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時期蠶桑、植棉業和紡織業的分布和變遷是出自《詩經》的名詞
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中國歷史時期蠶桑、植棉業和紡織業的分布和變遷
- 外文名：Distribution and vicissitude of silkworm mulberry, cotton plantation and textile industry in Chinese history
- 原產地：中國
- 地點：浙江吳興錢山
- 出處：《詩經》
分布和變遷
蠶桑業絲織業的分布和變遷
蠶桑業絲織業中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蠶桑業的國家。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遺址中出土的絹片和絲帶，經鑑定為家蠶絲。以後在江蘇吳江梅堰和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器物上又發現了蠶紋圖案。這些都說明長江流域的中國先民經長期採用野蠶絲的實踐，到了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已將野蠶馴化為家蠶，至今約有四五千年的歷史。黃河流域至今尚無確鑿的證據證明新石器時代已經有了蠶桑業，不過從種種有關跡象看來，黃河流域蠶桑業的起源也是很早的。
安陽殷墟出土過一隻雕琢逼真的玉蠶，安陽武官村所發現的戈援上，殘留著絹紋和絹帛。甲骨文里已有了蠶、桑、絲、帛等象形字和祭祀蠶神的記載，說明在商代黃河流域已經有了相當發達的育蠶和絲織事業了。西周春秋時代的蠶桑事業，在《詩經》中有大量記載。再結合《左傳》、《史記》等文獻，可知今陝、晉、冀、豫、魯的黃河中下游地區蠶桑業已相當普遍。長江流域的蜀國、楚國和吳、越都有蠶桑、絲織業。
到了戰國秦漢時代各地絲織業得到進一步發展，形成了幾個主要產區：①齊魯地區。齊魯盛產蠶桑，《禹貢》青州貢有蠶絲或絲織品。戰國時齊國絲織品舉世聞名，能“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為冠帶衣履天下”。“齊(濟)陰之縑”、“亢父之縑”均為名產。《漢書·地理志》記載西漢設服官的僅二處，一處即齊國都城臨淄，名齊三服（春冬夏）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巨萬”，產品以刺繡為主。②河南地區。其一產地中心在襄邑（今杞縣）至睢陽（今商丘）一帶。襄邑西漢置服官，以織錦為主。所謂“襄邑俗織錦，純婦無不巧”(《論衡·程材》)，產品專供宮庭皇室享用。襄邑東南“睢渙之間出文章,天子郊廟御服出焉”,漢初灌嬰即睢陽販繒者。另一產地為今濮陽一帶的衛國舊地。《待·衛風·泯》說“抱布貿絲”，說明絲已作商品進行貿易。《禹貢》兗州“桑土既蠶”，“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兗州在河濟之間，正為衛國所在地。時稱衛(濮陽)、陶(定陶)為中原重要商業都會，可能與絲織業有關。③楚國舊地。20世紀50年代以來在河南信陽，湖北江陵、湖南長沙楚墓中出土了不少質地良好的絲織品。1957年長沙左家塘戰國楚墓中發現的一批絲織品中有各種顏色的絹和紋樣繁縟的紋錦。1972年長沙馬王堆漢墓一件素紗單衣，薄如蟬翼，同時出土的還有繡袍和彩帛。可見戰國以來楚地的絲織工藝水平已達到了驚人的水平。④成都平原。著名的產品是蜀錦。《西京雜記》載漢成帝曾下令益州留下三年稅輸，為宮廷織造七成錦帳，以沉水香飾之。東漢時成都城內有錦宮城以貯錦。城內錦江即以濯錦而得名。
