笑語,有杯里直冒泡沫的香檳酒,有出類拔萃的美麗的女子。”在這些面前,他是茫然的,他天真地想把三個世界混合在一起:“把母親從鄉下接出來;娶一位美貌的妻子;然後投入到學習中去。”可惜這只能是他的幻想,他和美禰子這個“無意識的偽善者”的朦朧的感情是失敗的。小說的最後,三四郎嘴裡反覆地說:“迷途的羊,迷途的羊……”三四郎所表現的正是夏目漱石所處的那個時代知識分子面對西方時的困惑和迷惘。

過渡

“自我本位”與“他人本位”根本對立,它強調尊重自我,尊重自我個性; 特彆強調要有鮮明的自主性,從自己的立場去判斷、去行動,避免與他人雷同。這其實就是把人內在的自然本性,而非外在的秩序性的道德標準,作為行為的規範。而“他人本位”則拋棄自我,完全服從他人,他人是主,自己是賓。“自我本位”的理想模式應該是和諧狀態下的自我實現。然而,代助在實踐這一理論、向“自我”回歸的時候,卻和“他人”———平岡相衝突,進而又同“他人”的總體,即社會以及社會所代表的道德發生了衝突。這說明,堅持“自我本位”面臨著一個如何處理和“他人”之間關係的問題。這是主人公和作者必須面對的問題。但這一問題非常難以解決。盲目地以自我為本位就意味著自我天然合理,凌駕於善惡等價值觀念之上。儘管從夏目漱石自己的理論上看,“自我本位”不同於“利己主義”。利己主義是不考慮別人,只為自己打算;為滿足自己的私慾,不惜侵害他人。“自我本位”所提倡的既不是不要“自我”地一味服從他人,也不是損人利己的自我擴張,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

從此以後

在夏目漱石的《從此以後》中,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到這種“自我本位”的思想。《從此以後》中的代助是一個高等遊民,大學畢業後閒居在家,靠父兄的資助生活。他曾為了自己道德上的成功,把自己喜歡的三千代讓給了好朋友平岡。這是以某種社會道德扼殺了自然之愛,以他人扼殺了自我。當代助再次遇到並不幸福的平岡和三千代時,自然之愛又甦醒了,並且不可遏制。他拋棄了原先的所謂利他主義的思想,決心和三千代在一起。為此,他必須付出和父兄決裂,與平岡絕交的代價,並且,必須面對物質上的困境和道德上的壓力。代助毅然做出了抉擇,和所愛的人走到了一起。可他們將依然處在困境中。

武者小路篤實準確地指出:“漱石先生在《其後》(《從此以後》)中表現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會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違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內心得不到安慰;違背了社會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質性的安慰。人必須服從自然的命令,可違背社會規範卻又只會滅亡。於是,很多情況下,服從自然便遭受社會的迫害,造成外傷;服從社會又會遭受自然的懲罰,造成內傷。人究竟怎樣活著才好?”

在《門》當中,我們就看到了由“自我本位”引出的痛苦。宗助和阿米是一對極為恩愛和睦的夫妻,他們情投意合,有一種靈魂的默契,雖然過著貧苦和孤獨的生活,卻也感到幸福。但這種幸福並不能沖淡他們的痛苦,因為他們的結合帶有某種道德上的罪過:他們的結合是以好朋友安井的痛苦為代價的。他們一直生活在對“他人”的負疚之中,這成為他們一生中的陰影,“生活里似乎有個幽靈時時徘徊,給兩個人的精神帶來壓抑”,連阿米幾次生育未成都被認為是對他們的懲罰。為了尋求解脫,宗助去參禪,卻也是無功而返。 “自我本位”向“則天去私”轉變在這裡,夏目漱石徹底反思了“自我本位”的思想,他意識到“自我本位”中的自我是不可以信賴的,而自我的純良是“自我本位”能合理存在的最重要的前提,否則,一個“惡”的自我的無限擴大的後果是可怕的。

在《心》中,我們看到,人平時可以是善的,可一旦和自己的利益發生衝突,潛藏的人性之惡就表現出來了。他人即地獄。這已經不是某個個體的特性,而是整個人類的屬性了。《心》標誌著“自我本位”的完全破產。“自我本位”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礎就是“自我”應當是“善”的。《心》所探討的正是自我的本性,夏目漱石說:“我向希望認清自己心靈的人們推薦這部已經認清了人的心靈的作品。”他對人性的認識是悲觀的,《心》完全摧毀了人性善的假設。這是一部寫人性惡的書。書中的“先生”就是被利己主義所害,被叔父騙去了財產;自己又因愛情而害人,害死了摯友,以至抱憾終身,最終一死才得解脫。“先生”活著時是承受巨大壓力的,他是“死去了般活著”。他被人性的黑暗所壓制,那種罪惡感帶來的對自己的厭惡使得他不能去愛了。甚至他夫人還疑心是自己惹得先生不快,她“推測大概是先生由於厭惡自己的結果,終於發展到厭惡到社會了。”她何嘗知道“先生”內心深深的痛苦。

夏目漱石

夏目漱石自小深受漢學思想薰陶,但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中,他意識到原有的觀念已經無法繼續作為他們這一代的信念,他說:“在此文明開化之世,僅讀漢籍,即使成為一個漢學家也是毫無用處的。”(《落第》) 。他明白,此時西學比漢學更適應當時日本的需要。所以夏目漱石曾一度大力宣揚“自我本位”,視其為精神支柱。這是和當時日本的現代化進程非常合拍的。“自我本位”為他們的精神找到了支點,如他自己所言:“自從以自己的雙手緊緊把握住了‘自我本位’這個詞之後,我變得異常地堅強起來。一種傲視一切的豪邁氣概油然而生:他們算什麼東西。可以說,站在茫然若失的我的面前,給我明確指出從今往後的前進道路的,正是這‘自我本位’四個字。那時候,我心中的不安完全消失了。我以輕快的心境眺望著陰鬱的倫敦。”這個“自我本位”是他們從西方借鑑來的觀念,日本這樣一個長期處於東方專制主義的國家,並沒有多少自我意識。而對於一個向現代轉型的國家,這種自我意識又是極為關鍵的,“個體的主體性和自我意識的生成或走向自覺,是現代性的本質規定性之一,是全部現代文化精神的基礎和載體。”

怎樣理解

“天”是個複雜的概念,夏目漱石本人並沒有對此做出具體的闡釋,後來學者們的詮釋也是多樣的。可以推斷的是,“則天”是把自己的意志交給一個更高的存在。這意味著,“自我”已經不可以信任,那么多人性之惡已經不是自己可以克服的,“我”不能一味按照“自我”的意願盲目行動,而必須遵循於一個帶有宗教色彩的“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