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書名：山河國運——近代中國的地方博弈
- 作者：葉曙明
- 類別：歷史通俗讀物
- 出版社：九州出版社
- 出版時間：2014年10月
- 頁數：336 頁
- 定價：45 元
- 開本：16 開
- 裝幀：平裝
- ISBN：978-7-5108-3213-0
作者簡介,主要內容,作品目錄,作品試讀,
作者簡介
葉曙明，作家，學者，主要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成績斐然。著有《大變局：1911》《重返五四現場》《中國1927·誰主沉浮》《國會現場》《草莽中國》等。代表作《山河國運》，建立了對中國近代史的一個新分析框架，於眾多相關著述中別樹一幟。
主要內容
這是一部角度獨特的中國近代史，始於太平天國運動，止於西安事變，生動地再現了晚清至民國的變遷。作者把社會政治文化形成及演變的原因，與地理環境、自然氣候、文化背景、族群心理，甚至生理原因聯繫起來考查，系統地從地域政治與文化的視角，重新解讀了近百年中國社會激盪與轉型的軌跡，令人耳目一新。
作品目錄
序言：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馬勇）
引言：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第一章 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 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興
二、 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 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第二章 反抗北洋：髒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 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 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 南方的聯治運動的興與敗
第三章 贏了軍事 輸了政治
一、 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 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 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 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 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 北洋實業的台前幕後
第五章 還政於清 輸得更慘
一、 參戰問題：北方亂象紛呈
二、 帝國的叫魂：年月日
三、 再造共和，還是贗品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 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岳武穆
二、 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 內聖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第七章 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 與文明的時差
二、 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 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 黎元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 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 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 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最大化
二、 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 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第十章 夾縫中的奮鬥
一、 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 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 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第十一章 儒家與基督
