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佛之爭

儒家學說植根於中國古代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法制的土壤中，維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級分明的社會秩序的禮，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適應了封建大一統的社會需要，因而受到歷代統治者的尊崇，成為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則被尊為“至聖先師”，他的言行也就成為人人遵守的“金科玉律”，不得違反。佛教是在與中國傳統迥異的印度社會中成長起來的宗教，它的教義思想蘊含著獨特的印度文化傳統特點，自然與代表中華民族文化的儒家思想有著很大的不同。所以，當佛教自東漢時傳入中國以後，必然與儒家學說發生爭執。雙方爭論的核心是忠與孝的問題，特別是孝道。在中國歷史上，儒佛之間的爭論，歷時很久，一直綿延近2000年，從未間斷。但是比較大規模的辯論卻都集中在宋代以前，主要有兩次大的論爭和三次滅佛事件。早在佛教傳入中土不久的三國初年，牟子撰寫的《理惑論》一書中，就明顯暴露出儒學對佛教的排斥態度。如當時的儒士們對牟子曾身為儒者，爾後改信佛教，即斥之為“惑”。曰：“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即將從域外傳入中土的佛教，視為“夷狄之術”而加以排斥。不過，那僅僅是中華文化最初的排他性反映，真正的儒佛爭論尚未展開。

基本介紹

• 中文名：儒佛之爭
• 定義：儒家學說與佛教發生的爭執

第一次大爭論

發生在東晉及南北朝前期。雙方爭論的焦點有三，即靈魂存滅、因果報應和敬不敬王者的問題。

①慧遠著《形盡神不滅論》，認為靈魂是萬物之精粹，物形變化而本體不變，所以靈魂不滅，永生長存。慧遠之徒宗炳著《明佛論》，進一步闡揚靈魂不滅之理。恰在此時，僧人慧琳著《白黑論》（在這點上反倒不站在佛法一邊而傾向儒家，對靈魂不滅之說產生懷疑），謂：佛教所講靈魂、幽冥地獄之說，畢竟是個空無，所以靈魂不能永存。自然，這種觀點得到儒家學者的贊同。

儒家以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為根據，反擊靈魂不滅，認為形滅神生這些說法，是擾亂人心，不利治化。何承天著《達性論》，支持《白黑論》，批駁《明佛論》。他論證說，人有生必有死，肉體死，魂自散，如春榮秋落，四季更替，根本否定靈魂永存。由此，引發雙方寫了不少文章，進行長時間的辯論，互不相讓。到南齊范縝撰寫了著名的《神滅論》，從理論上對神不滅說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再度掀起了爭論的高潮。

范縝早年精通儒典，尤喜《三禮》，官至尚書殿中郎。因與篤信佛教的齊竟陵王蕭子良的一次辯論，觸發了他撰寫《神滅論》的決心。《神滅論》問世，南齊朝野大嘩，引起很大震動。范縝以靈魂和肉體的關係立論說，肉體是靈魂的質，靈魂是肉體的用，譬如刀刃和鋒利，無刀刃哪來的鋒利，用大量事實駁斥神不滅論。蕭子良遂發動人撰寫文章進行反攻，但都駁不倒范縝。這場爭論，延續很久，以至後來只好由南梁的梁武帝親自出面，以敕書名義，駁斥儒士，強行宣布靈魂不滅論的勝利。

②與靈魂存滅爭論的同時，雙方還爭論了因果報應問題。儒家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之善惡吉凶，歸根到底是決定於天命。而佛教卻認為，這一切都是由因果報應所支配。由此，還進一步涉及到儒佛關於殺生與放生、孝與不孝等一系列倫常問題。

③沙門應不應敬拜王者，則是儒佛之爭過程中更大的一個核心問題。皇帝位尊九五，為一國君主，凡屬下臣民必須絕對服從虔誠敬拜，在中國早巳視之為當然，並且有儒學一套以忠孝為核心的尊卑有序的綱常禮教做了嚴格的規定，不得違反。因而對佛徒所謂沙門不敬王者，視之為忤逆，不能容忍。東晉成帝時，輔政的庾冰代皇帝發布“沙門盡敬詔”，命僧人敬拜皇王，遂引發這場爭論。

持盡敬者，以世間法為中心，認為儒家之禮是千載所傳，不能廢棄，否則法度紊亂，不利於國。而且王尊教卑，尊卑有別，上下有序則國泰民安。如今沙門竟抗禮不尊王者，形成王教並尊等一的局面，國家必亂。相反，持沙門不敬王者一方，則以出世間法為說，方外沙門以佛陀為中心，超然世外，不敬王者，只尊佛門五戒，亦屬盡禮。雙方各執一是，互不相讓。其後宰相桓玄，提出“王大”說，認為沙門受皇恩養育，就應敬拜王者。慧遠則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答覆桓玄。文中論述沙門出家之本義，及其在國家的社會地位，認為沙門是超然於政治的，“求宗不順化”，不敬拜王者也並不違制。慧遠以其威望與雄辯，居然說服了桓玄。不過，沙門敬不敬王者之爭，事關綱常倫理的大節，既觸及儒學的核心，也關乎王者的至尊地位，皇帝和虔誠的儒學信徒，絕不會善罷甘休，屢有反擊。經歷幾次反覆較量，到宋代，佛教徒顯然抵不過有皇權支持的儒家禮法，不得不默許服從，只得敬拜皇帝，爭論也就漸漸緩和下來。一直到元朝，佛教徒才徹底屈服，終於順從王化了。

