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八六學潮
- 外文名：Eighty-six student protests
- 時間：1986年下半年
- 主體：學生
思想根源,上街遊行,後續處理,
思想根源
以上海地區為例，1986年下半年，上海高校學生中出現一股“民主熱”，廣大學生關心改革，強烈要求加快民主化進程。各校黨政領導根據上海市委要求，拓寬民主渠道，溝通交流思想，廣泛聽取學生意見，進行對話，把青年學生的熱情引向健康軌道。
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4日晚
方勵之在學校競選西市區人大代表的演講會上說：“我認為民主不是從上到下給予的，是靠自己爭取到的。”“民主只有靠大家的覺悟爭取到才是可靠的，否則得到了會被收回去的”。在他的影響下，翌日，中國科技大學和合肥部分高校學生便上街遊行。
1986年12月5日
1986年12月7日
1986年12月9日
由於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合肥地區高等學校發生學潮。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中醫學院、安徽教育學院等大中專院校5000 多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喊呼“爭取民主自由”、“打倒獨裁”等口號。
1986年12月10日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84級學生貼出抵制校內體育活動的“倡議書”，有些班級貼出聲援大字報，言辭激烈，從“要民主”轉向“要人權”。各校還貼出一些標語。
1986年12月18日
1986年12月19日
上海財經大學校黨委召開了科以上幹部以及班主任、輔導員參加的緊急會議，傳達國家教委的緊急電報，要求黨員和骨幹深入班級、寢室加強做穩定工作，校園裡出現了六張所謂要人權、要自由的大字報。
傍晚7時許，部分學生涌到上海市政府大樓門口，造成外灘交通阻塞。
晚上8點，上海副市長葉公琦與部分學生代表進行對話。
1986年12月20日
凌晨，上海市公安局到場採取行動，疏散了現場的人群，用汽車把學生分別送回學校，社會秩序、交通秩序逐步得到恢復。同日，市委召開萬人幹部大會，對穩定大局作了部署。
6時左右，上海財經大學仍有少數學生在外灘參加集會。
上午，在國定路分部又出現了三張大字報，上海財經大學召開了校黨政班子，有關部門負責人和科以上幹部參加的會議，傳達上海市教委早上六時的緊急會議精神。要求大家堅持做好學生工作，加強值班。
下午五時以後，上海財經大學約有兩百名學生在外灘、人民廣場等地集會、遊行、演說。
晚上，上海財經大學陳和本副校長帶領系總支書記、班主任等去人民廣場和外灘做學生工作，並派車接回學生。
1986年12月21日
上午，國定路上海財經大學校部貼出了一張學生大字報，要大家“九點在校門口集中去遊行”。
9時50分，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離校前往，部分校、系領導在學生隊伍中邊走邊做工作，大部分學生在中途返回了學校。下午4時後，上海財經大學派車接回在外灘、人民廣場的學生。
1986年12月22日
上海財經大學約有二十名學生打著校旗同上海外國語學院學生一起在上海市百一店附近遊行。校園內又貼出了約三十張大、小字報，標語。
下午，上海團市委召開各區、縣、局、大專院校團委書記學生工作會議，對貫徹市委大會精神，堅持正面引導學生等事做了部署。上海財經大學分別召開了校黨政領導、總支書記、系主任參加的會議，傳達市委召開的高校會議精神，並提出了幾點要求。
1986年12月23日
上海市政府發言人答記者問。明確表示理解學生們關心改革的熱情，但不贊成上街遊行的方式。同日，在民盟中央委員、校顧問李鴻壽教授的倡議下，上海財經大學三十五名教授聯名書寫了《告同學書》。當晚，《告同學書》在學校里廣播。第二天，《文匯報》第二版作了轉載。
同日，《人民日報》發表《珍惜和發展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的社論，指出：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敗的關鍵，也是堅持改革、開放最重要的保證。
同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安徽工學院、合肥聯合大學1000 多名學生，打著“聲援上海學生”、“抗議暴行”等標語上街遊行，到合肥市政府廣場靜坐，並向市政府秘書長提出了10 點要求，即《中國科大師生關於民主化進程的宣言》。此次學潮，陸續波及阜陽、徽州、安慶、蕪湖、銅陵等地市的大專、中專的部分學生。
1986年12月24日
1986年12月25日
上海財經大學校部出現了幾張大字報和標語。
1986年12月26日
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若干暫行規定》，對遊行示威活動作了比較具體的規定。
1986年12月27日
上海財經大學學生鬧事開始平息，學校局勢基本穩定。
後續處理
1986年12月30日上午，鄧小平就學生鬧事問題同胡耀邦、趙紫陽、萬里、胡啟立、李鵬、何東昌等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學生鬧事，大事出不了，但從問題的性質來看，是一個很重大的事件。”凡是鬧得起來的地方，都是因為那裡的領導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這也不是一個兩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一年兩年的問題，是幾年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講民主，不能搬用資產階級的民主，不能搞三權鼎立那一套”。“我們執行對外開放政策，學習外國的技術，利用外資，是為了搞好社會主義建設，而不能離開社會主義道路。”（《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194-197）