一、 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 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 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 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 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沒了
三、 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歷史的餘音
作品試讀
第七章 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與文明的時差
在一望無際的荒原上，乾燥的熱風時而貼著山岡的脊背呼嘯而過，時而又捲起巨大的塵柱，向混濁的天空升騰而起。狹窄而乾涸的河床在赤色的土地上蜿蜒伸展，河岸兩側是一片荒涼，幾株營養不良、枝葉稀疏的喬木，在風中瑟瑟顫抖。
落日紅紅的，黯黯的，使每棵樹和向西的山坡都染上黃黃的顏色，愈往高處看，黃色就愈顯著，色調優美、渾厚，透著無限的蒼涼。在高曠的天空飄著幾縷淡淡的白雲，凝然不動，那幾乎沒有熱力的太陽在深邃的天空中發著光。
這是中華民族最初誕生的地方。
這裡是世界上最大的黃土高原，面積達四十萬平方公里，跨越山西、陝西、甘肅、青海、寧夏、河南等省區。
從歷史上看，它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六千年前，太昊伏羲上觀天象，下觀地法，中觀萬物，畫出八卦圖像，成為中國文化思想的神髓；軒轅黃帝發明創製了舟車、文字、音律、醫學、算數、冕旒、衣裳、釜甑等等，以顯赫的文治武功，被後世尊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黃帝相傳都是西北人。
中國的古都多在西北。堯都平陽，舜都蒲板，禹都安邑，均在山西汾河下游一帶。周朝的首都設在陝西，而秦朝也是從西北東征中原，最終統一中國。自周以降，先後有十多個王朝在西北定都。中國文明的腳步，就是從黃河、渭水的八百里秦川開始，緩慢地走向東南沿海。
然而，儘管文明所到之處，就像春天一樣，令一切蓬蓬勃勃，生機盎然，迸發出巨大的活力，但它一旦走過，時間就好像停滯了下來，進化中止，漸漸衰落。在漫長的歲月里，黃土高原備受雨水侵蝕，溝壑交錯，塬峁起伏，舉步維艱，滿目荒涼。當文明已經走到了沿海地區，世界已進入了煤炭與蒸汽的時代，這裡卻依然“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除了大西北，中國沒有一個地方會如此完美地保存,五百年前的風貌，也沒有一個地方會讓人感受到人和土地的關係是如此密切。西北的工商業依然停留在非常原始落後的階段。西北有豐富的煤礦和鐵礦，但由於交通不便，即使開採出來，也不易運出去。
西北文化就像它的地理一樣，凝固、封閉，和土地緊密相連。人們靠土地生存，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亘古不變的循環之中，孳息不絕，進進不已。這裡是貧苦農民的地獄，是刀客和盜匪的樂園。和南方會黨不同，西北的刀客並非革命的同盟者，他們只是一群由破產農民嘯聚而成的破壞者和掠奪者。
西北人從來沒有改變這種狀況的欲望。相反，交通的閉塞倒成了他們保存固有文化傳統的有利條件。20世紀西方文明雖然像潮水一樣湧入中國，但在海拔一千五百米的黃土高原面前，也只能望“土”興嘆，徒呼奈何。
如果說中國北方確實存在著一種根深蒂固的官僚文化，那么，它的發源地是在這片遙遠而荒涼的西北黃土高原。所謂以北京為核心的北方官僚文化，和植根於黃土高原的西北文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血統相承，一脈互通。
西北是沉默的，但是，它對中原影響之巨大，也許再過幾個世紀也無法磨滅。一曲“信天游”，就像周滅殷商，秦滅六國一樣，它將改變中國的命運。
西北一向是秘密幫會、教門橫行的地區，清代影響最大的收元教，主要就活躍于山西、陝西、河南一帶。據清雍正年間的統計，山西有白蓮教、混元教、混沌教、龍華會、皇天教等教門的流行；在豫西地區也有橋樑教、哈哈教、悟真教、大成教等五花八門的秘密教門，成為教案頻發的地區。
哥老會是下層社會的真正主人。自從清末廢科舉之後，傳統的入仕之途斷絕了，鄉村的士紳精英紛紛跑到城裡，因為只有在城裡，才有機會爬到社會的上層。而他們在鄉下的空缺，就由土豪、惡霸、流氓、黑社會填補了。辛亥革命時，西北會黨、刀客、盜匪串合糾結，群起嘯聚，到處搶掠。陝西的軍政府幾乎全被哥老會控制，軍政府張貼的布告，除了蓋有兵馬都督關防外，還要一律加蓋“洪會公議”的戳記，方才生效。幫會的碼頭，直凌駕於地方行政之上，“但聞有洪會命令，幾至不知其他”。[參見：陝西革命先烈褒恤委員會編《西北革命史徵稿》（中卷）。1949年版。]哥老會根本不理會什麼民主，什麼共和，只知道革命就是會黨打天下、搶碼頭，就是會黨出頭之日。
民國以來，因戰亂困擾，地方長官頻頻易人，造成政治上混亂不堪。各小軍閥分割防區，就地籌款，陝西省1926年已經預征了1929年的錢糧。苛捐雜稅的名目數不勝數，牲畜稅、斗傭、秤傭、血稅、門牌捐，還有各縣駐軍直接勒索的維持費、修造費、糧秣費、犒賞費、購置軍械費、棉襖單衣費、鞋襪費、年節費，五花八門，不一而足。田租本身也是重得驚人。農民無路可走，只好以土地、窯洞作抵押，借高利貸。
