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南巡指的是清朝乾隆時期的六次南下江南地區。
乾隆帝曾於1751年（乾隆十六年）、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1762年（乾隆二十七年）、1765年（乾隆三十年）、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六次巡幸江南，每次一般都要到江寧府（今南京市）、蘇州府、杭州府、揚州府，後四次還巡幸了浙江的海寧。乾隆帝的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間也曾六次巡視江南。
乾隆十四年（1749年）十月初五日、十七日，乾隆帝弘曆相繼下了兩道上諭，講述欲於十六年巡幸江南的原因，大致有四點：一是江浙官員代表軍民紳衿恭請皇上臨幸；二是大學士、九卿援據經史及聖祖南巡之例，建議允其所請；三是江浙地廣人稠，應該前去，考察民情戎政，問民疾苦；四是恭奉母后，遊覽名勝，以盡孝心。
基本介紹
歷史背景,南巡目的,遊山玩水,減免稅賦,巡視河工海防,禮仕和科舉人才,其他,歷次南巡,第一次南巡,第二次南巡,第三次南巡,第四次南巡,第五次南巡,第六次南巡,藝術作品,野史傳說,評價,
歷史背景
早在清軍入關時，曾對頑強抵抗的江南人民進行過大規模的屠殺，因此江南地區的反清情緒異常高漲。從康熙皇帝開始，清朝的統治者就採取了各種方法，如設立博學鴻詞科，徵調明朝遺民編修明史等，極力籠絡前朝尤其是江南地區的文人士大夫。康熙皇帝曾六次南巡。一心想要效仿祖父的乾隆也有過六次南巡，並且前兩次和他的祖父康熙一樣，以浙江杭州為終點，還登上紹興會稽山祭禹陵而還，意在炫耀國力、安撫江南民心、視察耗費巨大的錢塘江海塘工程。
這裡古稱吳越，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源地之一。江浙兩省地盤雖然不大，人口也不很多，大約只占國土面積和總人口的2%，但它自古以來就是著名的魚米之鄉，其經濟和人文在全國均占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清朝兩省上交的賦銀賦糧分別達到全國賦銀總數的20.8%左右和賦糧總數的30%左右，鹽課銀占全國鹽課銀總數的68%左右，關稅占全國稅額總數的一半。這裡出產的絲綢和茶葉歷來是宮廷內外的高檔必需品，飲食也被認為是明清兩朝宮廷菜系的正宗，國宴仍保留相當比例的揚州蘇州菜譜。
郎世寧《乾隆及后妃圖卷》乾隆像
郎世寧《乾隆及后妃圖卷》乾隆像江浙人文茂盛，是中國文化最發達地區，才子學者之多，數倍數十倍於其他省份。僅以關係到政局和學術文化界的科舉而言，從順治三年到乾隆六十年的150年裡，共舉行了61科，其中，江浙兩省出了51位狀元，占全國狀元總數87%；出了38 位榜眼，占榜眼總數62%；出了47位探花，占探花總數77%。再就大學士九卿督撫來看，江浙兩省出了很多大學士和尚書總督巡撫，像狀元出身的呂宮、徐元文、于敏中等都任至大學士。另一方面，江蘇、浙江又是明末遺民活動的中心，反清思想和反清言行一直不斷，發生了多起文字獄。沒有江蘇、浙江這兩個省巨大的財政收入和紳衿支持，清朝的統治是很難鞏固的。牢固控制住江浙，充分利用江浙的財力人力和物力，來發展其“盛世”，這就是乾隆六下江南的根本原因。
南巡目的
遊山玩水
“艷羨江南，乘興南遊”，遊玩享樂或許是現代人對於乾隆帝六次南巡原因的第一反應。乾隆帝貴為帝王，驕奢靡費。加之當時南方眾多城市，人口稠密，物產豐盈，經濟繁華，無論是名勝古蹟景色還是美女，都可以說是堪稱當時之絕。他為“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而六下江南。
減免稅賦
乾隆帝期間多次下諭，蠲免江浙、安徽上千萬兩銀。第一次南巡時，諭免乾隆元年至十三年江蘇積欠賦銀228萬兩、安徽積欠 30萬餘兩，及浙江應徵銀30萬兩。二次南巡，諭免蘇、浙、皖三省二十一年以前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20餘萬兩。三次南巡，諭免二十二年至二十六年三省積欠錢糧，又免浙江漕銀等項27萬餘兩。四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錢糧143萬餘兩及浙江13萬餘兩。五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三十九年至四十四年欠銀130餘萬兩。六次南巡，諭免江蘇、安徽欠銀130餘萬兩。總計六次南巡免銀在1000萬兩以上。
