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術三十年》是2009年4月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書籍，作者邴正 邵漢明。
基本介紹
- 書名：中國學術三十年：1978—2008
- 作者：邴正 邵漢明
- ISBN：9787010077000
- 頁數：787
- 定價：52.00元
- 出版時間：2009-4
內容介紹,作者簡介,圖書目錄,文摘,後記,序言,總結,
內容介紹
《中國學術三十年:1978-2008》將活躍於哲學、經濟學、歷史學、文學、政治學、法學、社會學等領域的學者，對各學科所涉及的理論與實踐的重要問題所做的回顧、總結、反思等，集結成書，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對這一重要而關鍵的歷史階段中國學術的全方位掃描與歷史性總結。《中國學術三十年:1978-2008》的作者全部是這一特殊歷史時期的親歷者，而且其中不少人就是相關理論或實踐問題的發起者或積極參與者，他們的回顧與思考因此更顯珍貴。在中國社會面臨新的歷史機遇與創新性發展的今天，他們的反思給予我們的不僅僅是對歷史問題的認識，更多的是對現實與未來問題的思考。
作者簡介
邴正，1957年生，吉林長春人。現為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社科聯）黨組書記、院長，吉林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專職副主席，吉林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吉林省政府專家決策諮詢委員會委員、中國社會學會副會長、吉林省社會學會會長等職。長期從事哲學、社會學、文化學研究，曾出版《追尋自由》、《當代人與文化》、《馬克思主義文化哲學》等學術著作20多部，在《哲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新華文摘》等重要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300多篇，先後獲得國務院特殊津貼、教育部跨世紀人才、吉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吉林省高級專家、吉林省拔尖創新人才、吉林省十佳理論工作者等榮譽稱號。
邵漢明，1959年生，安徽績溪人。現為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社科聯）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主編，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先後發表各類學術著述數百萬字，在《哲學研究》、《新華文摘》、《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在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學術著作10部，系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吉林省高級專家、吉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吉林省拔尖創新人才。
邵漢明，1959年生，安徽績溪人。現為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社科聯）黨組成員、副院長，兼《社會科學戰線》雜誌社主編，研究員。長期從事中國哲學與文化研究，先後發表各類學術著述數百萬字，在《哲學研究》、《新華文摘》、《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重要報刊發表學術論文近百篇，在人民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吉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學術著作10部，系國務院特殊津貼獲得者、吉林省高級專家、吉林省有突出貢獻的中青年專業技術人才、吉林省拔尖創新人才。
圖書目錄
從發展社會學的視角看中國的社會轉型——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研究歷程回顧與創新（代序）
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紀念中國社會主義改革30年
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
20世紀晚期中國學界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我哲學生涯的分水嶺
近30年的西方哲學研究
中國哲學30年來的回顧與展望
偉大的實踐與實踐的哲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改革開放30年來的佛學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邏輯學研究的發展
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覺醒——國內價值哲學研究30年述評
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增長模式
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農村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轉型的性質與未來路徑選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及不同階段的任務——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
中國工業結構調整與升級30年的歷程和經驗
工業化與省域經濟“二重”開放：遼寧路徑——長期視野下的30年轉型
中國非國有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成就、經驗與展望
我國鄉村治理改革回顧與展望
30年國企改革的階段特徵
中國史學理論研究30年：1978～2008
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方法論研究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東北地方史研究述評
關於近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觀察與思考
新時期文學理論回顧與反思的幾個問題——紀念改革開放30年
文學研究大跨越的時期——改革開放30年中國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馬列文論30年：1978～2008
3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學術觀念變化論略
近30年法理學研究進路：1978～2008
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法治建設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30年
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顧與思考
改革30年中國模式的發展理念與發展共識
後記
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紀念中國社會主義改革30年
深刻認識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
20世紀晚期中國學界西方社會科學研究綜述
改革開放——我哲學生涯的分水嶺
近30年的西方哲學研究
中國哲學30年來的回顧與展望
