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公

任公

智之辯者。如:李濟深,梁啓超,屈原,晏子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任公
  • 拼音:rèn gōng
  • 釋義:指任公子
  • 出處:《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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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詞目】任公
【拼音】rèn gōng
【釋義】任公子。《文選·謝靈運<七里瀨>詩》:“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張銑註:“ 任公子,有道者,以大鉤巨綸釣於東海。” 唐代李白大鵬遇希有鳥賦》:“ 任公見之而罷釣, 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仰之長吁。” 宋辛棄疾哨遍》詞:“更任公五十犗為餌,使海上人人厭腥味。” 明代李贄《與焦弱侯書》:“然持任公之釣者,則未嘗井焉之之矣。何也?以井不生魚也。” 清代姚鼐《送侍潞川主德州書院用前歲在揚州留別韻》:“ 任公釣會稽 ,豈作井鼃見。”

詳細解釋

指具體人物:任公既指太公任,也指李濟深,還可以指梁啓超。

太公任

太公任傳說為春秋時人。見《莊子·山木》。《文選·謝靈運<游赤石進帆海>詩》:“請附 任公 言,終然謝天伐。” 李善註:“《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吊之,曰:‘直木先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污,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乎。”

李濟深

李濟深(1885—1959),黃埔軍校副校長。原國民黨高級將領。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廣西蒼梧人。字任潮。早年就 讀於廣州黃埔陸軍中學、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在新軍任見習官、排長,後入廣東陸軍講武堂繼續學習。1909年,被保送到設在保定的軍咨府軍官學校(後改 名陸軍大學)學習。畢業後,留校任教官,歷時五年。
1920年,李濟深南下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軍政府,任粵軍第一師副官長,後任師參謀長。1922年,第一師師長鄧鏗被刺身亡後,兼任代理師長。1923年以後,正式升任第一師師長兼參謀長,併兼任西江善後督辦,大元帥大本營西江辦事處處長等職。
1924年1月,孫中山決定創辦黃埔軍校李濟深被任命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委員長蔣介石)。2月,任黃埔軍校教練部臨時主任。3月,又任軍構入伍試驗委 員會代理委員長。當時,李濟深因還在西江練兵,這些工作都由鄧演達代理,5月,李濟深被孫中山任命為黃埔軍校教練部少將主任。1925年7月,廣州國民政 府成立後,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四軍李濟深任軍長,並晉級為陸軍上將。10月,參加第二次東征,任東征軍第二縱隊縱隊長。隨後又任國民革命軍南路總指揮。率陳銘樞張發奎等部南征雷州半島和瓊州。對廣州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鞏固作出了貢獻。
1926年1月,在國家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候補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4月,又兼任黃埔軍校副校長。7月,國民革命軍舉行北伐,李濟深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上將總參謀長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後方留守主任,並代行總司 令職權(總司令蔣介石在前方指揮作戰)。此外,還兼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廣東省政府軍事廳廳長、黃埔軍校副校長、第四軍軍長等職,總攬廣東黨政軍全權。所部 第四軍兩個師和葉挺獨立團,由副軍長陳可鈺率領,參加北伐,攻必克,戰必勝,使第四軍獲得“鐵軍”光榮稱號。
1927年4月初,李濟深古應芬上海參加蔣介石召開的反共會議。會後,返回廣州,發動“四·一五”政變,派軍隊包圍中華全國總工會廣東辦事處和省港罷 工委員會,解除工人糾察隊武裝,查封工會、農會、學生會等革命團體,殺害鄧培肖楚女熊雄等兩千多名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4月18日,蔣介石南京成立 國民政府後,李濟深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中央政治會議廣州分會主席、廣東省政府主席和第八路軍總指揮。9月,國民黨寧、漢、滬 三方合流後,又任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曾派重兵圍攻進入潮汕地區八一南昌起義部隊。
