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蘇建交
- 發生時間：1949年10月3日
- 主要人物：周恩來，安德烈·葛羅米柯
歷史背景,事件經過,軼事典故,事件結果,社會評價,
歷史背景
中蘇兩黨志同道合是兩國迅速建交的政治前提
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在中國的分支組織,自1921年7月建立時起,便與蘇聯黨保持著極為密切的特殊聯繫,數以千計的中共黨員和革命青年被派往蘇聯,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民族解放運動理論。中國黨在江西建立的紅色政權,最初也是以蘇聯體制和經驗為楷模的,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1927年中國革命遭遇重大挫折後,中國黨派出更多的領導幹部進入蘇聯學習、生活和工作。1928年召開的中共六大,就是在蘇聯黨的直接幫助下,在莫斯科舉行的。就連大會的政治報告,也是由蘇聯黨和共產國際著名活動家布哈林做的。中蘇兩黨歷史形成的這種同志加戰友式的特殊關係,決定了新中國成立之國中蘇兩國國家關係的歷史定位和發展方向。
誠然,蘇聯黨和政府通過共產國際介入中國革命,犯過許多重大錯誤,給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事業造成了許多傷害。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曾經為抵制蘇聯黨和共產國際的錯誤干涉,進行過艱苦鬥爭,這是盡人皆知的。但是中國共產黨出於中國革命事業和自身發展的需要,始終高度重視來自蘇聯的支持和幫助。即使在戰爭年代相互聯繫極為困難時,雙方的溝通與交往也從未中斷。抗日戰爭勝利後,雙方進一步密切了彼此間的交往與合作。蘇聯基於支援世界革命的政治理念和擴大國際影響的需要,自然也非常珍視中蘇兩黨關係。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後,史達林雖然對中共能否贏得解放戰爭表示過懷疑,但支持中國黨奪取政權,建立人民民主國家,壯大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完全符合蘇聯的國際戰略思維和地緣政治利益。這一點他是清楚的。
1948年,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凱歌高奏,蘇聯預感到中國革命勝利指日可待,因而不斷加大對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力度。1948年4月,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馬寧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軍區副司令員兼政委高崗,明確建議中共儘快建立全國解放區政府。他表示:不管其他國家承認與否,一切民主國家和蘇聯都可以承認,以便向中共提供援助。此後,史達林對蘇聯交通部副部長、即將到中國東北幫助修復解放區鐵路的科瓦廖夫表示: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其他一些國家也將走上這條道路,那就可以認為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有了保障。因此,“為了援助中國共產黨人,我們不能吝惜力量和金錢。”
在中共方面,當革命勝利在望,建立新政權一事提上日程時,與蘇聯的聯繫與合作變得更加密切,尋求蘇方幫助和支持也更加直接和務實。1948年9月,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林彪致信史達林,要求蘇聯派顧問和專家到東北幫助恢復國民經濟。當年12月科瓦廖夫回國述職時,中共領導人委託他轉達了中國黨希望蘇聯提供更多專家和相關援助的意願。蘇方當時沒有滿足中國黨的全部要求,而是希望並等待毛澤東親自訪蘇時面議。
中共領導人毛澤東抗戰勝利後不久即已開始考慮訪蘇問題,目的是要最大限度地爭取蘇聯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並就某些重大問題徵求蘇方意見,進一步協調兩黨關係。1947—1948年間,毛澤東多次與蘇聯領導人史達林電商此事。蘇方也多次通過該黨駐中共秘密聯絡員阿洛夫,與中方直接溝通。可以說,由於同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政黨,中蘇兩黨當時在革命理想與世界戰略問題上,總體上志同道合。這是新中國成立後中蘇兩個大國能夠立即建交的最重要的政治前提。2
