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人口遷移
- 外文名：Population migration
- 空間屬性：時間屬性，空間屬性
- 影響因素：自然環境因素等
介紹,影響因素,自然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環境關係,歷史上遷移,分類,遷移原因,理論綜述,研究進展,
介紹
所謂“人口遷移”(Population migration)，是人口移動的一種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間位置上的變動。一般指的是人口在兩個地區之間的空間移動，這種移動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遷出地到遷入地的永久性或長期性的改變。由於各自研究角度的不同，學術界對人口遷移的概念存在多種界定。聯合國《多種語言人口學辭典》給人口遷移下了一個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定義，即：“人口在兩個地區之間的地理流動或者空間流動，這種流動通常會涉及到永久性居住地由遷出地到遷入地的變化。這種遷移被稱為永久性遷移，它不同於其它形式的、不涉及永久性居住地變化的人口移動。”這一概念引申出人口遷移的兩個重要屬性：
（1）人口遷移的時間屬性。即只有那些居住地發生“永久性”變化的運動才能稱為人口遷移，而日常通勤活動造成的居住地暫時變動則排除在外。
（2）人口遷移的空間屬性。即人口遷移必須遷出原居住地一定距離，一般以跨越行政界線為依據，從而排除了在同一行政區域內改變居住地的人口。
影響因素
自然環境因素
1.氣候，不僅直接影響人的身體，而且影響著一個地區的土壤、植被和水文等，對人類生產和生活有著重要的影響。
2.淡水，的分布及其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人類生活、生產的空間格局，從而決定著人類的遷移方向和規模。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3.土壤，是影響農業生產的重要條件。
4.礦產，是資源生產發展，特別是製造業的基礎。
5.自然災害，發生大的自然災害後，饑荒或生態惡化會迫使人們遷移。
社會經濟因素
1、經濟因素：人口遷移主要的、經常起作用的因素。經濟越發展，人口在地區之間的遷移就越受經濟條件的制約。
2、交通和通信的發展，相對縮小了地區之間的距離，減少了妨礙人口遷移的各種困難，促進了人口的遷移。近幾個世紀以來，人類越來越大規模、大範圍、大跨度的遷移就與此有關。
3、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態度和生活期望，也改變了人們認識外部世界的態度，從而促進了人口的遷移。
4、婚姻和家庭，婚姻是影響青年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而家庭因素（如實現家庭團聚）則在未成年人和老年人口的遷移中起著重要作用。
政治因素
1、政策，特別是有關人口遷移政策的實施
合理的政策可促進人口遷移合理正常地進行；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政策合理但實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就會產生相反的效果。
2、戰爭，是對人類正常生活環境和秩序的破壞，並常常引起人口遷移。
例如：二戰期間，歐洲人口遷移達到3000萬人。20世紀末發生在非洲盧安達、剛果地區的部族戰爭，歐洲巴爾幹半島地區的衝突等，引起人口遷移的數目同樣以數百萬計。
3、政治變革，一個國家政治上的變革，政治中心的改變。
環境關係
環境對人口遷移的影響
時期 主要環境條件 遷移的原因
採集和狩獵時期 生存發展受環境的直接影響，特別是植物果實和獵物分布 尋找食物
農業文明社會 農業生產對象主要是土地，土地不可移動性使農業人口相對穩定； 尋找新的土地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人口增長，土地相對不足，使人口遷移。
工業文明社會 根本上改變了把勞動力束縛在土地上的狀況。 工業生產條件的不斷變化
工業生產要求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和勞動力及
市場之間形成良好的配合。此時人口遷移規模前所未有。
人口遷移對環境的影響
人口遷移對調整人口分布、勞動力盈缺、促進地區文化交流、新資源的開發、經濟文化區的建立、民族和種族的融合等都有重要的作用。
1、對遷出地和遷入地的影響
（1）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遷出地人地矛盾，保護生態環境；加強與外界的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聯繫；更好的利用土地資源；但也會導致人才外流，勞力短缺。