據華洋義賑會在1923年10月至1924年3月間的調查，農村每人至少擁有四五畝田地，才能生活；較肥沃的田地也要三畝。但1922年，山西的農民平均每人才有一畝四分六厘畝，甘肅只有八分。河南、陝西的情況比較好，每人可有三畝三分到三畝八分。[參見：李大釗《土地與農民》。《李大釗選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照統計數字看，河南、陝西兩省完全有能力自給自足，但事實上這兩省的情形比山西還糟。
究其原因，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由於連年戰爭，各省軍隊數目激增。1925年河南省有案可考的軍隊，就有十五個師十四個旅，全年軍費近兩千萬元。而河南全省一年收入，僅夠軍費開支。軍隊就地勒索、竭澤而漁，把大量土地用來種鴉片。
馮玉祥當陝西督軍時，宣布嚴厲禁菸。他說：“真的餓死也是可以的，鴉片卻非禁種不可！你們若定要種，請先用手槍把我打死！”但實際上，馮玉祥自己的軍隊，就是靠強迫種植罌粟，徵收鴉片稅養活的。軍閥們的所謂新政，大抵如此。
在西北地區，當兵似乎是無地農民唯一的合法出路，但軍隊生活十分艱苦，餉銀常被剋扣，人身也沒有自由，並不是人人都捱得住的，於是便紛紛逃跑，據說民國初年軍隊開小差的比例，大約在15%~30%之間，[參見：（英）比林斯利《民國時期的土匪》。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許多逃兵都當土匪去了。和中國歷代王朝一樣，破產農民的不斷激增，最後必會釀成大亂。這是古老的循環法則。
河南省是華北平原和秦嶺山脈接壤的地方，黃河由西向東，貫穿全省。這裡是西北人問鼎中原的必經之路，亦是草寇的天下。當地有一句諺語，“男子不當刀客（強盜）不算好漢。”一位在河南當過縣長的人慨嘆：“士紳富戶，無不通匪，否則無以保其身家。其桀驁者更為土匪作掩護，坐地分贓。於是匪風益熾，綁票的案子，幾乎天天發生。”當人們的生活無法維持下去時，當土匪便成了還有一線生機的出路。
1912年，豫西農民白朗（又稱白狼）揭竿暴動，先後攻占禹縣、新野、鄧縣及湖北隨縣各地，然後又回師占領河南唐縣、方城、盧氏等縣，1914年橫越京漢鐵路，取商城、固始、光山及安徽的六安、霍山等地，再殺入隴南，連克十三州縣。
白朗起義震動中原，乃至在國際上也引人注目，南方的共和派革命黨與白朗聯絡，北方的帝制派宗社黨也與白朗聯絡，大家都想借刀殺人，打擊袁世凱。俄、美、英、法國先後派軍事人員到信陽等地觀戰。段祺瑞調動了二十萬大軍，對白朗軍進行“圍剿”。大軍所過之處，只見白骨高於太行雪，血飛迸作汾流紫。
1914年8月，白朗起義失敗，但鄉間的騷亂，卻此起彼伏。1914年至1915年，環縣農民暴動，殺死縣知事，分了鄉間豪紳的財物。先後回響有幾萬人，震動了陝甘寧邊界上十幾個縣。1923年至1924年間，河南廬縣十幾萬紅槍會、硬肚會、守望社、保衛團的人馬，三次圍攻縣城，把陝西軍隊趕走。1926年渭南有幾萬農民因徵稅太重，發起“交農”運動。就是把農具統統交到縣衙門，實行罷耕。同年綏德、清澗一帶農民，組織了六七百個“神兵”（紅槍會）反對苛捐雜稅，占領了一二百里地方。
在三山五嶽的各路英雄中，牌子最響，勢力最大的，要算紅槍會。
紅槍會發源於山東，逐漸向西流傳，它的淵源可以一直追溯到白蓮教。1914年傳到豫西，一下子蔓延了十幾個縣。因為每個入會的人都要拿一桿紅纓梭鏢為武器，故稱紅槍會。它既不是土匪，也不屬黑社會，而是農民為抵抗土匪而組成的自衛組織，但後來帶有很濃的政治色彩，有的則被土豪軍閥利用，成為他們互爭雄長的工具；有的江湖盜匪也自稱紅槍會，燒殺擄掠，無所不為。
除了紅槍會，在江湖上橫行的，還有黃槍會、藍槍會、白槍會、黑槍會、綠槍會，還有大刀會、小刀會、扇子會、提籃會、天門會、清道會等二三十種名目的組織。他們有的信奉孔子，有的信奉關帝、觀音，有的信奉土地爺爺，有的信奉太上老君，還有的信奉豬八戒、孫悟空，巫醫符咒、乩台沙語、陰陽卜筮、八卦五行，可謂無所不有。
紅槍會信仰祖師，由傳教師傳授“神術”。其會員大多是愚笨的鄉人。所謂神術，就是先在祖師神牌前燒上香，然後掐訣，念咒，把上身衣服脫光，右手拿磚頭打左肋三下，再用左手拿磚頭打右肋三下，然後雙手拿磚打左右腿、膝蓋各三下，接著打脊背三下，最後打頭三下。每打一下，口裡發出哈聲。如此練一個月。然後增加“喝火”、“排刀”。喝火是用一個飯碗裝上油，點起三寸高的火頭，對著火頭由上往下吸，要把火頭吸滅。排刀是用一把刀背，用右手拿住，砍左肋三下；左手拿住，砍右肋三下，再用右手向腹上砍三下，砍時照樣發出哈聲。每晚如此，兩個月後，就可以“刀槍不入”了。
還有一種“鐵扇子”法術，據說經過一段時間的修煉之後，就可以靠念咒語，用扇子把敵人的子彈打落。
從這些神術可以看出，西北地區的江湖文化，與北方的義和團是一脈相承的，都屬於畫符念咒一派，與東南方城市型的黑社會，有很大的不同。東南方的黑社會，不乏金融家、實業家、知識分子，在賑災慈善機構、紅十字會、市政建設部門、治安部門都有相當的影響力，和海外也有密切的聯繫。他們的信仰、行為準則、做事方式，和西北有天壤之別。
在西北，軍隊、土匪、紅槍會，形成互相對抗，又互相依存的三角關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百姓與土匪之間，並沒有很明顯的界線。關於紅槍會的“神術”，愈傳愈神。連正規軍隊都懼怕三分，在碰上紅槍會時，往往不戰自潰。紅槍會因此獲得了大批裝備，聲勢愈加浩大。
