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中文名：丁盛
- 出生地：江西於都
- 出生日期：1913年
- 逝世日期：1999年9月25日
簡介,年表,事跡,
簡介
丁盛解放戰爭時期，任二十四師師長，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任過副軍長、軍長，志願軍軍長，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廣州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南京軍區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九屆、第十屆中央委員。丁盛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上一位著名的勇將、戰將、闖將、悍將。丁盛17歲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經歷過無數次的戰鬥洗禮，戰功累累，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年表
1913年，生於江西省于都縣。
1930年6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
1932年，由團轉黨。
1935年11月—1936年2月，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局二科政委，參加長征。
1937年8月後，歷任八路軍旅政治部科長，團政委。
1945年4月，作為晉察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1945年11月，歷任晉察冀軍區旅長，軍分區司令員，冀察熱遼軍區旅長，東北民主聯軍八縱二十四師師長，東野（四野）四十五軍一三五師師長。
1950年4月後，歷任四十五軍副軍長，軍長，五十四軍軍長。
1959年3月，組成“丁指”，指揮西藏平叛作戰。
1961年8月—1964年3月，中共成都軍區黨委常委。
1962年10月，再度組成“丁指”，指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東段戰事。
1968年2月-1969年7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
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中央委員，中央軍委委員（—1977年3月）。
1973年8月，中共十屆中央委員。
1973年12月—1977年3月，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74年10月—1977年3月）。
1977年3月，停職審查。
1982年7月，被令退出現役。10月，被開除黨籍。
1999年9月25日，在廣州逝世。
事跡
解放戰爭時期，丁盛任24師師長，45軍135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他參加了保衛四平、遼瀋戰役、平津戰役等著名戰鬥、戰役，然後率部南下參加了渡江戰役，為解放湘、鄂、粵做出了貢獻。1949年10月3日，白崇禧在衡寶線上布置了五個軍的兵力想和林彪決戰。林彪也命令所有主力部隊原地待命，待時與國軍決戰。但是，10月5日。丁盛的135師竟沒按命令行事：孤軍深入到了敵後。這樣一來，不僅打亂了林彪的部署更出乎敵人的意料之外。白崇禧慌亂中調集第七軍的主力四個師的兵力來打135師。連林彪都對135師的命運絕望了，但是，丁盛和他那英勇的部隊竟頑強地挺住了，更將敵人打敗了！林彪迅速改變了命令：全線進軍，並且對進攻部隊下達了指示：各兵團及各軍軍部只能收聽林彪給135師的命令而不能直接給135師下達命令。1949年10月6日午夜，國民黨軍隊全線潰退。1949年10月7日，衡寶戰役結束，桂系四個主力師被全殲。此戰，國民黨在大陸的最後一支完整的軍事集團宣告滅亡，被劉伯承元帥稱為“腰斬七軍”。135師，這隻落入虎口的羊被譽為了沖如羊群的猛虎。五十年後的今天，該部的全部戰車上還是畫著虎頭的標誌。
1950年，丁盛入南京高級陸軍學院學習，在那裡，他深受劉伯承元帥賞識。1952年，一隻新番號的部隊在新中國誕生：第54軍。這隻虎狼之師的傳奇還剛開始。丁盛任54軍第一任軍長。1953年6月，他奉命率部入朝作戰，參加了包括金城戰役的254次大小戰鬥，取得了殲敵7000餘人的戰績。1958年，作為最後一支離朝部隊，丁盛和他的士兵們回到國內。難能可貴的是，丁盛在打仗上還是非常實事求是的。他明確指出我軍輕武器攻堅能力很弱，而且不適應高速化的美軍。後來他在廣州時私下透露韓戰我軍損失兵力達70萬到100萬。