1929年3月,在蔣介石桂系軍閥李宗仁白崇禧之間爆發蔣桂戰爭。3月15日,蔣介石以夥同李宗仁、白崇禧“分頭髮難,謀反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扣押,軟禁於南京湯山,剝奪軍政大權,並“永遠開除黨籍”。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李濟深被釋放。同年11月,在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李濟深 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並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兼辦公廳主任和訓練總監。但李濟深沒有接受蔣介石的收買,不久離開南京到廣州,開始反對蔣介石獨裁統治的政治活動。1932年,曾組織“抗日軍人聯合會”,圖謀反蔣,未成。後又聯合方鼎英、陳銘樞等組織“革命軍事委員 會”,成為當時擁胡(漢民)反蔣(介石)的軍事處領。1933年10月23日,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常會,將李濟深第二次“永遠開除黨籍”。11月20日, 李濟深與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率領十九路軍在福建發動蔣軍事下放變,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並與紅軍簽訂反蔣抗日軍事協定。從此開始與中國共產黨合作。李濟深被選為“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軍事委員會主席。不久,福建事變蔣介石鎮壓,李濟深逃亡香港。後又在香港組織“中華民族革命 大同盟“,出版《大眾日報》,繼續進行反蔣抗日宣傳。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李濟深回響中國共產黨的號召,主張國共合作,一致抗日,蔣介石鑒於全國的抗日形勢,撤銷對李濟深的通緝令,並任命李濟深先 後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主任、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院長等職,還授予李濟深陸軍一 級上將軍銜。1944年,桂林淪陷後,他團結一部分軍人和進步人士,在家鄉廣西蒼梧組織抗日武裝,開展敵後游擊戰。1945年5月,在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 表大會上,李濟深被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濟深聯絡馮玉祥等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曾兩次在廬山與蔣介石面談,批評蔣的內戰政策。1946年3月至4月,李濟深聯絡李章達、蔡廷鍇 等先後兩次娛會議,正式成立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並被推選為主席。聯絡國民黨內愛國民主人士,反對蔣介石內戰獨裁,為促進國內和平民主而努力。1947 年3月9日,李濟深在香港發表《對時局意見》,號召國民黨內“每一個對國家負有責任感的人”,都應勇敢地站出來“改正黨內反動派的錯誤政策”。5月,國民黨中央以“背叛黨國”的罪名,將李濟深第三次“永遠開除黨籍”,並下令“全國通緝”。
1948年1月,中國國民黨革命積分在香港成立,宋慶齡被推選為名譽主席,李濟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和中央執行委員會主 席。5月5日,發表通電,代表民革擁護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於召開新政協、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五一”號召。12月,應中共中央邀請離開香港北上,到達東北 解放區。1949年6月,代表民革在北平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
1949年9月,李濟深代表民革參加在北京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並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1954年9 月,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當選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1949年11月、1956年2月和1958年11月,在民革第二、三、四 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李濟深均當選為民革中央主席。1959年10月,因病在北京逝世。

