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新聞學發展五階段論是我國新聞研究者1985年提出的一種對中國新聞學歷史分期的論點。研究者認為，中國新聞學的發展應分為五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新聞學的準備時期(1833—1894年)。在這一階段，現代報刊開始在中國大陸上出現，但外國人辦報是主要特徵，中國人創辦報刊開始於這一時期，但尚無法與之匹敵。西方新聞學觀念開始傳入中國，出現了為數很少的新聞學論文。第二階段為新聞學的萌芽時期( 1895—1917年)。
在這一階段，中國報業進入了“政論報”時代，一大批當時先進的知識分子從事筆政，出現了較多的新聞學論文，文章從不同角度和側面探索和論述了某些新聞理論問題，特別是報刊作用問題;在新聞實踐上，形成梁啓超等人的報章“新文體”，提高了人們對新聞紙的興趣，推動了編報技術的改進。同時，晚清政府頒布了最早的新聞法律。第三階段為資產階級新聞學建立時期(1918—1941年)。五四新文化運動中，中國新聞學進入了有系統的研究階段，開始了大學新聞教育，出現了首批新聞學著作和新聞學家。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是這一階段的力作。從總體看，這一階段的新聞學主要是從美國引進的，我國新聞界對新聞實踐比較重視，對理論研究的興趣不夠濃厚，大學新聞教育普遍偏重於新聞業務的學習和訓練。第四階段為無產階級新聞學建立時期(1942—1976年)。在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時期，無產階級的新聞學開始形成，出現了一大批有關新聞工作的論文、社論和領導人的講話。整風結束，黨的新聞觀點已經系統地建立起來。這一理論系統服務於黨的中心工作——革命戰爭，發揮了巨大作用。解放後這一理論得到總結和豐富，但也受到“左”的路線的影響，至“文化大革命”，新聞學名存實亡。第五階段為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聞學時期(1977— )，從對“文革”的撥亂反正開始，中國新聞學進入了一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的發展時期，形成一個新聞學研究的高峰期，出版了1000多本新聞學書籍和幾十種新聞學刊物，研究對象擴展到人類的信息傳遞行為。在新聞實踐上，從1979年逐步實行新聞改革，以適應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轉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