鄧小平講話的第一個重要內容，是分析事件的發生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旗幟不鮮明、態度不堅決的結果，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泛濫沒有得到遏制，不是一、兩年的事，而是好幾年的事了。
鄧小平講話第二個重要內容是點名批判方勵之、王若望、劉賓雁，說早就應該把這些人開除出黨，他們的很多言論，沒有得到批判，狂妄得很，這些人早就不夠共產黨員的資格了。接著，鄧又說：這些人之所以這么猖狂，傳說是因為黨中央裡面有個保護層。這實際上就是不點名地講到了胡耀邦。因此，鄧小平提出要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否則就是放任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同日，中共安徽省委召開常委會，學習中央領導人關於學潮問題的講話精神，提出解決學潮問題的6條意見。
1987年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元旦獻詞《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是搞好改革、開放的根本保證》，指出：要使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把經濟體制改革繼續推向前進，搞好改革開放，必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
1987年1月6日，針對1986年10月始在北京、合肥、上海等地相繼發生學潮，出現學生遊行示威，造成社會不安定的情況，中共中央決定將《鄧小平同志關於當前學生鬧事問題的講話要點》傳達到全黨和全國人民。上海各高校抓緊傳達中央有關檔案精神：旗幟鮮明地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同日，鄧小平同胡耀邦談了話。這前後，由鄧小平同志提出，經過中央常委議論，決定舉行一次解決胡耀邦同志問題的黨內生活會議，對胡的錯誤進行批評，也要他在這個會議上做出自我批評。鄧小平同志和中央常委提出會議要注意四點：
第一，不要說路線錯誤、路線鬥爭；
第二，不要涉及到個人的品質，不要因為胡犯了這個錯誤，就說他的品質如何，對品質不要加以評價；
第三，不要提"團派"，因為胡長期在團中央工作，社會上也有這種議論，認為批評胡耀邦，實際上是要打擊"團派"；
第四條大概是，不要說這個人是什麼圈子，那個人是什麼圈子，即屬於宗派性質的問題不要提。
1987年1月10日至15日，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在黨中央一級召集了黨的生活會。會上胡耀邦向中央政治局提出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的要求。
1987年1月1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決定改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領導班子。中國科技大學原副校長方勵之被開除黨籍並撤職。
1987年1月13日，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該署負責全國新聞、出版事業的管理工作。同日，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發出《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嚴格遵守黨章》的通知。要求共產黨員必須自覺地遵守黨章，嚴格執行黨的紀律，在思想上政治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堅定不移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和決議。堅決同一切違背黨章的錯誤言行進行鬥爭，是各級黨的組織和每個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不管是誰，如果違犯黨的政治紀律，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就要受到黨的紀律處分。對於少數不顧黨組織一再警告，恣意妄為的，嚴重危害黨的人，要堅決清除出黨，以保持黨的純潔性。
1987年1月13日，鄧小平同志會見日本自民黨幹事長竹下登時談到“搞改革、搞四化可不簡單。我們從來沒有自我陶醉，沒有認為會一帆風順。一定會有來自多方面的干擾，有“左”的干擾，也有右的干擾。如果說我們過去對“左”的干擾注意得多，對右的干擾注意不夠，那么這次學生鬧事提醒了我們，要加強注意右的干擾。我們必須排除干擾。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不可能搞建設，更不可能實行改革開放政策，這些都搞不成。開放不簡單，比開放更難的是改革，必須有秩序地進行。”（《排除干擾，繼續前進》，《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198-200）
1987年1月13日，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上海作家協會理事王若望被中共上海市紀律檢查委員會開除黨籍。