偉大的實踐與實踐的哲學——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
改革開放30年來的佛學研究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邏輯學研究的發展
當代中國人的文化覺醒——國內價值哲學研究30年述評
3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與增長模式
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模式的轉變——中國農村改革30年回顧與展望
中國轉型的性質與未來路徑選擇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及不同階段的任務——紀念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
中國工業結構調整與升級30年的歷程和經驗
工業化與省域經濟“二重”開放：遼寧路徑——長期視野下的30年轉型
中國非國有經濟改革與發展30年：成就、經驗與展望
我國鄉村治理改革回顧與展望
30年國企改革的階段特徵
中國史學理論研究30年：1978～2008
改革開放以來的史學方法論研究
改革開放30年中國東北地方史研究述評
關於近年中國魏晉南北朝史研究的觀察與思考
新時期文學理論回顧與反思的幾個問題——紀念改革開放30年
文學研究大跨越的時期——改革開放30年中國文學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馬列文論30年：1978～2008
3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學術觀念變化論略
近30年法理學研究進路：1978～2008
改革開放新時期的中國法治建設
中國社會思想史研究30年
農村第一步改革的回顧與思考
改革30年中國模式的發展理念與發展共識
後記
文摘
改革開放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紀念中國社會主義改革30年
趙曜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由此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華大地發生巨變、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30年，是中華民族在復興道路上邁出堅實步伐的30年。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包括改革與開放兩大方面，其中改革是重頭，本文僅就改革問題，談談對幾個問題的認識和體會。
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在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之後，深刻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要說明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在歷史轉折關頭代表中國人民作出這個關鍵抉擇的，這就涉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內外形勢及其所提出的問
就國際形勢來說，當時最主要的是有兩個特點：一是世界主題發生轉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了強大的社會革命潮流——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潮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的領導下，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先後有15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支持和影響下，掀起了民族解放革命高潮，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到70年代，有一百多個國家宣告民族獨立，資本主義經營了幾百年的殖民主義體系徹底崩潰了，這是20世紀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最徹底的勝利。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越南戰爭的結束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為標誌，世界主題已由戰爭與革命轉化為和平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7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革命潮流成為過去，又興起了勢不可擋的兩大潮流——新科技革命潮流和改革潮流。在世界主題轉換為和平與發展的條件下，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在這種形勢下必須轉變觀念，不再依靠戰爭與革命，而是通過適應世界大潮，在科技革命和調節改革中，加快發展社會主義。二是東西方的形勢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最明顯的特點是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系對峙的格局。資本主義在戰後整體實力有所下降，並經歷了一段社會動盪時期，但是通過新科技革命和調整改革，社會逐漸穩定，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上有較快發展，出現了年均增長6%以上的“黃金時期”，以後雖然未能保持這種勢頭，但仍持續發展，表現出很大的彈性和活力，沒有死亡跡象，已“死裡逃生”，“獲得新生”。社會主義則與其相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50年代末，是社會主義勝利大進軍的年代，那時形勢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但是，好景不長，由於探索中發生重大失誤，沒有及時跟上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大潮，加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和破裂，到70年代，社會主義各國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國家甚至出現了危機。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一個尋找出路、擺脫困境和危機的問題。
