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達”“雅”它是由我國清末新興啟蒙思想家嚴復提出的，他在《天演論》中的“譯例言”講到：“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尚焉。
“信”指意義不悖原文，即是譯文要準確，不偏離，不遺漏，也不要隨意增減意思；“達”指不拘泥於原文形式，譯文通順明白；“雅”則指譯文時選用的詞語要得體，追求文章本身的古雅，簡明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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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翻譯界，自嚴復首標“譯事三難：信、達、雅”之後，又有“忠實、通順和美”、“不增不減”、“神似”、“化”等說法提出。主張雖多，又各據其理，然就其可操作性來看，鮮有如“信達雅”之可觸可摸。可施可行者。我甚至有一種近乎愚鈍的想法，這種種的說法似乎都還或近或遠地在“信達雅”的樹蔭下乘涼。當然也有不少人慾破此“三難”之說，但看來是攻之者眾，破之者寡，譬如攻城，打開一、二個缺口，整座城池卻依然固苦金湯。何以故？怕是“信達雅”三難確是搔著了文學翻譯的癢處。只要我們與世推移，對“信達雅”之說給予新的解釋，就會給它灌注新的生命力。並非所有的新說法部顯示了認識的深入和觀念的進步。
“信、達、雅”中，唯“雅”字難解，易起爭論，許多想推倒三難說的人亦多在“雅”字上發難。倘若一提“雅”，就以為是“漢以前字法句法”，就是“文采斐然”，是“流利漂亮”，那自然是沒有道理的，其說可攻，攻之可破。然而，可否換一種理解呢？試以“文學性”解“雅”。有人問：“原文如不雅，譯文何雅之有？”提出這樣的疑問，是因為他只在“文野”、“雅俗”的對立中對“雅”字作孤立的語言層次上的理解。如果把事情放在文學層次上看，情況就會不同。倘若原作果然是一部文學作品，則其字詞語彙的運用必然是雅亦有文學性，俗亦有文學性，雅俗之對立消失在文學性之中。
離開了文學性，雅自雅，俗自俗，始終停留在語言層次的分別上，其實只是一堆未經運用的語言材料。我們翻譯的是文學作品，不能用孤立的語言材料去對付。如此則譯文自可以雅對雅，以俗應俗，或雅或俗，皆具文學性。如同在原作中一樣，譯文語言層次上的雅俗對立亦消失於語境層次上的統一之中。如此解“雅”，則“雅”在文學翻譯中斷乎不可少。
與“雅”直接有聯繫的一個問題是所謂“文采”。何謂“文采”？答案也許有許多種，但肯定不是堆砌詞藻，不是硬造四六駢句，不是任意使用修飾詞（如遇雪必稱“皚皚”，遇雨不是“霏霏”便是“滂沱”之類），不是濫用成語，也不是文白相雜或其它什麼古怪文體。華麗很容易被認為有文采，然而只有適度的華麗才是一種文采。素樸很容易被認為沒有文采，然而適度的素樸未嘗不是一種文采。中國畫論中有“墨分五彩”的說法，我看可以移來說文。還有，“流利漂亮”也往往被認為有文采，殊不知茅盾早在半個多世紀以前就說過：“就一般情形而言，歡迎流利漂亮想也不用想一想的文字的。多半是低級趣味的讀者。換一句話說，即是鑑賞力比較薄弱的讀者。”他說得對。
總而言之，譯事三難：信、達、雅。信者，真也，真者，不偽也；達者，至也，至者，無過無不及也；雅者，文學性也，文學性者，當雅則雅當俗則俗也。信、達、雅齊備，則人“化境”；然而“徹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實現的理想”，於是而求“神似”。因此，我認為，對文學翻譯來說，信、達、雅仍是可用的標準，仍是“譯事三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