回國後，丁盛任新疆軍區副司令員兼生產建設兵團司令員，鎮守西北邊陲。征戰還在繼續，丁盛逐漸顯露出他狠辣的一面。1958年，甘肅回民騷亂，54軍奉命鎮壓，這是一場虎入羊群的殺戮。1959年，西藏叛亂，丁盛率54軍鎮壓。丁盛部違抗上級不許毀壞重要的宗教建築的命令，竟把炮彈從布達拉宮的視窗射了進去。
1962年，中印戰爭爆發。這是一場真正的戰爭：丁盛和他的54軍面對的是參加過二次大戰的正規部隊。丁盛親自指揮了130師擊敗印軍主力第四軍，使印軍號稱參加過二戰擊敗“沙漠之狐”隆美爾軍團的榮譽部隊威風掃地。此戰是中印戰爭之最關鍵一戰也是最後一戰，史稱“瓦弄大捷”。直到今日，在印度的軍校里。模擬假想敵的番號仍然是“54”。對印戰爭軍事上的勝利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擊潰了阿三們一度膨脹的野心和自信心。那次戰爭印度心理上產生的恐中症延續至今。1964年5月。丁盛被任命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一副司令員。此時此刻的丁盛，想飛的心永遠不死。兩年後文革爆發，作為林彪的愛將，丁盛深深地捲入了政治旋渦。
對於丁盛本人在“9·13事件”中的表現和態度，鄧穎超的秘書趙煒近年寫的回憶錄，倒是作了正面的肯定：“這天，錢嘉棟、趙茂峰、紀東和我都在辦公室里。下午，我們突然接到廣州軍區司令員丁盛的一個電話。丁司令員在電話中語調十分鄭重地說：請轉告總理，我們忠於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聽周總理的。周總理怎么說我就怎么辦，我們已經按照周總理的指示去辦了”。
而在“9·13事件”之後，當時的中央對於丁盛本人亦是充分信任的（這本身就是對“南逃廣州，另立中央”說的否定）。1972年3月，劉興元調成都軍區，丁盛增補為廣州軍區黨委第一書記，隨後並接替劉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廣東省革委會主任。1973年8月，丁盛當選為中共第十屆中央委員。文革中曾任上海警備區司令員的周純麟，在他本人的所謂“封筆之作”中提及丁盛這位當年的上司時，稱他為“曾經上過林彪賊船的丁盛”，比照史實，這自然是信口雌黃，惡意中傷了。
1973年12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八大軍司令員對調，丁盛與許世友互換位置，任南京軍區司令員。命令宣布後，毛澤東在京召見。與丁盛握手時，毛說：“你到廣州不久，把你換換吧”，又說：“你有心臟病，要注意休息”。丁很有點兒感激流涕，順從地點了點頭。
秉承其一貫的作風，丁盛到南京後，將軍區軍事工作抓得頗緊。到任後不及一月，即根據總參批示精神，制定了軍區的《加強戰備值班的暫行規定》，明確規定各級機關均要建立首長值班、作戰值班、部門值班、部（分）隊值班制度。
1976年3-5月，經軍委批准，南京軍區共有三個軍級機關、四個師部、二十七個團進行了部署調整。5月，軍區發出《貫徹中央軍委關於加強東南沿海戰備工作的指示》，成立軍區浙東南前指，統一領導浙東南沿海戰備工作。7-8月，軍區組織了軍、師幹部集訓，參加集訓共二百五十人。
8月8日，在視察完浙東南及舟山地區防務後，丁盛抵達上海稍事休息，住延安飯店。當時到滬治療皮膚病的軍區政委廖漢生，恰好也住此間。丁盛的厄運，也就肇源於這一天晚上。關於這個晚上，人稱“徐老三”的原中共上海市委書記、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後於1980年12月“兩案”審判時在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所作“證詞”如是說：“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一日，我借著從上海到北京參加衛生部召開的一個會議的機會，向張春橋當面匯報了幾個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份當時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到上海以後，和馬天水、我、王秀珍的密談情況。我對張春橋講，丁盛說六十軍靠不住，這個軍他指揮不動，現在這個軍的位置正好在南京、無錫、蘇州一線，對上海威脅很大，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我向張春橋匯報說，馬天水已經向上海民兵增發了槍枝，在我匯報的時候，張春橋聽得很仔細，還問了六十軍領導人的情況。談話結束時，張春橋叮囑說，要謹慎小心，要注意階級鬥爭的動向”。代表官方觀點的《南京軍區大事記》則稱：“一九七六年毛澤東主席病重期間，江青反革命集團加快了陰謀奪權的步伐。八月八日晚，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同江青反革命集團重要成員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在上海延安飯店密談。他們談了在毛澤東逝世後可能打內戰，並分析了駐上海附近部隊的情況。“這次密談後，‘四人幫’在上海的黨羽加快了準備武裝叛亂的步伐。八月十日，馬天水下令催發民兵武器，突擊發了各種槍七萬餘支，火炮三百門，彈藥一千多萬發。九月二十一日，徐景賢向張春橋密報了丁盛的主意和他們有所準備的情況。十月八日，‘四人幫’的上海餘黨獲悉‘四人幫’被拘禁，即決定發動武裝叛亂”。