官府沒辦法平息匪患，就採取收編招撫的辦法。其直接後果是造成兵匪不分。在軍隊里有許多官兵都是土匪出身，有些軍隊為了擴充實力，甚至把一些已經收編的下級軍官又放出去拉桿子，等拉起了人馬，再收撫回來，連長變營長，營長變團長。有些白天是兵，晚上是匪；打勝仗是兵，打敗仗是匪；也有些上半年是兵，下半年是匪。在西北軍隊中，黑白兩碗飯一齊吃的人，比比皆是。最為著名的有劉鎮華和樊鐘秀二人。
劉鎮華本人並不是土匪，他出生在嵩山北麓的鞏縣，父親是讀書人，他自己是清末秀才，後來又在保定入北洋法政學堂，當過河南中州公學庶務。在動盪不安的20世紀初，劉鎮華是當地一位活躍的革命分子。辛亥革命，陝西的義軍從潼關打入河南，在劉鎮華的奔走活動下，豫西大部分和民黨有聯繫的綠林豪傑都投奔到革命軍中。後來，以這些盜匪為骨幹，成立了“鎮嵩軍”，劉鎮華擔任協統。
開始，這支軍隊並未得到中央的承認，糧餉無著，處境險惡。1912年，鎮嵩軍奉命開回豫西，任務是“剿匪”。劉鎮華“剿匪”的策略有兩點：一是放人出去拉桿子，把盜匪收編回來；二是把一些不服收編的悍匪殺掉。在這次大“剿匪”中，鎮嵩軍殺了三千多人。伊川、洛寧、嵩縣、伊陽、盧氏、宜陽一帶的盜匪，聞風而逃。鎮嵩軍因而得到中央的承認。
1917年，劉鎮華出任陝西省長，鎮嵩軍進駐周至、戶縣。這裡是著名的鴉片產區，陝西的煙價每兩一元，運到洛陽就可以賣七元。鎮嵩軍一方面自己向河南運煙土，另一方面又徵收煙稅，從而發了大財。從鎮嵩軍的成長，可見西北地方軍閥勢力形成的訣竅。
樊鐘秀是河南寶豐縣人，父親也是個教書先生。樊家擁有一百零五畝田地，自己耕種，是自給自足的小農。1913年，因為受到土匪騷擾，全家逃往陝西宜川縣。但次年又受到當地土匪騷擾。樊鐘秀一氣之下，索性自己拉桿子落草為寇。在陝西的河南同鄉，怕受牽連，也都紛紛揭竿相從，他的隊伍一下子擴充到兩百多人。
1915年，樊鐘秀接受陝北鎮守使的收編，由盜匪變成官兵。1918年，胡景翼等人豎起靖國軍旗號，要驅逐陝西督軍。樊鐘秀率部在西安城外和靖國軍激戰了一個星期，然後把隊伍拉走，聲稱要開回河南老家，實際是投靠靖國軍。
當北洋政府派奉軍進入陝西，向靖國軍進攻時，樊鐘秀又投靠了奉軍。後來又把隊伍拉回河南，投靠河南督軍。馮玉祥把河南督軍趕走後，樊鐘秀又投靠了吳佩孚。1923年甚至不遠千里，跑到廣州投靠孫文。
這些綠林出身的大小軍閥，大多沒有政治信仰，也沒有相對穩定的政治背景，今天投靠這個，明天投靠那個，忽左忽右，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然而，最後改變中國命運的，往往是這些桀驁不馴的土皇帝。
二、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在北洋官僚集團里，西北有兩位顯赫人物，一位是馮玉祥，一位是閻錫山。馮玉祥出身於北洋正統，從袁世凱的新軍衛隊一名正兵做起，慢慢地由副目、正目、哨長、營管帶，成為權傾一時的佩劍將軍。而閻錫山則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毫無關係，他就讀的山西武備學堂，也不屬於由段祺瑞督辦的北洋陸軍學堂系統。
然而，由於政治風雲的變幻，使這兩個人在西北相遇，並結下了不解之緣。
1883年，閻錫山出生在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永和堡一個地主兼開錢鋪的家庭，六歲喪母，九歲啟蒙，在私塾讀過《三字經》《百家姓》《論語》《孟子》《大學》《中庸》等儒家典籍。十六歲成親，在五台縣城的積慶昌商號當相公，從“五壺四把”（茶壺、酒壺、水煙壺、噴壺、夜壺和笤帚、撣子、毛巾、抹布）做起，學習怎么記賬，怎么算利息，怎么出外討債、打探行情和做投機生意。
明清是晉商的黃金年代，雄踞中國十大商幫之首。但山西為什麼不能像江、浙那樣，進化為一個繁榮的現代商業社會呢？看看晉商經商的路線就清楚了，幾百年來，他們主要是和俄羅斯、蒙古、新疆、東北等地的遊牧民族做生意。這種農耕社會與遊牧社會之間的生意，再做一百年，也做不出一個以海洋文明為背景的現代商業社會來。
五台縣的經商風氣，雖然也是盛極一時，但閻錫山卻無心經商，1902年，他憑著一篇《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文章，考取了山西武備學堂。兩年後，由巡撫衙門指定派往日本留學。和許多熱血青年一樣，在日本接觸到了孫文的民族主義思想，並為之心醉神迷。不久他便加入了同盟會，又參加了“鐵血丈夫團”——其名取自《孟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1907年，閻錫山正式進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成為第六期生。日本教官向他們講授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打敗列強的歷史，講授日本明治維新後，實行軍國主義、徵兵練武、發展工商業，從而稱雄世界的歷史。閻錫山對這些課程興趣盎然。畢業回國後，他便加入了山西軍界。
這時候，他的思想和南方的革命黨十分接近，經他一手安排，同盟會在山西新軍里異常活躍。