（2）為遷入地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促進了商品流通和經濟發展；有利於第三產業的發展；但也會增加公共設施的負擔和管理難度；對自然和生態環境產生深刻的影響。
歷史上遷移
黃河中下游平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中國人口最初生活和繁衍於這一片地區。從秦漢時期開始，由於自然環境和社會的原因我國人口頻繁地遷移，由黃河中下游平原向四周擴散，特別是向南方的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擴散，從而使人口逐步擴散到我國的每一個地區。據我國地理學家胡煥庸教授估計，由“安史之亂”引發的人口大遷移，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口地理分布的格局，使南方人口第一次超過了北方地區，中國人口地理分區的中心首次由黃河流域移到了長江流域。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引起我國歷史上人口遷移的原因是多種多樣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是移民支邊、戰爭和自然災害。歷史上，每當我國北方地區發生一次戰亂或者災荒，就會引起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南遷。
新中國成立後到80年代中期的人口遷移
這一時期，由於實行計畫經濟和嚴格的戶籍管理，加上政策不允許農村居民遷入城市，我國的人口遷移和流動數量較少。
從規模上看，一般認為這一時期我國人口遷移規模較小，頻率比較低。據統計，從1954年到1984年，跨越鄉鎮及城市辦理遷移手續的遷移人口為5.94億人，平均每年在1900萬人以上。人口遷移情況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1954至1984年我國人口遷移的三個階段
階 段 總遷移量 年均遷移量
1954至1960年 活躍時期 1.958億 2797萬
1961至1976年 低潮時期 2.548億 1593萬
1977至1984年 回升時期 1.437億 1796萬
1954至1984年我國省際人口遷移情況
淨遷出地區遼寧、山東、上海和四川
遷出、遷入平衡地區西藏
淨遷入地區 內蒙古、河北、山西、北京、天津、吉林、黑龍江、江西、安徽、江蘇、浙江、福建、湖北、湖南、廣東、雲南、貴州、陝西、甘肅、寧夏、青海、河南、廣西
註：表中未反映我國台灣省的情況。現海南省、重慶市的人口遷移分別包含在廣東省、四川省之中。
從遷移方向上看，這一時期我國人口淨遷出地區主要是遼寧、山東、上海和四川等省市，西藏為遷出和遷入持平的地區，其餘地區為人口淨遷入地區。人口遷移主要有以下幾種：（1）安置失業人員和閒散勞動力的人口遷移；（2）支援新開發工業基地建設的人口遷移；（3）移民墾荒支援邊疆建設農林牧業新基地的人口遷移；（4）高等學校搬遷、招生和分配的人口遷移；（5）新修水利和水庫庫區移民而引起的人口遷移；（6）壓縮城市人口規模而引起有人口遷移；（7）少量的自發遷移。總的來說，這一時期人口遷移受國家政策和戶籍管理制度的控制較多，而自發人口遷移和流動相對較少。
分類
按地理範圍劃分
國際人口遷移是指人口跨國界並改變住所達到一定時間（通常為1年）的遷移活動。國際遷移在歷史上曾不斷發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15世紀地理大發現以來從舊大陸向新大陸的遷移高潮。近代國際遷移的主要方向為：①歐洲繼續向新大陸遷移；②非洲黑奴被迫販往美洲；③中國人、日本人、印度人開始遷往東南亞、美洲、大洋洲等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遷移的特點發生變化：持續了數百年向新大陸的遷移已近尾聲；由開發中國家遷往已開發國家的外籍工人越來越多；因區域性政治衝突頻頻爆發而不斷產生國際難民。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國際人口遷移的特點：二戰前：由舊大陸遷往新大陸 集團性、大批量；二戰後：由開發中國家遷往已開發國家 短期流動。
按遷移方向劃分