有人曾在丁盛生前曾當面向丁本人詢問過當晚的事情經過，根據此人整理的訪問記錄，丁盛本人的版本大致如下：
這天晚上，丁看望過住在樓上的廖漢生，談了一會話，回來剛要睡下，廖的秘書秉告，廖明天要去華東醫院，請丁給上海市委去一電話，以期引起重視。丁不好推卻，便給上海市委值班室去電告之廖事，值班室即時報告了馬天水等，馬、徐、王三人當即趕來看望丁、廖。
三人一到，本來已欲休息的丁盛只得強打起精神應酬。寒暄幾句後，丁提及自己是從舟山過來，“過去我去過那裡，看過一部分，但這次看得更完全。看來舟山群島對上海的防禦，我是有把握的，形成個屏障，敵人如果從海上打來就肯定要失敗。不過長江以北及以東我還沒看過，那是個水網地帶，沒有舟山那樣的屏障，這地方我不大放心，以後還要去看看”（考慮到友人是一位女性，筆者不能保證她的以上丁盛談及軍事地理問題時記錄的準確性，但大意應該沒有問題的）。丁盛有個性格上的特點，熟人在一起時，他很坦然，很少說多餘的話。而在外人面前，為免尷尬冷場，他的話反而還顯得多些。丁與這三人其實沒有什麼交情，看這三人也不懂什麼軍事上的事，便換了一個話題：“這次我從長江口進來，感到長江的水很淺，見到很多挖泥船在挖泥，你們為什麼不可以在海島上修個深水碼頭，將外來貨物都卸在海島上，再用我們的船駁回上海，省得船隻、貨物積壓造成罰款嘛”，馬天水客氣地點頭稱是。
馬隨後提及南京軍區在七月份召開的一次檢查批鄧情況的黨委擴大會議，稱會議開得好，要向軍區學習云云。丁笑了笑，沒有說什麼話馬又說：“上海警備區一個副司令員董常雲，聽說他思想有些不通，最近他出差去了，回來之後我們要批評他”。又問：“李寶奇是怎么來的？”
丁答：“上面派來的，也是我們軍區建議讓他來的”。丁想了想，反問馬天水：“這個人怎么樣？”馬：“他講話比較圓滑，與原來的劉耀宗不一樣，劉直來直去。他到哪裡去了？”丁說，他有病休養去了，馬表態說，我們還是歡迎他回來工作.上海警備區名義上受軍區和市委的雙重領導，馬等“過問”一下，本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但丁盛不喜歡背後議論幹部，便將話題引開。隨後丁說：我這次來，是因為部隊要在杭州灣搞演習，要來很多人，如本軍區師以上幹部、各大軍區、總部都要來人，到時候都住上海，估計安置有困難，除了延安飯店要將現有的房都騰出來外，可能還要借用市委的其他招待所，另外後勤如副食品供應、車輛方面，到時都要麻煩市委幫忙，此外，演習地點離市區兩個多小時，到時可能還得請你們派些民兵維持一下交通秩序。
此後，還談了點什麼文工團演出、金山化工廠的事。臨告辭前，馬問了一句丁現在身體怎樣，丁說，還可以，就是有點心臟病，老毛病了。馬對徐景賢說，老徐，你到華東醫院安排一下，給丁司令檢查檢查。據丁說，隨後，丁領著他們三人到樓上廖漢生處坐了一會。回到房間，他不一會便睡著了。丁盛做夢也沒想到，8月8日這一個晚上，會給他的後半生帶來雲泥之別的巨大變化！
徐景賢所“揭發”的“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是準備乾什麼？徐沒有往下說。《南京軍區大事記》直截了當說是“準備武裝叛亂”。丁盛雖在軍事上號稱“大膽將軍”，但政治上還算謹慎小心，他與馬、徐、王並無深交，可謂素昧平生，有什麼理由在一次禮節性拜訪的閒談中，便與自己不熟悉的三個人去“密談”什麼“有所準備”（潛台詞就是“準備武裝叛亂”）？此其一。
丁盛其實什麼都沒有做。這么說來，所謂“丁盛叫我們要有所準備”，與1971年“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對丁盛來說，都是子虛烏有的罪名。時任南京軍區政委的廖漢生，近年在其回憶錄中多處提及丁盛（還好，稱“丁盛司令員”），多少還算從側面反映了一些客觀事實。
關於8月8日這一個晚上，廖漢生說法有別：“9月初，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當天晚上，上海市的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等人就跑來看望。我住在同一層樓，在上海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大概他們覺得有什麼不妥，於是讓人向我通報：一會兒來看廖政委。
“他們幾個人在房間裡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還沒有出來。我本不想見他們，於是就關燈睡覺了。
“我剛剛躺下，就聽到他們一行人從房間裡出來，推開我的臥室門，連著叫了幾遍：‘廖政委，廖政委……’