兩漢時代桑樹種植的北界大致在涇渭河中游、晉中和冀北永定河流域。魏晉開始，南北經濟文化交流加強，促使桑樹種植地域擴大。晉末平州刺史慕容廆向東晉求桑種，於是遼河流域也開始種植桑樹。不過那時種植桑除養蠶外，還有解決飢困的作用。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劉備都曾以桑椹為軍糧。但主要還是為了育蠶。例如河北地區種植了大批桑樹，蠶絲業也十分發達。東漢末年開始按戶抽調，所謂戶調，即以絹、綿為對象。建安九年(204)令河北地區“戶出絹三匹,綿二斤”。後歷魏晉至唐代均實行戶調製，可知絲織業已成為普遍的家庭手工業了。
魏晉南北朝時黃河流域絲織業最發達的是河北地區。清河（今河北清河）的縑、總（絹的一種），房子（今高邑）的錦、纊（絲綿）均為上品（左思《魏都賦》）。其他如巨鹿、趙郡、中山、常山等郡出產的縑也為人們所稱道。《顏氏家訓·治家篇》云：“河北婦人織紝組訓之事，黼黻錦繡之工，大優於江東。”當時黃河流域絲織業較長江流域更為發達，長江流域最著名的是蜀錦。諸葛亮說：蜀漢“民貧國虛,決敵之資,惟仰錦耳”。當時江東尚未有錦，河北所產也不及蜀錦，故魏、吳二國都從蜀漢輸入蜀錦。
唐代絲織品主要產地在河北、河南、江南、劍南四道，即今冀、豫、魯3省和長江上游的成都平原和下游的太湖流域和錢塘江流域。著名的產地有：定州（今河北正定）以產綾為主，趙州臨城（今縣）以產纊為主，揚州的錦被、錦袍為貢品，越州(今浙江紹興)以產綾、紗等織麗之物著稱，成都的蜀錦仍名聞於世。先秦以來蠶桑業一直比較發達的關中、河東地區，唐代開始漸趨衰落。
宋代以後黃河流域蠶桑、絲織事業逐漸走下坡路，雖河北、山東地區的蠶桑業仍保持著一定的發展勢頭，但就整個黃河流域而言已不及長江流域。探其原因大致有四：一是契丹、女真南侵的破壞。史載契丹行軍“沿途民屋、園囿、桑柘，必夷伐焚盪”，“御寨及諸營壘，唯用桑柘梨栗”(《遼史·兵衛志上》)。女真入居黃河流域,猛安謀克“不自耕墾,及伐桑棗為薪鬻之”（《金史·食貨志二》）。桑樹被大量砍伐，必然影響育蠶事業。二是靖康戰禍，北方大量人口南移，蠶桑紡織技術也隨之南移，大大加強了南方絲織業的技術力量。三是可能由於12世紀開始黃河流域氣候逐漸變寒，不宜蠶桑絲織業的發展。四是西北陸上絲綢之路的阻塞，海上域外交通的興起，刺激了南方絲織工業的發展。而長江流域的桑蠶、絲織業則空前繁榮。建康（今南京）、蘇州、杭州、成都等為南方絲織業中心。臨安城中出售南方各地的綺、綾、緞、錦，名目繁多，花色齊全。長江流域的絲織業無疑已超過了黃河流域。
元代滅南宋以前,賦稅中科差絲料大都以絲計兩,少見絲織品。滅南宋後，江南地區仍舊制夏稅折輸綿、絹等雜物。可見黃河流域織造和原料生產已經分化，農家多以育蠶繅絲為限。而元代南方的育蠶和栽桑的飼養、培植技術和工具都比北方先進。明洪武年間規定黃河流域數省的夏稅絹數共7.4萬餘匹,比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的21.4萬餘匹少了2/3，正是反映了元末的情況。