就國內形勢來說，1976年10月，在華國鋒和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從這時起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徘徊中前進的兩年。之所以說這兩年處於“徘徊”，主要是指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堅持“抓綱治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沒有擺脫“左”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之所以說這兩年有所“前進”，一是揭批“江青集團”的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二是國民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如農業生產1978年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突破6000億斤，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工業生產1977年和1978年分別比前一年增長14.3%和13.5%；三是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正確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糾正“左”的錯誤、開拓社會主義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四是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特別是恢復了鄧小平的工作，為開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政治局面相對穩定，但是黨內外的思想認識是相當混亂的。概括地說，在中國今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第一種主張沿著以往社會主義的老路繼續走下去。這些人深受“左”的社會思潮的影響，思想僵化，堅持毛澤東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黨的十二大報告的“抓綱治國”和兩報一刊社論的“兩個凡是”就是這種認識的集中表現。主張這種觀點的大多是“文革”中掌握實權的那一部分人。第二種主張改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借撥亂反正和糾正“左”的錯誤之機，把矛頭對準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竭力鼓吹西方的經濟政治模式，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持這種主張的主要是受西方思潮影響較深的少數知識分子。鄧小平l985年在同台灣學者陳鼓應教授的談話中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了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第三種主張探索社會主義的新路。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在探索中發生這種那種失誤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過去的路子不成功，就應繼續探索，在探索中闖出一條新路。持這種觀點的是鄧小平、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廣大黨員和民眾。鄧小平早在下放江西期間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在第二次復出主持工作期間所提出的“三項批示為綱”、“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以及l975年的全面整頓，都有改革思想，也可以說是改革的前奏。總括上述，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中所提出的三條道路，第一條是老路，是實踐證明不成功的路；第二條是邪路，是少數人主張走、多數人反對走的路；第三條是新路，是需要通過探索開拓的光明路，是正路。在舉旗走路問題上出現的三種主張，說明當時中國正徘徊在十字路口。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引導和堅持下，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全會公報指出：“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這條大船揚帆啟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代表人民意願，在歷史轉折關頭所作出的鄭重抉擇。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說明，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中國改革的成功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西方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改革潮流，它從社會制度和體制這個層面推動世界的變化，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面貌的改變。但是，改革的結果並非一樣，其中有些國家的改革成效明顯，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相對穩定，如美、日和一些西歐國家；有些國家的改革跌宕起伏，大起大落，開初一段經濟發展迅速，隨後由於舉措不當，導致經濟徘徊不前和社會動盪，如拉美一些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改革始終起色不大，後來由於導向和舉措錯誤，導致社會制度演變，歸於失敗，如蘇東一些國家。中國的改革是積極穩步向前推進的，可以說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其成就已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和19世紀的美國。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1.以解放思想為先導
歷史上任何一次變革，都會有阻力，中國的改革也不例外。應當說我國的改革和有些國家的改革比起來阻力不算很大，其原因是我國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經濟上已達到崩潰邊緣，人們認識到不改革沒有出路。所以，在我國沒有反對改革的政治勢力，即鄧小平所說的“反改革派”。但是，阻力是有的，主要來自於思想領域，即思想阻礙。怎樣排除這種思想阻力？鄧小平提出的辦法就是解放思想，這是他對我國改革的一大貢獻。通過解放思想，使一些人從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僵化半僵化狀態中解放出來，思想認識能夠跟上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世界，實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一致，達到實事求是。實踐證明，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將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把改革開放大大向前推進。胡錦濤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蘇聯在改革中遇到阻力，不從思想上著手解決，而是採取組織措施，撤換了從中央到地方所謂改革不力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結果不但沒有排除阻力，反而增加了阻力，這是一個嚴重教訓。
趙曜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由此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30年，是改革開放的30年，是中華大地發生巨變、社會主義欣欣向榮的30年，是中華民族在復興道路上邁出堅實步伐的30年。改革開放是一個很大的題目，包括改革與開放兩大方面，其中改革是重頭，本文僅就改革問題，談談對幾個問題的認識和體會。