梁啓超

人物簡介
梁啓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號任公,又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漢族,廣東新會人。中國近代維新派代表人物,學者。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資產階級宣傳家、教育家史學家文學家戊戌變法(百日維新)領袖之一。曾倡導文體改良的“詩界革命”和“小說界革命”。其著作合編為《飲冰室合集》。
生平經歷
梁啓超自幼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沒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革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1915年底,袁世凱稱帝的之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護國戰爭雲南爆發。 1916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啓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 1917年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台,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眾。 梁啓超一生勤奮,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在將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他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
學術成就
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啓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啓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人物軼事
梁啓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啓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啓超說:“這決不是什麼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決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麼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中國古代的史官為了給後代留下“信史”而不惜殺頭:梁啓超毅然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而寫出了揭露竊國大盜恢復封建帝制的《異哉國體問題》。 1925年陰曆七月初七,徐志摩陸小曼結婚,請梁啓超出席證婚。梁啓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胡適的情面,梁啓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樑啟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絕,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啓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啓超因尿血症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啓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複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症”。一時輿論譁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啓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啓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啓超寫序》,文曰:“蔣百里先生為著名軍事家,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啓超閱後大為讚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湧,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里作序。”
人物評價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梁啓超也是一位著名學者。他興趣廣泛,學識淵博,在文學、史學、哲學、佛學等諸多領域,都有較深的造詣。吳其昌對梁啓超的評價: 吳其昌是梁啓超的得意弟子,他曾著《梁啓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4年版),對梁啓超進行了評價。他認為:“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他所創立的“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同上)郭湛波對梁啓超的評價: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里設立專章分析梁啓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啓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北平大北書局1935年版,第50頁) 在對梁啓超的總體評價上,作者認為:“梁氏在中國思想史上的貢獻,不如在學術史貢獻之大,在思想史上的貢獻,創設不如康有為,破壞不如譚嗣同,而其思想多來自康、譚二氏,故其思想不深刻,不一貫,隨時轉移,前後矛盾,然其影響甚大,則因其文筆生動,宣傳力大。”(《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第53~54頁) (陳鵬鳴:《梁啓超學術思想評傳》第292頁) 吳澤對梁啓超的評價: 吳澤於1948年出版《康有為與梁啓超》一書,吳澤先生寫作此書的目的便是借批判康、梁的改良主義,論證改良主義在中國必然失敗的命運,為康、梁祭,為今人惕。作者在書中說:“時異境遷,遠非昔比,人民已經起來,民主自由,已成時代主流,歷史洪濤,革命形勢,無可抗拒,人民時代,民主世紀,哪裡還容孤臣孽子們侈談‘維新’、‘變法’,玩弄‘擁光緒’、‘保大清‘的一套?”(《康有為與梁啓超》上海華夏書店1948年版,第5頁) 因此,作者在本書重點論述了梁啓超的政治活動,對於他的學術思想則很少提及,故導致對他的評價較低:“梁啓超不是一位出色的思想家、學者、政治家,實實在在說,只是一位庸俗的‘保皇自由主義者’!他一生的言行,重心都在政治活動,而這種政治活動,三十年來,一貫站在反民主反革命的反動立場,辛亥革命前反民主反革命所以‘保皇’,所以‘保大清’;革命後,反民主反革命,所以‘擁袁’、‘護閥’,圖謀維持封建統治。”(吳澤:《康有為與梁啓超》第180頁) ((同上書),第292~293頁)  王介平對梁啓超的評價:  王介平在《論改良主義者梁啓超》的長文里對梁啓超的政治思想分成四個階段,第一階段從從學康有為到戊戌政變(1890~1898),梁啓超並沒有異於康有為的理論和主張,但因其善於為文,對於當時中國社會思想界和知識青年產生了極大的啟蒙作用。第二階段從逃亡日本到與革命派論戰 (1898~1905),梁啓超由斥後保皇轉而反對革命。第三階段從論戰失敗到辛亥革命 (1906~1911),政治上他更加墮落,並公開抵制資產階級革命。第四階段從辛亥革命後回國到第一次大革命後梁啓超之死(1912~1929),他逐漸成為地主買辦集團的骨幹分子,政治思想更趨反動。作者還分析了梁啓超思想上的矛盾、錯誤和多變的原因,認為這“正是帝國主義階段半殖民地的中國改良主義遭到破產時走投無路的反映,正是代表地主階級部分力量向資產階級轉化而遭到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革命力量錯綜複雜的打擊之後,無所憑依的彷徨情緒的反映。”  (王介平:《論改良主義者梁啓超》,《中國近代思想家研究論文選》,三聯書店,1957年版,第96頁)
個人名言
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語錄不能渝,當以小說渝之;律例不能治,當以小說治之。 患難困苦,是磨鍊人格之最高學校。 少年智則中國智,少年富則中國富,少年強則中國強,少年進步則中國進步。 何時睹澄清,一灑民生艱? 樹頭結得相思子,可是郎行思妾時? 心口如一,猶不失為光明磊落丈夫之行也。 磊磊落落,獨往獨來,大丈夫之志也,大丈夫之行也。 心安理得,海闊天空。 自信與驕傲有異;自信者常沉著,而驕傲者常浮揚。 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 相思樹底說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界之運,由亂而進於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於智,故言自強於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亡而存之,廢而舉之,愚而智之,弱而強之,每日所讀之書,最好分兩類:一類是精讀的,一類是瀏覽的。 我們一面要養成讀書心細的習慣,一面要養成讀書眼快的習慣。心不細則毫無所得,等於白讀;眼不快則時候不夠用,不能博搜資料。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 美術所以能產生科學,全從“真美合一”的觀念產生出來。他們覺得真即是美,又覺得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從求真入手。 成功自是人權貴,創業終由道力強。 凡作事,將成功之時,其困難最甚。行百里者半九十,有志當世之務者,不可不戒,不可不勉。 患難困苦,是磨練人格之最高學校。 成功大易,而獲實豐於斯所期,淺人喜焉,而深識者方以為吊。 人生百年,立於幼學。 人生須知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盡責任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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