明清時期長江流域是全國蠶桑和絲織業最發達的地區。尤其是東南一帶， 種桑育蠶幾為家家農戶的副業。育蠶繅絲以浙江湖州為全國之首。王土性《廣志繹》說：“湖州所產、絲綿之多之精，甲於天下。”各地均來此收絲，獲利甚高，以致當地農村出現以蠶桑為主，以稻收為副的現象。絲織業則以蘇、杭、嘉、湖為中心的三吳地區為最。城鎮居民皆習機業，並出現了一批以絲織業為主的集鎮， 如吳江震澤鎮、 盛澤鎮、桐鄉濮院鎮、嘉興王江涇鎮等等。長江上游成都的蜀錦的地位已漸被三吳之產所替代,後經明末兵燹，成都的“錦坊盡毀,花樣無存”，更為衰落。四川唯保寧府（治今閬中）所產絲，“精細光潤，不減湖絲”，世稱“閬繭”，遠銷山西（《農政全書》）。福建沿海漳泉所織倭緞，絲質也來自川北保寧（《天工開物》）。黃河流域絲織業總體而言遠不及長江流域，但也有一些著名的產地。如山西潞安府（治今長治）所產潞綢，名聞宇內。其他如河北饒陽的饒綢、山東的魯綢、青州的羅紗、關中的秦緞、秦綾、秦縑、河南的汴綢、汴綾，均曾名噪一時。
明清以後對蠶桑、絲織業發展有一定影響的是植棉業和棉織業的興起。因為棉花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故一部分絲綿為棉花所替代，一部分絲織品為棉布所替代。絲織業產品向高檔發展，代應面當有所縮小。
植棉業和棉織業的分布和變遷
植棉業和棉織業中國古代人民穿著的植物纖維主要是葛和麻。故古無“棉”字。以後棉布傳入內地，為區別於蠶絲的“綿”，遂加“木”字稱“木綿”。宋以前中原人沒有看到過草棉、樹棉的原物，以為就是用中國南方喬木攀枝花的纖維組成的。 所以對草棉、 樹棉、木棉不能區別，統稱之為“木綿樹”。古文獻中還有梧桐木、桐木、橦木、古終藤、娑羅木等名稱，或指樹棉、或指草棉不一。另外還有吉貝、古貝、織貝、劫貝、白疊等名稱，據云都是梵語栽培棉或棉布的音譯。宋代以後，棉種傳入內地，人們開始對草棉和攀枝花的區別有所認識，“棉”字才正式出現南宋袁文《甕牖閒評》。
棉種自印度傳入中國，大致分南北二道：
① 南道。大致從緬甸、越南傳入滇、桂、閩、廣諸省。 又可分為西南和南方二路。 西南一路由滇入境，然後再傳至四川。《後漢書·西南夷傳》記載，東漢時，今雲南西部哀牢夷所居的永昌郡，“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李賢注引晉郭義恭《廣志》雲:“剽國（緬甸）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為布也。”《華陽國志》稱這種布為“桐華布”。晉張勃《吳錄》載永昌郡的木綿樹，“高過屋，有十餘年不換者”（《本草綱目引》）。這種梧桐木、桐木、木綿樹無疑就是多年生型樹棉。《史記·西南夷傳》載張騫至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看到蜀布。左思《蜀都賦》：“布有橦華。”劉淵林註：“橦，木名，其華可績為布。”蜀郡與永昌郡（東漢置）為鄰，蜀布可能就是滇西所產之桐華布。這一帶在張騫通西域前已與印、緬有交通往來，可見樹棉傳入中國西南邊境至遲在漢武帝以前。南方一路大約從東南亞或越南傳入中國兩廣地區。《後漢書·南蠻傳》載，漢武帝時已向海南島徵調廣幅布，“蠻不堪役”。東漢楊孚《異物志》說“木綿樹高大, 其實如酒杯, ……廣州、日南、交趾、 合浦皆有之”（《吳都賦》注引）。 可知兩廣地區在前2世紀前已有樹棉栽培和棉布生產。魏晉時兩廣、福建等地普遍有樹棉或草棉的種植，有吉貝、古貝、古終藤、娑羅木等名稱。南朝時棉織品已傳至長江流域。梁武帝“身衣布衣木棉皂帳”。陳朝吏部尚書姚察身居顯要，門生送他南布一端。他說：“吾所衣著，止者麻布蒲練，此物與吾無用。”可見棉織品在當時還是稀貴的衣料。