1911年辛亥革命席捲全國。10月29日，太原起義成功，閻錫山被推舉為軍政府大都督。在軍政府門前飄揚的既不是十八星旗，也不是五色旗，而是一面源自河圖洛書的“八卦太極圖”旗。後來有人批評閻錫山，參加辛亥革命，動機不純，是偽裝革命，“投機取巧”、“竊取革命成果”。
其實，從閻錫山把八卦太極旗定為軍政府的旗號，可以看出，這場革命在他的心目中，不過是一場紫氣東來、真人出世的“湯武革命”。這正是他內心的理想所在，何偽裝之有？中國的民主，就在八卦太極圖下，開始了一幕幕痴人說夢的鬧劇。
1912年，閻錫山兼任山西民政長，1914年，改任為同武將軍督理山西軍務，嗣又晉任為同武上將軍督理山西軍務。1916年改任為山西督軍，1917年兼任山西省長。閻錫山抱定宗旨，不參加中原逐鹿，以保境安民為目的，因此對外聲明，晉軍不出山西一步，但有來侵者，必唯力是視。閻錫山宣稱，終北洋時代，晉軍唯一一次殺出雁門，是張勛復辟時，段祺瑞在津門宣布討逆，約山西派軍參戰，閻錫山派出了一個旅前往北京參加作戰，戰畢即撤回山西。[參見：《閻錫山先生答客問的自述》。台灣，《傳記文學》第186號。]
閻錫山關起門來，一心一意經營山西。他痛感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現狀，於是按照自己土財主的理想，制定了一整套以古人訓誡來治理山西的宏圖大計。
他的農村改造計畫，從訓練村一級的行政人員開始，以“民德、民智、民財”為施政大綱，從清丈土地、調查戶口入手，以村為單位，村有村長，設村公所，村下面有閭，閭下面有鄰。經過數年努力，他在山西建立起一支由五十萬個鄰長、閭長、村副、村長組成的基層幹部隊伍，管理著全省四萬多個村莊。
他把“村村無訟，家家有餘”、“人人有工作”、“人人有生活”作為宗旨，以期“裕民生、正民行、敦民風”，進而實現古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妻賢、友信、鄰睦的理想。他還成立了好人團，大力宣傳種地的人好，當兵的人好，推行育兵育農的政策。
1918年，閻錫山大力實施“六政”、“三事”。所謂“六政”，即禁止留辮、禁止纏足、禁止吸毒和興水利、種樹木、養蠶桑。所謂“三事”，即造林、植棉和畜牧。他把信、實、進取、愛群，作為社會道德的標準，推而廣之。同時整頓村制，開村民會議，整理村范，訂立村約，立息訟會，設保衛團，為“村民自辦村政之時代”的到來奠定基礎。閻錫山甚至構想，以村自治作為起點，有朝一日，可以廢除代議政制和政黨政治，使中國人民行使直接民權。
1920年6月，在閻錫山的主持下，召開了著名的“進山會議”。與會者多是當地的名流耆宿。會議在公署後面的假山（閻錫山稱之為“進山”）上的“邃密深沉之館”召開。歷時一年，開始時只有十二人參加，後來陸續有人加入，多至一百三十四人。會場也由“邃密深沉之館”遷到了山前的大自省堂。
當直皖兩系在北方開始兵戎相見，南方也被內部的戰爭深深困擾著的時候，閻錫山所考慮的，是如何在山西從事道德重建的大業。他覺得自己找到了一條正確的途徑，能夠使大西北的衣冠文物，在這個渾渾濁世中保存下來，並且發揚光大。
會議研究的目標，是“人群組織怎樣對”的問題。閻錫山認為，人是有理性、有欲性、有精神、有物質的一個生物體。按東方文化看，人的價值很高，號為三才之一，二五之精。人與天地合德，人為天地立心。惟其認人之本體如此其高也，故最尊崇人道主義。如“仁者人也”一語，即足以代表東亞先聖先哲對於人生之觀念。
人都是想過好生活的，但究竟如何才能使人人都有好生活？按照閻錫山的解釋，消極地說，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積極地說，就是如何使自己有好生活，別人也有好生活。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成己成物之謂也。過去聖哲對此持論，有所謂理想國者，有所謂死後天堂者。如何而能有實現之理想，如何而能得人世之天堂，就是閻錫山為這次會議定下的研究題目。
會議開了一年之後，對工業問題得出了以下結論：
“工業應有限制；除必須之大工業外，應偏重小工業。”
對商業問題的結論是：
“商業應有限制。”
對土地問題的結論是：
“土地公有私種。凡屬農民生則自種，死則歸公，產業既均，人慾亦遂。”[參見：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閻錫山統治山西史實》。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站在西北的立場上，對現代工商業，持懷疑與否定態度。1921年，閻錫山和到訪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孟祿博士有一番談話，談到對工商業的看法。
孟祿是教育學的權威，他們的話題也從教育開始。閻錫山認為，人群賴文化以維持；文化以教育為代表。人群需要什麼東西，教育即應預備什麼東西。
孟祿問，人群現在需要什麼？
閻回答：“近來我考察山西各縣教育的結果，覺得作飯的人愈沒有飯吃；作衣的人愈沒有衣穿；作器的人愈沒有器用。小民終日勞碌，若問他們作什麼，他們便答說：‘我為你們作衣穿，作飯吃，作物用。’山西的情形如此，所以我們的問題，是如何使作飯者有飯吃，作衣者有衣穿，作器者有器用。”
這個問題，自古以來許多人都提出過，也嘗試過各種不同的解決辦法。孟祿認為，在現代社會，要解決這個千古難題，就要用好的方法，改良農業、工業與商業，及改良教育，使人得到實用的知識技能，能利用天然物以為人用，不久即可得到此種結果。