1987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又決定將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十二屆六中全會上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講話傳達到全黨。同日，上海市黨政領導參加上海市大學生、研究生迎春懇談會，與300餘名大學生、研究生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等問題進行了座談、交流。
1987年1月1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胡耀邦辭去中國共產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的職務。該職務由趙紫陽代理。
1987年1月20日，鄧小平同志會見辛巴威總理穆加貝時談到“我們這裡發生了一些事情，一是學生鬧事，二是黨的總書記更換。這兩件事是有聯繫的，我們已經作了處理。為什麼學生會鬧事？根本上是反映了我們領導上的軟弱。我們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需要經常用四項基本原則教育人民。這幾年來，一直存在著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但反對不力。儘管我多次強調要注意這個問題，可是在實際工作中我們黨的領導不力。這是胡耀邦同志的重大失誤。所以黨中央接受了他提出的辭去總書記職務的請求。學生鬧事和總書記更換都不是小事，但我們黨有足夠的能力處理這些事情。我們對胡耀邦同志問題的處理是合情合理的，可以說是處理得非常溫和，問題解決得也很順利。學生鬧事，也很好地解決了。這兩件事的處理，都不會影響我們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會影響我們對內、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會影響經濟體制的改革，也不會影響政治體制的改革，而只會使我們的黨和人民更加清醒，更加相信我們走的道路是正確的。儘管發生了這兩件事，一切都將照常進行，不會有任何改變。這是我要告訴同志們的。”（《加強四項基本原則教育，堅持改革開放政策》，《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201-202）
1987年1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當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若干問題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級黨組織必須充分認識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重要性和長期性；規定這場鬥爭嚴格限於黨內，而且主要在政治思想領域內進行，著重解決根本政治原則和政治方向問題；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要始終堅持以正面教育為主，團結絕大多數的方針，採取正確的方法，不搞政治運動。《通知》特別指出：全黨同志必須清楚地認識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有兩個基本點：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是堅持改革、開放、搞活。兩者互相聯繫，缺一不可。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正是為了正確地、全面地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也是貫徹十二屆六中全會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
1987年2月7日至2月20日，全市高校陸續開學後，針對學生的思想情況，中共上海市委和教衛黨委要求各校認真抓好4項工作：
（1）組織學習中央檔案和有關部門文章，讓廣大學生了解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鬥爭的性質、重點、界限和政策，逐步把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的指示精神上來。
（2）充分發揮黨員、骨幹學生的作用，使每個班級都有一個堅強的核心，同時做好個別偏激學生的思想轉化工作。
（3）組織理論隊伍，針對學生深層次的思想理論問題，有的放矢地做工作。
（4）繼續搞好校園文化和校園民主建設，積極組織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使他們了解國情、民情，增強社會責任感。
1987年2月18日，鄧小平同志會見加彭總統邦戈時談到，“大學生鬧事，主要責任不在學生，而是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煽動，其中主要是少數黨內高級知識分子。我們嚴肅地處理了這件事。但是，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鬥爭還沒有結束。”“學生鬧事這類問題對中國影響不會很大，更不會改變我們的現行方針和政策。至於我們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同志自己要求辭職，這與學生鬧事這件事有一定的關係。但是，這一人事變動對我們的方針政策不會有任何影響，就是說我們的方針政策不會改變，可能執行得更好。”“學生們鬧一下的好處，是提醒我們好好總結這幾年的發展經驗，使我們更清楚了問題在哪裡。”（《用中國的歷史教育青年》，《鄧小平文選第三卷》P204-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