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在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之後，深刻指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要說明中國共產黨是怎樣在歷史轉折關頭代表中國人民作出這個關鍵抉擇的，這就涉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國內外形勢及其所提出的問
就國際形勢來說，當時最主要的是有兩個特點：一是世界主題發生轉換。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出現了強大的社會革命潮流——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解放革命的潮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的領導下，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先後有15個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世界社會主義體系；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支持和影響下，掀起了民族解放革命高潮，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鬥爭，到70年代，有一百多個國家宣告民族獨立，資本主義經營了幾百年的殖民主義體系徹底崩潰了，這是20世紀社會革命所取得的最徹底的勝利。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越南戰爭的結束和資本主義殖民主義體系的崩潰為標誌，世界主題已由戰爭與革命轉化為和平與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70年代以後，隨著社會革命潮流成為過去，又興起了勢不可擋的兩大潮流——新科技革命潮流和改革潮流。在世界主題轉換為和平與發展的條件下，世界大戰有可能避免，在這種形勢下必須轉變觀念，不再依靠戰爭與革命，而是通過適應世界大潮，在科技革命和調節改革中，加快發展社會主義。二是東西方的形勢向相反的方向發展。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形勢最明顯的特點是形成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大體系對峙的格局。資本主義在戰後整體實力有所下降，並經歷了一段社會動盪時期，但是通過新科技革命和調整改革，社會逐漸穩定，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上有較快發展，出現了年均增長6%以上的“黃金時期”，以後雖然未能保持這種勢頭，但仍持續發展，表現出很大的彈性和活力，沒有死亡跡象，已“死裡逃生”，“獲得新生”。社會主義則與其相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到50年代末，是社會主義勝利大進軍的年代，那時形勢不是小好、中好而是大好。但是，好景不長，由於探索中發生重大失誤，沒有及時跟上新科技革命和改革大潮，加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爭論和破裂，到70年代，社會主義各國普遍陷入困境，有的國家甚至出現了危機。社會主義國家都有一個尋找出路、擺脫困境和危機的問題。
就國內形勢來說，1976年10月，在華國鋒和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共同努力下，採取果斷措施，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持續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從這時起到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是徘徊中前進的兩年。之所以說這兩年處於“徘徊”，主要是指當時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堅持“抓綱治國”，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要始終不渝地遵循”，沒有擺脫“左”的指導思想和政治路線。之所以說這兩年有所“前進”，一是揭批“江青集團”的鬥爭取得了決定性勝利；二是國民經濟得到較快的恢復和發展，如農業生產1978年獲得大豐收，糧食產量突破6000億斤，超過歷史最高水平，工業生產1977年和1978年分別比前一年增長14.3%和13.5%；三是開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恢復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正確總結社會主義的歷史經驗、糾正“左”的錯誤、開拓社會主義新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礎；四是平反了大量冤假錯案，特別是恢復了鄧小平的工作，為開拓新局面提供了重要的組織保證。
從粉碎“四人幫”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徘徊中前進的兩年，政治局面相對穩定，但是黨內外的思想認識是相當混亂的。概括地說，在中國今後走什麼道路的問題上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和主張：第一種主張沿著以往社會主義的老路繼續走下去。這些人深受“左”的社會思潮的影響，思想僵化，堅持毛澤東晚年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和路線，黨的十二大報告的“抓綱治國”和兩報一刊社論的“兩個凡是”就是這種認識的集中表現。主張這種觀點的大多是“文革”中掌握實權的那一部分人。第二種主張改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他們借撥亂反正和糾正“左”的錯誤之機，把矛頭對準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竭力鼓吹西方的經濟政治模式，美化資本主義制度。持這種主張的主要是受西方思潮影響較深的少數知識分子。鄧小平l985年在同台灣學者陳鼓應教授的談話中指出：“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了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第三種主張探索社會主義的新路。他們認為，社會主義是一個長期探索過程，在探索中發生這種那種失誤是不可避免的。既然過去的路子不成功，就應繼續探索，在探索中闖出一條新路。持這種觀點的是鄧小平、一批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廣大黨員和民眾。鄧小平早在下放江西期間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在第二次復出主持工作期間所提出的“三項批示為綱”、“全黨講大局，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以及l975年的全面整頓，都有改革思想，也可以說是改革的前奏。總括上述，在徘徊中前進的兩年中所提出的三條道路，第一條是老路，是實踐證明不成功的路；第二條是邪路，是少數人主張走、多數人反對走的路；第三條是新路，是需要通過探索開拓的光明路，是正路。在舉旗走路問題上出現的三種主張，說明當時中國正徘徊在十字路口。正是在這個關鍵時刻，1978年12月18～22日召開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鄧小平、陳雲、葉劍英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引導和堅持下，全會決定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錯誤口號，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並提出改革開放的重大戰略決策。全會公報指出：“對經濟管理體制和經濟管理方法著手認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發展同世界各國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努力採用世界先進技術和先進設備，並大力加強實現現代化所必需的科學和教育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改革開放這條大船揚帆啟程了。這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代表人民意願，在歷史轉折關頭所作出的鄭重抉擇。30年改革開放所取得的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說明，這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