“他們自言自語地說：‘睡著了，睡著了，以後再來看吧！’“第二天，徐景賢來看我，請我搬到錦江飯店去，說那裡有冷氣，條件好一些，對治療有利。我謝絕了。”根據丁、徐及《南京軍區大事記》，這一晚應該是8月8日夜間，瘳說是9月初，顯然是記錯了。另廖說他是8月4日乘飛機抵達上海的，這距8月8日只有四天時間，說自己在上海市已經住了1個月，他們從未來過，恐怕是言過其實。再說，丁盛不打電話，上海市委並不知道廖到了上海，知道了以後不是馬上趕來了嗎？不是第二天徐景賢又專門來請廖搬到錦江嗎？廖又說：“軍區有人來上海看病”，顯然是指丁盛，但丁盛已言明，他是視察完舟山後途經上海的，並不是專門去上海看病。此外，廖說丁與馬等人“從晚上7點多鐘一直談到10點多”，而丁說他們是深夜才到的，廖說他們沒有進房，而丁說他們是進房談了一會兒。
這真是一個撲朔迷離、說不清、道不明的晚上！
廖再說，1976年10月7日，“四人幫”被抓後第二天，軍委緊急通知：南京軍區丁盛、廖漢生，江蘇省委彭沖，許家屯立即乘專機到北京開會。當晚10時30分，軍委辦公廳通知馬上去開會，廖說：“我立即起身，匆匆下樓。其他幾個人也來到樓下，只有丁盛司令員還在澡盆里泡著呢，房間的門反鎖著。於是，我又派人上去敲門，好不容易才把他叫出來。”
10月9日上午，彭沖、丁盛和廖漢生一起找周純麟談話，分析在“四人幫”被公開揭露以後上海可能會出現的情況。10月10日，彭丁、廖等返寧。到南京後，立即召集軍區常委、顧問、離休老幹部作了傳達，晚上，又召集駐南京地區的陸、海、空軍和軍隊院校的軍以上單位負責人進行傳達。
根據廖漢生的以上描述，丁盛在粉碎“四人幫”之際並沒有“準備武裝叛亂”的反常活動和表現，相反，坦然得可以，要不，怎么還有心情在京西賓館的大澡盆里泡個老半天呢？令人十分不解的是，其後丁盛突然被拋了出來，究竟原因何在？自稱與丁盛“比較熟悉”的廖漢生，其中又起了什麼作用？廖的回憶，始終沒有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明明白白的交代。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許世友自南京軍區成立始，許世友就將其視為自己的“地盤”。廖漢生在回憶錄中亦承認，許在文革中整人也不可謂不厲害：“僅以軍師職幹部為例：被以‘5·16分子’名義從領導職位上搞下來的幹部就多達32人，其中軍職13人，師職19人，被所謂辦學習班交代問題的16人，其中初步平反的10人，包括已分配工作的5人，未分配工作的還有趙俊、黃振東等多人；進行‘背靠背’審查的10人，其中軍職1人，師職9人；還有一些幹部有所謂‘歷史問題’……”。丁盛到任後，根據軍區幹部的反映，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些平反工作，這傳到了許那裡，據說，許十分不滿。有人說，因為丁盛得罪了葉劍英。
葉劍英的秘書張廷棟後來著書說，1969年10月下旬，“葉劍英被遷出北京，抱病輾轉於湖南長沙、岳陽、湘譚和廣州等地，受盡折磨”。當年底，在湖南安置的葉去廣州治牙疾，“到廣州後，廣州軍區的一些領導對葉劍英很冷淡，主要領導人根本不見葉劍英，而讓一位副參謀長出來安排葉劍英的住行。他們不讓葉劍英住原來住過的房子。……”。所謂主要領導人，指的是丁盛、劉興元。筆者不知道有關丁盛得罪葉、許的說法有沒有什麼依據。不過可以確切知道的是，當丁盛急速從高位往下墜落時，落井下石者有之，而並無任何有份量的人伸之援手。丁盛雖已處處小心行事，但還是始終欠缺高層政治鬥爭歷練，疏於防範（也可以說是防不勝防吧），為徐景賢這樣的肖小所誣陷，終釀成後半生的悲劇！高層政治，即便對於一個久經沙場的軍人來說，不也是太險惡了嗎？
據《南京軍區大事記》：1977年3月南京軍區舉行黨委擴大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對積極投靠‘四人幫’的原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進行了面對面的揭發批判”，隨後，任命南京軍區副司令員聶鳳智為司令員。
《大事記》又稱：“經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批准，中共南京軍區委員會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政乾會字第119號命令，丁盛退出現役，由地方安置。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紀委（1982）軍紀復字第105號批覆：經黨中央、中央軍委批准，同意開除丁盛的黨籍在接受審查後，他由一個統率千軍的將軍落馬成為一介平民。丁盛的一生功不可否，過不可諱，他的功過已由他自己的歷史作了評說。丁盛退出政壇後和妻子兒女們生活在一起，每天自由自在地逛街購物，居家過日。誰又能料到這位普普通通的老人就是當年風雲一時的丁盛司令員……丁盛晚年，據說經四野出身的總政主任于永波同意，由廣州軍區收回，按師級幹部安置，惟政治待遇沒有任何變化（生活待遇倒還算有所改善）。然而，人民沒有忘記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