國內遷移較為經常和普遍，主要形式包括：①邊疆墾殖遷移。因地區間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枯竭地區人口相對過剩，人口遷移伴隨新土地的開發而產生。近代美國西部、蘇聯西伯利亞和中國東北等地的開發，都吸引了相當規模的移民並持續了一段時間。因各國國情不同，墾殖遷移有時自發進行，有時採用有計畫的或軍隊屯墾方式；②鄉村人口向城市集中。是現代國內遷移中更為普遍和顯著的一種。其實質是農業人口轉變成非農業人口，與工業聚集、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密切聯繫。18世紀產業革命後，西歐、北美的城市成為大工業所在地，大量鄉村人口湧入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向城市的遷移浪潮遍及全世界。已開發國家因農業現代化所需勞動力減少而引起，且鄉村與城市的發展水平日益接近；開發中國家現代城市發展較晚，農業人口多，城鄉差別大，故帶來失業增加、城市環境惡化等問題。
我國國內人口遷移的特點：古代：由自然條件差的地方遷往自然條件好的地方，大批遷移；現代：建國到80年代中期：由東部遷往西北和東北部分 有計畫、有組織；80年代後：由西部遷往東部，由農村遷往城市，自發遷徙，量大。
遷移原因
人口遷移政治因素對人口遷移有著特殊的影響。其中政策、政治變革及戰爭等是重要的影響因素。一個國家的政策，特別是有關人口遷移政策的實施，會對人口遷移產生重要的影響。合理的政策可以促進人口遷移合理正常地進行；但是如果政策不合理，或者雖然合理而實施政策的措施不合理，可能產生相反的效果。戰爭破壞人類正常生活環境，並常常引發人口遷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戰爭引起的歐洲人口遷移達到3000萬人。20世紀末發生在非洲盧安達、剛果地區部族戰爭，引起了數以百萬計的人口遷移。
理論綜述
人口遷移和人口遷移研究的其它領域相比，人口遷移的理論研究顯得相對薄弱和不完善。拉文斯坦的“人口遷移法則（Law of migration）”是公認最早的人口遷移理論，此後，西方學者從人口地理學、政治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等諸多學科出發，提出了一系列相應的理論。相比之下，國內人口遷移理論研究較為缺乏，大多停留在國外理論框架之中。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推力——拉力”理論
“推拉”理論最早可以追溯到拉文斯坦的“遷移定律”。
拉文斯坦（E. G. Raven stein（1885, 1889））認為人們進行遷移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改善自己的經濟狀況，並對人口遷移的機制、結構、空間特徵規律分別進行了總結，提出著名的人口遷移七大定律。1938年，赫伯爾第一次系統總結了“推拉”理論概念，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一系列“力”引起的，一部分為推力，另一部分為拉力。該理論認為，人口遷移是由於遷出地的推力或排斥力和遷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共同作用的結果。從遷移者個體的行為決策過程來看，推力——拉力理論的成立包含兩個基本假設：一是假設人們的遷移行為是一種理性的選擇，二是認為遷移者對原駐地和遷入地的信息有比較充分的了解。只有這樣他才能根據兩地之間的推力和拉力，從比較利益的角度出發做出相應的選擇。Lee（1966）在其《遷移理論》一文中系統總結了“推力——拉力”理論。他將影響遷移行為的因素概況為4個方面：（1）與遷入地有關的因素；（2）與遷出地有關的因素；（3）各種中間障礙；（4）個人因素。
推拉理論還有許多量化模型，美國社會學家吉佛把“萬有引力定律”引入推拉模型，並套用於人口遷移研究。他認為，兩地之間遷移人口與兩地人口規模成正比，與兩地之間距離成反比，並基於此提出了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式中，Mij為i地與j地之間的人口遷移量，Pi、Pj分別為兩地的人口規模，d為兩地之間的距離，k為常數，a為距離衰減係數。
人口遷移
人口遷移引力模型還存在多種形式的修正，該模型的提出使人口遷移的定量分析成為可能。但是，傳統的引力模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比如模型只包括遷入（出）地的規模變數，不能反映人口遷移隨地區間社會、經濟差異要素的變動。因此，國外許多學者對引力模型做出了改進，引入了收入、失業率、教育水平、年齡結構等社會經濟因子。在模型的具體運用方面，Fan（2006）利用中國曆次人口普查數據，在模型中加入了人均GDP和移民傳統因子，衡量地區經濟差異和社會網路關係對移民規模的影響。
新古典經濟學理論（Neoclassical theory）
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示意圖新古典經濟學假定個人是遷移過程的最小單位，而在實際研究中，許多學者發現個人決策往往與家庭有著很大的關係，從而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基礎上產生了新家庭遷移理論。該理論認為個體的遷移決策是由家庭成員共同決定做出的，遷移（特別是短期遷移）的因素歸結為一種最大化經濟利益和最小化風險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遷移則是充分利用城市和農村（家庭）資源。人的遷移行為不僅受個人預期收入的影響，更重要的還會受到家庭因素的影響。該理論對家庭觀點較重的東南亞國家和中國，具有更廣泛的普適性。