閻錫山一聽見工商業，立即搖頭。他說：“我很早有個疑問，就是工商業發達的結果，人民是否真正能夠得到飯吃、衣穿，與物用，我害怕工商業愈發達，作飯的人民愈無飯吃，無衣穿，與無物用。工商業發達的結果，我害怕不但不能救了人民的苦，反倒更為壞事。”
他的理由是：別的國家工業發達，可運貨來到中國換飯，將來中國的工業若發達，不知能運貨到什麼地方換飯。運往蒙古嗎？蒙古人不作飯，怎么辦才好？
在閻錫山的想像中，工商業和“走口外”、“闖關東”是一回事。山西人走了上千年口外，闖了上千年的關東，也沒見人間天堂的出現！路通財通，道路工商業發達的重要因素之一，試看大江南北，鐵路沿線無不是最富裕的地區，但閻錫山在山西修鐵路時，卻偏偏要修成窄軌，與中原的鐵路不接軌，弄得火車想進進不來，想出出不去。
明清盛極一時的山西票號，就是因為它們因循守舊，不肯融入現代金融體系，才步入衰落之途，但閻錫山依然沒有跳出晉商那種陳舊的思維方式。
在他的內心深處，對一切來自洋人的“思潮”、“主義”，統統抱懷疑態度。他自創了一門“公道主義”，並把它封為“無論何時何地，皆處於對之地位，故能博人人欣喜，處處為人樂於接受”的萬金油，是人類通向幸福之門。
究竟什麼是公道主義？它聽起來就像一個倫理學的概念。閻錫山認為這是他的一大發明。不論場合，百說不厭。但他始終沒有能夠說清楚公道主義的基本要點，他只是誇張地聲稱公道主義囊括了一切主義的優點。他這么解釋：
“公道主義，為各種主義之本源，乃宇宙間之元氣。其為物也，是整個的圓之單體，非零星的枝節湊合。是時中的，非執一的；是養生的，非治病的；是靈活的，非板滯的。舉一足以統萬，執簡可以馭繁，神而明之，事物之真是非可知，宇宙之真主宰可得。”
他的靈感無疑是來自最古老的宗法制度。他所極力倡導的“用民政治”，乃是一種敬慎勿怠、寬容勿矜、禮讓忠信的道德實踐。他所讚不絕口的公道主義，集中了將家庭、社會、政治、宗教合而為一的文化精神。閻錫山所夢想的，就是恢復“立地上以承天，承天道以隆人”的中國文化基礎。
中原大戰時，陳公博為了動員閻錫山反蔣，曾到山西跑了一趟，他發現“山西對於新文化的接受，還是遲緩，比之山西以外，恐怕要遲到20年。”[參見：陳公博《苦笑錄》。東方出版社，2004年版。]一位南方將領在分析閻錫山的思想時，毫不留情地說：“這位先生，自從在山西與世不通聞問，故步自封，絕不見有新人物到山西和他共事，只邀些名士去講舊學，受他尊崇。二十年來，山西充滿了儒釋道三教九流的風氣，和似是而非的學理，新一點的文化，簡直不進山西。”
閻錫山認為他發明的“土地村公有”就是體現了公道主義。所謂土地村公有，即以公債形式把土地收歸村公有，再分給農民耕作，受田之人到死時就把田還給村里；以直接稅償還收買土地的公債。這樣既可以保證人人有田種，又避免土地集中到少數地主手中。這個被閻錫山視作得意之作的改革，在1939年就以失敗告終了，弄得地主也反感，農民也反感，70%的人都不高興。因為山西以自耕農居多，這個改革是先把土地公有，再重新分配，他們覺得這太不公道，當然怨氣衝天了。
山西官場承晚清頹風，敷衍搪塞、瞞上欺下的道行，比儒家典籍要高深得多。閻錫山鼓勵種樹，大家就用草包裹樹枝、鞭桿、木棍插在地上冒充樹苗。閻錫山嚴厲禁菸，種、運、吸一併懸為厲禁，但1920年破獲販賣煙土、嗎啡、金丹的案件，是1918年的四倍。山西禁種，煙土就從鄰省大量湧入。
閻錫山對各縣知事感慨地說：“六政考核處辦理已經三年，有甚效果？像這樣辦下去，再辦三年，也是無效。”他又抱怨：“照中央所定的法律，禁菸丹無異於獎勵煙丹，禁得愈緊，價值愈大，販賣的人也愈多。”[參見：吳文蔚《閻錫山傳》（第一集）。台灣，1983年版。]
為了推行新法，不得不藉助於嚴刑峻法：販賣煙土者處死，吸食者判刑。同時強化村制，保衛團用武力推行教化。但仍不見效，硬功不行，又改施軟功，設立戒菸會，勸人自動戒菸，然貼標語、寫文章、官吏宣講、學生宣傳，折騰了數年，還是吃力不討好。
六政三事推行了五年半，有成有敗，但總的說來，讚揚的聲音居多，為山西贏得了“模範省”的美譽。山西簡直成了太平盛世的標本，據說連一個乞丐也沒有。但實際上，1924年至少有超過兩萬五千名土匪，在山西的地界上橫行。[參見：朱新繁《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上海新生命書局，1930年版。]
20世紀30年代以後，隨著內戰向西北蔓延，閻錫山的門羅主義也失效了，山西農村更是一片凋敝。他不得不承認：“年來山西經濟，整個破產。自耕農淪為半自耕農，半自耕農淪為佃農僱農，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窮。”[參見：《呈中央請由山西試辦土地村公有制以弭共禍文》。《防共聯席會議紀錄彙編》。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7年版。]
三、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馮玉祥是典型的農民兒子。
他的原籍在安徽巢縣。父親是鄉下的泥瓦匠，後來投身行伍，全家遷到保定府郊外定居。馮玉祥的原名叫馮御香——“朝罷衣冠沾御香”，也許，他們家從巢縣遷到保定，也是為了離天子腳下近一點，好方便“沾御香”吧。然而，他們實際上過著農夫的生活，春耕秋收，拔草拾柴，每逢青黃不接之際，就要把家用雜物送去典當。
