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雲輝

余雲輝，男，經濟學博士，現任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某高校會計系執教5年，1991年至1994年考入廈門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證券行業，擁有15年的證券從業經歷，曾擔任海通證券投資銀行部高級項目經理、投資銀行部副總經理、基金部副總經理、交易總部總經理兼戰略合作與併購部總經理、德邦證券常務副總裁、總裁等職務。現為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余雲輝
• 畢業院校：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 現任職務：中材國際獨立董事
• 性別：男

人物簡介

余雲輝，男，經濟學博士，現任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1986年畢業於吉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在某高校會計系執教5年，1991年至1994年考入廈門大學經濟系攻讀博士學位，畢業後進入證券行業，擁有15年的證券從業經歷，曾擔任海通證券投資銀行部高級項目經理、投資銀行部副總經理、基金部副總經理、交易總部總經理兼戰略合作與併購部總經理、德邦證券常務副總裁、總裁等職務。現為中材國際獨立董事、廈門大學金融系客座教授。

余雲輝

個人觀點

大西洋彼岸的金融風暴引發了美聯儲推動的“美元海嘯”，越過中國薄弱的金融防線，中國正在成為美元的主要“泄洪區”。

全球美元進入中國所引發的人民幣基礎貨幣被動投放以及由此產生的通貨膨脹，外在表現為貨幣超發的種種現象，內在實質則屬於國際美元資本稀釋人民幣的購買力，轉移了中國的儲蓄財富。

對策：重新掌控人民幣的話語權和定價權

擺脫中國貨幣政策惡性循環的根本出路在於中國政府需要重新掌控人民幣的話語權和定價權，需要主導和控制本國貨幣的發行權，需要嚴格執行獨立自主的大國方略。通過一系列系統性的、前瞻性、有彈性的經濟金融政策設計，牢牢控制國家的貨幣發行自主權和貨幣定價自主權。

第一、通過金融理論研究，建立和掌握人民幣匯率的話語體系。

貿易順差不是匯率升值的主要依據，貿易逆差也未必成為貶值的主要依據。美元、日元、歐元的匯率走勢與貿易順逆差之間從來不存線上性的對應關係。美元既在貿易逆差中貶值，也在逆差中升值。美元升值和貶值完全根據其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根據華爾街操縱全球美元流向的需要，根據金融資本操縱石油等大宗商品現貨與期貨價格走勢的需要。美國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匯率操縱國。美元匯率波動從來不是與美國貿易狀況掛鈎，但是美國政府和國會卻將人民幣匯率與中國貿易狀況掛鈎，這是典型的雙重標準和強盜邏輯。中國理應拒絕。同時，中國應該建立一個符合中國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匯率話語體系來控制人民幣匯率的話語權，不要人云亦云。

第二、人民幣應該儘快選擇貶值作為人民幣匯率的未來運動方向。

以人民幣匯率的貶值預期減輕國際資本湧入中國的壓力。人民幣匯率貶值幅度應該與C PI上漲幅度掛鈎，同時與存款利率提高幅度掛鈎。人民幣貶值可以為加息打開空間。

第三、調整和重估人民幣匯率，人民幣需要進入3- 5年的貶值期。

人民幣匯率走了7年的上升行情，現在應該進入3-5年的下跌行情了。除了美元貶值因素之外，人民幣升值的內在原因是國內農副產品、生產用地、勞動力價格、電力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被低估和環境保護投入不足所造成的。這些生產因素價格和環保投入向上合理調整的過程就是人民幣匯率貶值和重估的過程。理論上分析，出口企業生產要素和環保投入所形成的綜合成本上升10%，相應地，人民幣匯率需要貶值10%。生產要素價格和環保投入的調整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預計需要3-5年的時間，因此，人民幣匯率的貶值也需要3-5年。