② 北道。從中亞傳入新疆。近二三十年來，在新疆民豐、吐魯番、于田發現過東漢至唐代各時期的棉織品。《梁書·西北諸戎傳》最早記載到高昌地區（今吐魯番）“多草木，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名曰白疊子，國人多取織以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這是草棉在新疆種植的最早記載。當時已作為商品來交換，產量不應很少。《新唐書地理志》西州（治高昌）貢物有疊布，今在吐魯番出土的唐代西州殘存文書中，看出西州農戶有種植小塊棉田作為副業，市場上還有棉布作為商品買賣。
大約公元前2世紀棉花在傳入中國西北、 西南、南方諸地後,傳播十分緩慢。北道長期停留在新疆一帶,南道長期停留在滇、桂、川、廣、閩一帶。遲遲沒有進入黃河流域或長江流域。兩宋人的文集、筆記大多只記閩廣有木棉。南宋詩人謝枋得(1226～1289)有《謝劉純文惠木綿布》詩云：“嘉樹種木綿，天何厚八閩”，“江東易此種，亦可致富殷”,“所以木綿利,不畀江東人”。清趙翼《陔余叢考》也說:“宋末棉花之利尚在閩中,江東無此種也。”
宋元之際是中國植棉業發展史上一個轉折時期。無論在地域的推廣、發展和套用的普及上都有顯著的變化。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置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木棉提舉司， 責民歲輸木棉布10萬匹。 反映13世紀中葉南方的植棉業和棉織業已經傳布到了長江流域。北方的植棉和棉織業已傳至陝西。修於至元十年(1273)的《農桑輯要》說：“苧麻本南方之物，木棉亦西域所產。近歲以來，苧麻藝於河南，木棉種於陝右,滋茂繁盛,與本土無異。二方之民，深荷其利。”《王禎農書》（作於1313年）中也指出江東、陝右多種木棉，並強調比之蠶桑，“無采養之勞，有必收之效”。書中對木棉的加工工序和工具都有詳細敘述，反映了14世紀國中國棉紡織的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元代以後傳入內地的棉種，由於氣候和栽培條件的不同而引起變異，多年生型樹棉逐漸被淘汰，一年生型草棉種植逐漸擴大。明以後所謂木棉大多專指草棉。元時植棉和棉織業產地除傳統的閩廣地區外，還有太湖流域、江西、兩淮、陝西、河南、山東、四川等。以太湖流域的松江府最為發達。著名紡織技術家黃道婆即松江烏泥涇鎮（今上海化涇鎮）人。年輕時曾流落到海南島，從當地黎族人民那裡學到的紡織技術，帶回故鄉，向當地人民傳授“造捍、彈、紡、織之具”以及織造各種彩色鮮艷、花紋斑爛棉織品的技術。“人既受教，競相作為，轉貨他郡。”不久烏泥涇鎮的產品名聞天下，成為長江下游棉紡織業中心。元代植棉業和棉織業推廣如此之快的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南方人口驟增，尤其是江南富有階級人口增加，而蠶絲生產量有限，不能滿足需要，促使閩、廣、滇、川的植棉業向北傳播。二是種植棉花雖較育蠶為易,但棉花加工工序和織造技術比較複雜,12世紀以前工具比較落後，生產效率低，故很難推廣。元初黃道婆從海南島傳入了先進的紡織技術，改進了捍、彈、紡、織等工具，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也促進了棉織業的推廣。三是棉織品的優點是質地柔和，穿著舒服，價格又比絲質品低廉。“人無貧富皆賴之”（丘浚《大學衍義補》），所以當技術問題解決後，很快就發展起來。