雙重勞動力市場理論
該理論認為在城市發達地區中存在著兩種勞動力市場：一種是正規部門的主要勞動力市場，該市場對雇員教育水平、技術能力要求較高，並提供較好的工資待遇和相應的福利政策。另一種是非正規部門的次要勞動力市場，特點是較低的工資待遇，不穩定的工作環境，並且缺乏良好的發展前景。絕大多數情況下，主要勞動力市場都被人力資本相對較高的城鎮本地居民所占據，而從落後地區遷入的移民則只能在次要勞動力市場謀生，填補本地勞動力的結構性空缺。Yap（1977）認為農村移民雖然通過進城增加了收入，但是仍然被限制在邊緣行業。Shen（2002）分析了中國農村移民的就業結構，指出農村移民大多從事工作環境較差、需求量大、比較危險的“3D”行業（Difficult, Demanding, Dangerous），如建築業和製造業部門。
發展經濟學說中的人口遷移理論
發展經濟學理論視角以劉易斯和托達羅模型為代表。劉易斯）將一國經濟分為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認為由於勞動邊際收益率高低而引發了農村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工業部門，同時城市工業部門因為高勞動生產率和低勞動力成本獲得巨額的超額利潤，不斷地擴大工業部門以吸收農業部門的剩餘勞動力，直到兩部門的勞動生產率相等為止。這時農村剩餘勞動力吸收完畢，一國的工業化過程也宣告完成。
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
抗戰時期的人口遷移劉易斯模型是以城市“充分就業”為前提假設的。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實際情況表明，在許多開發中國家，城市失業問題已經相當嚴重，仍有大量的農村人口源源不斷地流入城市。顯然，劉易斯模型難以對此現象做出解釋。鑒於這一情況，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托達羅於1969年提出以農村人力資源進城所獲“期望收益”大小來解釋這一問題，這就是“托達羅模型”。該模型認為城鄉預期收入差異的擴大是開發中國家農村人口遷移規模繼續增大的主要原因，並且城市失業率也影響著農村居民的遷移決策。
托達羅模型對城市已經存在較為嚴重失業情況下農村勞動力還繼續流往城市的問題上，給出了較為滿意的答案。但是，該模型只考慮了遷移成本，未考慮生活成本；另外認為“擴大中、高等教育投資會衝擊城市就業”的論斷也與開發中國家實際不符，因此，在運用托達羅模型時應具體分析，使之適合研究地區基本情況。
年齡——遷移率模型
勞動遷移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年齡越小、教育水平較高的人群往往更傾向於遷移。為了把握年齡與遷移率的一般關係，美國人口學家Rogers（1978, 1984）利用瑞典等國的人口普查資料，提出了年齡——遷移率理論模型。根據羅氏理論，從年齡考察遷移機率，一般在幼兒階段較高，到初等義務教育階段下降較快，但該階段結束又迅速上升，到20-30歲達到頂峰，之後緩慢下降。到50-60歲退休年齡階段，又形成一個小的遷移高峰。典型的羅傑斯曲線，由前勞動力成分（0-14歲）、勞動力成分（15-64歲）、後勞動力成分（>64歲）和不受年齡影響的常數成分等4個相對獨立的部分組成。羅氏理論為深入從年齡結構考察人口遷移特徵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方法支撐，對發達地區人口老齡化和遷移人口年齡結構研究具有重要借鑑意義。
研究進展
國外研究進展
國外對人口遷移的研究開展較早，除了理論體系研究較為系統和成熟，相關實證研究也比較豐富，國外人口遷移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
（1）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關係。如Zhang & Song（2003）認為農村至城市的移民對中國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導作用。Williamson（1988）通過對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分析，指出人口遷移和城市發展的驅動力主要歸結於城市內生增長的“制約”，以及城市外在環境的內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對外資和國際市場過分依賴）的影響。