第二次大論爭

儒佛之間第二次爭論，是由唐代大文學家韓愈發表堅決排斥佛教的論文而引起的一場持久性辯論。

從南北朝開始，就不斷有人倡導儒佛道三教融合，如沈約、陶弘景、顏之推、孫綽和李士謙等人即是。隋代大儒文中子王通，更進一步從修身治國上論述三教互補融合之必要。到了唐朝，佛教得到很大發展，至中唐時幾乎舉國朝野均沉溺於對佛教的信仰熱潮之中。恰在此時，以拯世道人心為己任的韓愈連續發表論著，如《原道》、《論佛骨表》和《與孟簡書》等，力排眾議，甚至頂撞皇帝也在所不顧，主張排佛，以樹立起儒學的道統，復興儒學，恢復其至上獨尊的地位。韓愈攻擊佛法舍家修行，廢棄倫常是“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的“夷狄之道”，“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要求焚毀其經典，讓佛道教徒還俗，安心士農工商四業，盡臣民之義，改寺觀為民居，行倫常之禮。如此，天下一尊於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孟傳下來的儒學道統，國家則必然興旺發達。儘管韓愈排佛還僅只是從儒家修、齊、治、平角度，即社會效用，現實利害等外在形跡上進行批判，但由於他的社會地位高、文章通達酣暢，仍具有相當大的攻擊力量。

然而，由於韓愈諫阻唐憲宗迎佛骨一表忤逆了“龍顏”，引起皇帝的震怒，曾遭到貶斥，以至被流放到偏遠的潮州，故韓愈的排佛宏論，在當時社會上並未受到充分重視，形成輿論。直到宋代，代聖立言的新儒學，歐陽修、程顥、程頤、張載等又追隨韓愈，復倡排佛論，則造成相當大的社會影響，這才引起佛教信徒的激烈反擊。其中最著名的是僧人契嵩的《非韓》和《輔教篇》，對韓愈排佛時舉出的理由進行逐條反駁。證明佛與儒不是根本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並行不悖。其文說理透徹，甚至受到激烈排佛的歐陽修的讚賞。

這次曠日持久的儒佛之爭，實際上卻促進了儒佛的融合。宋明理學，正是沿著韓愈、李翱所開闢出來的路徑，探究心身性命之學，援佛、道入儒而走上三教融合的道路。理學大家朱熹、陸九淵、王守仁等，雖然都曾在公開言論中頗為激烈地批評佛教，如朱熹指責佛家只知心而不知理，謂“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皆空”。陸九淵則說“儒為大中，釋為大偏”，斥佛家以生死宣教，“則私與利而已”。王守仁也譏諷佛教是口頭上大講“不著相”，實際上卻離人倫避人世，豈不是“大著相”；而儒家則明人倫、講仁義，才是真正的“不著相”。但是，究其對佛學精深的哲學思想的態度，均不乏有尊仰肯定之處，而且，在各自的學說著述中，都不同程度地融攝吸收了佛教的思想營養，其中尤以陸九淵、王守仁為甚。所以說，宋元明時期儒佛之爭在思想理論的層面上已進入既鬥爭又融合而以融合為主的新階段，再沒有發生過影響全局的大論爭。至於在社會上曾不止一次地挑起的儒、佛、道三教之間的鬥爭，實質上只不過是囿於各家的門戶之見，互相指斥挑剔，希望受到封建君主的垂青，爭奪正統地位罷了。

三武廢佛

在上述兩次儒佛大論爭之間，還曾發生過歷史上著名的“三武毀法”，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廢佛事件。這三次皇帝下令廢佛，曾給予佛教重大打擊，佛教徒稱之為“法難”。此三次皇帝下令廢佛，雖由道士慫恿和其他政治經濟等因素所促成，但是，深入考察就可以發現，儒學治國論者的推動和終於占居上蜂，則是一個重要原因。只要看一看魏太武帝崇信的重臣是世族大儒崔浩、北周武帝衷心服膺儒典《禮記》、儒家宰相李德裕幫助道士說服唐武宗下令廢佛，就一目了然了。實際上，歷史上曾多次發生的滅佛事件，都是由受寵的道士和當政的儒臣結成陣線，而藉助至高無上的皇權力量，共同打擊佛教勢力的舉動。因此，三武毀法，顯然也應視為儒佛論爭中的一部分。

近現代狀況

到了近現代，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民族矛盾日益上升，挽救國家危亡的問題已成為舉國上下人們思考的頭等大事。況且，儒佛兩家至此時已發生重大變化，皆早已屬於“中學”範疇，它們之間的論爭自然退到次要地位，以至完全消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