明清時棉花種植和棉織業普遍發展。其主要表現：一是地域上的擴展，植棉業“乃遍布天下，地無南北皆宜之”。棉織業已進入河北平原，同時在各地農村成為主要經濟作物和家庭手工業。二是套用上逐漸取絲、麻而代之，成為人們衣著的主要原料。
明洪武初即下令推廣棉花種植,凡民田5畝至10畝者，桑、麻、木棉（即草棉）各半畝。10畝以上加倍。並規定棉花為農業稅徵收對象。於是在洪武、永樂年間，棉花“遂遍於天下，其利殆百倍於絲、枲（即麻），自此而天下務蠶者日漸以少”（《乾隆湖州府志》）。
明清時期植棉業主要分布在三大區域：①長城以南、淮河以北的北方區。包括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5省。明代山東、河南2省產棉量最豐富，冠於全國。而清代則北直隸有很大發展。山西、陝西次之。②秦嶺、淮河以南、長江中下游地區。包括南直隸、浙江、湖廣、江西數省。其中以南直隸松江府產棉最富。湖廣、浙江稍次,江西又次之。長江三角洲南岸的松、蘇、常3府和北岸的泰州、海門、如皋都是重要產棉區。③華南、西南地區。包括兩廣、閩、川、滇,這裡是最早植棉區,但在明清時產量不高。
明清時棉織業產地主要分布在10個省區：北直隸、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陝西、浙江、江西、湖廣、四川（以明制為準）。 太湖流域的蘇、常、松3府是全國棉織業中心。尤以松江府所產最為精良，不僅銷行全國，還遠銷日本,號稱“衣被天下”。蘇州府7縣均產棉布，嘉定、常熟最盛。嘉定布遠銷薊、遼、山、陝，常熟所產售於齊、魯地區。常州府五縣以無錫所產為他邑所不及。境內機杼之聲遍及村落。浙江湖州、嘉興的棉織業規模也相當可觀。 北方諸省中河北的保定、 正定、冀、趙、深、定諸府州的棉織業也很發達。明時肅寧之布在產量上相當松江的1/10，質量上“幾同松之中品”（明王象晉《群芳譜》、徐光啟《農政全書》）。清時河北棉織品之精良,“亦遂與松、婁匹”(清方觀承《棉花圖》）。陝西中部葭川、宜君、鄜州、耀州等地農村棉織業也有可觀,然產質量均不高,無競爭能力，只能在附近銷售。其他如福建建寧府、廣東的廣、惠、瓊、廉、雷等府州雖也有棉織業，但不很發達。
明清時黃河流域植棉業比較發達，而棉織業則不如長江流域。明王象晉《群芳譜》說：“北方廣樹藝而昧於織。”徐光啟《農政全書》說：“今北土之吉貝賤而布貴，南方反是。”這是因為北方氣候乾燥,日照長,雨量少，適宜於棉花的生長。同時也因為氣候乾燥，溫度不夠，給紡紗帶來困難。故而所織棉布質量上無法與江南競爭。另外,早期棉織業產地川、閩、粵一帶,在明清時已趨衰落。廣東的棉布多來自吳、楚(《廣東新語》)。福建的棉布“悉自他郡至”（《閩大記》）。泉州的絲縷棉絮，皆仰吳、浙（嘉靖《泉州府志》）。四川人民甚至不諳紡織，由江楚成布，運川銷售(《清高宗實錄》乾隆三十年十月)。總之,由於東南地區棉織品質量深受各地歡迎，其他產地包括有悠久歷史的棉織業區均因無力競爭，紛紛衰落。
近代外棉、棉織品的輸入，對中國植棉業和棉織業產生很大影響（鴉片戰爭前後外棉的輸入，僅次於鴉片占第2位，織棉品占第3位）。這是對中國民族棉織業的重大打擊。但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美洲棉種包括陸地棉、海島棉的傳入，對中國棉種的改良上起過一定的作用。由於美洲棉是細絨棉，纖維長質量高，不過百年很快地幾遍全國，代替了傳統的粗絨棉。20世紀20年代前，北至直隸，南延兩粵，東則浙、蘇，西及甘、陝皆試種洋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