但是，另一方面講究排場，開支巨大，勞民傷財，負面批評不少。每次南巡歷時四五個月，隨駕當差的軍人3000名左右，約需用馬6000匹和船四五百隻，還有幾千名民工，用掉了上百萬銀兩，還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
巡視河工海防
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帝，也像其祖父康熙那樣，極其重視河工海防，把它視為六巡江南的一個主要任務。江蘇、安徽、浙江經常發生水災，乾隆七年，黃河、淮河同時漲水，江蘇、安徽的海州、徐州等府50餘州縣“水災甚重”，災民多達700～800萬人。在乾隆寫的御製《萬壽重寧寺碑記》和《南巡記》里，他著重講到，“南巡之事，莫大於河工”，“六巡江浙，計民生之最要，莫如河工海防”，“臨幸江浙，原因厪念河工海塘，親臨閱視”。這些話並非空談，而是乾隆傾盡全力大興河工的歷史實際的真實概括。河工興修規模之大，投入財力物力人力之巨，興修時間之長，乾隆可以稱之為古今惟一的帝王。以經費而言，每年河工固定的“歲修費”，多達380餘萬兩，約占每年朝廷“歲出”額數1/10強。臨時興修的大工程，又動輒用銀幾百萬兩，像藺陽青龍崗之工，“費帑至二千餘萬”。
在乾隆四十九年的御製《南巡記》里，他對多年大興河工的情形作了總結，主要是四大工程。第一項大工程是定清口水志，加固高堰大堤，基本上保護了淮安、揚州、泰州、鹽城、通州等富庶地區免受水淹。第二項大工程是陶莊引河工程，在陶莊開挖一條引河，寬80～90餘丈，長1000餘丈，深一丈余，以防止黃河河水倒灌清口。引河開成以後，解決了“倒灌之患”。第三項大工程是在浙江老鹽倉一帶修建魚鱗石塘，歷時三年，花銀數百萬兩，修建好魚鱗石塘4100餘丈。第四項大工程是將原有范公塘一帶的土塘，添築石塘，修了三年多。這對保護沿海百姓生命財產安全，起了重大作用。五六十年以後，陳文述對比當年海塘利民和海塘失修災害加劇時，寫下有感而作的《議修海塘》詩說：
嘆息魚鱗起石塘，當年純廟此巡方。
翠華親蒞紓長策，玉簡明禋賜御香。
列郡田廬資保障，萬家衣食賴農桑。
如何六十年來事，容得三吳駭浪狂。
另外，《南巡記》里還提到將高家堰的三堡、六堡等原來用磚砌的堤一律改為石堤，徐州城外添築石堤直至山腳。僅據《清高宗實錄》的記載，六巡期間，乾隆對黃河、淮河的河工及浙江、江蘇的海塘，下達了數以百計的上諭，指示治理，動用了幾千萬兩帑銀，完成了多項工程，對減少洪災、保護百姓田園廬舍和生命安全，起了不能抹煞的重大作用。
禮仕和科舉人才
南巡期間，乾隆對禮遇致仕大臣和“培養士類”做了大量工作。他重新起用或擢用辦事實心頗有政績的大臣，像原任大學士的陳世倌、史貽直和大學士管江南河道總督的高斌，都是當時的能臣，僅因小過或一時不順上意，而被降被革被致仕，使其才幹無所施展，於國於己皆有損害，借南巡之機，乾隆諭命他們三位都官復原職。原禮部侍郎沈德潛乃江南文壇泰斗、大詩人，原刑部尚書錢陳群詩書皆優，二人皆為乾隆帝所賞識器重，在江南甚至在中國文人士子中影響很大，可以說是德高望重。乾隆南巡時，對二人十分優遇，既賜沈德潛御詩，又為沈主持的紫陽書院題額“白鹿遺規”，並親寫長詩相賜，還加沈德潛禮部尚書銜，給俸，諭令錢陳群依其原官刑部尚書給俸。這在縉紳中當然會產生良好影響。
更重要的是“培植士類”。主要措施有二：一是增加生員名額。六次南巡，大約增加江蘇、浙江、安徽三省生員名額5664名。也就是說，每次南巡增錄的生員，相當於每三年一次錄取的名額1/4左右。二是考試敬獻詩賦的士子。試題均由乾隆親出。第一次考試江蘇、安徽、浙江進獻詩賦的士子時，江南（江蘇、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順序是蔣雍植、錢大昕、吳烺、褚寅亮、吳志鴻。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謝墉、陳鴻寶、王右曾，均特賜舉人，授為內閣中書。以後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額又多了一些。
通過這六次的考試，清政府發現和培養了一批飽學之士，他們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為政界能臣，有的學界泰斗，有的詩文書畫大家。先以第一次取中的八位士子來看，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錢大昕，歷任編修、侍講學士、學政、少詹事，精研經史，詩文特優，著作等身，撰《南巡盛典·金山》。