正因為如此,當美國駐原國民黨政權的大使司徒雷登滯留於中國人民解放軍占領下的南京,多方接觸中共官員和民主人士,試圖用巨額支援誘使即將誕生的中國新政權而疏遠蘇聯時,中國共產黨斷然予以拒絕。毛澤東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8周年而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中莊嚴宣告:中國新政權建立後,外交上要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
兩黨高級領導人相互秘訪打通兩國建交之路
解放戰爭時期中蘇兩黨商定的毛澤東訪蘇計畫,因多種原因未能成行。中蘇兩黨最後商定,改由蘇方秘密派人來華。1949年1月30日至2月8日,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被認為是史達林親密戰友的米高揚秘密抵達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與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中共五大書記秘談了七天。雙方討論了有關建立中共領導的新政權、未來中蘇關係發展、蘇聯如何提供對華經濟援助等重大問題,甚至還商定了新中國首任駐蘇大使人選。
在與米高揚會談時,毛澤東表示:新中國將不急於同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建交,但我們希望像蘇聯這樣的真正朋友早點同我們建立友好關係,如果你們肯伸手援助,那就更好。周恩來等人在與米高揚會談時也表示,希望蘇方日後能為中方提供4億美元貸款,並派專家來華幫助新中國開展經濟建設。米高揚當時即承諾,蘇聯可以提供3億美元援助,也可以派專家來華工作。顯而易見,米高揚作為史達林和蘇聯黨的秘密特使,完全是有備而來的。他是為蘇聯與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正式建交進行預先談判的。米高揚回國後,中國共產黨為加大對蘇聯的合作力度,專門指示各解放區,進出口貿易要儘量以蘇聯及東歐各新民主國家為對象。1949年春中共召開七屆二中全會時,毛澤東明確提出:“中蘇關係是密切的兄弟關係,我們和蘇聯應該站在一條戰線上,是盟友,只要一有機會就要公開發表文告說明這一點。”
當年春夏之交,在毛澤東親自訪蘇仍無法成行的情況下,中共中央決定派黨的二號領導人劉少奇秘密訪蘇,以便就中國共產黨籌建新政權、未來中蘇兩國建立新關係等事宜與蘇方進行磋商。為了準備這次極為重要的訪問,劉少奇一方面招來當時在東北工作的王稼祥、鄧力群等人組成班子,負責起草聘請蘇聯專家幫助建設新中國等有關檔案;另一方面親自聽取東北局領導人等各方面各部門意見,了解需要蘇方幫助解決的具體問題,並且還組織撰寫了關於新中國經濟建設問題的報告提綱。當年6月16日,赴蘇訪問前,劉少奇為中央起草了關於歡迎蘇聯專家來華工作的黨內指示。他在指示中說:“中國革命向來都得到蘇聯的援助,這種援助是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國轉入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時期以後,中國人民將從各方面得到蘇聯更大的援助,中蘇兩國人民的密切合作將要進入一個新歷史階段。”這份檔案還表示:不久的將來大批蘇聯專家來到中國,“這是一件對中國人民空前有利的好事”。
6月21日,此時已經來到中國的蘇聯專家組負責人科瓦廖夫,以蘇聯總顧問身份陪同劉少奇前往蘇聯。代表團成員包括鄧力群和已經內定為新中國駐蘇大使的王稼祥,另外還有戈寶權和翻譯師哲。毛澤東與劉少奇共同商定了代表團在蘇工作方針。高崗作為東北人民政府主席,在瀋陽與劉少奇匯合,參加了此次訪蘇活動。劉少奇與史達林等蘇聯領導人進行了五次會談,議題廣泛。史達林在第一次會見中共代表團時就明確表態:對中國提供援助“沒有問題”“中國政府一成立,蘇聯立即就承認你們”。他還建議中國共產黨儘早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以改變中國當時已沒有合法的中央政府的無政府狀態。
為了使會談內容更加系統,會談結果更有成效,首次經歷如此重大外事活動的劉少奇接受了王稼祥的建議,同時報請國內毛澤東同意,以代表團團長名義臨時起草一份長達萬言的致史達林和蘇聯黨的書面報告。這份報告全面介紹了中國革命形勢和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方略,包括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領導人在新政權中的人事安排等一系列重大而具體的問題。關於新中國的外交戰略和策略,劉少奇在報告中表示: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將與蘇聯及各新民主國家站在一起,反對新的戰爭威脅,保衛世界和平與民主。“我們的政策就是要向蘇聯一邊倒。”