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介紹
- 作品名稱：一柱樓詩
- 創作年代：清
- 文學體裁：詩集
- 作者：徐述夔（約1701～1762）
作者簡介,人物生平,強烈的民族氣節,政治與不幸,禍因,乾隆皇帝大怒,審判與懲罰,莫須有的罪名,剃頭惹的禍,一字多義的錯,史書記載,產生影響,歷史評價,
作者簡介
清徐述夔撰。徐述夔（約1701～1762）原名賡雅，字孝文，室名筆煉閣，因自署筆煉閣主人，後又署五色石主人，寓憤世嫉時之意。徐為泰州栟茶場（今江蘇省如東縣栟茶鎮）人，乾隆戊午三年（1738）科舉人，曾揀選知縣。
其自編詩集《一柱樓詩》，內中有《一柱樓編年詩》六卷、《一柱樓小題詩》一卷、《一柱樓和陶詩》一卷。其他著作尚有《學庸講義》、《拼茶場志》、《想詒瑣筆》二卷、《五色石傳奇》八卷以及《論語摘要》、《蘧堂雜著》、《杜詩序》、《古文》、《時文》、《詩餘》等。現代學者孫楷第等認為，清代小說《五色石》即為徐述夔所著《五色石傳奇》，此外小說集《八洞天》、《快士傳》亦為其作品。除《快士傳》外，以上各書都曾被列為禁書。
人物生平
強烈的民族氣節
沈德潛曾替徐述夔作傳，傳中說其“文章品行皆可法”，當非泛泛之語。徐述夔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引述過呂留良的言論，然而要據此推斷徐有強烈的民族氣節，還不可。因為呂留良的詩文、講章中，也並非字字句句都有反清復明的微言大義在內的。
政治與不幸
我們所知道的是，徐述夔是一個有些才能，只做過一任知縣小官的讀書人，懷才不遇，發發牢騷，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比如他曾自詡其學問如在明朝可與唐荊川（順之）、董其昌相比，可惜今人沒人看得出。這樣的想法在其詩中也時有流露，如“舊日天心原夢夢，近來世事益非非”云云，就顯示出一種危險思想抬頭的傾向。就因為這些不大不小的事，為其後輩貽下了大禍。事情應先從徐述夔死後說起。
禍因
其子徐懷祖在乾隆二十八年將《一柱樓編年詩》、《一柱樓小題詩》、《一柱樓和陶詩》以及《學庸講義》刊刻成書，又將《論語摘要》、《想詒瑣筆》、《蘧堂雜著》三種抄存於家中，從而種下了禍因。乾隆四十二年，東台縣監生蔡嘉樹因徐懷祖之子徐食田不許其贖田，兩家由財產糾紛打起官司來了。蔡嘉樹思謀報復徐食田，首告徐家藏有禁書，並誣陷說：《一柱樓詩》中有“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詩句為“非常悖逆之詞”。江蘇布政使陶易卻不以為然，他認為蔡嘉樹告徐食田，完全是出於“挾嫌傾陷”的不良動機，並且要把蔡“以所誣之罪，依律反坐。”按說事情該平息下去了，誰知在這關頭，恰逢江蘇學政劉墉接試會壇。劉墉收到了董志?投遞的《一柱樓詩》集和沈德潛所撰的《徐述夔傳》。劉墉對這件事極為重視，立即具奏摺呈報乾隆帝。
乾隆皇帝大怒
乾隆皇帝極為震動，旋派兩江總督薩載和江蘇巡撫楊魁調查這件事。薩載對乾隆的旨意深有領會，果然不辱使命。他向乾隆帝奏稱，《一柱樓詩》集中悖逆詞句甚多，令人髮指，並稱“徐述夔雖已身死，其屍應銼戮，其子孫應從重治罪。”乾隆遂降諭云：“徐述夔身系舉人，乃喪心病狂，所作《一柱樓詩》內繫懷勝國，暗肆詆譏，謬妄悖逆，實為罪大惡極！雖其人已死，仍當剖棺屍，以申國法。”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十九日，大學士、九卿又以陶易處理逆詩重案，怠玩錯謬，又欲反坐控告之人，應照故縱大逆者斬律，擬斬立決。乾隆皇帝加恩改為“應斬監候，秋日處決。”不久，陶易在獄中驚病交加，惶惶地辭世了。二十五日，乾隆又說徐述夔的詩句是“借‘朝夕’之‘朝’，作‘朝代’之‘朝’，且不言‘到清都’，而雲‘去清都’，顯有欲興明朝去本朝之意……實為罪大惡極。”
審判與懲罰
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學士、九卿會審，經乾隆皇帝欽準，判“徐述夔編造狂悖詩詞，妄肆詆譏，其子徐懷祖將逆書公然刊刻流傳，二人雖已身故，仍照大逆凌遲律，銼碎其屍，梟首示眾。徐食田藏匿逆書，照大逆知情隱藏律應擬斬立決；徐食書應依律緣坐，擬斬立決。徐首發、沈成韻列名校對，又不舉發逆書，照大逆知情隱藏律，應擬斬立決。陸琰有意消弭重案，照故縱大逆律，應擬斬立決。——以上徐食田、徐食書、徐首發、沈成韻、陸琰五犯俱奉旨加恩改斬監侯，秋後處決。為徐述夔詩文作跋之毛澄杖一百，流三千里。已革揚州知府謝啟昆難辭怠玩之咎，發往軍台效力贖罪。已革東台知縣塗躍龍玩延公事，杖一百，徒三年。”
判決中還將徐述夔家的全部財產入官，其家屬照例緣坐，後入官家為奴。而那個挾私誣告的蔡嘉樹雖“挾嫌告發，且誣告徐食田賄屬縣書，但徐述夔書重案系蔡舉發，將功抵罪，從寬免議，即予開釋。”終於逃脫了應有的懲罰。而那個為徐述夔作傳的沈德潛儘管已去世，卻因該案連累，其禮部侍郎官爵、尚書加銜及“文愨”諡號盡被革去，御製祭葬碑文一併仆毀，其在鄉賢祠內的牌位亦被撤去。