寫了《唐石經考》、《二十二史考異》（100卷）、《元史藝文志》、《潛揅堂文集》（50卷）、《詩集》（20卷）等幾十種著作，被公認為有清一代經史權威、學界泰斗、文壇大家、詩詞巨匠。謝墉，浙江一等第一名，歷任編修、內閣學士、殿試讀卷官、吏部侍郎、上書房行走、國史館副總裁、四庫全書館總閱。另外，褚寅亮、王右曾等人也是著述甚多，成就很大。
以後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濟濟。像孫士毅，歷任四庫全書總纂官、雲南巡撫、兩廣總督、吏部尚書、大學士。王昶，歷任鴻臚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別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參加了《四庫全書》的編輯工作，有些人還是重要人物，對編纂《四庫全書》做出了突出貢獻。僅據初步統計，名列四庫全書館任事官員的便有十六七位，他們是副總裁沈初，總閱官謝墉，總纂官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翰林院提調官馮應榴，武英殿提調官韋謙恆，總目協勘官程晉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孫、張培、鮑之鐘、沈叔埏、楊揆、趙懷玉等。
其他
看過關於乾隆時期的電影的觀眾都知道，雍正帝曾以女兒與海寧陳氏兒子相換，也就是說乾隆帝實際上就是海寧陳氏之子。從史書記載我們可以看得出，乾隆帝六次南巡，四次親臨陳家，詳問家世。這可以說明此時的乾隆已然對於自己的身世有所懷疑，並想去搞清楚。
歷次南巡
第一次南巡
乾隆帝第一次南巡在乾隆十六年(1751年)，準備工作早一年就著手進行，由一位親王督辦此事，勘察路線，整修名勝，興建行宮。南巡前還裝模作樣地告誡地方：“力屏浮華”、“時時思物力之維艱，事事惟奢靡之是戒。”南巡路線確定為：渡黃河後乘船沿運河南下，經揚州、鎮江、常州、蘇州、嘉興至杭州。過嘉興時指名要上煙雨樓。 正月十三，首次南巡由京師出發，同行的有皇太后鈕祜祿氏、皇后嬪紀，還有隨從大臣、侍衛人員，達2000餘人。前呼後擁，浩浩蕩蕩。沿途地方官吏深知乾隆講究排場玩樂，爭相逢迎，布置行宮，陳設古玩，採辦各種名餚特產，更乘機向百姓敲詐勒索，大飽私囊，搞得民間怨聲載道，叫苦連天。乾隆對地方官吏的奉承獻媚，不僅不加阻止，反而重金獎勵，凡建有行宮的，各“賞銀二萬兩充用”。二月，乾隆抵達蘇州吳江，嘉興知府早—日就率領地方官員出境迎駕，不敢怠慢。
乾隆南巡路過的煙雨樓
乾隆南巡路過的煙雨樓第二次南巡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年正月，乾隆帝奉皇太后起鑾出京，開始第二次南巡。到了無錫以後召見了無錫學者顧棟高。金廷標乘乾隆南巡之季，以獻《白描羅漢圖》冊得到乾隆皇帝的認可，旋入宮供職。同年二月五日到達天妃閘，閱龍木；二月十三日，到達范仲淹高義園；二月二十日，到達蘇州，又奉皇太后臨視織造機房，在嘉興和石門鎮閱兵；二月二十七日，奉皇太后到達杭州；三月十八日，到江寧府，祭明太祖陵；四月四日，到徐州閱視河工，降旨截流漕糧，又將積欠的種子、口糧全部免去；四月五日，到孫家集閱視堤工，命令將河堤改用磚砌；四月六日。到荊山橋、韓莊閘巡視；四月十日，到達曲阜，拜謁孔林；四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圓明園。
同年，乾隆命人編著《南巡盛典》所未輯錄者，該書較詳細地記錄了乾隆帝第二次出巡前及南巡途中所發布的諭旨。對其南巡的主要活動亦逐日有所記載。
第三次南巡
古代錢塘江口江流海潮的出入有南大門、中小門和北大門三個口門。如果海潮趨向北大門，則海寧一帶的海潮首當其衝；趨向南大門，則紹興一帶的海塘坐當其險；唯有主流走中小門，南北兩岸才少有海潮之災。從乾隆二十五年開始，海潮北趨，海寧一帶潮信告急。一旦海寧一帶的大堤被沖毀，那么臨近的蘇州、杭州、嘉興、湖州，這些全國最富庶的地區將會被海水淹沒。因此，乾隆皇帝從“海塘為越中第一保障”的認識出發，在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時，親臨海寧勘察。
第四次南巡