關於中蘇兩黨關係性質與定位問題,報告出於密切兩黨關係的深層考慮,同時也為表達中國黨對蘇方的尊重,報告表示:“聯共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統帥部,而中共則只是一個方面軍的司令部。根據局部利益服從世界利益,我們中共服從聯共的決定 。”對此,經驗豐富的史達林提出異議:“一個國家的黨服從另一個國家的黨,這是從來沒有的,而且是不許可的。兩黨都向自己的人民負責,有問題互相商量,有困難互相幫助,談不到哪一個服從哪一個。”毛澤東得知此事,指示劉少奇向蘇聯領導人說明中方意圖,從報告中刪除相關提法,同時又表示:“我們實際上這樣做,以利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
訪問期間,劉少奇非常明確地要求蘇聯和東歐各國在新中國成立後儘快予以外交承認,同時表示,中蘇雙方應共同解決蘇聯與原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他根據新政權成立後必然產生的多方面需求,請求蘇方為新中國提供財政援助,幫助中國組建海岸防禦體系和空軍,建立軍事工業和海空軍學校,合辦航空公司,派遣教授到中國講學,解決兩國通車通郵通電通海運通航空問題。此外,他還建議蘇方幫助中方開辦幹部大學,幫助解放新疆,幫助實現東北幣制統一,雙方開展文化交流等。雙方通過深入坦誠地交換意見和看法,史達林和蘇聯黨在政治上滿足了中國共產黨的要求,表示支持成立新中國,同時承諾實施一系列合作項目。譬如為新中國提供五年期3億美元貸款,年利率1%,協定生效後10年內償還等。此外,雙方還就蘇聯幫助新中國組建高射炮團、派遣電影攝製隊來華工作、派遣專家幫助建立外宣機構以及蘇聯專家在華待遇等具體問題達成了相關協定。訪問期間,雙方也討論了新中國在蘇聯建立大使館的相關事宜。
劉少奇此次秘密訪蘇非常成功。據擔任翻譯工作的師哲回憶,史達林對中國革命取得成功向劉少奇真誠地表示了祝賀,並且說,蘇聯人和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與此同時,史達林也向劉少奇介紹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教訓,並且總是根據中方的要求或願望進行會談,提出意見、建議或提出解決辦法。會談中從未有過誤會或不愉快,歷次會見都是在熱情洋溢、友好誠摯的氣氛中進行的。8月14日,劉少奇與科瓦廖夫回到中國,隨行人員包括220名蘇聯新派來的專家,其中絕大部分留在了東北解放區,有部分人到了北京等地。
事件經過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天安門城樓上，舉世矚目之中，毛澤東主席按動電鈕升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五星紅旗，語氣鏗鏘地宣讀《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以下簡稱《公告》），莊嚴宣布：“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則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
當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以下簡稱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以公函的形式將《公告》迅速送達各國政府。
新中國的成立受到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各大國都極為關注新中國的外交動向，思考與新中國未來的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當天，美國合眾社的電文指出：“毛澤東於星期六下午3時15分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英國《衛報》稱：“10月1日是亞洲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時刻。”法新社在電文中指出：“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願意與其他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的宣言已由新共和國外長周恩來送達外國政府。”電文還節選了周總理的附信：“我相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世界各國之間建立正常外交關係是必要的。”
蘇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二天，即宣告承認新中國。