馮玉祥的性格非常敏感，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靈里種下了憤世嫉俗的種子。他恨當鋪；也恨雜糧店，因為他們家日常吃的米麵要靠雜糧店賒賬；他恨鴉片煙，因為他的父母飽受其害；他恨貪官污吏；他恨土豪劣紳。總之，鄉下貧困的生活，使他滿腦子都是怨恨。他的童年只念過一年零三個月的書，從十二歲開始，就到新兵二十鎮的軍營里練槍打靶，他是一名真正的大兵。
“御香”這個名字確實給他帶來不少好運，據說當年慈禧太后從西北回鸞，二十鎮要挑選身材健碩、名字吉利的兵丁去站道迎駕，他沾了御香二字的便宜，雀屏中選，真的一沾御香了！馮玉祥第一次和西北發生關係，是在1914年，他作為北洋警衛軍第一旅旅長率領部隊到陝西一帶追剿白朗匪幫，足跡踏遍了陝州、潼關、西安、靈寶、渭南一帶。“尋河愁地盡，過磧覺天低”，大西北的景色，深深地烙在他的腦海之中。
直皖戰爭以後，直軍第二十師在閻相文師長率領下，開入陝西，驅逐皖系督軍。馮玉祥的隊伍取道潼關，第二次進入西北。事先馮玉祥請第十五混成旅旅長孫岳給胡景翼寫信，請他夾攻皖系督軍，胡景翼慨然允諾。胡是渭北刀客中一名頭面人物，黑道中人沒有不認識他的。
北洋政府任命閻相文為陝西督軍。不料上任不到兩個月，突然吞服生鴉自殺，成為民國以來最短命的督軍。他的自殺，並無特別理由，只說擔心自己不能統一陝西。對一個剛剛以勝利者身份走馬上任的將軍來說，這個理由近乎荒謬。
閻督軍死後，馮玉祥由旅長一躍而為陝西督軍，成為民國以來升遷最快的軍人。外間哄傳閻相文的死與馮玉祥有關，後來，更有人寫書，直指是馮玉祥在酒宴之上，以毒酒毒死閻相文，收編了他的隊伍。但說歸說，還是查無實據，遂成轟動一時的疑案。[參見：昌人《馮玉祥的轉變》。《現代史料》（第三集），海天出版社，1934年版。]民國以來，疑案、懸案、無頭公案，多不勝數，閻督軍之死，不過小兒科耳，連歷史學家也提不起破解的興趣。
馮玉祥拒絕搬進閻留下的督軍署，他在西安城西北角另建一座新的督軍署。這塊地方在明代稱作皇城，在清代稱作滿城。辛亥武昌首義後，陝西回響，關中豪傑攻入滿城，把裡面的滿人殺得雞犬不留，屍積如山，房子也燒成一片焦土。馮玉祥就在這個地方，作為駐兵之地，修建他的督軍署。
這位農民的兒子終於有了自己的衙門，可以坐在高堂之上發號施令了。
馮玉祥上任後，立即疏遠了曾為他出過力的胡景翼，他派人對孫岳說：“胡部完全是土匪，擾亂地方，絕不能容的。”
孫岳對馮翻臉之速，感到十分驚訝：“煥章（馮玉祥字）太不夠朋友。胡笠僧（胡景翼字）剛幫了他一個忙，他就要反過來收拾他。”胡景翼也深感失望地說：“吳佩孚、馮玉祥要把我擠出陝西，要收編我的隊伍。”
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後，馮玉祥認為是向中原發展的機會，於是積極向吳佩孚請纓。不料吳佩孚對他素無好感，不肯讓他上前線。馮玉祥勃然大怒，擅自將隊伍拉出潼關。當時吳佩孚在前方忙得不亦樂乎，無暇後顧，只好委任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負責監視河南。
出發前，馮玉祥把陝西的軍政大權，全部交給了兒女親家劉鎮華，他把官兵們召集起來說：“這次出征，不是為了個人的私利，而是為了討伐媚日賣國的奉系軍閥。”他抬起腳，把布鞋踢出老遠，大聲說：“我看督軍的位置，如同這隻破鞋，我們這次參加戰事，完全是為盡我軍人保國愛民的神聖天職！”
壯哉斯言！然而，如果在民主國家，一個總統候選人說他視總統職位如破鞋，選民們還會投他的票嗎？人們怎么指望一個把自己職位看作破鞋的人，能在這個職位上為國、為民效勞？好在中國的官員都不是老百姓選的，不煩操心。馮玉祥把陝西督軍看作一隻破鞋，是因為他一心想得到河南督軍這個位置。馮玉祥絕不是一個甘於寂寞的人。
河南督軍和奉系暗通款曲，宣布武裝中立，凡是參戰客軍逗留豫境，一律解除武裝。但馮玉祥的武裝，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解除的？雙方激戰一天，豫軍大敗。馮玉祥乘機掃蕩河南全境。幾天以後，政府下令由馮玉祥出任河南督軍。
河南是吳佩孚的老地盤，他的大本營就設在洛陽，河南督軍在吳玉帥面前，從來就像小媳婦一樣。而馮玉祥又是個一貫自行其是，不聽號令的人。翩翩儒將和草莽英雄之間，必然水火不容。
上任沒幾天，吳佩孚便勒令馮玉祥協餉八十萬元，以後每月協餉二十萬元，馮玉祥就算能籌得出這么一大筆錢，也不會白白送給吳佩孚。他復電拒絕了。吳佩孚明確告訴他，如果他做不到，就請讓出河南督軍的位置。
馮玉祥感到在河南沒辦法待下去了，於是跑到保定向曹錕哭訴，他的用意是向吳佩孚擺出投靠保定系的姿態。不料曹錕對河南小媳婦的處境，大表同情，勸馮玉祥乾脆調到北京。馮玉祥吃了一個啞巴虧，有苦說不出。
1922年10月，大總統頒布明令，任命馮玉祥為陸軍檢閱使，交出河南地盤。馮玉祥百般無奈，只好到洛陽向吳佩孚辭行。吳佩孚向馮玉祥提出三個條件：一、河南可以每月為馮玉祥的第十一師協餉二十萬元；二、馮玉祥只準帶走他的第十一師；三、近幾個月來馮玉祥在河南新招募的三個混成旅，應該留在河南。
“一切悉聽大帥安排。”馮玉祥畢恭畢敬，倒行而出。但一回到開封，他立即命令新招的三個混成旅以第十一師的旗號，連夜向北京開拔。他們走後，把旗號運回開封，第十一師才正式動身。就這樣，他的西北軍隊終於堂而皇之地開入了北京帝都。
馮玉祥的西北軍是一支訓練很嚴格的隊伍。從招兵開始，就非常重視士兵的素質。普通士兵以青壯年農民以主，挑選新兵時要先看看頭上有沒有辮子，沒有不行；再看看手掌有沒有厚繭，沒有也不行。頭上有辮、手上有繭，是老實巴交、單純保守、能夠吃苦耐勞的標記。