第四、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關稅政策的配套。

人民幣匯率屬於巨觀經濟的總量指標。實施人民幣貶值政策需要結構性的關稅政策與之配套。比如，在面臨某些國家的政府壓力時，可以通過主動提高中國對該國的全部或部分出口商品的關稅，抑制對該國的貿易順差，以此形成出口政策的彈性；在人民幣貶值過程中，也可以提高一部分限制性產業和限制性產品的出口關稅，以此來抑制高能耗、資源類產品的出口。中國出口額60%以上是在華跨國公司形成的，因此，通過提高針對某些國家或某些產品的出口關稅來配合人民幣貶值政策、國內利率調整政策和貨幣投放政策，是完全值得的。

第五、繼續實行資本項目管制，以此配合人民幣的貶值周期。

迄今為止，國際資本在與中國的博弈過程中始終掌握著主動權。目前，國際資本已經開始布局其第二階段的戰略。其信號之一是：美國政府不僅要求人民幣繼續升值，而且要求中國政府實行資本項目開放。

其實，只要條件成熟，人民幣可以在全世界流通並與世界主要國家和地區的貨幣進行兌換，但未必要跟中國儲備的美元資產掛鈎，正如美元目前作為世界主要儲備貨幣並沒有與美國的黃金儲備掛鈎一樣。在華的國際資本所獲得的人民幣資產和利潤，可以在中國國內通過資產交易方式換取貨幣形態的人民幣紙幣帶到境外。這才是真正的人民幣國際化措施。因此，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僅現在要管制，以後也要管制。以配合人民幣的貶值。

第六、存款利率與貸款利率不可同步提高。

人民幣貶值可以打開加息的空間，而加息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重要手段。抑制通脹需要與促進生產、增加供給結合起來，其中，促進生產和增加供給才是抑制通脹的根本手段。因此，加息政策不應該影響生產和供給。我們必須避免出現如下的情形：前期的提高準備金搞死一批中小企業，後期的銀行加息整垮一批大型企業，最終只留下外資企業。正是基於這一原因，央行必須避免貸款利率跟隨存款利率同步提高。

第七、非對稱性的加息政策應該與降低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增加商業銀行貸款資金量相配套。

非對稱的加息政策的負面效果是商業銀行體系的息差縮小，收益率降低，因此，需要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增加商業銀行的貸款額度，以此增加商業銀行的利潤來源。通過3-5年時間，隨著人民幣步入貶值通道和國際資金的逐步撤離，央行可以同步地將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到7 .5%以下；爭取在10年時間內，將存款準備金率降低到已開發國家水平，徹底改變國際資本占比過高的局面。

第八、採取有效措施，阻止中國國內資產在證券化過程中被美元化的趨勢。

中國外匯儲備的持續上升與中國國內資產在證券化過程中被美元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從2000年開始，中國本土資產和產業資源在高盛、摩根等國際投行的指導下開始大規模的資產證券化。中國大量知名企業儘管使用價值形態的資產還在國內，但部分或全部價值形態的資產權屬已經轉移到了海外。這使得中國企業的證券化過程演變為美元化過程。中國資產的美元化過程是資產權屬轉移到境外、同時美元資金轉移到境內的過程。因此，中國資產美元化過程就是外匯儲備增加、外匯占款增加的過程。為了有效阻止中國資產美元化的趨勢，中國證監會應該將目前國內企業發行上市制度和資產重組制度由事實上的行政審批制轉變為備案制，提高中國資本[5.15 0.00%]市場的融資效率和資源整合效率。

第九、利用“外商直接投資準備金制度”、稅收手段和產業準入門檻限制國際資本大規模流向中國。

大量國際資本是以直接投資的方式進入中國，然後將美元兌換為人民幣之後在國內從事證券、期貨、房地產、資金拆借等經營活動。國際資本的流入是造成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持續提高的直接原因。因此，在提高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的同時，以相同甚至更高的比率設計出“外商直接投資準備金制度”，完全是合理的，體現了政府對於內外資的平等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