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政府以外交部副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署名的照會電達周恩來，表示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蘇中兩國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同一天，蘇聯宣布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葛羅米柯致電新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業已收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本年十月一日公告，其中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蘇聯政府在研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議之後，由於力求與中國人民建立真正友好關係的始終不渝的意願，並確信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是絕大多數中國人民意志的代表者，故特通知閣下：蘇聯政府決定建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這樣，蘇聯成為全世界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同日，葛羅米柯代表蘇聯政府向國民黨政府駐莫斯科“大使館”的代辦發表聲明，斷絕與國民黨政府的外交關係，並召回其外交代表。
10月3日，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次會議，會議聽取周恩來總理兼外交部長關於蘇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中蘇建交的報告；研究蘇聯政府同原國民黨政府斷絕外交關係的原則立場，決定同意蘇聯與中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決定任命中共中央委員王稼祥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首任駐蘇聯大使。會議同意外交部發出聲明，通知原國民黨政府駐外使館一律停止活動，聽候交接。周恩來以照會電復葛羅米柯，表示熱忱歡迎中蘇兩大國立即建立外交關係，並互派大使。隨後，中蘇兩國任命首任大使，蘇聯為羅申，中國為王稼祥。
中國駐蘇聯大使王稼祥（前排左三）在我國駐蘇使館門前合影
獲準中方同意後，被蘇聯任命為首任駐新中國大使的羅申於10月4日出發前往北京。羅申啟程的當天，周恩來立即給中共在蘇聯工作的戈寶權發去指示，命令他迅速接管中國大使館和領事館。
10月7日,周恩來在第二屆政協黨組會議上發言,高度評價新中國與蘇聯建交,認為此舉實現了“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國家,首先是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的根本任務。10日,他偕中央人民政府委員、華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等各方面負責人及各界民眾三千餘人前往車站,迎接已改任蘇聯駐新中國大使的羅申。周恩來在歡迎儀式上興奮地表示:“中蘇兩國邦交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時代。”
10月15日,中蘇友好協會總會機關刊物《中蘇友好》創刊。毛澤東為該刊題詞:我希望中蘇兩國人民的偉大友誼極大地發展和鞏固起來。
16日,毛澤東接受羅申大使遞交國書,高度評價蘇聯首先與新中國建交,認為中蘇友誼“將日趨密切,同時將有利於共同世界的持久和平”。
10月20日晚,毛澤東舉行盛大宴會,偕劉少奇、朱德、周恩來、高崗、林伯渠等大批黨政軍負責人招待羅申大使。
10月20日，毛澤東對王稼祥說，你今晚就要去莫斯科當大使了，我們在莫斯科再相見。此時，中央已經決定，毛澤東將於1949年12月訪問蘇聯，當天晚上王稼祥便啟程前往莫斯科。經過10天的跋涉到達駐蘇聯使館後，王稼祥立即舉行了升國旗儀式，並於11月3日向蘇聯遞交國書。
遞交國書儀式
軼事典故
蘇聯大使為趕時間星夜兼程
蘇聯方面因得知“英國可能迅速承認”新中國, “故蘇大使為獲得第一個呈遞國書地位, 必得最快趕來”。於是, 第一任蘇聯駐中國大使羅申迅即於10月4日啟程, 星夜趕往北京。中間乘坐飛機、汽車、火車不停輾轉, 終於8日到達哈爾濱, 10日到達北京就任, 並於10月16日向毛澤東主席遞交了國書, 速度之快超出當時領導人的想像。