莫須有的罪名
其實，如果不能說徐述夔的詩完全與反對清朝統治的重案脫了干係，平心而論，他那些作品頂多也只是發幾句怨言，指控其詩中有大逆不道的內容，實在是冤枉了他了。即如徐詩“市朝雖亂山林治，江北久無乾淨土”，“舊日天心原夢夢，近來世事日非非”，“乾隆何處可為家”等句，表面上看來確實似乎能聯想到一些極其危險的反對朝廷的思想傾向，然而聯繫其性情、際遇，會發現這樣的推測極不可靠，徐述夔如果是一個徹底反清復明的人，那他根本就不會嫌自己生不逢時，才能得不到發揮了，因為一個立志於復明的人，怎么會有被清朝統治者重用的念頭呢？所以這幾句詩即便是消極的，也只是說時世不公，自己找不到可以一展鴻才的地方，根本聯繫不到去除清朝之意。而這一點也可從“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的引自的詩的題目《鶴立雞群》上看出：一個孤高的知識分子，覺得自己有很大的才學，非一般人可以相比，而境遇卻不怎么樣。他心裡暗暗地說：等著瞧吧，等我飛黃騰達了，才讓你們知道我是誰！這裡流露出強烈的世俗功利色彩，卻少有高遠的“復國”大志。
剃頭惹的禍
如果說還有什麼證據能直接指證徐述夔大逆不道的話，那就是徐曾對他的兩個學生說過：“本朝剃頭不如明朝不剃頭好看。”語氣中流露出對舊日作為大明子民生活的些許留戀。但一個人經歷過世事滄桑，常有懷舊的習慣，連魯迅小說中的那個沒有文化的九斤老太也說“一代不如一代了”，何況徐述夔這么一個滿腹經綸，自詡才學可與明朝唐順之、董其昌比肩的一介書生呢？大學士阿桂在呈乾隆帝的奏摺中曾報告，徐述夔曾為其兩個學生取名，一個取名為“首發”，取“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之意，故取字為“受之”；另一個取名“成濯”，並說：“明朝有頭髮，如今剃了頭，就是濯濯”（光禿貌）的意思。兩個名字連讀，便成“首發成濯”（頭髮光禿）。
一字多義的錯
阿桂以為乃“隱刺本朝剃髮之制”。這或許可能，但更加可能的是純屬取名時巧合所致。人常謂漢字簡潔且寓意豐富，有著極強的表現力。的確是這樣，幾個漢字拼成一組，便會表達一個“大逆不道”的意思。而且一字多音，一字多義現象很多，像乾隆偏要把“朝夕”之“朝（zhāo）”讀成“朝代”之“朝（cháo）”，天子之言，一言九鼎，小老百姓真是百口莫辯。所謂“深文周納”，大概是對這樣用語言害人做法的精闢概括了。西方哲人福柯畢其一生探討語言（話語）和權力的關係，固然其“權力”涵義與本文中所講的“權力”之意不盡相同，卻也有較密切的聯繫。語言一經與權力，尤其是封建專制權力聯盟，便會產生強大的壓制性力量，它能使人家破人亡，禍滅九族；也可使人飛黃騰達，倍享榮華，而其間全憑統治者的一句話來定奪，所謂“金口玉言”也。
而更有如蔡嘉樹這樣的無賴，利用語言的種種潛力，發揮其罪惡的想像力，隨意編織罪名，詬陷無辜，圖謀私慾。霍桑曾說：“辭彙——當它們排列在詞典中時顯得如此單純纖弱，但若是掌握在一個懂得如何組合它們的人手中，會變得何其強大啊！”（《美國札記》）而語言何其無辜！
史書記載
蕭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記述徐述夔還有“大明天子重相見，且把壺兒擱半邊”之句，借“壺兒”與“胡兒”諧音，譏諷清統治者，並有緬懷故國之意。然而《一柱樓詩》中並未見有此詩。是以可以肯定徐氏書案並非緣由於此。其實，乾隆在《一柱樓詩》書案上如此大做文章，是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的。其時查辦禁書雖三令五申，但三年以來，各直省，尤其是江浙兩省仍成績平平。乾隆皇帝認為，原因在於查辦禁書的諭旨在貫徹執行的過程中出現了“梗阻”，而這些“梗阻”即地方各級官吏。頭年乾隆拿江西巡撫海成開刀，局面略有改觀，但畢竟只是觸動了皮毛，還未動筋骨。徐氏一案發生在江蘇，又抓到了縣書吏的罪證，上至藩司玩視查辦禁書，以至包庇藏禁書者的一些罪證，可收一網打盡和殺一儆百之效，所以乾隆要迫不及待地將之定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聲勢，使查禁書運動得以全面開展起來。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哪管徐氏一家上下人的無辜與否呢？《一柱樓詩》案為清朝中後期文字獄的典型案例之一，為歷來治清史者所重視。
產生影響
東台歷史上一樁轟動全國的文字獄大案，使之成為驚天大案的幕後推手竟是“劉羅鍋”劉墉，這樁血腥冤案導致東台一有淵源的詩書人家就此湮滅
歷史評價
縱觀“一柱樓詩案”，引發事端的其實也不過是徐述夔這個失意文人的幾句牢騷詩，根本談不上“逆反”之心。然而清廷刻意深挖，造成慘案，意在殺一儆百，鞏固滿清基業。
《一柱樓詩》未見傳本行世。