乾隆第四次南巡正月十六日，乾隆奉皇太后從北京啟程，行至山東德州府時，賞給前來接駕獻詩者各大小荷包一對，小荷包二對。二月初八，乾隆由山東入江蘇境，在宿遷順河集減去部分扈駕兵丁和大部分隨行車輛，然後在徐家集渡過黃河。乾隆在黃淮交匯的清口巡查河務，從此開始乘船沿運河行駛船隊由京口渡過長江，二月二十五日，乾隆駐蹕蘇州府，賞給六班拉縴河兵（每班600人）各一月錢糧。乾隆在蘇州遊覽各處園林，又陸行至靈岩山遊玩，前後八天。
三月初三，乾隆從長江登入至江寧府（今南京）駐蹕，並親詣明太祖朱元璋的陵墓奠酒致祭，還參觀織造機房。三月初十，乾隆離開江寧，由七里港奉太后渡過長江，然後由江浙運河回返 。三月十九日，乾隆至黃、淮、運三河交界的清口，查看洪澤湖高堰大壩後渡過黃河。
以往至順河集時，乾隆酒舍舟登入了，但這一次他仍然同皇太后一道繼續乘船，由濟寧、臨清至德州。 四月十三日，乾隆由德州上岸，皇太后則走水路回京。四月二十一日，乾隆先到北京，四天后皇太后也回到北京.此次南巡從正月十六日出發，至四月二十五日太后返京，總計四月有餘（其中二月為閏月），總數126天，為六次南巡中時間最長的一次 。
第五次南巡
第五次南巡時乾隆已70歲，據傳出發前他盤算著煙雨樓頂多只能再來—次了，因為千里勞頓，體力已吃不消。前幾次皇太后都來了，這次就沒能同行。還有個重要原因，康熙也只有六次南巡，晚輩是不能超過祖宗的。
第六次南巡
乾隆帝第六次南巡時已是74歲的老人了，他的勤於政事、崇尚務實和好大喜功、奢侈浪費都疊印在他南巡的履痕足跡中。
藝術作品
康熙朝，由王翬主筆繪製記錄康熙帝南巡的《康熙南巡圖》。乾隆帝南巡，則由宮廷畫家徐揚照其體例繪製了《乾隆南巡圖》。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進量絹本十二卷；六年後，再進紙本十二卷。在此之前，徐揚還創作了《南巡紀道圖》，與《南巡圖》不同之處在於只畫山川風物，不畫人物。
《乾隆南巡圖》（局部）
《乾隆南巡圖》（局部）野史傳說
根據《清實錄》等官方書籍檔案的記載，乾隆皇帝弘曆的父親是雍正帝胤禛，母親是四品典儀凌柱之女鈕祜祿氏。但是，很早以來，尤其是清亡之後的一段時間，野史、文人評述和民間傳說，不少是說乾隆並非雍正帝妃的兒子，而是漢人漢女之子。最為流行的一種傳說是雍和宮法輪殿說，弘曆是漢官陳閣老陳世倌的兒子。陳世倌是浙江海寧人，康熙年間入朝為官，與雍親王家常有來往。有一年，雍親王的福晉和陳閣老的夫人在同一天生下了孩子，雍親王讓陳閣老家把夫人生的男孩抱進王府看看。陳家把男孩送去，當天王府把孩子送出來，陳閣老回到家中一看，自己原來的那個男孩已經變成了女孩，陳閣老知道事關身家性命，不敢聲張。那個抱入王府的男孩就是後來的乾隆皇帝弘曆。弘曆即位為帝以後，知道了真相，便六下江南，探望親生父母，並且六次南巡之時，有四次住在陳閣老家的安瀾園，以便和父母相聚。
評價
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六次南下巡視。他在《御製南巡記》中說：“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乾隆帝把南巡作為他生平最重要事功之一。他六下江南，開支浩繁，成為乾隆中葉國勢漸衰的原因之一。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過六巡，乾隆帝相當清楚地了解江南的官風民情，又大興河工，廣蠲賦稅，禮遇致仕大臣，培植士子，宣揚了聖恩，對爭取縉紳士民，安定江浙，保護百姓的身家性命財產，發展生產，豐富文化，創造和延續“大清全盛之勢”，起了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另一方面，開支確實十分巨大，每次南巡，歷時四五個月，隨駕當差的官兵一般是3000名左右，約需用馬6000匹和船四五百隻，還有幾千名役夫，用掉了上百萬銀兩，還給民間帶來了極大的騷擾。乾隆對此也很了解，他在四十九年的御製《南巡記》里，既講述了“西師”、“南巡”兩件大事成功的原因，又明確指出，不具備君主之“無欲”、扈駕人員之“守法”、官員之“奉公”、民人之“瞻覲親切”這四個條件，不可言南巡。過了十幾年，他對南巡的勞民傷財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對軍機章京吳熊光說：“朕臨御六十年，並無失德，惟六次南巡，勞民傷財，作無益，害有益，將來皇帝南巡，而汝不阻止，必無以對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