（2）人口遷移的空間特徵。如利用人口屬性的相關指標對人口的分布形態進行度量（Shen, 1996; Otterstrom, 2001）；也有學者對中國人口遷移的流場特徵進行描述（Fan, 2005）。
（3）人口遷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動人口的就業、住房以及戶籍政策展開相應研究。如Shen（2002）發現經商、學習培訓、醫療活動是中國的省內移民遷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際農村移民則傾向從事製造業和建築業；同時還建議借鑑香港、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來改善遷移人口的居住狀況。Zhu（2007）通過對福建省沿海城市的問卷調查，指出省內遷入人口多從事批發零售和服務業，而省際遷入人口主要從事製造業；並認為戶籍制度改革不應僅僅關注流動人口的居民身份，而應對他們的工作收入及穩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遷移的原因及影響因素。從不同的角度，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可分為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以及遷入地的“拉力”作用和遷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數學者認為地區經濟差異的持續擴大是人口遷移的主要動因（Johnson, 2003; Fan, 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區的區位條件、產業結構以及遷移政策等非經濟因素對人口遷移也有較大的影響（Shen, 1996; Liang & White, 1996; Zhang & Song, 2003）。在“推力”和“拉力”誰占主導的問題上，Engels（1974）通過曼切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擴展和晚期城市衰退與工業布局的緊密聯繫，認為“拉力”為主導作用；而Redford（1968）則認為遷入城市的移民是由於農業用地緊缺和圈地運動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國內研究概況
國內人口遷移研究起步較晚，始於1980年代，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遷移人口的統計屬性和空間分布、人口遷移的影響因素、人口遷移與城市化的關係、人口遷移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等領域
人口遷移空間格局研究綜述
人口遷移空間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國家尺度，也有以某個地區或者特定城市為研究對象。在研究單元的劃分上，在討論國家尺度遷移人口的空間格局時，一般以省、自治區、直轄市為最小研究單元；但是也有學者對各地級市流動人口的點格局分布展開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對人口統計指標空間特徵的簡單描述以及較為複雜空間分析方法的運用，也有基於遷移流的流場格局的探討。
多數學者集中研究了國家尺度下人口特徵和人口遷移分布格局。Shen（1996）對中國各省區人口密度、人口增長率、高中以上教育水平人口所占比例等15個人口統計指標進行分析，通過變異係數的數值，揭示人口分布形態的空間分異特徵。Otterstrom（2001）利用人口集中指數，對美國1790-1990年人口分布的集中程度進行量測，結果表明，美國經歷了從邊疆地區逐步西進至“陽光海岸”地帶的人口遷移過程。俞路（2006）也進行了類似研究，認為在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相對平均的情況下，人口重心的軌跡可以反映出人口遷移的進程。通過對我國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計算，發現我國人口重心變化較為穩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動的趨勢。朱傳耿（2001）提取出1996年中國流動人口超過5萬的城市節點數據，利用數字高程模型進行內插，生成中國流動人口的三維模型和等值線。