外交部解密檔案中有一份時任哈爾濱外僑事務處副處長楊佐青1949年10月11日關於羅申來華情況的報告, 此報告詳細地描述了蘇聯駐中國第一任大使羅申來華的過程, 並針對其中的問題對外交部提出了很有見地的建議, 很具有說服力, 其內容如下:
一、羅申大使旅程表:
十月四日由莫斯科乘飛機動身來華
五日 (?) 至赤塔換乘火車
七日七時抵滿洲里
十時抵中蘇邊境愛府泡小站
十四時乘汽車過境, 乘專車出發
八日十八時抵哈爾濱
九日零時由哈出發
十五時抵瀋陽
十七時由沈出發
十日十三時四十五分過津
十日十六時十八分抵京
二、旅程招待與歡迎情況:
(一) 入境後由我派專車一列供用, 包括一公務車 (花車) , 一警衛車, 二機車。
(二) 哈爾濱外事處副處長代表哈爾濱市長與蘇駐哈副領事闊什了夫迎至過境。
(三) 到哈爾濱時, 哈市姚市長, 松江省主席等到車站迎接, 在哈市開晚會歡迎, 派警衛隊兩班護送。
(四) 到瀋陽時, 市府學校等機關在站迎接, 派市府秘書長周秋野伴送來京, 換警衛人員繼續護送。
(五) 到天津時, 市長、外事處處長在站迎接。
(六) 抵京時, 周部長等就在車站迎接。
三、旅程所出問題:
(一) 哈沈段, 所派警衛人員任務未交代清楚, 因吃飯問題, 警衛人員班長不聽命令自己向蘇副領事談, 要飯吃, 極失禮。
(二) 在瀋陽因翻譯人員盧競如將出發時間十七時 (即下午五時) 誤為下午七時, 陪送人員均下車為大使購食物用品, 到開車時間未能趕回, 而蘇聯站長到時即下令開車, 故由沈開出時沒有一個陪送人員在車上, 他們買物回來才乘一機車追上, 亦失禮一次。曾向羅申大使道歉。
(三) 在天津, 進步日報記者不聽勸阻上車見羅申大使。
四、羅申大使旅程談話與意見:
(一) 對交通認為 (a) 滿洲里與哈爾濱之兩座橋樑, 我們注意不夠好, 若壞了, 將極影響貨運。 (b) 滿洲里站貨物堆積太擠, 應速設法。
(二) 對我邊境外交機關, 建議蘇在滿洲里設一外交代表, 專處理迎接外國外交使節, 並應有與外交部直接通訊交通。外國使節來, 我外交部應派人迎至邊境, 迎接人一定要帶英俄秘書。
(三) 此次如此迅速來華原因, 羅大使說:因在莫斯科, 由英駐蘇大使處獲知英國可能迅速承認我們, 而英國又在華有大使館駐留, 故蘇大使為獲得第一個呈遞國書地位, 必得最快趕來。
(四) 現在赤塔有新民主主義國家記者九人及法記者二人, 準備來華, 不知我們如何處置, 新民主主義國家記者, 他認為尚可了解, 法記者就無從了解。
五、哈外事處建議:
(一) 速在東北設外交部代表機關, 或指定何機關代理。
(二) 速派外事人員 (英俄人才) 赴東北。
(三) 外交部應有外交禮節指示給各地。
迎接蘇大使等於迎接國家元首
在迎接使節時, 兩國對到任大使都給予了破格的接待, 舉行了隆重的典禮, 凸顯了當時中蘇關係的密切與友誼。對王稼祥大使的迎接, 外界反應是“破例的隆重”, “實為空前未有的盛典”。蘇聯有關人士表示“中國這樣的國家, 實為破例歡迎”, 並表示中方“歡迎羅申大使的禮節過於隆重, 等於迎接外國元首”。剛剛誕生的新中國, 急需廣泛的國際承認, 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蘇聯率先與之建交, 無疑是對新中國的極大支持。在當年兩個陣營對壘的世界格局中, 中蘇兩國的相互支持和密切關係是可以理解的。
當時外交部檔案詳細記載了迎接蘇聯大使的儀式及參加人員名單, 並附有車站布置與秩序圖。檔案中關於儀式記載有七條:1.車站布置在第一月台待客室, 門首懸掛中蘇兩國國旗及中俄標語—熱忱歡迎羅申大使, 中蘇友好萬歲。2.大使專車進站時, 軍樂隊奏迎賓曲。3.大使及隨員下車時, 賓主肅立奏兩國國歌 (先奏蘇聯國歌后奏我國國歌) 。4.由齊赫文代辦介紹李副部長、聶市長以及參加迎接官員, 與大使及隨員一一握手為禮。5.大使及隨員登車 (汽車就在月台上) 時, 軍樂隊奏樂。6.大使汽車出站台, 行經車站廣場時, 人民團體 (工人學生婦女) 民眾鼓掌歡呼 (大使在車中表示謝意, 不必下車) 。7.交際處長陪送至大使官邸。參加人員:我方參加人員:1.外交部副部長李克農, 駐蘇大使王稼祥, 北京市市長聶榮臻, 外交部辦公廳主任王炳南, 副主任閻寶航 (暫兼交際處長) , 翻譯、記者、攝影師。2.廣場歡迎民眾 (約3000人) 。蘇方歡迎大使之人員:使領館14人 (名單另開送來) , 蘇僑40人。並且為了顯示隆重和熱情, 更為了體現中蘇關係的親密, 當時任總理兼外交部長的周恩來親自前往前門火車站迎接羅申大使, 檔案中有照片為證。事後蘇聯外 (交) 部副司長向戈寶權表示:“你們歡迎羅申大使的禮節過於隆重, 等於迎接國家元首。”
外交部的解密檔案中對1949年10月16日蘇聯駐華大使遞交國書的議事程式安排記載也非常詳細, 並附有蘇聯大使呈遞國書典禮參禮人員名單位置圖和蘇聯大使呈遞國書典禮攝影位置圖。檔案記載蘇聯大使呈遞國書儀式程式。
1949年10月17日《人民日報》也報導了許誠的署名文章《記羅申大使呈遞國書》:
