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綠色責任是指企業在環境影響、資源利用方面所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企業綠色責任
- 外文名：Green responsibility of enterprises
提出,局限,假設,
提出
企業綠色責任概念的產生和發展所涉及的與其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有許多個。這些概念的形成，既與人們對人類經濟活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的認識不斷深化有密切關係，又與世界各國的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研究不斷深入有密切關係。世界上最早出現的與綠色責任相關的概念是環境管理。1974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UNEP)和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on Tradeand Development，UNCTAD)在墨西哥召開了“資源利用、環境與發展戰略方針”專題研討會。會上代表們形成了三點共識：
①全人類的一切基本需要應當得到滿足；②要進行發展以滿足基本需要，但不能超出生物圈的容許極限；③協調這兩個目標的方法及環境管理。這是環境管理的概念首次被提出，其英文為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此後歐美學者在探討相關問題時通常使用這一概念。以後，在歐美學者的相關著作中又出現了一個近似的概念——綠色管理，英文為Green Management。環境管理和綠色管理的概念含義雖然相近，但內涵並不相同。如上述墨西哥國際會議上提出的環境管理，是指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著力點是在巨觀層次方面，而綠色管理似乎更強調處理好企業經營活動與環境保護的關係，更注重於微觀層次方面。如霍普芬貝克(W．Hopfenbeek)1993年在《綠色管理革命：環境美德的課程》(The Green Management Revolution：Lessonin Environmentalexcellence，Prentice Hall，1993)一書中提出：綠色管理要求企業建立以生態學為基礎的經營政策，這樣，企業既超越了單純的利益追求，也能在競爭中處於優勢地位。這就是通過對可能出現的環境問題進行事前應對，避免經濟利益和生態環境的衝突，從而實現二者的和諧統一。在微觀層次方面，美國學者還提出了EnvironmentalBusiness這一概念，可譯為環境商務或環境經營。其含義與上述綠色管理的概念基本相同。
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在日本也十分盛行。但是，日本學者一般不採用Green Management及Environmental Business的概念，而是採用Environmental Management的概念。由於Management一詞在英文中，除了管理的含義外，還有經營、處理等含義。日本學者有時把Environmental Management澤為環境管理，有時又譯為環境經營。
在最初階段，他們並沒有對二者進行嚴格的區分。此外，日本學者在論述環境經營問題時，有時既涉及巨觀層面又涉及微觀層面，但大多數El本學者還是從微觀層面探討企業的環境經營問題。如1996年El本環境廳發表的《環境白皮書》(日本環境廳編，大藏省印刷局出版，1996)中就提出：“環境管理是指企業等專業組織不僅要遵守法令等規章制度，還必須積極主動地制定環境保護的計畫，並加以實施和評價。為此，企業應：①制訂有關環境保護方面的方針、目標和計畫；②對此實施和記錄；③對實施情況進行檢查並對方針等進行修正。這一系列的程式叫做環境經營，或環境管理系統。在這個環境管理系統中，對環境保護計畫的實施情況進行檢查的作業叫做環境監察。”
隨著研究的深入，特別是國際標準化組織提出了IS014000環境管理系列標準後，日本學者開始注意到環境管理與環境經營在含義上的區別，並在論述中對二者加以區分。首先指出環境管理與環境經營的區別的是日本學者吉澤正和福島哲郎。他們在《企業環境經營》(日科技聯，1996)一書中提出：“環境管理一詞，具有較強的企業經營活動程式的末端處理及管理的色彩，而新的環境經營概念，是包括企業經營者的信念及責任在內的企業經營的重要活動之一。”從這個意義上說，環境經營“作為企業經營的一個功能，是包括ISO環境管理體系在內的，有關企業環境保護的大範圍的管理”。此後對於Environmental Management一詞，日本學者逐漸把它定位於環境經營，並從多方面開展了對環境經營的研究。如北原貞輔、松行康夫在《環境經營論——自然破壞與修復的較量》一書中，對環境經營的說法是：“我們願站在信息主義的立場上，宣揚巴納特的協動體系論。巴納特說，不僅是企業，材料供應者、勞動者、消費者等都包含在協動體系中，目標應著眼於全體滿足的最大化。我們在其中又加上了自然環境，主張謀求這一總體滿足的最大化。其基本思想就是生命過程主義和‘異質、信賴、協力中的競爭’的經營哲學”。