中國改革的成功之路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西方已開發國家、開發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勢不可擋的改革潮流，它從社會制度和體制這個層面推動世界的變化，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面貌的改變。但是，改革的結果並非一樣，其中有些國家的改革成效明顯，經濟持續發展，社會相對穩定，如美、日和一些西歐國家；有些國家的改革跌宕起伏，大起大落，開初一段經濟發展迅速，隨後由於舉措不當，導致經濟徘徊不前和社會動盪，如拉美一些國家；還有一些國家的改革始終起色不大，後來由於導向和舉措錯誤，導致社會制度演變，歸於失敗，如蘇東一些國家。中國的改革是積極穩步向前推進的，可以說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其成就已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和19世紀的美國。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是：
1.以解放思想為先導
歷史上任何一次變革，都會有阻力，中國的改革也不例外。應當說我國的改革和有些國家的改革比起來阻力不算很大，其原因是我國發生過“文化大革命”，經濟上已達到崩潰邊緣，人們認識到不改革沒有出路。所以，在我國沒有反對改革的政治勢力，即鄧小平所說的“反改革派”。但是，阻力是有的，主要來自於思想領域，即思想阻礙。怎樣排除這種思想阻力？鄧小平提出的辦法就是解放思想，這是他對我國改革的一大貢獻。通過解放思想，使一些人從教條主義、本本主義和僵化半僵化狀態中解放出來，思想認識能夠跟上不斷發展變化的客觀世界，實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一致，達到實事求是。實踐證明，在新的歷史時期，我們每一次思想解放，都必將掃除前進道路上的障礙，把改革開放大大向前推進。胡錦濤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蘇聯在改革中遇到阻力，不從思想上著手解決，而是採取組織措施，撤換了從中央到地方所謂改革不力的一大批領導幹部，結果不但沒有排除阻力，反而增加了阻力，這是一個嚴重教訓。
後記
這是一本群星燦爛的文集，匯聚了身處學術前沿的學界精英們對於人文社會科學各學科30年發展歷程的深度思考和理性展望。
這也是一本《社會科學戰線》審視自身歷程的文集，跟中國改革開放同齡的《社會科學戰線》，伴隨著中國學術界走過了波瀾壯闊的30年，30年學術發展的每一株幼芽和參天大樹，都飽含著《社會科學戰線》這塊學術園地的黑土地氣息。
200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風起雲湧的30年，在30年的歷程中，當代中國在社會觀念、經濟發展、文化變遷、政治進步等方面都發生了繁花紛呈般的變化，中國學術也正是在這種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中前進著，同時也以自己的邏輯理性引導和呼應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在2008年這樣一個具有坐標意義的重要年份，《社會科學戰線》創設“中國改革30年”欄目，並進而將一年多來在這個欄目刊發的文章彙編成集，對中國學術界而言是正當其時，對《社會科學戰線》雜誌而言是正當其事。
“中國改革30年”這個欄目早在2007年上半年就由邵漢明主編提出構想，開始策劃，在欄目名稱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思考，這個名稱確定後最初覺得有些遺憾，因為似乎跟改革大局靠得更近，而學術回顧含義不鮮明，現在看來，也只有這樣的一個欄目名稱才能容納豐富的學科內容。
這也是一本《社會科學戰線》審視自身歷程的文集，跟中國改革開放同齡的《社會科學戰線》，伴隨著中國學術界走過了波瀾壯闊的30年，30年學術發展的每一株幼芽和參天大樹，都飽含著《社會科學戰線》這塊學術園地的黑土地氣息。
2008年的中國，改革開放走過了風起雲湧的30年，在30年的歷程中，當代中國在社會觀念、經濟發展、文化變遷、政治進步等方面都發生了繁花紛呈般的變化，中國學術也正是在這種令人目不暇接的變化中前進著，同時也以自己的邏輯理性引導和呼應著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
在2008年這樣一個具有坐標意義的重要年份，《社會科學戰線》創設“中國改革30年”欄目，並進而將一年多來在這個欄目刊發的文章彙編成集，對中國學術界而言是正當其時，對《社會科學戰線》雜誌而言是正當其事。
“中國改革30年”這個欄目早在2007年上半年就由邵漢明主編提出構想，開始策劃，在欄目名稱上經過了很長時間的思考，這個名稱確定後最初覺得有些遺憾，因為似乎跟改革大局靠得更近，而學術回顧含義不鮮明，現在看來，也只有這樣的一個欄目名稱才能容納豐富的學科內容。
序言
改革開放30年，也是中國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從萌芽到全面發展的過程。回顧社會發展理論研究的歷程，思考當前中國社會發展存在的一些重要問題，對深化社會發展理論研究很有幫助。
一、後發展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為了更加完整、準確地認識當代社會發展觀的歷史轉折，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內涵和意義，我們應該認真地考察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的發展過程。
社會發展理論是20世紀中期興起的世界性的社會理論研究思潮，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研究農業社會如何向工業社會發展的理論。
一、後發展理論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
為了更加完整、準確地認識當代社會發展觀的歷史轉折，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理論內涵和意義，我們應該認真地考察當代社會發展理論的發展過程。
社會發展理論是20世紀中期興起的世界性的社會理論研究思潮，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現代化理論。現代化理論是研究農業社會如何向工業社會發展的理論。
總結
伴隨著中國社會舉世矚目的巨大變遷，中國學術不僅取得了新的歷史性進步，而且在跨越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的中國的思想解放、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理論創新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