羅申大使穿著一身藏青色的嶄新的外交禮服, 掛滿在他的左胸前的燦爛耀目的勳章、紀念章, 在水銀燈下閃發著金色的光彩, 他以熱情的感動的心情, 雙手將莫斯科帶來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盟) 的國書呈遞在毛主席的面前, 毛主席親手接過來交給站在右邊的外交部周恩來部長。這時間是1949年10月16日下午5點整。
在儀式完畢, 進酒店的時候, 外交部周恩來部長和蘇聯大使館的朋友們幾次盡情的乾杯。他說:“祝兩國人民, 兩國元首健康!”人們都站起來為他衷心的慶賀而乾杯。在又一次, 周外長說到“祝維辛斯基健康!祝葛羅米柯健康!”的時候, 又是一陣碰杯的聲音, 歡洽非凡。羅申大使專門找到人民解放軍代參謀總長聶榮臻將軍碰杯, 他說:“慶祝廣州解放!”“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大勝利!”大家都歡呼起來。中國人民鬥爭的勝利和保衛世界持久和平的事業是這樣緊緊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大使竟然沒有護照
同樣, 由於時間緊迫, 新中國派往蘇聯的首任大使王稼祥一行也是行色匆匆, 並且王大使連護照都沒有, 因“護照不及趕辦, 暫發給證明書”過境, 獲蘇方“準予外交護照待遇”的特別關照, 一路受到盛情接待, “沿途均甚平安”。開創了國家間建交史上的一段奇聞。
檔案中也詳細記載了這段歷史, 讓人對當時社會主義大家庭內的那種兄弟親情所感動。10月1日建立新中國, 2日蘇聯政府就發表聲明, 表示斷絕與國民政府外交關係, 並召回外交代表。在外交部解密檔案中, 有一份10月2日21時45分蘇聯外交部長格 (葛) 羅米柯致周恩來電報的譯文, 電報稱蘇聯要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並互派大使。隨後一份3日周恩來致格 (葛) 羅米柯的電報表明, 中國“熱忱歡迎立即建立”外交關係, 並互派大使。可見當時蘇聯給與外交援助的及時與中國需要外交承認的迫切。
外交部解密檔案中有一份10月4日的《周恩來關於接管原國民黨政府駐蘇聯使館給戈寶權的指示》。指示任命戈寶權為新中國駐蘇大使館參贊併兼臨時代辦, 負責保管和接收國民政府大使館和領事館事宜, 等候新任大使和領事到達。10月5日, 檔案記載戈寶權連向蘇聯政府發了兩個照會—《戈寶權就任駐蘇聯使館參事兼臨時代辦事致蘇聯外交部的照會》、《戈寶權關於接管原國民政府駐蘇聯使館致蘇聯外交部的照會》。10月7日檔案里留存《戈寶權關於會見葛羅米柯等情況給外交部的匯報》, 《匯報》詳細記載了兩人會見的情況, 會見時間是下午3點, 戈寶權略述了中國各界對中蘇建交的反應並表示進一步鞏固和增進兩國友誼。葛羅米柯對接收工作表示關切, 飭令第一遠東司給予幫助, 並請戈寶權代向周恩來敬禮。《匯報》還詳細匯報了遠東司的人員構成及其與中國的關係, 總共有六人, 其中兩個一等文秘都在中國工作過, 一個是克魯吉科夫, 檔案中還譯作克魯傑科夫, 曾在重慶、南京工作過, 一個是哈林, 曾任駐滬總領事, 都是戈寶權的舊友, 接洽很方便。
檔案記錄顯示, 10月31日有一份《王稼祥抵達莫斯科後的情況報告》。報告稱:“我等一行人於二十三日下午二點半抵蘇聯境奧特波爾站, 赤塔州主席及蘇外 (交) 部駐塔外交特派員均前來迎接, 並在車站餐廳舉行一小規模之宴會, 此後即乘專車轉赤塔西行, 沿途均甚平安, 今晨七點二十分抵莫, 寶權同志先等車並介紹與歡迎者相見, 計來車站迎接者:蘇方有副部長葛羅米柯, 莫斯科蘇維埃主席波波夫, 莫斯科軍區司令阿爾傑米耶夫上將, 莫斯科衛戍司令辛尼格夫中將, 蘇武力部對外聯絡處主任斯拉文, 蘇外 (交) 部第一遠東司副司長庫爾久科夫, 幫辦謝斯傑尼科夫, 一等秘書卡比錯, 外 (交) 部交際司副司長瑪特威耶崖等人;外國使團中有朝鮮大使朱寧河及全體館員, 蒙古公使伊丹若波及全體館員, 匈牙利大使索拜捆, 羅馬尼亞大使布吉奇, 捷克公使銜參事施泰芳, 波蘭代辦商布羅維奇, 保加利亞代辦蔡爾伍蘭諾夫及阿爾及利亞代辦瑪里列等人。抵使館後即舉行升旗典禮並會餐。”可見蘇聯對中國大使的迎接是非常隆重的, 顯示出對中國的重視。
事件結果
自10月2日至10月14日的兩周中，蘇聯承認新中國帶來國際社會的巨震，國際社會聚焦對新中國的外交承認問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紛紛同新中國建交，英法美等國家則謹慎研究對新中國的承認問題。至1949年底，包括蘇聯在內與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就達10個，主要是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這徹底粉碎了當時西方某些敵對勢力和蔣介石試圖依靠美國孤立新中國的圖謀。中國共產黨不斷擴大與承認新中國的國家建立外交關係，也與暫時沒有外交關係的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商貿關係，有利於服務新中國的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