近年來，在國際研究動態的影響下，我國學者也開始進行相關方面的研究。如我國較早進行環境經濟學研究的學者張坤民，他提出，環境管理的定義，“參照劉天齊主編的《環境保護通論》中的主要觀點，加以改動後，可概述如下：運用行政、法律、經濟、科技與教育等手段，預防與禁止人們損害環境質量的行為，鼓勵人們改善環境質量的活動，通過全面規劃、綜合決策、制定環境目標、選擇行動方案，正確處理髮展與環境的關係，實現既滿足當代需求又不危及後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的發展。”①他在這裡確定的環境管理概念的內涵，與1974年墨西哥國際會議基本相同，即都是指全社會範圍內的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環境保護和環境治理。此後，我國學者對相關問題的研究越來越多。在他們的論述中所使用的概念，既有環境管理、綠色管理，也有環境經營、綠色經營。但是，大多數人在進行論述時，並沒有對所採用的概念進行比較嚴謹的論證或說明，而是作為一個現成的概念來使用，因而所討論的相關問題的內容和範圍也不盡相同。
企業綠色責任的內涵，是指企業在經營活動過程中充分考慮其對環境和資源的影響，把環境保護融入企業經營管理的全過程，使環境保護和企業發展融為一體，在企業獲得發展的同時，對環境的保護、資源的持續利用盡到責任。它要求企業經營的指導思想和經營管理的每一個環節都以環境保護為基礎，通過實現污染物零排放和資源循環再利用，從根本上解決企業經營活動帶來的環境損害問題。其核心是把環境保護作為企業經營的基礎環節，把企業的營利活動建立在環境保護的基礎之上，實現企業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的和諧統一。
局限
第二, 這些研究基本遵循同一假設前提, 即每一個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是各自獨立的, 因而較少考慮企業之間的互動行為及其相互影響。從這些研究結論出發, 我們似乎有理由相信, 在一個特定行業中, 當企業群體較大時, 總有企業會基於相關因素的考量而承擔社會責任, 但這種判斷往往與現實中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存在很大相悖, 特別是在行業結構較為鬆散的行業中, 企業群體敗德的現象時有所聞, 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 理論與現實的相悖可能來自於上述關於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相互獨立的假設的過強約束。事實上, 企業在決定是否承擔社會責任時往往存在“先行障礙”, 一個企業在特定情景下的社會責任行為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對其他企業行為的揣測, 同時它的行為也影響著其他企業 。博弈理論恰好是這一情境下分析企業社會責任行為的有力工具。
將以企業在資源利用、環境影響領域應承擔的社會責任, 即“綠色責任”為研究對象, 以博弈論為基本分析工具, 分別研究企業“綠色責任”行為效果作為私人產品、公共產品以及不同的博弈格局下, 企業的行為反應及其內在規律。
假設
概而言之, 企業經營活動對資源與環境的影響可以劃分為兩個方面: 一是企業在生產過程當中對資源的使用和對環境的影響, 比如, 一個造紙企業在生產過程中大量消耗原生樹木, 向環境排放大量污水, 我們可以認為它沒有承擔“綠色責任”, 企業的這一行為可以理解為對資源和環境這一社會公共產品的利用; 從另一個角度, 如果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注意節約資源和環境保護, 也就是實施“綠色責任”, 則其行為效果也可以理解為企業為社會提供了相應的公共產品。二是企業提供的產成品對資源和環境的影響, 例如, 如果一個企業向社會提供了低能耗、高環保的產品, 我們可以認為它在產品提供方面承擔了“綠色責任”, 由於企業的產品是可以在市場上自由銷售和獲取利潤的, 因此, 企業的產成品及其對資源和環境的影響本質上是一種私人產品。
企業承擔“綠色責任”的動因與行為涉及的因素十分複雜, 為了研究方便, 我們首先對企業“綠色責任”行為進行簡單的抽象, 作為進一步研究的假設前提。假設存在兩種狀態: 一種是企業承擔“綠色責任”, 即“負責”, 另一種是企業不承擔“綠色責任”, 即" 敗德"。當一個企業選擇“負責”時, 它會致力於節約資源、保護環境, 儘管這樣可能會加大其生產成本。當一個企業選擇“敗德”時, 它會為企業自身經濟利益而置企業“綠色責任”於不顧, 如排放污水、肆意消耗資源、向社會提供高能耗、高污染產品等。
當然, 現實中企業的行為遠要複雜, 也並非“負責”和“敗德”這兩種簡單的行為模式所能概括, 但是這一簡單的抽象允許我們運用博弈論的方法深入考察企業“綠色責任”行為的內在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