人口遷移的流場特徵分析是剛興起的研究領域之一。Fan（2005）通過中國各省區遷移流強度的計算，認為中國的遷移流指向大多從經濟落後地區指向發達地區，並且鄰近省份的短距離遷移流比重較大。丁金宏（2005）利用“五普”遷移流數據，認為中國人口遷移進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階段，東中西部人口遷移的不平衡性不斷加劇；並形成了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和西部邊緣區四大輻合流場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輻散流場。
在以特定地區和城市為研究對象的遷移人口空間格局研究中，中國的三大都市圈成為研究的熱點。喬關民（2004）認為長三角都市連綿區南北翼之間在人口流動聯繫強度上存在顯著差異，上海與北翼蘇州、無錫的聯繫，比與南翼嘉興、湖州的聯繫緊密許多。俞路（2006）通過對中國三大都市圈遷移流的遷移距離、平均方向和環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對外聯繫強度和開放程度，從強到弱依次為，京津唐都市圈、長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李亞麗（2004）通過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線的變動狀況和人口分布洛倫茨曲線的變動情況來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趨勢。鄭明媚（2006）構建了縣域人口遷移的引力模型，選擇縣域內獨立的居民區片為計算單元來評價鄉鎮的人口吸引潛力和人口最大可能遷移目的地分布，並以浙江省臨安市為例展開了實證研究。
人口遷移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1、經濟水平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研究綜述
地區經濟水平差異對人口遷移具有強烈的影響作用是學術界公認的事實。Zhang（2003）認為地區的經濟成長會促進遷移人口的增加，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是影響人口遷移的主要因素，他還構建了人口遷移量模型，揭示出GDP增長率與人口遷移規模具有強烈的正相關關係。Fan（1996）利用“四普”數據，建立了廣東省人口遷移的回歸模型，結果表明外資投入、地區間經濟水平對人口遷移存在較強的吸引作用。此外，通過對轉型期中國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務工經商”遷移流分析，認為傳統女性因社會原因多進行短距離遷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獲取經濟利益為主的長距離遷移（Fan, 1999）。朱傳耿（2001）對流動人口大於5萬的中國城市社會、經濟指標進行主成份分析，提取出經濟成長、社會發展、投資和消費4個因子，通過相關分析得出流動人口與經濟成長和投資關係密切。
2、可達性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研究綜述
儘管以往文獻中沒有明確指明區域通達性對人口遷移的影響，但學者們從交通距離、幹線布局等方面對通達性的影響作用展開了研究。如Fan（1999）認為因“婚姻嫁娶”遷入廣東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著從廣西、四川至廣東的鐵路線分布。李亞麗（2004）認為河南省交通線路和交通樞紐的布局對人口空間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李國平（2004）以深圳為例，利用重力模型進行回歸，認為人口遷移規模與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離成反比，其他學者也通過各種模型驗證了距離因子對人口遷移的負面影響（童玉芬, 1994;楊雲彥, 1999）。曾智超（2005）通過對上海市捷運沿線行政區的調查，指出大都市軌道交通促使了沿線人口由高密度地區向低密度地區的轉移。
3、其它影響因素研究綜述
相對於經濟因素，城市的社會發展狀況對中國城市流動人口規模影響非常小，表明中國人口流動尚處於初級發展階段（朱傳耿, 2001）。Fan（2005）利用重力模型對中國“四普”、“五普”各省區共812條遷移流進行了回歸，結果表明：“四普”時期，距離因子是影響人口遷移的決定因素；而“五普”時期，距離的阻礙作用減弱，由移民傳統（Migration stock）所構成的網路關係成為影響遷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區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對人口遷移也有一定的影響（Shen, 1996; Zhu, 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