馮玉祥喜歡問士兵：“你們從什麼地方來的？”
士兵們要回答：“我們是從鄉間來的。”
“你們的父母、親戚、朋友是什麼人？”
“都是老百姓。”
他也常問自己的兒子：“你的曾祖父和祖父乾什麼的？”
兒子要回答：“當過農民、漁夫、兵丁。”
聽到這樣的回答，他便高興地笑起來。
馮玉祥利用一切機會，向他的官兵灌輸平民意識。但西北軍里的等級是非常森嚴的，馮玉祥的命令就是聖旨，任何人不得違抗。在馮玉祥的心腹軍官里，沒有一個在國外接受過教育。他們的文化水平都很低下。他們打仗靠的是經驗和從說書藝人那兒聽回來的故事，直至模仿《三國演義》里的諸葛亮來指揮戰鬥。
為了維護馮玉祥本人在軍隊中的絕對權威，他把士兵們“結盟”、“入會”一類的活動懸為厲禁。但實際上，幫會勢力早已滲透他的軍隊，他的長兄馮基道就是一個黑社會大佬，他手下第一戰將張之江也是一名幫會分子。
馮玉祥利用基督教作為維繫他的軍隊的基礎。他要求全體官兵都受洗入教。這位大老粗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消防水龍頭給他的官兵行受洗禮。但對於那些老實巴交的農家子弟來說，基督教不過是一個可以公開的幫會而已。
馮玉祥認為基督教有助於向士兵灌輸禁慾主義，對加強軍隊的紀律非常有用。不過，西北農民對基督教，並非真正接受，連馮玉祥也不是認真信仰。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沒有真正信仰的人物，也沒有真正信仰的思想。孔子、孟子、關公、岳飛、曾國藩、胡林翼、耶穌、列寧、甘地、孫中山等，都在他的腦子裡，占了一席之地。而萬物的軸心，就是馮玉祥自己。
他治軍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鼓勵官佐家的弟妹子女互相通婚。這有利於把軍隊變成一個大家庭，而馮玉祥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唯一家長。他總是給結婚的雙方都送些禮物，以示威嚴而有慈。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官佐家的聯姻，“一來因為他們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識，相互擇配，必較能滿意；二來團體的關係也可以因此愈加鞏固。”[參見：馮玉祥《我的生活》（下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馮玉祥希望扮演一個民族主義者的角色，但卻常常力不從心；他是社會改革的積極推行者，但這些改革卻往往停留在皮毛瑣事上面，諸如不讓妓女穿漂亮衣服、宴會菜式的豐儉之類。
馮玉祥對閻錫山在山西的政績，非常羨慕，他在河南時也模仿山西制訂十項治豫大綱。當有人向馮玉祥揭露山西的種種虛假做法時，他不以為然地反駁：“有老王時恨老王，沒老王時想老王。其實看山西的完整，今天有哪一省可以比得上？”
然而，就地方建設來說，他連閻錫山的十分之一都沒有能夠學到。
他不如閻錫山之處，在於他的政治理想是非常模糊的。
西北軍每到一處，所謂的政治宣傳工作，就是在牆壁上畫滿紅紅綠綠的國恥地圖和二十四孝圖像，在電線桿上釘滿寫著古聖賢格言的木牌。連士兵們的衣服前後，都縫上白底紅字的標語。如果說中國有“標語治國”的傳統，那么馮玉祥是開山祖之一了。
馮玉祥手下有一位重要的政治幹部，在擔任陝西省民政廳長時，為了禁止婦女纏足，限令各縣縣長按月繳送一定數量的婦女纏足布，以纏足布的多少作為銓敘的標準。結果，堂堂的民政廳里，纏足布堆積如山，臭不可聞。
馮玉祥最大的特點，就是能夠不厭其煩地宣揚一些連他自己也不打算實踐的政治主張。從基督教教義到三民主義，莫不如是。他常常自稱是農夫兒子，但他對農民的生活並不真正關心。陝西的捐稅預征了五年，到處民怨沸騰。馮玉祥在河南時連開徵“古玩出土捐”這樣的主意都想到了，還有什麼會從他的指縫中漏掉呢？
1927年，在他治下的西北，農民已經完全破產，乃至遍地土匪。當時的觀察者指出：“自民十四年（1925年）馮玉祥占甘肅，隨下陝豫後，不但沒有把舊有小股土匪使之斂跡，倒反給西北各地增加了不少匪眾，弄得匪氛益熾，冠於全國。”[參見：康天國編《西北最近十年來史料》。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90年版。]陝西與寧夏、甘肅、綏遠、山西、河南、湖北、四川交界之處，幾成土匪的天下。
因此，當農民協會成立時，入會者非常踴躍，僅陝西一省，一下子便達十五萬人。農民已身陷絕境，忍無可忍了。他們提著裝著“土豪劣紳”腦袋的籠子，到西安送給政府。他們說，我們懲辦了一名反革命分子，現在把他給你們送來了。
真正令馮玉祥擔心的不是激化階級對抗，而是過分活躍的農民運動，影響到他在西北的絕對權威。他訓斥農民：“這裡有駐陝司令，還有省政府，若你們管這類事，還要他們做什麼？”真正的農民很冤枉，本來是老老實實的莊稼人，回響號召起來造反了，但鬧騰了半天，最後落得里外不是人，連原來還有的一點家產也賠進去了。
如果說閻錫山像一位幾代相傳的老財主，那么馮玉祥就像一夜暴富的新財主。他雖然經常自稱是農夫的兒子，但一旦手裡有了槍桿子，有了權力，馬上就以農民的東家自居，他的政治邏輯，不過就是西北刀客與馬匪的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